欧阳新尧

摘 要：倪瓒本人的家庭在元朝社会结构里算得上上层，但作为一个典型的文人，不可能不受到来自整个圈子里对于元朝的抵抗心理的影响。例如，其在题《郑所南兰》诗中写道：“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解，泪泉和墨写离骚。”可以看出其对郑思肖的品格的崇敬及其气节的高度认同。因此对于倪瓒来讲，“华夷之辨”这种情结是确实具有的，但若就此推断说倪瓒不仕元朝是出于很强烈民族意识，似乎也不太恰当。从流传的倪瓒作品来看，署“至正”等元朝年号款的比比皆是。然而在进入明洪武时代后，其所留下的笔墨却一律改为干支。之前对岳飞、郑思肖的民族情怀深有共鸣的倪瓒，如今面对“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明王朝却拒不认同，这又作何解释呢？

关键词：道家；隐士；华夷之辨；遗民

自明清以来，士人對于倪瓒的推崇，除了他精妙的书画造诣以及诸多真假难辨的洁癖轶事之外，便是他不屈的“文人风骨”。依据倪瓒后人的论述，倪瓒为保持他崇高的民族气节，一生未仕元朝。历代文人也多就这一论述对倪瓒作品进行多方位解读，产生出一些独特看法。本文试就这一论题展开，探寻倪瓒真实的内心。

倪瓒于元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生于江苏无锡。其祖上为当地大地主，富甲一方。父早丧，由其异母长兄倪昭奎抚养长大。倪昭奎为当时道教上层人士，曾受元廷册封，故倪瓒少时的生活还是相当舒适优裕的。虽是富家子弟，却“刮磨豪习，未尝有纨绔子弟态”。他强学好修，每日手不释卷。其家中所藏名人字画甚多，朝夕把玩，心摹手追，博采众家所长，为日后其在绘画上的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其28岁时，长兄及生母病故，从此家境一落千丈。通过这首抒怀诗，可以窥探倪瓒当时忧苦的心境：“大兄忽捐馆，母氏继沦倾。恸哭肺肝裂，练祥寒暑并。”其后的元天历三年（1330）到至正十一年（1351）的20年间，倪瓒进入了绘画的成熟期。期间他开始信仰全真教，这半是源于其家学渊源，半是受其好友黄公望的影响。道家的出世思想完美地反映到了其绘画作品之中，呈现出一片苍凉古朴的意境。从至正十三年（1353）至他去世的20年内，其绘画进入鼎盛期。期间遍游太湖一带，太湖独有的湖光山色启发了他凝练出独有的“一江两岸三段式”图式，画面极其静谧恬淡，格调之高前无古人。明洪武七年，倪瓒病逝于江阴。

倪瓒一生虽跨越元明两个朝代，但其主要活动年代还是元朝，故后人将其归于元代画家之列。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复杂的时期，自宋崖山海战的失败后，华夏故土历史上第一次全境沦为异族统治。在此之前，蒙古大军已攻占金朝和西夏，征服中国北方，并向西灭亡花剌子模以及阿拉伯帝国，大军一直打到欧洲。相比中亚至欧洲诸国的一触即溃，南宋前后四十多年的抵抗尤为显眼，因之遭受的报复性屠虐也格外严重。神州大地，元军所到之处哀鸿遍野，十邑九空。崖山一役，丞相陆秀夫负帝投海殉国，十万军民随之蹈海而死……这一幕幕悲壮的情景皆为被囚禁在不远处船上的文天祥所目睹，“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由此更坚定其誓死不降的决心。宋元鼎革，无论是人口的减少，经济文化的摧残乃至文人正统心理的动摇都是前所未有的。虽然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血腥暴力，元朝只是尤其突出了而已，但其后续各种充满歧视性政策的施行更是激化了社会矛盾。比如将人按种族分为四等，汉人居于最末；将职业化为十等，儒生仅高于乞丐……如此种种，使得大批南宋遗民看待这个新生政权，除了天然的“国仇家恨”之外，更增加了“夷夏之防”。

在古代中国，所谓“夷夏之防”或者“华夷之辨”并不过分着眼于血缘上，而是更多体现在文化中，所谓“入夏则夏，入夷则夷”。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由于施行汉化而受到文人士大夫认同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北魏、北周乃至元朝之前的辽、金。而元朝统治很长一段时期，仍是以游牧民族的马上思维来治天下，从法律上歧视汉人以及汉化的少数民族如契丹人、女真人，贬斥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乃至取消科举制度，断绝他们进入上层社会参与治国的渠道。官员中充斥着大量目不识丁的蒙古人及色目人，整个社会治理陷入一片混乱。故而在这种背景下，以宋朝皇族身份的赵孟頫接受招揽，显得尤为大逆不道，受到不少人的唾弃。对元朝政府的不认同、不合作成为当时士人的主流共识。

在倪瓒出生的年代，虽然距离崖山海战已过去22年，但社会矛盾和历史创伤仍未缓和。倪瓒本人的家庭在元朝社会结构里算得上上层，但作为一个典型的文人，不可能不受到来自整个圈子里对于元朝的抵抗心理的影响。例如，其在题《郑所南兰》诗中写道：“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解，泪泉和墨写离骚。”郑所南即郑思肖，所南是他在宋亡后的自号，有不忘故国之意。其所画兰草皆无根土，象征故土沦丧。从倪瓒的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其对郑思肖的品格的崇敬及其气节的高度认同，由此也可以窥见倪瓒本人的内心，尽管其出生已为元世，但多少还存留着故国之思，不然不会由此生发出如此真挚的感概。又如其在凭吊岳飞墓后写的诗句，“耿耿忠名万古留，当时功业浩难收。出师未就班师表，相国翻为敌国谋。废垒河山尤带愤，悲风兰蕙总惊秋。异代行人一洒泪，精爽依依云气浮。”“奸任忠诛转缪悠，鄂王固岂为身谋。中兴可望隳称业，南渡何心报敌仇……”“汨汨江流写余恨，可怜宋祚亦终移。”感伤之情，溢于言表。

因此对于倪瓒来讲，“华夷之辨”这种情结是确实具有的，但若就此推断说倪瓒不仕元朝是出于很强烈民族意识，似乎也不太恰当。从流传的倪瓒作品来看，署“至正”等元朝年号款的比比皆是。在文人对于一个政权合法性的认同上，是否使用当朝年号也是一个标志。比如流传至今的八大山人作品皆是用干支纪年，未见清朝年号。也许可以设想，倪瓒对于年号一事采取的是超然态度，不太看重。然而在进入明洪武时代后，其所留下的笔墨却一律改为干支。之前对岳飞、郑思肖的民族情怀深有共鸣的倪瓒，如今面对“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明王朝却拒不认同，这又作何解释呢？这一切还是要回到当时的社会背景来作分析。倪瓒出生的时代，蒙汉民族矛盾，尤其是蒙古贵族与汉族文人士大夫之间的矛盾还是未能调和。然而在其中青年时期，情况有所好转。钦慕汉学的元仁宗即位后，恢复科举，让读书人有了参与政事的途径，并编撰《大元通制》，进一步完善了法制，缓和了社会矛盾。其后元文宗、元顺帝也都有很深的汉学素养，除尊孔尚儒以外，还对辽、宋、金三朝进行修史。这种种政策的转变，成功笼络住一批士人阶层。因此在元朝统治后期，文人心中对于其是有一部分认同感的。这一社会现象的改变也极大影响了倪瓒的心理，故而在其作品中，频频使用元朝年号也就不足为奇了。关于其不仕元朝的行为，更多的是源于其“畏俗”的隐士心态，而无关民族气节。

倪瓒生于世俗之中，一生难免与俗家打交道。他虽自己不入仕，但所交友人之中却不乏官吏，只不过这些官吏也多是心具“江湖之思”的文人。随着步入中年，道家思想占据其内心上风。“野饭鱼羹何处无，不将身作系官奴。陶朱范蠡逃名姓，那似烟波一钓徒。”其隐士情结流露无遗。至于倪瓒的身份认同，即使在汉人尤其是读书人地位至为低下的元朝社会，倪瓒家庭凭借祖上的余荫以及长兄的宗教身份也实在过得不错。对于宋朝的故国追思虽偶尔浮现心间，然而回到现实，回到当下，倪瓒仍然是生活在元朝统治之下的地主阶级中的一员，毕竟也享受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优渥稳定的生活，对于维持这种阶级特权生活的元朝廷，倪瓒心里多少是有点感激的。元末农民起义，虽也有民族革命的新鲜成分在里面，但本质上的还是阶级斗争，反抗的矛头对准的仍然是暴政，而这种暴政，由于各自阶级的迥然不同，倪瓒的体会应是不太深的。因此，面对此起彼伏的起义浪潮，倪瓒以元朝顺民自居，企盼有中兴之将出现攘除奸凶的心态不足为怪。“金章紫绶出南荒，戎马旌旗拥道傍。奇计素闻陈曲迸，元勋今见郭汾阳。国风自古周盛南，天运由来汉道昌。妖贼已坠征战尽，早归丹阙奉清光。”元廷派兵镇压起义，被如今的倪瓒视为“汉道昌”的举动，可见其心中的“夷夏之辨”已彻底颠覆。现今的元朝在倪瓒心中已成为“入夏则夏”的正统，而汉族起义军反而成了“妖贼”。至于对明王朝的抗拒，除了因倪瓒在元朝后期逐渐形成的认同感而产生的所谓顺民乃至遗民心态外，还有的估计是来自于他那顽固的洁癖心理。对于明王朝建立者朱元璋的出身，倪瓒当然是看不起的。俗人尚且耻于为伍，更何况乞丐？再加上倪瓒主要活动的元末江南地区长期为朱元璋的死敌张士诚势力范围，朱元璋为争夺这一地区与之进行了长久的战争。朱元璋即位后便对这一地区实行重赋，对支持张士诚的士人施以报复性政策，大批文人入狱乃至被杀，江南地区的文化在明初这一时期元气大伤。长期生活在元朝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下的倪瓒，对于明初紧张的社会风气感到极大的不适应，不由得产生对于前朝的追忆。种种因素结合起来，倪瓒后期以遗民自居，对于明朝的不认同的心态便可明了了。

其实对于倪瓒来讲，无论是初期的“华夷之辨”，还是后期的“遗民情怀”，其实都只是反映了倪瓒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心态，这看似矛盾的二者绝不能割裂开来，只有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真实的倪瓒。从他传世的作品看，倪瓒本质上还是希望做一个脱离社会的隐士，他自身也更认同这个身份。但由于各种原因，他又不得不与俗世牵扯。在不能完全出世的状况下，只能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画卷上，在纸上绘就出自己的世外桃源。这种矛盾在儒释道三教一体的古代社会并不鲜见，只是倪瓒格外突出，因之反映在画作上的境界也格外纯粹。后人出于各种自身心理需求对他进行种种过分的解读，其实大可不必。只要细心体味他的作品，感受里面的一笔一画所蕴含的心境便够了。至于其他，用他自己的话讲，“一说便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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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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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湖北省黄石市群众艺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