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玮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明眼人都看得出：今天的鲁迅研究要想做出成绩，必须参与到解决当代中国重大思想问题的进程中。而事实情况则如笔谈诸君所担心的那样，说“细碎化”自然还是客气，依我看，毋宁说，今天的鲁迅研究有“经学化”的风险。可当韩琛提出“重新开启鲁迅研究的政治对话空间”，我既热切盼望，又多少有些担忧。“去政治化”的研究自然需要警惕，可开启“政治对话空间”如果分寸把握不好，也可能落入将鲁迅作为自家思想传声筒的陷阱。我以为，在处理鲁迅与当下中国思想问题关联时，需要格外小心的是：无论我们对鲁迅多么热爱，最好还是避免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把鲁迅思想的复杂视为有待重估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现成的“方法”。在思想多元化、全球政治生态复杂化的今天，复杂问题缠杂越是缠杂不清，就越要聚焦，回到鲁迅思想的核心——立人。此一概念当年由王得后先生提出并系统论证，功莫大焉，我希望在此基础上再做推进。

在我看来，鲁迅的“立人”与一般意义上的启蒙根本不同。它不是一个由上至下的精英理念，而是建立在鲁迅精神内部与广大土俗世界之间的联系之上。“启蒙”本身虽然将其对象设置为“民众”，但实际上无论从整个“启蒙”思路在现代中国的建构还是其实践本身都是在某种具有“士大夫”强烈道德感的思路下展开的。这种具有强烈知识分子道义担当感的文学创作或个体书写，实际上与传统士大夫对道德约束的“洁癖”相关。理解了这点，才有可能洞悉鲁迅的独异性及其价值。鲁迅日记的写作方式最大限度颠覆了“士大夫”借日记来进行灵魂净化和谋求个体思想进步的想象。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呐喊》《彷徨》中的小说创作最明显的特征恐怕也是其对“常态”生活的观照。理解鲁迅小说的方式之一是淡化故事中的主要角色，同时注意那些不断填充在故事中的 “众声喧哗”。他们的声音如此驳杂凌乱并且俯仰即是，最终让人在目不暇接中渐渐感到了某种内在的秩序，并最终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常态”——对此的捕捉不是书写者居高临下的审视，也不是一个身在其中的不自知者。他混居于这种“常态”内部，却同时清醒自己的处境；他注定与这个“常态”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但也因此从其内部开始反思其存在的诸种问题。

在《呐喊》《彷徨》中，可以梳理出一个非常庞大的以小说次要角色构成的人物群体，它们在整体上构成了鲁迅小说中的“民众”世界。——这个人物世界联系着鲁迅对“民众”的基本态度——如果说“立人”这一整体命题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那么鲁迅的深刻可能并不仅仅在对“启蒙”这一信念的坚守或对“立人”这一希冀的迷恋。在鲁迅生命中的那个更为广大的乡野土俗/真实社会中，“立人”理想是不断遭到解构并时时面临着崩溃的危险的。《呐喊》《彷徨》中诸篇小说在给人以充满抒情色彩的假象背后，可能首先浮现出的是一种冷静甚至冷峻。这些小说中的场景给人一种相当意义上的“常态化”——这种“常态化”与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中的凝定完全不同，沈从文的常态化表现为其习惯使用的一种句式——“必、……”，是一种诗意的常态。因为与世隔绝，所以时间仿佛停止流转。鲁迅对生活纹理刻画的常态化完全着眼于日常生活，将中国人每时每刻都在重复的生活纹理全部挖掘出来并且通过他的小说凝定成一幅幅转瞬即逝却能够给人长久冲击的画面。直到今天，人们大都可以感觉到鲁迅小说中的太多细节与人物仍然似曾相识。

将人作为最终目的而不是方法或手段，鲁迅早期思想中的这样一种态度蕴含着两种可能：第一，当“人”作为目的成为一切变革、发展的归宿时，这样的思考容纳着一种可以导向抒情化的趋势。思想方法的实现方式只能通过建构一个足够大的体系，并使其具有对社会制度及社会秩序合法性的解释能力，这样才能够由此最终影响在这个庞大体系荫庇下的个体。鲁迅的思想本身拒斥构建完整和系统的体系——怀疑精神与否定性思维是鲁迅思想的根本特点，而这种带有锋芒的锐利气质本质上恰恰更近似于文学气质。鲁迅的作品曾经不止一次暴露出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文学气质。一个经典型的场景是《祝福》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在面对祥林嫂发问时的焦虑：“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这种左右为难的焦虑也许正透露出鲁迅由思想者转变为文学者的契机。以“人”为目的的构图实际上有两种：第一种是通过建构系统的理论进而将其转化为合理性的制度，并最后落实在作为个体的“人”身上，使个体获得全面的发展——这是一种理想的政治运作图景，在本质上认为作为个体的“人”的改造必须以完善的制度为根本前提；但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它无法确保使自己不陷入决定论的危机之中。因为，一旦相信“人”的最终发展需要依靠一种系统化的制度作为保证，那么谁也不能保证在制度渐次成熟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自我膨胀，最终导致作为个体的“人”的异化或说主体性的丧失。第二种则相信“人”的主体性精神一旦确立，这种精神即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秩序改造的动力。因为这种思想构图出发点是“人”，所以“人”的主体性精神始终会引导整个社会制度在变革中不会出现因过度依赖体制而最终导向“人”的异化或主体精神的丧失。以第一种情况持论者一般具备哲学家或政治家的气质——比如晚晴的“洋务派”、康梁以致章太炎；以第二种情况持论者一般具备文学家的气质——鲁迅即是。但鲁迅身上的那种文学家的气质极为特殊。比如在他的小说文本中显示出一种非常克制的格调，这种克制与其说与某种抒情传统相联系，不如说它来自于鲁迅对一种作为常态的日常生活的独到观察——细碎、杂乱、表面平静的背后往往暗藏着巨大的危机，这常常让我们想起鲁迅曾说过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因而，鲁迅小说中的这种处处克制的格调本质上是一种伪抒情，这与郁达夫式的小说有根本的差别，后者的抒情方式一开始就是青年的，在其文章的最冷峻处读者依然可以感觉到那种穿透纸背的热情；而鲁迅的抒情方式一开始就是中年的，他愿意刻画生活的纹理，一丝一毫也不肯放过。鲁迅小说主题的构造方式让我们想起海明威的“冰山原则”，我们总是可以在那些看似抒情化的克制的笔调中感受到其下蕴藏着的巨大的能量并时时担心它是否会爆发出来。这引出了鲁迅早期思想蕴含着的第二种可能：“人”作为目的而非方法的命题本身并不否定“手段”或“方法”的价值，同时也并不抬高“人”在完成其自我实现这个最终目的之前必然存在的各种精神困境——比如“伪”“诈”“瞒”“骗”“狡猾”“自私”等等。

在“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或方法这个总命题下，鲁迅通过以“人”为起点又以“人”为终点的独特思考使其创造了一种“反抒情”的、充满生活纹理的文学。同时，又通过思想的实践性与民间性完成了对文学浪漫主义气质的根本颠覆，将执着于当下的行动视为其文学理想的外化。鲁迅这种以思想作为桥梁连接文学与行动(革命)的人生实践，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具有重大价值的自我想象方法，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仕”与“隐”这种基本结构，将一种强大的主体性力量建构置于思想与行动的双重维度之上。将“人”的自由发展始终作为所有制度性变革的动因与目的，将个体的痛苦思考与土俗世界中的国民性思考并置在同样的高度。正因此，鲁迅颠覆了传统世界中个体思想最终以溶解自身的方式参与到为整个社会秩序合法性正名的基本模式，以相当顽强的主体性精神对抗思想的功利化与世俗化。同时，鲁迅又颠覆了文学者对自身的抒情化想象，以对生活纹理的刻画和克制性的文学镜像对抗一种来自传统的“才子”精神和来自西方的“世纪末”式的颓废和消沉。最后，鲁迅又颠覆了行动者始终无法从一个既有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传统中走脱的困境，使个人的行动有了高度的自主性和目的性，而以“人”为起点和终点的“人”的目的论思考又成为其行动跨越既有体系和制度的动力。思想、文学、行动(革命)在鲁迅这里具有了互文性，彼此支撑，构筑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崭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