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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危害及其批判

2018-04-11杨恩泽

大连大学学报 2018年2期
关键词:集体主义思潮自由主义

杨恩泽

(1.大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2.大连大学 团委青年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622;3.大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大学生社会思潮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622)

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批判,他多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2]。习近平就新自由主义思潮异化社会主义制度制造的错误舆论予以批判,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立场是明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正本清源起到了意识形态领导作用。然而,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国内高校领域表现的异常活跃,错误舆论与舆论蛊惑不绝于耳,这对高校引领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严峻挑战。

一、认清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本质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上主张多元化、自由化,反对公有制;经济上反对国家干预,主张攫取巨额利润。

首先,新自由主义不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而是维护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将自由主义思想异化之后,从代表国家垄断集团的利益演变为国际垄断,向其他国家输送其意识形态,反对与其相异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制度,达到其和平演变与获取垄断利润的目的,这已经违背了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主张的自由主义思想之初衷,异化为一种野蛮的侵略思想。这严重违背了国家和民族道德,也必然会束缚其不断发展的潜力。英国学者瓦西里斯·福斯卡斯和比伦特·格卡伊在其著作《美国的衰落:全球断层线和改变的帝国秩序》中提出,由于金融化、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等系统性弱点,美国已经不再拥有超级大国的力量。目前,我国学界仍有一些学者错误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发展一种新的学术理论。例如,把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学术渊源与新自由主义混为一谈,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源于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假象,把新自由主义看成是一种纯理论、纯学术、非意识形态的东西,也看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它能有效克服国家经济周期和危机的影响。这种错误认识必须要予以纠正。

其次,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以丑化、歪曲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公有制,主张文化自由化,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为主要目标。新自由主义假借公有制限制了人的自由,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宣扬只有私有制才能创造出真正自由的市场经济,并培养出张五常、刘军宁等新自由主义代言人,他们在不同场合歪曲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的合法性,妄图削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达到和平演变之目的。

最后,新自由主义主要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服务,攫取垄断利润,换言之,它代表少数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之利益。20世纪30年代始,凯恩斯主义对西方经济危机干预无效后,新自由主义者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市场、全面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等经济手段使资本主义危机得到缓和,由此取得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信任。但它也同时对美国、英国、拉丁美洲、俄罗斯等国家造成了财富不断向富人阶层聚拢,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困人口增多;经济波动频繁,社会危机不断等后果。比如,曾经富庶的阿根廷人在经历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其52%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急剧上升,两极分化严重。最终获利的是国际垄断资本。因此,我们必须对新自由主义保持警醒的态度。

二、当前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危害

(一)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消解作用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目的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诱导我们走资本主义的“邪路”和“歧路”。无论是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还是中国学者刘军宁主张的经济自由和财产私有都是作为手段来限制国家公权力,达到私有化之目的。而实际上,这与我国通过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经验形成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中国道路模式格格不入。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对大学生认同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了消极影响。近两年,一些持有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和“网络领袖”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干部贪腐、贫富差距、社会保障、典型“公共事件”等当前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当作炒作和攻击的“靶子”,丑化歪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导致一些大学生由于自身认识水平的有限性,对新自由主义者的丑化和歪曲表现出认同,甚至有的大学生以讹传讹。由于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得一些无法辨别是非的大学生逐渐丧失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二)对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消解作用

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张私有财产独立性、排他性,使部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质疑。这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因为拆迁出现的补偿问题而产生的政府与部分民众的冲突和矛盾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出现的上访、自焚和暴力执法事件屡见报道。这些舆论使一部分大学生转向认同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私有财产的排他性和独立性,即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所言:“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的观点产生认同,并对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应该有基本财产权利的质疑。亚当·斯密也指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3]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他感受到的是他能为他人谋求幸福并潜在的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这里,斯密论证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并不矛盾。

新自由主义正是以“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即“经济人”为理论基础,强调市场经济活动中仅仅依靠法治规范人的逐利行为,而忽视了法律的渊源即道德,而道德情感才是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必要基础。新自由主义者将“经济人”和“道德人”割裂开来,主张市场经济的完全私有化,导致人与其自身、社会的对立,造成了一些学生上大学只注重专业能力、竞争意识,个人利益,而忽视了自身的人格培育和教化。

(三)对社会主义集体观念产生消解作用

新自由主义代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提出“如果个人在做他能做的大多数事时,还需要别人同意,这便无自由可言”[4]36当前,有些大学生由于对集体概念理解的不准确,出现了质疑集体主义或者否定集体主义的思想倾向。导致部分大学生与集体对立,将个人的想法凌驾于集体之上,形成了唯我独尊的个人主义倾向,与他人交往更注重自身利益,形成了人际关系紧张、人际情感淡漠的人生环境。如果认为存在对自身不利的人和事,要么选择拒绝继续交往要么选择伤害对方。如果大学生太过于个人主义而忽视集体主义,则会助长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并且对中华民族和长久形成的民族精神产生损害,如梁启超曾经一再担忧的“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人不能离团体而自生存,团体不保其自由,则将有他团焉自外而侵之、压之、夺之,则个人之自由更何有也?”[5]

三、批判对策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基础,其理论主张与我国政治体系格格不入,其原因显而易见,这是不同国家文化价值观长期积淀的必然结果。我们需要注意,近两年代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观点无孔不入,其传播具有隐蔽性,如润物细无声般熏陶影响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影响较为广泛,我们必须对当前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观点给予及时批判,维护并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

(一)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

由于部分大学生眼界、学识和生活阅历的局限,缺乏理性认识问题和辨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难以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界限,很难辨析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本质和危害,纵然有追求美好理想的愿望,结果可能也会事与愿违。这就要求广大高校教育工作者对新自由主义思潮有深刻和清醒的认识,随时随地纠正和影响大学生的言行。在教育过程中注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改革开放重大成果的育人功能,实现大学生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由观思想比较丰富。比如,儒家主张获得自由的过程是不断提高自我的自觉性,通过自觉学习、自觉克制对物质的欲望并在义利矛盾中重义轻利,在这样的过程中达到个人行为的不断内省和内心修养的不断提升,才能在社会中获得充分自由。儒家思想中也指出了个体追求自由的最高境界,即实现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境界。此外,道家自由观也值得我们现代人思考:即万物都是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产生、发展和演变,道家反对控制、妄为,只有在这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下,万物才能获得空前的自由。以此达到淡泊名利、恬淡无为,实现精神自由。传统文化中的自由观对当代大学生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同时,我们也要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来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自从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英国、美国、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苏联传播之后,获得了执政者和民众的支持。但是,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完全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带给这些国家的是政府各个层面的腐败、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以及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推波助澜,所有这些历史事实均说明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必须和这个国家的文化相融合、相适合才能产生勃勃生机。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也就是说,中国只有根据中国的现实和实际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才能获得不断发展。

(二)建设高校精神文化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

精神是一个国家的血脉,更是一个人的核心要素,大学精神更是教育学生能够成为有理想、有智慧、有专业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培养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当代大学生。大学精神是高校精神文化的核心,是大学素质教育的灵魂所在。大学精神对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理性判断和价值判断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大学的传播,高校教育者应该行动起来,通过课堂教学、人文讲坛、高校文化节以及社团活动等育人环境有针对性的对当前社会中出现的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和事件予以理性分析和判断,帮助那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认识其思想本质,揭示其反社会主义的真实目的,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同时身处数字时代的当代大学生,世界文化正以前所未有之流动性影响着他们,只要轻击鼠标就可以共享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盛宴,进入一个多元文化空间。今天,世界文化的多元性间接或直接导致文化分级、文化自由化,一些人认为大西洋区域的文化要优于其它区域,并且把它们的文化价值观当作一种普世价值和标准。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这种观念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已经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提出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观点,同时我们不应将文化的多元性视为危险,而是在批判其糟粕的语境中,制定高校层面的精神文化政策并通过互补、交融与借鉴发展先进的多元文化来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

(三)创新传播方式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

当代大学生自身具有独有的特点,追求自我价值、求新求变意识强烈以及对传统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表现出的厌倦感,面对眼花缭乱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方式和途径,新自由主义在传播形式和内容上更具有娱乐性,诱惑力和吸引力比较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更具渗透力和伪装性,这就给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变异形式“泛娱乐化”思潮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可趁之机。此外,社会和高校中的留学归来学生、新自由主义者、大众传媒和公从人物、高校教师、西方学者的观点以及社会热点新闻的报道的错误导向,这些问题的出现都影响了大学生的价值形成以及潜移默化的助长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

高校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团课、校报、校刊、广播等为核心的传统课堂和媒介在引导大学生的思想倾向、价值追求和行为选择方面具有强有力的教育和引导力量,这些媒介是大学校园传播主流价值观的主战场,起着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积极影响。当前,新媒体迅猛发展,传播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必须创新传播形式,巧妙利用新媒体的传播方式,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舆论导向,改变以往重在防御的宣传手段,而要重在建设传播内容,迎合大学生群体对新事物的关注、对不同领域思想的渴求,传播适合这类群体可以接受的先进文化内容,才能有效加强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针对性,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四)培育集体主义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提出:社会主义者常常利用集体力量“最后取代了对个人对自由的信仰”[4]36。显然,哈耶克对自由的理解是建立在唯意志论的理论基础之上,把人的完全自发性看作是自由的精髓所在,而完全忽略了人的根本属性即社会属性。马克思认为,人无法脱离社会关系,而选择唯我式的对个人选择。如果人一旦脱离这些关系也必然违背了人的发展规律,使得我们的人生被真正的制约和束缚而不能获得张力。这恰恰落入了哈耶克所描述的对自由的“制约”。但是,由于大学生辨别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对自由的无限向往,正如哈耶克所说:“自由的行动是指个人根据自己的知识,选择自己的方法,进而追求自己的目标,它的实现必须基于不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部条件”[4]42。这种言论也获得了国内自由主义学者的推崇,如刘军宁在其文章《自由主义如是说》提出:“个人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和一切立场的出发点。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个人主义看作是自由主义的另一种表述。”[6]

那么,何谓集体主义?集体主义主张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辩证统一、集体利益保障个人利益。它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根本指导原则,影响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选择,并且引导社会思潮。苏联教育学家安东·谢苗诺维奇·马卡连柯提出:“我们的教育任务就是培养集体主义者。”因此,大学课堂、学生会、社团组织、公益组织、社区组织是培育大学生集体主义行为的主要场所。在这些场所促使大学生发挥其主动性与能动性,在其兴趣、特长、专业的基础上建立起自愿的集体行为,这种行为是真正控制自己和主宰自由行为的集体主义,形成坚守集体主义的价值底线,而不干涉对自由的追求,个人主义才能有效被调和进集体主义的伦理价值体系之中,自觉抵制新自由思潮的影响。

[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3-12-27.

[2]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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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5.

[4][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自由宪章[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5]梁启超.新民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04.

[6]刘军宁.自由主义如是说[J].书屋,200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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