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政学院，江苏南京210044；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南京210004)

一

高尔吉亚(Gorgias,约公元前480—375)和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490—420)并列，为第一代最著名的智者。传统的西方哲学史教科书给他的标签是“相对主义者”“不可知论者”。本文讨论作为西方古典修辞术最早发明者之一的高尔吉亚。按朋斯的说法，“高尔吉亚这个名称在古代具有特殊的意涵：修辞术的一个重要代表，在这个重要的文化现象的早期发展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1]37柏拉图的第二本与修辞术相关的著作《高尔吉亚》即以他命名，约成书于公元前386年。据说高尔吉亚看到了这篇对话，称柏拉图“非常熟悉如何讽刺人”[2]DK81 15a。他的《论非存在或论自然》(约写作于前440年)就像普罗塔哥拉的《论自然》一样，原文已经散失，现代作家从古典作家的引用中重建了这个文本，其中最著名的“无物存在，即使存在也不可知，即使可知也不可向别人转达”三句递进格言(与普罗塔哥拉的“人是尺度”三句递进格言相似)，为此后的著作家不停引用与解释。

高尔吉亚的最多也是最生动的记录，和普罗塔哥拉的情况一样，自然来自柏拉图。除了明显恶意的(但不一定是虚构的)柏拉图以外，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和公元2—3世纪罗马智者(史称第二代智者，以区别于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开始的老智者)代表人物弗罗斯特拉图斯，是高尔吉亚生平和演说风格的比较中立的记录者。高尔吉亚生于西西里的莱昂提尼，这是所有古典作家都记载的。狄奥多洛斯记载了高尔吉亚的雅典之行，他说莱昂提尼是卡尔西狄斯人建立的殖民地，因此是雅典人的亲戚；因为与叙拉古人陷入战争，而叙拉古人远为强大，所以派人来民主的雅典寻求支持。其领队便是高尔吉亚，“他那个时代杰出人物中具有语言才能的人。他第一个发明了修辞术，在辩论方面(sophistry)如此超越别人，以致一堂课要从其学生中收取一百明那”； 他在雅典公民大会上的致辞，因为“新颖的风格而使雅典人深感震惊”[2]DK81 A4]。狄奥多洛斯称高尔吉亚使命完成后便返回西西里，但从此声名远扬，广泛游历于从雅典到德尔斐再到贴撒利的希腊本土世界。狄奥多洛斯对高尔吉亚的风格的概括是：“他第一个在审议性讲话中使用过度的修辞手法，如反论、用词考究、大致相同长度的从句、韵律等等。”狄奥多洛斯补充说，这些手法在当时因为新奇而被接受，现在却令人厌烦，显得荒唐和做作[2]DK81 A4。

弗罗斯特拉图斯《智者生平》称高尔吉亚为“智者的技艺”之父[2]DK81 A1。弗罗斯特拉图斯也是从修辞术，也就是“智者的技艺”来定位高尔吉亚的。他称高尔吉亚演说风格代表着智者式的力量，采用新颖的表达，充满灵感，关注重要题材，追求宏大风格、分离式的措辞与转换；通过这些技巧，话语变得更加动听和更有感染力；为了修饰和使讲话更显得高昂，高尔吉亚还引入了诗性的语言[2]DK81 A1。高尔吉亚公元前427年出使雅典(虽然在此前约6年前，普罗塔哥拉已经到过雅典并很可能开始讲授修辞术)引起的轰动是智者运动的重要事件，当然也是修辞术这门技艺发展的重要事件。弗氏说他吸引了雅典那个时代的最知名人士，如克里提阿斯和亚西比德(这两位都是苏格拉底的圈内人)，修昔底德和伯里克利(伯里克利两年前已经去世，不过他在世时就知道高尔吉亚是完全可能的；高尔吉亚出使雅典，可能与他在雅典已经知名有关)[2]DK81 A35。他受邀参加希腊世界的各种庆典，发表“展示型”演说，如《皮提亚致辞》(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中的演说，后来他自己的塑像被安放在这个神殿中)、《奥林匹亚致辞》、雅典《葬礼致辞》等[3]202。关于后两个致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没有提及。弗氏称在这些演说中，高尔吉亚就重大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目睹希腊诸邦的战争，建议他们停止战争而一致对外；在《葬礼演说》中，出现了“战胜野蛮人值得庆贺，而战胜希腊人应该悲伤”[2]DK81 B5b的名言。联合希腊世界征服波斯，是半个多世纪以后伊索格拉底的最重要提法，联系伊索格拉底曾经是高尔吉亚的学生，受其影响也属正常。弗氏还称高尔吉亚在贴撒利成为老式智者技艺的奠基人，他发明了即席讲话，在雅典称知道任何事情，可以就任何题材发表讲话[2]DK81 A1a。这个说法自然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述为证据。柏拉图说在贴撒利学习修辞术就是“高尔吉亚化”。(弗罗斯特拉图斯《书信》中说：“高尔吉亚的羡慕者人数众多出生高贵：首先，在贴撒利的希腊人中，‘成为演说家’与‘高尔吉亚化’是同义的。”[2]DK81 A35)

关于高尔吉亚的记载，除了他是修辞术或智者技艺的最重要的代表以及他的讲话风格外，就是他的高昂收费。高尔吉亚修辞术教育以费用极端高昂著称，在这方面，普罗塔哥拉也不能与之相比。关于这点，最有发言权的自然是他的学生之一伊索格拉底：“关于智者我们应该记住，莱昂提尼的高尔吉亚收费最高。他在贴撒利，这个希腊最富有的地方生活得很长时间，且一直致力于赚钱。” 伊索格拉底称高尔吉亚从不在一个城市留久居，不为公共事业花钱，也不交税[3]para.155。

二

高尔吉亚对西方古典修辞术的贡献之一，便是规定了展示型(epideictic)演说的基本程式与演说风格，实践了智者发现并实践的“双重逻格斯”与“反对话语”。这在《海伦颂》中得到典型体现。“高尔吉亚重视修辞技巧的最明显的证据是他发明并运用了epideictic或‘展示型’修辞，一种在其四个现存残篇中得到例证的类别。”[4]281

《海伦颂》无疑选择了希腊人所共知的，所有人都感兴趣的，同时也是充满着争议的话题。这个话题，特别是争论，在《伊利亚特》中便有明确的表现。史诗中也许可以区分出三个立场。第一个是反对或谴责或鄙视者的立场，主要有赫克托尔，甚至海伦自己。第二个是珍视者的立场，主要有帕里斯、墨涅拉俄斯，无论怎么说，海伦都被视为一个珍品，因为珍视才有双方倾尽全力的争夺。在史诗中，海伦是被争取的对象，而不是被遗弃和惩罚的对象。这种情况也许是希腊特有的。在希腊以外的几乎所有文明中，海伦式的人物都是鄙视和严厉惩罚的对象。希腊人对海伦的态度，与中国人对妲己、褒姒的态度便形成最强烈的对比。第三个立场自然是普里阿摩斯等人的，可称为叹息者的立场：这是命运，不仅是海伦的命运，也是希腊人和特洛伊的命运。既然这种命运是超出人的力量的结果，海伦便是无法被谴责的，因而是无辜的。奇怪的是，史诗中几乎没有人提及自由意志。这也是意味深长的。这三个立场或态度也许可称为古风时代希腊人对海伦的争论。在古典时代，这种争论被继续着。欧里庇德斯的《海伦》虽然对神话进行了再改造，把被诱拐(“诱拐”这个中文词，便显示道德色彩)到特洛伊的海伦变成假海伦，而真海伦被阿波罗隐藏起来，但海伦的通篇的自责，以及别人的通篇的负面评论，也许代表了古典时代希腊人的一般看法：海伦是给希腊和特洛伊带来灾难的人，是希腊人和外邦人的诅咒[5]553-614。我们可以把《海伦颂》视为欧里庇德斯的反论。

《海伦颂》[2]DK81 A11一般认为写作于公元前5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也就是公元前427年高尔吉亚雅典出使之后不久，由一组精巧而紧凑的论证组成，其核心观点是海伦不应该受到谴责。颂辞或展示型演说，按照那个时代已经逐渐成型的规则，是从出生、财富、外表、事迹等各个方面赞颂对象的荣耀之处。颂扬的对象既包括个体，也包括群体，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各个城邦中围绕阵亡将士的葬礼演说，成为城邦追求团结、展示力量的手段之一。由此造成展示型演说的滥觞。《海伦颂》是对个体的称赞，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交代展示型演说的规则，第二部分展示海伦值得赞美的地方，第三部分重点反驳对海伦的责难。海伦是主神宙斯和人间女子所生，因此就出身的高贵而言无人能及；海伦的美丽更是无人可以抵挡：其美丽与众神平齐，在众多优秀的男人中唤起爱欲的激情与对荣誉的渴望；她以一个人的肉体引来无数胸怀大志者的追求，这些人有的有财富，有的出身高贵，有的作战勇敢，有的则充满智慧。第三部分便是海伦不该被谴责的四个论证：第一个论证，如果海伦由于命运之神或神的计划而出走，则不该受责备，因为“人类的愿望无法约束众神的意愿。强者不受弱者的约束，而弱者要被强者统治与领导：强者引领，弱者跟随。神在力量、智慧和其他一切论证而强于人”，因此海伦不应该被谴责。第二个论证，如果她是被强力胁持，受到亵渎或侵犯，那么她便只是遭受了不幸，应该受到同情而非责难，而劫持者或侵犯她的人犯了罪，应该受到谴责。这是一个有力的论证。第三个论证是说，如果她是被人说服了，即受到意见的影响，那就像受到强制与暴力胁迫一样，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因为劝说者才是作恶的人，也可以说说服者强迫(话语的胁迫力量)了她。最后一个论证，如果她是为爱欲(激情)所驱使，则她也不应该受到谴责。第三和第四个论证则充满着争议，至少没那么有说服力，因此是高尔吉亚论证的重点。第一个和第二个论证各用一段篇幅(6，7)，第三个论证则用了8段(8-14)，第四个论证用了5段(9-19)。

《海伦颂》对修辞术的成长，有三点值得分析。第一，《海伦颂》扩展了希腊人的说服(peithos)概念。赫希俄德把说服(peithos)、暴力(bia)、语言(logos)和爱欲(eros)都称为神，具有神奇的力量。修辞术是关于说服的技艺，因此一般认为是语言现象，但高尔吉亚认为说服的含义比语言广多了。除了语言，神意(命运)、暴力与欲望(视觉的刺激产生的生理驱力)都是说服的根源。也可以说，所有使人服从甚至屈服的力量，都有“说服”的特征。在这些力量中，首要的是神意或命运，它自然是无可抗拒的。其次是暴力，生理的力量加上搏击技艺，也是“征服”人的力量。以体格、肌肉和角斗技巧为内容的体育，是古希腊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特洛伊战场上的战勇，都是在这方面表现出众的人，而最出众的，自然是阿基琉斯。这种教育如果说是培养暴力也不为过，特别是如果中性地理解“暴力”这个词的话。一个健壮且受过训练的人，可以将意志强加于弱小和没有搏击训练的人。“如果海伦是暴力劫持，受到非法诱拐和不义侵害，那么显然是诱拐者不义地强暴了她，她因此只是个被强暴者，受到侵害而遭受不幸。”(7)最后，高尔吉亚认为，受视觉刺激而产生的强烈的生理欲求，也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具有使人臣服的特征。爱欲产生于视觉(opsis)，当海伦的目光碰到帕里斯的美体时，就像看到全副武装的军队压过来一样，呈现无法抵挡的状况(16)，这时候思想就会停止，约束就会失效。线条、色彩、韵味、形状这些视觉特征，愉悦人的眼睛，就像旋律、韵律、声音怜悯耳朵，都具有说服人心的效果。“非理性的驱力或情绪打破了她心灵的平衡，导致她正常的心理状态发生变形；对logos的理性诉求与她的视觉印象产生的盲目力量发生对抗，激起了她的激情。”[6]255-256在麦克考米斯基看来，《海伦颂》意在阐明，除了神的力量以外，“人类最强大的技艺，便是暴力、语言与爱欲”，它们都是说服的因素[7]241。

第二，《海伦颂》对语言或话语(logos)的说服功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既是对语言技艺的礼赞，也是对这种技艺的警觉。全文最重要的段落是对言辞与说服的力量的分析。“话语是一种有力的主宰，只用微小乃至不可见的身体动作，便可产生神一样的效果。”(8)高尔吉亚在最广的意义上使用logos一词，诗歌、魔咒、天文乃至哲学辩论，都是logos(语言、话语)，因此都具有说服的功能。 “当说服给予语言以形式的时候，它也按其所欲形塑灵魂。”(13)“语言对于灵魂状况的影响，类似于药物对于身体，正像不同的药物让身体分泌出不同的体液，一些可以治病而另一些可能致命，在语言中，有些语言带来悲伤，有些言辞则带来快乐，有些造成恐惧，有些使人壮胆，还有一些用邪恶的劝说麻醉与迷惑灵魂。”(14)诗歌的力量在于韵律，作用于人的情绪，使人感同身受，不自觉受到影响或感染。神咒(Incantation)是第二种话语形式，是仪式、魔法与意见的结合，既作用于心灵引发情绪，也作用于肉体，使人沉醉于蛊惑之中，在快感中消除痛苦，从而达到控制的效果[8]1-22。天文学(占星术)在天体与人的行为之间建立关联，解释者说出的只是自己的意见，但可以影响对象。哲学辩论由一系列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句子构成，虽然字斟句酌，但无视真相，缺少诚意，用来说服或取悦公众。

在高尔吉亚看来，语言或各种话语(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话语，就是诗、神谕、天文或者占星话语以及哲学论辩)，虽然体现语言在说服方面的巨大威力，但是往往也起到诱惑(诗歌与神谕)或欺骗(占星与论辩)的效果。神谕解释者名义上是解释神谕，但说的仍然是自己的意见；占星者用一种意见代替另一种意见；论辩话语更是意见的竞争。话语是生活的主宰，除了话语以外，我们无法与别人交流，且我们与别人交流的，只是话语而已。(“我们展示的只有logos，而logos并非实体或存在物。因此我们无法将存在着的存在物展示给我们的邻居；我们能展示的，只有logos，而它并不是事物。”[2]DK81 B3 85)另一方面，话语是不完善的，甚至是欺骗性的。但是，这种不完善性与欺骗性，却构成话语或交流的本性。我们生活与交往在话语编织成的意见之网中，而这种意见甚至话语编织之目的，就是说服。生活在话语中就是生活在说服与被说服中，也就是生活在欺骗与被骗之中。这是人类无可逃脱的生存状态。我们没有办法生活在一个没有欺骗(apate)话语中。“apate(欺骗)这个词在高尔吉亚那里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因为他给与这个以往只具否定含义的词以肯定的或积极的特征。”[9]232这就是高尔吉亚著名的话语分析。“高尔吉亚把他的修辞术建立在两个原则上，即(1)说服是一种欺骗的形式，(2)话语的力量主要依赖于它的诗性特质。”[10]116

第三，《海伦颂》是古典修辞术的双重逻格斯(duo logoi)或反对话语(antilogik)原理的运用。双重逻格斯的意思是，任何一个命题，都有一个可以论证的、与之相反的命题。反对话语是说，没有一种话语是不可以反驳的，没有一种话语是不可以论证的。任何一种主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理由，这是智者从古希腊政治辩论与法庭实践乃至日常生活中概括出来的修辞术的根本原理。任何一种论题都可以被证明，而且可以被辉煌地证明，《海伦颂》似乎是这种学说的完美体现。用在这里，《海伦颂》充分体现了修辞术文本的特性：说的依然是一面之辞，回避了所有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具有“狡辩”的特征。海伦，这个给特洛伊和希腊联军带来沉重灾难的人，不仅不应该被谴责，而且应该被赞颂。这显然是一个导致激烈争论的命题。显然，换个立场，四个论证可能都是站不住脚的。一个最明显的地方，高尔吉亚显然回避了海伦自由意志的作用，而当我们说到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否值得褒扬或批评时，总是以这个人的选择或自由意志为依据的。普拉克斯称，在高尔吉亚的四论证中，只有暴力那一项有说服力，其他各项都没有的说服力[11]1-16；在另一个地方，这位作者又说：《海伦颂》从头到尾都在玩弄语言，调侃或戏耍听众，展示将弱逻辑(海伦值得表扬)变成强逻辑(海伦应该受到谴责)的智者的伎俩；通过玩弄语言，高尔吉亚证明自己是一个出色的语言游戏的玩家[12]66。

三

高尔吉亚对西方古典修辞术的另一个贡献，是根据雅典司法实践，奠定了法庭演说的基本程式，发明了纯粹推理的、以可能性为基础的辩护技巧。这在《帕拉墨得斯的辩护词》中得到经典体现。

帕拉墨得斯在希腊神话中是希腊联军中不太知名的人物。正如阿基琉斯、埃阿斯等知名勇士主要是在战斗的游戏中表现出众(按照《伊利亚特》，即在“行动”上表现卓越)，奥德修斯和涅斯托尔主要在说服或“言辞”方面表现卓越一样，帕拉墨得斯在“发明”方面表现出众。埃斯库罗斯称帕拉墨得斯“把秩序赋予所有希腊人和他们同盟者的生活。他们以前糊里糊涂，活得像野兽一样。帕拉墨得斯首先发现了数字，这个聪明且重要的创造物。”[13]48索福克利斯称他发明了护城墙、砝码、数字和度量衡，为希腊联军发明了“最聪明的消遣”，即棋和骰子[13]55。帕拉墨得斯的主要传说并不来自荷马，而来自更晚的资料。从上面的引文来看，正是在悲剧时代，关于他的传说才流传开来。

关于帕拉墨得斯与奥德修斯的敌意与争讼，最知名的传说是这样的。特洛伊战争前夕，帕拉墨得斯到奥德修斯家中敦促其出征。奥德修斯为了逃避出征便装出精神失常：在田地上撒盐(而不是种籽)然后用牛耕。帕拉墨德斯看出奥德修斯装疯，便抱来奥德修斯的儿子放到犁前。奥德修斯果然将犁抬高以免扎到孩子。被揭穿的奥德修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在围城中，奥德修斯捏造帕拉墨得斯通敌的证据，将一包黄金埋在后者的兵营中，伪造一封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书信并把书信丢到希腊人能看到的地方。在信中，普里阿摩斯对帕拉墨得斯告知希腊人的军事状况表示感激，称黄金便是酬金。愤怒的联军统帅们召开会议，以叛国罪对帕拉墨得斯做出死刑判决。虽然高尔吉亚没有创作出控词，但主诉者显然是奥德修斯。奥德修斯以能言善辩见长，是说服的技艺的化身。不过他的形象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受到稍稍不同于荷马史诗的塑造，可以说批评的多，如索福克利斯的《埃阿斯》便对奥德修斯的狡辩进行攻击。这也许体现雅典公众对奥德修斯为美体现的演说术的警惕。根据传说，奥德修斯仍然获胜，帕拉墨得斯被处以死刑。高尔吉亚重新构造墨拉墨得斯辩护词，也许要挑战雅典人心目中作为演说术化身的奥德修斯，确立自己在这门技艺中的至高地位。

《帕拉墨得斯辩护辞》[2]DK81 B11a是高尔吉亚的模拟法庭演说。正如《海伦颂》试图体现展示型演说的规则，即发现被称赞对象的好的品质(值得赞颂之处)，并通过回击与回避负面描述对称赞对象进行辩护一样，《帕拉墨得斯辩护辞》试图体现或展示法庭演说的规则。这些规则在雅典以后的司法实践以及修辞学手册中，得到一再的确证。法庭演说的根本规则，是通过事实(展现证据和建立证据链)和推理(对可能性与条件进行分析)来指控犯罪或实施辩护。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概括，法庭控辩最重要的是认定事实，即当事者有没有做过某事，因此在时间上是过去指向的，以实践正义或公正为目标。与之相比，发表于公民大会、围绕政策的审议型演说在时间上是未来指向，以可行性为重点；在公共集会、庆典中发表的展示型演说在时间上是现在指向，突出被赞颂对象的各种美德[14]。

根据雅典法庭审判的程序，先是起诉者发表演说，再是辩护者发表演说，然后是法庭辩论和法官投票，最后是控辩双方作最后陈述。双方有相等的时间分配。这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司法流程仍然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实践。法庭演说一般分为四部分。开场白部分，提出自己的观点；陈述或论证部分，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对整个事件进行叙述，反驳(或预先反驳)对手的观点；表达义愤的部分，攻击对手的人格与经历；结语部分，呼吁法官主持正义，展示自己的背景、品格与善行，向法官求情。《帕拉墨得斯辩词》显然是讲授法庭演说的范文，在现存的文献中，找不到比这篇模拟辩词更早的辩词。第一部分(1—5)是开场白，提出自己的观点：对手完全抱着邪恶的动机指控自己，因为全篇以可能性分析为论证，所以陈述部分与开场部分合并了；第二部分即主体部分是反驳对手指控和质问对手(6—27)；第三部分向法官呼吁(28—36)，请求法官主持正义，回顾自己的经历，再次证明自己不会犯叛国罪；简短的结语(37)，称只有没有经验、理解力低下的法官才需要总结，而自己面对的是全希腊最优秀的法官，因此不需要总结。这是非结语的结语，继续用于向法官求情[15]272-273。

《帕拉黑得斯辩护词》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将可能性分析用于法庭论辩，开创纯粹推理作为论据的先河。法庭辩论重在事实认定，在有目击者与证据的情况下，事实认定会容易一些；但当事人一般在隐蔽状态做坏事(让目击成为不可能)且往往毁灭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可能性(eikos)进行控辩就非常关键。根据可能性进行控辩，有一个一般归于提西亚斯(Tisias)(略早于高尔吉亚，出身于西西里，被认为是希腊修辞术源头)的知名传说或案例：一个身体强壮者和一个身体弱小者斗殴，却没有目击者。法庭要确定谁先动手。强壮者说自己不会先动手，因为所有人都会认为自己强壮先动手；弱小者则说自己不会先动手，因为自己弱小，处于劣势，因此不可能先动手[16]54-55。

在本案中，起诉者(奥德修斯)必然以信件和黄金作为事实证据，证明帕拉墨得斯通敌叛国。面对对手的叛国指控，帕拉墨得斯进行了两个论证：“即使我希望那样做，也没有能力做到；即使有能力做到，也不希望那样做。”(5)因此，帕拉墨得斯试图证明对手所指控的事实，是不可能发生的。第一个论证没有能力做(3—12)。论证完全由相互关联的假设构成：要通敌，则必须双方见面讨论和交流，但特洛伊人既没到他这儿，他也没有到特洛伊人那儿；就算他们见面，那谁做翻译呢？不懂语言无法交流；说到钱，谁送来的，还是出去接收的，这得有证人；就算见面了，交流了，收钱了，但通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还得有帮手，那么谁会是帮手呢？没有。因此，“我以任何方式做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都是完全不可能的。”(12)可能性的论证，也是对“时机”(karios)的分析。第二个论证，完全不希望这么做，或没有动机这么做(13-22)。论证由一系列设问构成：这样做为了统治吗？不管是统治希腊人，还是统治外邦人，都是他做不到也不愿意的；为了财富和金钱吗？他说他已经有适量的财富，无需巨额财富，因为对于自己这样的人，在拥有适量财富以后，主要精力应该用于获得荣誉而不是快感，但出卖祖国不可能可能获得荣誉；为了安全吗？不会，因为叛国者违反了法律，瓦解了正义，人神共怒，因此无安全可言；也不会因为帮助朋友或家人，或因为要逃避恐惧与惩罚等等，犯这样的罪。因此，纵然有能力做这种事情，也不会或不希望做，或没有动机做。这就完全在纯粹推理或假设的基础上，完成了论证[17]95-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