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宏伟, 张 倩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分配领域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通过各项资源的合理分配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和社会发展要求,共享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继续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共享发展引领分配领域的目标转化、制度变革和实践方向,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国家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共享发展“在发展中共享、在共享中发展”的深刻意蕴,对于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一、 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享”的必然性与重要价值的论述,是党中央提出并践行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理论基础。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往开来,以共享发展作为分配制度变革的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观与公平观的继承与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更为持久的动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从共产主义社会的内生属性出发阐述了分配领域实现共享发展的应然性和可能性。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共享的前提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产品并非为某个人或阶层所垄断,“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1],既否定了某些社会成员获得超出其个人所需的特殊利益的可能性,也不会在分配产品时遗弃任何一个付出劳动的社会成员,这种产品的共产共有是共享发展的早期朴素形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毫无疑问,无论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还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都需要在联合体成员的共享中实现。不同于资产阶级垄断需求的私有制属性,由广大无产者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须而且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在论证共享发展存在的合理性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从分配方式的角度明确了实现共享发展的路径选择——按劳分配,即“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3]304,并强调分配方式的变革必须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从而科学论证了共享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共享是发展的价值目标,发展是共享的物质基础。

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进一步阐述了共享发展思想,使共享不再只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而成为直接作用于现实社会发展的实践。列宁在《告贫苦农民》一文中,通过对俄国建设实践的考察,强调“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4],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每个人在享有成果上的平等权利,也指出了劳动正是实现这种权利的手段。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逐步深入,列宁在发展按劳分配理论的过程中使共享思想更为明晰,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中,他认为社会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5]64,表明了国家财产的公有属性,并且提出财富延续、创造的途径就是人们的劳动。从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来看,生产资料的非排他性占有是创造财富的前提,而按劳分配则是使人们得以共享成果的保障。当然,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上,共享固然还存在着各种不完善,但是“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5]196,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着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平等共享。在重视分配的平等时,列宁也对绝对平均主义倾向给予了关注,他鼓励人们在社会生产中不要对付出和回报的劳动量锱铢必较,而是从共产主义精神出发为社会创造财富,这就为共享发展层次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分配观中的共享意蕴是我们提出共享发展的理论依据,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改革的指路明灯。分配理论的发展是随实践深入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依据现实需要不断进行合理的制度变革和政策选择。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与中国现实需要和发展状况相联系,不断推动分配理论的与时俱进,才能充分发挥其对经济社会进步的指导作用。

共同富裕是共享发展生发的最初依托。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基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及物资匮乏的现实条件,强调社会分配的绝对公平,虽然从长远看不利于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却有效解决了有限产品的合理分配问题,为绝大多数人民的基本生活提供必要保障。针对当时农业发展的需要和农民生活贫困的状况,他提出:“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6],率先提出发展普惠全体,共享的是“富强”而非“贫穷”。邓小平则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并强调分配的公平正义在消除两极分化和社会贫穷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7]。这就把分配制度、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富裕是共享发展的目标追求,分配制度是实现共享促进发展的重要保障,共享发展则是分配制度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的内在要求。

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共享发展演变的现实依据。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改革成就的日益凸显,共享发展作为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指向也越来越明晰。江泽民肯定了共同富裕不等于分配的绝对公平,必须鼓励发达地区和优势产业的合理先富,保证社会经济总量的积累才能为分配和共享提供切实的内容。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让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紧跟经济社会建设的脚步,使社会发展成果公平惠及每个成员,明确了分配的受益主体和原则。胡锦涛进一步丰富了共享的思想,明确提出“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8],拓宽了分配理论的作用范围。“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形成表明共享并非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而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要造福于民,这就要求社会分配不仅要努力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更要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调动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实现社会回馈与个人贡献之间的良性互动。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要求以共享发展促进分配领域的变革。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正式提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9]经过三年的实践与落实,无论是“共享”还是“发展”,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促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任何阶段,都要坚持共享发展。十九大报告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0]23这为深化分配领域的改革提供了重要遵循。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走向共同富裕必然而可行的路径选择。共享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不仅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而且突出人民是发展的主体力量,通过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实现共建共享。共享发展强调“全面共享”,首先是发展起点的机会共享,即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提高人的发展层次,缩小城乡居民心理落差,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目标与追求;其次是发展过程的权利共享,始终兼顾不同社会阶层的需求,尊重人民群众的分配权利,接受人民监督,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都坚持公平共享的价值取向;最后是发展结果的利益共享,一方面体现在人民收入的切实增加及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体现在生活质量的提升,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治理等重要民生领域解除人民后顾之忧。

共享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构成了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整体,共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对发展的目标任务与政策举措提供重要理念支撑。共享发展作为发展的目标追求与路径选择为新发展理念确定了发展目的的一致性,在创新提供的不竭动力中、在协调营造的和谐关系中、在绿色孕育的宜人生态中、在开放拓展的全球空间中,为共享发展目标的实现筑就了坚实保障。

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1]在此意义上,共享发展是一种关于解放的理论与实践,是立足于人本身来看待发展,是把人创造的世界还给人自己。

二、 共享发展指明了我国分配制度变革的方向

共享发展内含了深刻的分配意蕴,指明了分配领域制度变革与优化的方向。分配制度能否满足人民的合理利益诉求,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实现人民对发展成果的共享,是检验分配制度改革合理性的根本标准。共享发展理念不仅注重发展的现实性,更强调共享的价值性,实现了发展现实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统一,成为我国深化分配领域改革的科学指南。

第一,共享发展契合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价值目标。“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是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12]因此,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我国的分配制度必然诉诸于使社会生产力的主体(即人民)共享社会财富。从短期看,共享发展为推进经济进步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蓄力;从长期看,共享发展则为新的历史方位下通过分配制度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提供方法论指引。实现劳动者之间的共享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宗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既是劳动过程的直接参与者,也是生产资料的最终所有者,由劳动者创造的剩余劳动产品的分配必须以所有劳动者向社会提供劳动的质与量为依据公平共享,是契合劳动者发展需要、激发其生产主动性的应有之义。以共享发展指导分配制度改革,不仅强调分配制度要突出劳动者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也包括对各生产要素在发展中的贡献的确证,保证各要素对发展成果的共享,并以此引导各生产要素的科学配置与合理流动。实现生产要素之间的共享是调动发展活力的手段,各要素主体在充分发挥生产要素作用的同时共享生产成果,“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0]30。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进一步畅通要素流动与市场化配置,在资金分配上引导其更多投向发展的“短板地带”。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有力的宏观调控发展多层次融资渠道,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实现资本与技术、管理、资金等要素的有机结合,共享发展机遇与红利,平衡生产领域的多样化需求。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充分调动和发挥各要素的积极性,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享目标。

第二,共享发展对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了现实要求。共享发展有利于实现分配制度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双向支持”,既强调通过合理分配保证发展成果的公平共享,落实分配制度在调节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杠杆作用,同时通过成果分配的有效激励作用充分调动劳动者与其他市场主体参与发展、共同创造的积极性。因此,共享发展对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其一,发挥分配制度的基础保障作用,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加强“两个同步”与“两个提高”的配合,既要在经济发展同时让人民享受收入增长的实际获得感,以劳动报酬的合理涨幅创造更高的生产效率,也要划定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使人民直接从国民收入增长中获益。在再分配中更加注重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促进财政转移支付方向多样化,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打破行业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缩小不同阶层群众的心理差距,使社会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合理配置。尤其注重低收入者与弱势群体的实际需求,落实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其二,发挥分配制度的目标激励作用,结合各类分配主体的行业特性、经济能力、发展需求,科学制定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分配结构,实施多样化分配激励政策。促进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双丰收”,“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10]47,提升供给与需求的“耦合度”,使各主体从分配中获得发展所需,从而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共享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支持。

第三,共享发展体现着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内在本质。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而分配正义则是这一本质的基本内容之一。分配正义不仅有利于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增进民生福祉,而且更是对人民社会发展主体地位的保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有价值的分配意味着个人和社会在给予与获得两个层面进行相互调和,最终呈现出利益最大化的和谐状态,这就需要社会各成员自觉为社会建设助力,社会也同时满足成员自身生存成长的需要,为社会和个人的共同成长提供可持续的动力。从分配的广度看,产品与服务的共享要求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既要拥有更高的经济收入和丰裕的物质生活,也要有更多自由时间享受丰富的文化产品,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从分配的深度看,要素与机会的共享从根本上消除了人们之间发展差距存在的社会根源,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提供了人们追求进步的可能性,机会平等则赋予每个人崭露头角的平台,不断缩小除劳动能力差异的“天然特权”外的各种差距,是共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共享发展丰富了新时代分配实践的内容与方式

将共享发展融入分配实践的全过程,为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方向指引,突破了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单一经济视角,在层次、内容、方式上有了质的飞跃,为解决社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问题提供有力支撑。

首先,共享发展推动了分配层次的提升,使分配不再囿于物质给予层面,而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分配问题。发展过程的物质积累决定分配的实际内容,共享发展是以发展为前提的可持续共享,不仅要让人们充分享受发展红利,也让每个人积极投身到搞建设、谋发展的行动中。参与发展是对人的社会价值的释放和确证,成果共享则使每个人从自己的奋斗中收获幸福和尊严。因此分配层次提升的重要前提就在于让共享与发展成为相互促进的整体,为分配能支配更多的内容、发挥更充分的调节作用提供坚实基础。

共享发展以更加丰富优质的物质供给提升分配的层次。丰富优质的物质产品是分配共享的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不仅要以分好“蛋糕”为目的,更要以做大“蛋糕”为追求,只有先做大“蛋糕”,才能更好地分配“蛋糕”。新发展理念强调以创新激发发展活力、以协调补足发展短板、以开放拓展发展空间、以绿色优化发展环境,确保国民经济在持续健康增长中为分配共享提供内容更加丰富、品质更加优良的物质产品,提升分配的物质层次。共享发展对分配层次的提升还表现在更多的发展机会的分配上,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分配领域“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10]31,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从根本上为人民就业增收提供更多契机,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机遇。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发展机会持续增加、发展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体现在分配中就是实现了从生活保障型分配向成长发展型分配的层次提升。

其次,共享发展实现了分配内容的丰富,使分配不再囿于产品范围,而是向要素资源扩展,弥合因资源占有不平等而造成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差距。共享发展并不否认社会成员因自身差异而导致的在权利获取上的差异,“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统一尺度——劳动来计量”[3]304。合理差异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丰富分配内容、保障起点平等就是要破除造成差距的社会根源。由对劳动产品的分配向要素资源分配延伸满足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发展需要。

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意味着生存需要、发展需要都要得到尽可能好的满足。因此,共享发展理念下的分配在内容上不能再局限于狭义的个人消费领域,而是要扩展到在人们生存与发展中日益重要的资源领域。生存需要是社会成员的生存保障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内容和生活品质的要求日益提高,各种公共活动及医疗卫生等资源成为美好生活的必须,因而对文化广场、体育健身、医疗卫生等生存性公共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共享发展就是要给所有社会成员提供更为丰富的公共资源,更好地满足生活需要。发展需要反映了人们自我实现的追求,发展性需要的满足需要丰富的发展性资源来保障,如文化教育、创业机会、金融服务等。共享发展就是要在分配中为社会成员提供发展的基础条件、创造发展的可能机会、提供发展的风险保障,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为其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丰富的公共资源支撑。

再次,共享发展促进了分配方式的革新。共享发展使分配方式不再囿于宏观调节,而是从人民需求出发实现观念转变与政策对接。宏观的分配制度安排强调通过分配调动生产积极性、增加财富积累,强调依据国家的发展需要调整分配方式;微观的分配制度安排则是在宏观调节基础上,更加强调从人民需要的满足、解决民生领域主要矛盾出发,实现分配方式从“由上而下”向“由下而上”的转变。

分配方式的革新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客观要求。从发展阶段上看,共享发展要求分配方式由“利益占有”转向“利益让渡”。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前的“先富”体现了利益占有观念,部分地区、行业及领域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区位优势等实现先富起来,这是低生产力水平下实现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这一非均衡分配方式日益不适合发展的需要。国家需要通过区域、产业、分配等政策引导资源向与人民就业、生活等密切相关的产业领域转移,促进“先富”带动“后富”,由“利益占有”走向“利益让渡”。从协同作用上看,共享发展要求分配方式由“制度内调整”转向“政策间对接”。积极加强分配制度与相关政策的协同,注重发挥相关政策在分配调节方面的外溢效应。例如,通过调整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股权投资等财政资金分配使用方式,发挥财政资金对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引领和调节作用,对相关产业进行支持,破解发展失衡及收入差距难题。再如,通过就业扶持政策增加就业岗位,对弱势群体提供就业保障,“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10]31,发挥就业政策的分配溢出效应。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但同时还应看到在不同地区、行业、人群等领域仍存在诸多不公平现象,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所追求的公平目标尚未充分实现。面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更需要发挥分配在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杠杆,分配制度改革只有坚持以共享发展为目标指向,才能更好发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作用,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让各类资源在科学配置中焕发无限生机,让人民群众在共享发展中走向自由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