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乐

(山东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一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博弈与竞合的张力悄然衍生到语言与文化传播领域，世界各国有关话语权生成优选模式的研究蔚然成风。语言与文化传播通常承载着国家的意志，体现着国家的综合实力。“语言强弱不仅是国家强弱盛衰的象征，而且语言也会促进国家的发展强大”①李宇明：《强国的语言与语言强国》，《光明日报》，2004年7月28日。。国强语兴之道，渐成世界上诸多国家之共识。“语言与国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语言不再是过去的简单概念，其内涵不断丰富，功能不断拓展，价值不断提升，对于国家治理、发展和安全的重要作用远非过去所能相比，也超乎一切想象。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许多新的而且十分重要的语言问题、机遇与挑战，都亟待准确研判和有效应对。这已是事关国家战略大局和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②赵世举：《语言与国家》，北京：商务印书馆、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语言与文化传播由来已久，无论是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传承，还是他者语言与文化的演进，都在历史发展的长卷中演绎出独具特色的生动画面。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没有哪一种社会现象比语言更具有普遍性，语言与文化是唇齿相依的，正如语言学家萨皮尔所概括的那样：“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③转引自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塞缪尔·亨廷顿也曾提出：任何文化或文明的重要因素都离不开语言。语言在世界上或在某一国的分布往往反映出权力的分配。而权力分配的变化产生了语言使用的变化④[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语言和文化逐渐成为划分政治边界、获取国家利益的重要参数。“一国语言被使用的范围越广泛，就意味着该国的语言和文化越容易被世界认知、理解和喜爱，就能掌握更多的话语资源，营造出更有利于该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宁继鸣，马晓乐，孔梓：《跨文化交际与多语言和谐共生——兼论语言与文化传播的时代特点与发展前景》，载于《2009中国—欧盟语言合作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一个国家的文化越被人向往，在人们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的比例越大，说明一个国家的文化越有生命力和共享价值，当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播形式、传播内容，以及民族文化心理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时，该国的文化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自然会增强。站在国家层面来看，在国际交往中，谁占据了语言与文化传播的制高点，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更好地掌握主动性和话语权，在多元化世界构建中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语言与文化传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意义，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和文化变迁的动因之一，也成为国家间竞合博弈的原点之一。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国家间综合实力的竞争出现了一种转向，即在“硬实力”博弈的过程中，“软实力”所占有的权重越来越多，而且综合实力竞争形式也逐渐变得生活化、精神化，隐蔽而不易察觉，经济制衡和文化控制的作用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扩散。因此，文化，特别是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域外传播问题日渐隆兴，备受礼遇，逐渐被嵌入到社会结构的主体框架之中，与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问题不断交涉、链接，成为关涉国家利益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这也是语言与文化传播研究兴起的宏观背景和学术起点，亦形成了当今语言与文化传播国家意义和时代特征的晴雨表。

二

探讨这个问题不能忽视全球化这个不争的事实。当下，全球化扩张的态势不断强化，产生的张力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影响了我们生活的表征，也触动了深层结构。无视全球化的存在，及其所带来的变化，不仅是不明智的，更是不理性的。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不是保持缄默就可以实现价值与选择的中立，全球化带有强有力的裹挟性，无论愿望与预期如何，无论是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都会或多或少地带上这种时代的印记。全球化实施着新的建构，政府、组织、族群，甚至是个人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文化适应”。语言与文化传播领域呈现出新的气象，从宏观层面来讲，体现出较强的依附性和联动性，并与诸多领域进行了结合，发生关涉，主要表现在：与经济的捆绑、与教育的结合、与科技的嫁接、与政治的联动，与习俗的交融等，从而打上了全球化背景下语言与文化传播的时代烙印。

其一，语言与文化传播和经济的捆绑。经济一体化带动并加速了文化全球化。当今社会，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国际经贸往来，与经济结合的文化传播显示出一种生命力和全球扩张的能量，以文化传播为途径的经济活动也成为国际交往的主体之一。

伴随全球化广度的日臻扩散与程度的深化，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不仅物质产品本身内蕴了文化要素，经济活动的方式、经济输出的形态、经贸往来的渠道也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承载了文化收益的诉求。人们努力地在经济与文化之间建构意义，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语码附着在经济活动之中。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抽象的，有时候是难以直接被消费而进入经济流通的，与经济的结合，依托多种多样的文化产品使文化获得了新生。文化产品一般指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产品。通过文化消费影响行为进而形成群体认同。凝聚了个人和集体创作成果的文化产品步入产业化并在世界范围内销售的过程中，被不断复制并附加了新的价值。图书、杂志、软件、电影、视听节目、手工艺品、自媒体设备等，文化产品琳琅满目。西方学者阿兰·伯努瓦指出：“一件有利于理解文化全球化性质的新奇事物，及资本主义卖的不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识、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这不仅仅将房间塞满，而且还统治着想象领域，占据着交流空间”*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因此无论是美国的电影大片、肯德基快餐文化的全球布点，还是法国葡萄酒的通行天下，甚至是韩国电视剧潮流的风靡，无不演绎出经济与文化互惠结构的有效性，显示出全球化背景下新一轮语言与文化传播主流建构的态势。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占有更多份额，意味着为其语言与文化的传播赢得了更多主动权，而文化竞争力和话语权的增强不仅能为经济活动的顺利展开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对拓展经济活动的领域、丰富经济活动的路径也将发挥积极推动作用。很多国家和政府都视经济与文化的捆绑为新生的经济增长点，对文化贸易和文化产业的经济贡献度寄予厚望，甚至出台规章制度为文化贸易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全球化的市场为文化贸易疆域的拓展和文化产业链条的延伸提供了更为优越的前提条件，使得各个国家原本静态的文化元素通过与经济产品的捆绑获得了流通的途径，释放出更为普遍的使用价值，也开凿了文化传播的新渠道。文化贸易提升了一个国家对于文化的“贸易依存率”，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外部环境；而文化产业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对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方面。与此同时，文化贸易还是一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一国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体现。文化贸易的进出口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文化产业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状况，海外的文化贸易订单从某种程度上预设了文化产业市场的供给需求存量及变量，甚至规定了文化产业的产品内容、价值、生命周期等等。文化贸易和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结合的晴雨表，二者相得益彰，辩证统一。

不难发现，文化与经济的捆绑一方面赋予了经济政策以文化功能，使经济产品获得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也使文化打上了经济的语码，融入到全球市场的资源配置中，在就业、出口和工业附加值等诸多方面贡献出了自己的影响因子。借用一点感性的描述，文化从曲高和寡的境遇成为了落入凡间的精灵，这一身份的转变得益于其与经济的共生，也离不开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语境。

在传播的视角下，文化与经济的结合丰富了语言与文化传播的媒介和途径，开启了语言文化传播新的向度。基于对传播效果的诉求，人们会积极探寻并创造文化产品化、商品化的形式，制作驱动消费的由头，因此，创意成为文化与经济结合后开展传播竞争的核心技术。且看文化创意博览会上的展示，以及媒体以弘扬特色文化为主题的文化节目、项目，甚至公益广告，都能让我们洞悉到文化创意博弈的存在，以及这种创意博弈所带动的传播幅度和经济指标。“文化并不是独立于物质考虑之外的，但它也并非安静地在物质考虑的后面，等待自己的出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著，关世杰等译：《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新与市场(199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创意是文化与经济结合的桥梁与粘合剂，文化作为“璞玉浑金”要经过创意的雕琢才能焕发“巧夺天工”的艺术感染力，在传播，特别是域外传播与全球传播中才能成为强有力的赢家；而传播效果和经济指标彷佛是创意背后看不见的手，它激发创意，影响创意，显示出经济驱动下文化传播的特征，以及文化传播“被经济化”的特点。

其二，语言与文化传播和政治的联动。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的逻辑起点。语言与文化的传播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利益密切关联，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利益可以说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利益的竞合起起伏伏，一种基于语言与文化诉求的政治利益博弈逐渐隆兴。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即指出：这“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和种族关系的一个新的维度，它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而是文化”*[美]孔华润(沃恩·I.科恩)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王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在殖民扩张的时代，很多国家都在占领某片疆域后迅速推广其语言，同化当地的语言文化。很多国家都有建立语言“日不落帝国”的愿望，仿佛语言的疆域预示着国家的边疆，预示着权力的实施范围。纵观世界主要国家的语言与文化国际传播实践，都在不同层面上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政府在语言文化对外传播中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并在资金、政策、制度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英国文化委员会作为英语国际推广的主要机构每年都接受英国政府“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拨款。而法国政府不仅在资金上提供保障，在组织架构和机构设置上也走在了前列。在法国，推广法语的专门管理部门大致分为三个层次：法国总统及其附属机构；总理及其附属机构；法国外交部、文化部和教育部。法国总理总体把握政府推广法语的工作，主要负责各机构间的协调，直接领导法语语言高等委员会。在法国的政府构成中，文化部体量大，级别高，法国学者波谢尔曾将其比喻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跨国公司”。在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法国建立起多元化的组织机构来向全世界推广法语语言文化，法国文化中心、法语联盟和法国学校是开展该项工作的重镇。这些机构最突出的特点是：设置时间早，并形成网状聚合的结构。罗马的法国文化学院建立于17世纪中叶，雅典的法国学校设置于19世纪中叶，伦敦法国文化学院设立于20世纪初。二战后，又在拉丁美洲、中东地区等陆续筹建*参考张西平，柳若梅：《世界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网状聚合的效应为法语和法国文化的国际推广搭建了平台、开拓了渠道，政府凭借它的权威性和国家意志力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从时间上来讲法国是语言国际推广领域的先贤，那么韩国可以称之为“后起之秀”。韩国无论是疆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不以体量见长，启动韩语的国际推广也是近年来的事情。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相继设立韩国语专业。这一方面源于韩国经济地位的攀升带来了国际社会对韩语的需求；另一方面，与韩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也是分不开的，该国陆续成立了韩国国际交流财团、韩国国际协力团等语言与文化传播的机构。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查看世界诸多国家的语言政策、教育政策，以及法律法规，语言及其所隶属的文化体系都是国家和政府实施权威和强制力的重要领域，都给予了相当的价值和利益诉求。有学者总结说“语言政策是政府对语言文字的地位、发展和使用所作的行政规定,是一定政治的体现,具体体现政府对社会语言问题的态度,是一个国家总政策的一部分”*陈章太：《语言规划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8页。，深中肯綮。国家语言推广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被视为国家在语言与文化发展领域的纲领性文件，政府的权威与权力的实施，可以使某种语言获得优先与优势发展的地位。而语言的优先和优势发展对内可以加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对外可以增强影响力，往往被用来传播其所隶属的文化，特别是价值观念，通过国内外对其文化的认同与接受，提升国家的文化资本，增强国家软实力，继而谋求更高层面的国家政治利益。从某种角度可以说，语言推广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国家政治利益在常态情况下应该是同向发展的，语言与文化的传播与国家政治利益神理相通。

在全球化程度日益深化的今天，政府在语言国际推广领域的作用不是减弱了，而是得到了加强和深化，世界主要国家的语言规划都体现出国际化的趋势，体现了维护国家利益的需求。法语联盟章程明确规定：这一机构的目标是“在全世界传播法语，扩大法国思想和法国精神的影响，尤其是团结生活在海外的法国人和热爱法国的外国友人，使他们继续保持或发扬对法国语言及思想的热爱”。英国文化委员会在对外宣称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工作内容时也表明要“在海外人民中间建立对于英国的创造性和科学革新的赏识，并且加强他们接触英国文化多样性的工作”、“将英国的艺术和科技活动带到其他国家，促进文化交流”。德国歌德学院的业务范畴中也明确标识：“与外国进行文化合作项目；推广海外德语”。

这种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反映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语言推广与政治利益之间的互动与互惠日益得到强化。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语言国际推广和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源于维护国家语言和文化安全的诉求，许多国家都参与到该领域的博弈中来。在20世纪及其更早的历史时期，语言国际推广领域内的博弈只是世界主要强国之间的竞合，“在残酷的国家间文化竞争场域中，弱国所拥有的弱势文化面临着严峻地被侵蚀、同化，或者以积极的表达，就是被融合的境遇，如果没有宗教或者其他更强的维系力量，世俗社会面临强势文化的渗透难有抗击之力。……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世界政府来帮助其保持文化特征，控制强国的文化入侵，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既没有干涉国家主权的权限，也没有大规模实施文化保护的能力”*吴瑛：《对外文化传播：理论与战略》，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一个朴素的道理昭然若揭：只有占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控制风险才不是神话。因此，语言国际推广从根本上来讲，首先是自利的，其自利也首当其冲地表现在维护国家语言与文化安全层面上，文化安全的“后防线”就是国家的政治利益。因此，语言国际推广和对外文化传播的政策如果能够嵌入国家利益结构，并使利益制度化，不仅有利于在本国内树立文化“守成”的意识，更有利于对外树立文化坚守与捍卫的观念。

其三，语言与文化传播和科技的嫁接。在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无论是物质文化的传播还是精神文化的扩散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就连物种的自然传播过程也因科学技术的介入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是传播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客观存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已经向我们昭示了科技发展对于语言和文化传播所产生的巨大效应。从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到今天的网络传播时代，科技像一条涓涓细流贯彻始终。公元11世纪，中国宋代的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15世纪，德国人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大大提高了印刷质量和效率。印刷术的发明与推行变革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与途径，实现了社会文化总量的积累以及文化结构的优化升级；打破了文化的集中与垄断，促进了文化的普及与共享；带动了知识的流通与人才的竞争，为文化革新与社会进步注入活力*马晓乐，宁继鸣：《技术进步与文化再生产的互系与互惠——基于印刷术和自媒体的分析》，《文史哲》，2015年第6期，第146页。。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对印刷术的发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西方机械文化的一切方面都是由印刷术塑造的”，“西方对印刷术的痴迷一直维持到今天”*[加]麦克卢汉，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0页。。“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博士在她所做的研究报告中收集了一些证据来证明她所提出的如下观点：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印刷术的扩散撕裂了西欧的社会生活结构，并用新的方式将它重新组合，从而形成了近现代模式的雏形。印刷材料的使用促成了社会、文化、家庭和工业的变革，从而推动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著：《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而电子时代的到来，以及当下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以往人们对“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种由于传播距离而产生的诗意期待，科技不仅弥合了远距离传输的鸿沟，也成就了传播“短平快”“高保真”的梦想。而依托网络的远距离人际互动，又将“去中心”“超现实”等标签贴在了当下文化传播的肌体上。可见，技术的参与深刻影响了传播媒介的更迭、流布与变革，一次次更新了传播的信源、信宿和信道，一次次刷新了语言文化传播的主流形态，一次次颠覆受众接受讯息，认知世界的方式，也一次次令世人对工具理性的发达及其普惠天下的魔力油生赞叹，而我们的视野也因技术的带动和传播的魔力得到延伸，观念因此发生变迁。

科学技术和语言与文化传播联姻的故事依然讲述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所不同的是，科技这条涓涓细流已经呈现出百川汇海的气势，声光电等各种科技门类的综合应用使语言与文化的传播又呈现出新的气象。面对众多被“技术制作”“技术包裹”的传播，有时候我们难以判断，究竟是传播内容影响了我们，还是技术所带来的视觉、听觉，以及感官上的综合印象及其所营造的情景重塑了传播内容，技术的渗透性传播及其强大的可塑能力使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其文化塑造功能和社会控制的威力，无视、忽视技术在传播中的巨大作用会导致认知与判断的偏向。可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技术对于语言与文化传播活动而言，已不仅仅是介入的问题，在支撑传播实践的工具特性之外，科技自身的价值日渐浮出水面，特别是它对传播效果的较大影响成为该领域不容忽视的新问题。

这个新问题的产生也让我们在此重温关于辩证思维的哲学寓意。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所谓“没有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语言与文化传播和科技的互动也体现了这一原理。一方面科技的日新月异使语言与文化传播焕发出令人心旷神怡的新景观，大大增强了传播的呈现力和影响力，使传播在知识传递、文化塑造、权力布局调整、社会结构优化等方面所占有的份额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一种“技术密集型”的语言与文化传播模式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传播实践中的科技含量和科技贡献率业已成为传播活动的内在构成要素，在不同程度上对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发生作用。在拉斯韦尔“五W”传播模式框架下，即“传者——讯息——媒介——受者——效果”，与科技嫁接后，传者(传播主体)的教育水平和知识结构得到提高，讯息(传播内容)的表现方式得到丰富，变得生动有趣、活灵活现、纷繁绚烂，获得了更为广阔的信息扩散空间；而传播媒介研究已是当今传播领域中的显学，媒介技术成为当下技术研发水平的表征之一。受众的知识接纳能力也因科技水平的整体提高得到扩充、欣赏水平得到提高。传播效果是技术效应的集中体现，当人们习惯了今天基于“3D”“4D”“全息”等技术的影视节目后是不会留恋“胶片”时代影片的；除了满足一点怀旧的情怀和猎奇心理，也很少有人愿意花很长时间去看上世纪的文艺节目或者皮影戏。因此，科技对语言文化传播实践的整体提升是科技给世界带来的福音之一。相信伴随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信息化、数字化支撑下的语言与文化的新兴传播方式乃至新兴业态会给世人带来层出不穷的惊喜。那么，在享受这些丰硕成果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敏感地意识到科技这把双刃剑的另外一面。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谈论基因生殖技术是否符合人性的科技伦理问题，也不讨论转基因技术与物种变迁等问题，我们特别关注科技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与文化传播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应该说，最令人担忧的就是科技对语言与文化传播权力结构与宏观布局的影响。迪安纳·拉迪东安认为：“在现代世界上，对信息的处理和控制是实行征服的最重要武器之一。”*张新华：《信息时代国际政治的演变趋势》，《国际观察》，1998年第3期。在这里，处理和控制信息的武器不是别的，正是科学技术。事实上，科技已经打破了世界语言与文化版图的均衡，原来风平浪静的水面被荡漾起层层波澜，科学技术上的竞争秩序和规则已经深刻影响了语言文化的格局。科学技术对语言文化版图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传统手段对于地理版图的划分、影响和控制，它把问题转换成了接受的问题，对文化接受的态度、认知、判断和行为是难以防御和控制的。

全球视野下，科学技术成为语言与文化传播话语权生成机制的主动力，科技上的比较优势直接烘托出语言和文化传播的强势地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看到发达的科技支撑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大范围、强密度的信息攻势，从而使本国的语言和文化在全球传播的浪潮中占据有利位置，占有并支配更多的语言和文化资源，获得更为强大的支配权力，甚至产生语言与文化传播领域的霸权与帝国主义倾向。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覆盖全球的综合信息传播体系开展语言与文化传播，如美国的传媒技术优势，其出口的影片产量只占全球影片产量的不足7%，却占领了全球放映总时间的50%以上，科技成为某些国家语言和文化扩张的先导已是不争的事实。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当代的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利用其在大众传媒体系上的绝对优势,通过各种传媒和文化产品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和倾销其文化和思想价值观念。

在此情况下，语言与文化传播的全球均衡问题，竞争秩序问题，物理距离与文化距离的关系、受众的价值判断，以及民族国家的语言与文化安全等问题逐个浮出水面，成为迫切需要正视并解决的时代命题。问题的解决不是朝夕可以实现的，路径也许不是单一的，需要多边参与、多方考量，从而使科技理性适宜、适量、适时地惠及全球，使科学技术在符合全球市场逻辑、人文精神塑造的综合诉求下运行发挥其巨大的魔力和效应。

再者，科学技术创新路线的不断翻新也促使我们思考关于“回归”的问题。孔夫子曾语重心长地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形式和内容要相匹配才能相得益彰，内容大于形式会因质朴略显直白，而形式大于内容则会因繁复显得华而不实。语言与文化传播对科技的过分依赖将导致传播内容的干枯与单薄，因此对于传播内容，或者说传播本体的再审视再选择是极其必要的。回归本体，重视本体，关注本体的内涵，关注本体的意义编码与价值传递，应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声音。

其四，语言与文化传播和教育的结合。语言与文化传播的方式林林总总：著书立说、传道授业、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人口迁徙、外出旅游、文艺表演、艺术展览、战争掠夺等，方式数量之盛、形式之繁、层次之多几乎难以尽举。基于对文化的需要，人们仿佛有无尽的智慧来进行着语言的传递和文化的传承。鸿雁传书、暮鼓晨钟、雄鸡报晓、驿寄梅花这些意味深长的古语业已传达了文化传播的意味。目及当下，语言与文化传播的方式更呈现出“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繁盛景象，在其绽放的画面中，教育是其中别开生面的一枝。当下，教育和语言文化传播的结合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归纳为两个方面予以阐述，一是语言国际推广与语言教育的广泛开展，二是基于教育传媒和网络教育的泛文化传播实践的兴盛。

关于语言的国际推广和语言教育，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话题，牵动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从殖民扩张的时代到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世界上有太多的民族与国家都热烈地追求着自身语言全球范围内“有域无疆”的境界。语言的疆域有时比地理疆域更让人振奋，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文化的领属。在战争年代和殖民扩张时期，地理疆域的掠夺与拓展和语言的扩张有时是同步的，侵略者在踏上新土地的时候，就采取语言“同化政策”，视其为“征服”的标志之一，并且配套相关的教育政策。例如英国，非常注重将英语作为英殖民地的执政语言和通用语言。1834年就宣称要培养“既具有印度血统和肤色，又具有英国式旨趣、看法、道德及智能的阶层”。1847年，在有关“非洲殖民事务局”的一个方案中，将学习和掌握英语语言知识视为“教化属地内有色人种的最重要的方式”*张西平，柳若梅：《世界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无独有偶，当西班牙确立了在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地位后，于1871年起，就在拉丁美洲的领属国先后成立语言学院来系统传播西班牙语。今天，世界上有不少国家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此非一蹴而就之业绩。二战期间，日本在台湾、朝鲜和中国大陆东三省所实施的语言教育政策也是此类情况比较典型的案例。逮及当下，大规模的战争和殖民统治已经成为昔日黄花，显示了历史之川流的“消声”力量，在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平共处”“互利互惠”原则的时代，语言的国际推广并没有停留它的脚步，在全球范围内依然是一支有生力量，踏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征程，其突出特点就是教育的权重愈发增强。

语言教育的开展主要依托学校、语言推广机构和部分市场资源以及社会力量来实施，世界上的综合性大学一般都设有语言专业，不仅高等教育，在基础教育乃至学前教育中，语言教育课程都占有相当的比重。例如在中国，一个中学生每周必修英语的时间与语文课基本是持平的，小学生每周要完成5小时左右的英语学习时间，而在实施“双语”教育的幼儿园，一个学龄前的小朋友一周学习英语的时间超过3小时。

与此同时，源于对外贸易、人文交流、出国留学等方面的需要，体制内的教育规模尚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语言学习需求，语言培训机构应运而生，呈现出雨后春笋般的发展态势。在中国，像“新东方”等以英语培训为主营业务的市场化的语言教育机构名声大噪；在世界范围内，像法语联盟、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英国文化委员会等语言推广机构分别在传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的还具有开展语言学历教育的资质。孔子学院是语言国际推广机构和语言教育这个大家庭中的新成员，作为“晚生”与法语联盟等“先贤”相比，虽然还有长足的发展空间，但是，她也初步显示出自身的特色与价值。

如果说教育制度和语言机构拓展了一条语言与文化传播的主流发展道路，实现了语言与文化传播较为稳定的发展常态，那么启动相关的教育项目，开展致力于增进学术交流和人文交往的教育合作就是一种相对灵活多样的方式。如著名的美国富布莱特基金项目，始于1948年，主要参与对象是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和学术团体，被看作是“对美国国家长远利益投资的一个典范”，“造就了一批致力于加强国家间相互了解的领导人和舆论创造者”，对促进国际精英阶层对英语和美国文化的了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尽管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有将自身语言进行国际推广的良好愿望，但是，全球化发展的现实毕竟告别了战争与殖民时代坚船利炮的攻击和枪林弹雨的威胁，一厢情愿的语言异域传播不一定能产生想象的预期。即使以强大的经济为后盾，以先进的科技为先导，在没有文化源动力的促进下，单纯的媒介技术也无法形成巨大的语言与文化扩张现象。或者更直白地说，所推广的语言如果缺乏生命力，所传播的文化如果没有深厚的积淀和丰富的内涵，如果没有海外对该种语言与文化强大的需求，一厢情愿的单向语言推广不可能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效果。语言与文化自身的价值，及其全球化背景下，它们的现实意义与潜在价值，是这一历史阶段语言国际推广与全球范围内开展语言教育的前提条件。

全球化背景下语言与文化传播和教育结合的第二个突出特点就是基于教育传媒的泛文化传播实践的隆兴。伴随大众传播的势不可挡和媒介技术的突飞猛进，以电视和网络在线课堂为主体的教育传媒释放出强大能量和魅力。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认为，受众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需求和兴趣来加以解释。一个人接触传媒，是基于个人需要，怀有某种动机的。一般而言，受众的动机包括以下方面：获取信息和知识、了解外部世界、娱乐消遣满足精神情感需求等。讲座类、纪录片等电视节目知识含量很大，网络在线课堂形式多样，是语言文化传播不可忽略的新生力量。这种泛文化传播形式的存在，反映出一定的社会需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较为宽泛的社会文化教育和文化传播方式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功能，具有传播实效。

其五，语言与文化传播和习俗的交融。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文本与习俗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中国古籍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尽管流失甚多，但传承与发展脉络还依稀可见，成为世界文明中为数不多的、没有间断的“线性”发展的文明形态之一，成为汉语和中华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标识性成就。文本定格了语言和文化在某一段历史时期的表现和面貌，记载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以一种静态传播的方式实现了对语言和文化的传播。

与文本不同，习俗对语言和文化的传播更多是动态的过程，以一种生活化的形式而存在，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对特定语言文化的传播实践。文化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客观事实，它贯穿于我们生活的点滴之中，不同的生活方式代言了不同的文化模式。习俗往往是生活方式的集约展现，是由国家或民族的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是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的总和。在时间上，人们一代代传承它，在空间上，它由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扩布。习俗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其本质的缘由就是因为根植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在人们的日常起居和衣食住行之中得到“集体遵从、反复演示、不断实行”*庹继光，刘海贵：《民俗传播要素简论》，《新闻大学》，2012年第4期。。习俗的传播力是强大的，一方面它会扩散、渗透，当然也会发生变异，显示出习俗传播的多样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异质语言和文化的传播也体现出与习俗融合的特点。例如，节庆文化。中国是一个崇尚吉祥、伦理的民族，节日多，庆祝方式和节日规约丰富多彩。伴随改革开放和对外经贸往来的日渐频仍，在传统节日之外，“洋节”也越来越多，母亲节、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加入了中国节庆的行列，融入了中国吉祥文化的汤汤河流。在对节日礼俗的遵从和实践中，慢慢浸濡到洋节日所代表的文化符号和文化氛围中。同样的，中国的春节、中秋节等也成为很多西方国家欢庆的理由，过一个“中国年”成为外国某些地区的时尚之一。看看春节期间欧洲诸多的街头巷尾，挂灯笼、舞狮子、耍旱船、踩高跷、吃中餐、包水饺等等，走近了中华文化，也走近了汉语。汉语言文化在异国他乡民众的欢声笑语中也迈开了跨文化传播的步伐。再例如饮食文化，今天在中国太多的城市都可以品尝到韩国美食、日本料理、法国牛排、意大利披萨、土耳其烤肉等，而中餐馆也开到了世界各地。饮食习俗是世界各国的表征文化之一，容易被感知和模仿，人们通过对饮食习俗的体验，进而了解相应的饮食结构、饮食文化、饮食礼仪等，从而以饮食习俗为起点走近异质文化。

习俗之所以具有这么大的传播力，源自其与生活的密切关联。习俗是活的文化，是动态的文化，是关于生活的文化。社会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展演本身就是习俗发挥传播效力的过程。民众和百姓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很多是在一次次习俗的参与和洗礼中实现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在很多程度上正是依托了习俗的媒介功能。

习俗的构成要素尽管很多，但是有两样东西是其核心，一是文化内涵，二是仪式与规约。每一种习俗大概都有其相对应的文化内涵，比如婚俗，表达了对爱情的想往和对家族兴旺的愿望，通过迎亲、三拜九叩、闹洞房等礼俗表达对于婚姻的重视和对吉祥生活的期盼之情。尽管文化的新变层出不穷，但是文化的基因相对稳定。就像婚俗，西式婚礼的特点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中国婚礼的规约中，但婚俗所表达的主旨没有动摇。所以，习俗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与媒介，其作用相对持久稳定。发挥习俗在文化传播，特别是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命题。

综上所述，与经济的捆绑、与政治的联动、与科技的嫁接、与教育的结合、与习俗的交融，折射出全球化背景下语言与文化传播的新变化、新气象、新特点，也反映出当下人们对语言和文化传播的新需求和新诉求，体现了语言和文化传播在全球化平台上发展的新路径和新趋向。

三

互涉与联动显示出一种动态和趋向，语言与文化传播不是堂而皇之、装点门面的可有可无之物，其已经嵌入到社会的机理，成为社会深层结构的重要支撑要素，成为社会变迁的动因和国家利益诉求的支点之一。实现语言与文化传播的传统突围与当下建构是诸多国家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对语言与文化传播的国家意义和时代特征达成共识，对其现实意义和功能价值实现社会认知扩散，无论对于民族语言文化建设，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建设，还是对于民族语言文化的域外传播和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形象塑造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此过程中，政府的倡导引导作用、市场资源的介入与杠杆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与协同创新作用、媒体的实践驱动作用，以及学术研究的先导作用和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发挥等，都将成为协作分工中的一支支重要力量，都将为中国语言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贡献自身的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