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晟华， 吴文新， 倪振泷

(中共抚州市委讲师团，江西 抚州 344000)

村落文化作为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各地存在的形式不尽相同。抚州地处江西东部，是全国古村落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市之一。因地缘条件及历史发展等原因，现存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古村落主要以明清建筑为主，在村落保存的数量、质量等方面，堪称“没有围墙的古村博物馆”[1]，见证和展现了中国明清时期民间建筑艺术的辉煌成就，是研究中国传统儒耕文化和临川文化的珍贵实物史料。

历经数百年岁月的沧桑，这些古村落虽然得以幸存，但已经遍体鳞伤。在当今城市文明的不断推进中，成了一种独特而又脆弱的文化现象和旅游资源，急需合理保护和科学地开发利用。

1 抚州古村落概貌与特征

抚州自古便是崇德尚文、耕读传家之地，不仅诞生和培育了晏殊、王安石、曾巩、陆九渊、汤显祖等众多名垂青史的历史名人，也创造并形成了辉煌灿烂的临川文化，“才子之乡、华夏梦都”的美名享誉中外。

厚实的人文积淀和优越的地理生态环境，让抚州传统的农耕文明保持相对完整并延续至今。作为农耕文明重要载体的古村落，在抚州下辖的13个县(区)内均有分布且数量众多。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抚州全市已知并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古镇有200余处，其中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的有5个，列入中国传统村落的有14个，列入江西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有13个，拟申报国家、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的有40余个。

金溪是抚州市古村落分布数量最多的一个县，境内大大小小古村101个，保存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多达11 633栋，位居全省第一，经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被评为“江西十大文化古县”。这些古村落中，为人熟知及较为知名的有竹桥村、浒湾镇、蒲塘村、黄坊村、陆坊村等。

临川区是抚州市政府所在地，辖区内也有一定规模的古村，其中较为知名的有下聂村、周家村、荣山镇、厚源村等村落。其他各个县区也不乏在历史上远近闻名的古村古镇，如宜黄县的棠阴镇、广昌县的驿前镇、东乡区的浯溪村、乐安县的流坑村等等。

抚州古村落大多为明清时期遗留的原物，虽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和部分人为的损坏，但整体保存较为完好，古建筑种类丰富，格局完整，建筑工艺高超精美，在当代中国古村落资源当中极为少见。据专家观点，抚州古村落目前虽处于逐渐被发现和认识的阶段，但在中国同类历史遗产中的价值与地位，毫不逊色已广为人知的一些古村落群，尤其是在明清建筑技术与艺术研究方面,是难得的实物史料,意义重大，价值难以估量。

抚州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江南丘陵地带，历史上农业发达，商贸兴盛，素有“赣抚粮仓”的美誉。经济基础的相对厚实，为村落的营建奠定了相应的财力和物力基础，它们或隐现于葱郁林木之间，或建造于秀谷青峦之处，或坐落于潺潺溪河、青青田园之边，灰墙玄瓦，小巷幽深，虽建造的历史背景各不相同,规模也大小各异,但村落的规划布局与民居建筑有着典型的地方特色。

(1)在居住选址当中，注重自然条件因素和风水因素，同时考虑防卫的需要和宗教信仰的需求。这些村落的建造虽因财力人力的不同而大小不一，但各村的择地与朝向都注重考察周边的环境，择其吉而避其凶，在整体上呈现了传统农耕文明所倡导的“天人合一”[2，3]思想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反映出改造利用自然的能力和时代特征。如金溪的竹桥村，据族谱记载，其选址与布局，就曾聘请当时著名的风水师进行堪舆并在建村过程中予以指导。

(2)体现对传统文化的高度融合和充分利用，这些村落最初的开基建造，往往由一族或一姓完成。他们并不完全是当地原住民，在历史上多因逃避战乱或其他原因而举族迁徙，因此在择地建村时，融入了传统的宗族观念和家族文化。这些村落在营建过程中，又往往由德高望重的族人或取得功名、文化水准不低的社会名人主持，大到整个村落的规划布局，小到街巷的走向和住宅房间的多少，都注入了宗族文化的印迹。如乐安的流坑村，就由中原南迁的董氏家族开基建造，村子的规划布局皆由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族中名人主持及完善，虽经近千年的历史变迁，但依然体现前人的智慧与严谨的科学精神，并至今延续以董姓家族文化为主的村风和习俗。

(3)村落的建筑材料以石、木、砖瓦为主，间以木石混合、砖石混合、砖木混合等材料，房屋结构层次分明，布局精巧，以实用为主。这些村落营筑宅址多以石料制作门、窗，铺设地面及筑成台基；以木料为柱，制作横梁及斗拱；以砖石彻墙体，以土瓦盖屋顶。在建筑结构和风格上，无论是单体还是群体组合，其构成大致为屋顶、屋身、门窗等三个部分。墙体多为条石和青砖，门窗虽有木雕、石雕工艺，但简洁、大气，精致而不显奢华，典型特征是“方盒子、少装饰”[4]，外观古朴厚重，传统儒耕文化及地方特征极为明显。

(4)村子的保存及延续，主要依赖于传统宗族文化的维系，也与一位或多位从村子走出来的名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一个村子能够产生名人，足以让村民引为骄傲与自豪，而名人的人生经历，在岁月的磨洗与时空的交换中又会逐渐演化为一种人文精神，与宗族文化水乳交融，形成族风和村风。为传承和弘扬这种人文精神，村中往往会配套建设一座或多座祠堂、书院、戏台等公益性建筑。

基于保存数量之多、建筑技术之精、人文內涵之深等因素，抚州古村落有“没有围墙的古村博物馆”之称誉。一个个古村落，一幢幢古建筑，记载着抚州悠久的历史信息，传承着抚州千年不散的人文气象，也浓缩与见证着抚州在漫长岁月中的兴衰与发展轨迹。

2 抚州古村落文化考察

抚州古村落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除了体现中国明清时期精湛的建筑技艺外，也反映并展示了抚州地方文化――临川文化的丰富內涵和恒久魅力。

临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支脉和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端可追溯至几千年前。据考古发现，4 000多年前，穿越抚州全境的抚河两岸便有了先民的足迹，他们刳木成舟，掘土制陶，孕育了抚河文明神秘的因子。2 200多年前的西汉初年，长沙王吴芮南征闽粤，沿抚河而上，播下了中原文明的种子，抚河流域因此成为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交汇之地。此后的千百年间，中原文化、吴楚文化、百越文化在这里交融汇聚，形成了璀璨的临川文化。

临川文化是抚河文明的集中体，就区域而言，指的是今抚河流域所产生和形成的具有显著特点的地方文化；就内容而言，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就特点而言，是在每个历史时期产生了庞大的才子群体，他们身上洋溢的真情、豪情、深情所形成的才子情怀，成为一种精神和气质，延伸并塑造了一种“文章节义，进取创新”的文化品格。

抚州古村落是临川文化重要载体之一，体现了临川文化的精神和主要特征，临川文化涵盖的内容在村落的选址营建、规划布局、建筑施工、村风民俗、保存延续等各方面都有较好体现。

(1)“千古第一村”——乐安流坑。流坑是入选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的古村，因存世时间之久，古建筑数量之多，历史上产生进士之众而被誉为“千古第一村”[5]。据考证，流坑建村于五代南唐烈祖李昇元年(937)，迄今已有一千余年。全村以董姓为主，自称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后裔，聚族而居，子孙繁衍，至今已有八百余户，四千多人。流坑曾以科举鼎盛而名重一时，从宋初到清末，全村出文、武状元各1名，进士34人，举人78人，可见其文风之盛。流坑村的古建筑群体规模庞大，保存至今的仍有206处，不仅历代官绅遗留的广宇大厦和牌楼祠堂数量众多，匾额、楹联、雕刻精致典雅，内涵丰富著称于世。

流坑的村落文化内容丰富，以儒商并重为主要特色，以至于有“五百年耕读，五百年农商”一说。考察流坑村的历史，其发展轨迹十分清晰，建村伊始及前期，基本以农耕经济为主；在农耕生活趋于稳定之后，则兴起科举文化，热衷于读书进仕，村民以此为荣，村子也因产生科举人物而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上进一步发展；其后，又因村子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掌握了相应的商业信息和社会资源，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兴起和繁荣，而商业经济兴盛所带来的巨额财富，则反哺农耕经济与科举文化，由此形成完整的发展链条。

流坑董氏家族因科举鼎盛在历史上被列为抚州四大家族之一，又因经营竹木生意而成古代江右商帮中的一支劲族，号称流坑竹木帮。

流坑是抚州较早得到保护和开发的古村落之一，现在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虽然近些年采取了许多科学的保护措施，但在村落文化的开发利用方面还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挖掘整理，加大宣传和弘扬力度，以保持村落文化的延续性。

(2)儒商并重——金溪竹桥。竹桥村是第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被列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示范点。该村的村落文化与流坑近似，也可概括为儒商并重，略有不同之处是竹桥在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更侧重于商业经济，虽信奉耕读传家，但于科举进仕的热衷程度明显低于流坑。

竹桥村始建于元代中期，由余氏一族开基建村。村中现存109栋明清古建筑，水塘8口，祠堂、书院、庙宇10座。村子的择地与规划据传出自于古代风水师廖瑀之手，数百年来，虽有改进，但总体格局不变，依然如一柄扇子的形状，静处于起伏绵延的峰峦之间。

竹桥的历史上虽不乏科举进仕的文化名人，但他们对村落的影响却不及经商致富的商贸人物。竹桥人经商，始于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最初是因为家族繁衍，人口日多，土地日少，生活贫困，一些头脑活泛的人，便走村串户贩卖些货物，以补家用。渐渐地，这些人生意越做越大，财富越聚越多，把一个村子经商的风气也带动得越来越盛。经过近200余年的发展，至清康熙年间，终成气候，涌现出一大批商贸精英，在江右商帮中举足轻重。

竹桥人涉足的商业领域极广，最为突出的是雕版印书业。离竹桥不远、同属金溪的浒湾镇，是明清时期江南四大古镇之一，以雕版印书业闻名大江南北[6]。据相关史料记载，浒湾雕版印书业的兴起肇始于竹桥，镇中规模最大、开设最早的书店“余大文堂”就是竹桥人开的。清乾隆年间，竹桥人余希龄甚至把书店开到了北京，在做着吞吐八方的大买卖同时，主持修建并管理北京金溪会馆。

因商业的发展，历史上的竹桥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子，并由此形成经商的传统，弃农从商、弃学从商、子承父业数代为商的现象极为普遍。尤为重要和值得关注的，是竹桥数百年来形成的以人为本、讲信誉、重诚诺的良好商业文化。总门楼前的品字形水井、村中的“人本”字街道、八家弄等设施和建筑，是竹桥村的乡土特色，也是竹桥商业文化的具体表现。

(3)体现“清廉”文化的明清古镇——广昌驿前。广昌是抚州最南边的一个县，抚州的母亲河抚河的发源地，与赣州市的宁都、石城等县接壤。抚河源头位于广昌血木岭，汇纳千溪而成河，在广昌境内称旴江。位于旴江之源的驿前，是明清古建筑群较为集中的一座古镇，沿街一线，全由古建筑构成，品类丰富，有姓氏宗族的公祠、家庙，有达官显贵的官邸、别墅，有商贾的店铺、生产作坊等建筑，多达50余栋。这些建筑高墙深巷，飞檐翘角，气势宏伟，古朴典雅，堪称江南明清建筑的上乘佳作。

驿前的文化特色主要表现为“清廉”文化。驿前为赖氏宗族聚居地，其“清廉”文化的形成：一是地处旴江源头，历史上为著名的广昌白莲发源地和主产地，“莲”“廉”谐音，形成“清廉”文化。二是该镇历史名人、明代云南按察使赖巽的倡导与弘扬，因名人效应，“清廉”文化在驿前代代传承，至今仍保存完好的“清吸旴源”古屋，相传就为赖巽所建。三是以建筑物为载体，宣传和弘扬“清廉”文化，其显著特征是运用木雕、石雕、砖雕等技艺,雕刻以莲花、文房四宝等题材为主的图案。既为房屋装饰，也寓意为官清廉，工艺精湛，风格独特，在一般明清建筑中较为少见。

考察抚州古村落文化，可知其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理学文化、禅宗文化、赣商文化等多种文化形式，虽因各村历史发展原因而形态各异，但总体为中国传统儒耕文化与临川文化的糅合，并由此而形成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文化现象。千百年来，这一文化现象的保存和延续，反映了抚州这片土地上大多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记载了特定地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时至今日，弥足珍贵。

3 古村落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古村落是个炙手可热的话题，一方面是国家文化政策的导向，另一方面是社会媒体的推波助澜，但更根本的原因，是过度的城镇化发展导致了古村文化的逐渐失落，引起了人们普遍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和焦虑。因此，寻找古村文化，回归乡土传承，成了当前社会精神文化消费的一种趋势。

据相关报刊综合数据统计，2000年，我国的自然村约有363万个，至2017年，已知存在村落约260万个，几乎每天消失80至100个。如宜黄县1983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在册比较完整的古建筑有170余处，第三次普查时只剩下不到80处。古村落的逐渐消失已是不争事实。

村落是乡土文化的载体，一个村落的建立，不仅仅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劳动、居住、生活的具体场所，更是一个人无论走得多远、离开多久都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村落的消失，势必造成乡土文化的断裂与失落，因此，保护村落，不仅仅是保护地面上的建筑物，更是保护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抚州古村落的保护起步较晚，有些古村甚至还处于被发现的阶段，既没有纳入保护的范围，更谈不上编制保护与修复的方案。这些古村落目前虽然没有消失，但在城镇化进程中“空心化”现象极为严重，村中居住人口极少，大量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古迹不是因为年久破损、人为毁坏，就是被一些不法分子盗窃贩卖，与全国其他地方出现的问题并无二致。因为村落“空心化”，原本具有“凝聚”“纽带”等作用的宗族文化失去了约束作用，古村落“形”犹在而“神”已散，即便还残存部分文物古迹，也成为失去了灵性的摆设而已，距离村落及村落文化的整体消失已然不远。

古村落出现这种“空心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农耕经济的落后，村民离村进城务工或迁居城镇，村内只有少数儿童和老人留守，而有的村落则村民全部迁出，无人居住，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人村。二是一些村落因经济条件的改善，村民对古建筑进行拆建的现象极为普遍。有的另外择地建造新房，原住古屋任其荒废甚至倒塌；有的因建新房所需，任意拆卸古建筑石材、木料等构件；更有甚者，是直接将古建筑拆毁，在原地基建造新房。这种现象的存在，加速了古村落原生个性的逐渐消亡。

随着古村落资源的日渐减少，古村落的保护引起了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视，但在开发利用与综合发展等方面依然存在问题，究其原因，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商业文明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冲击与消解，对古村落的保护和利用认识不到位。在一些古村落的开发建设过程中，虽然逐渐意识到了村落文化遗产的巨大价值，但由于对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属性的认识不足，改建过程中往往不经科学鉴定和认证，依据旅游项目或改善居住条件的需要，进行整改和搬迁。如一些新农村建设项目和乡村旅游开展得较好的地方，就出现了新建筑越来越多，传统建筑越来越少的现象。

(2)当地具有一定水准的相关专家较少，无法为众多的文化遗产做好资质鉴定并为之提供行之有效的专业保护方案。抚州古村落数量庞大，品类繁多，古村落保护方面的专业人才相对不足，加之相应的人才管理机制不够完善，限制了古村落保护和修复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3)投入资金不足，传统村落保护开发的保障机制尚未到位。一些需要进行保护和修复的古村落由于投入资金不足而无法开展保护规划的编制，村落的保护和建设也缺少相应规章制度的约束，致使许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建筑、古街道、古建筑构件等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保护，还遭到人为或自然的破坏，有的古建筑构件甚至被人偷盗、贩卖到外地，难以追回。

(4)古村落出现破坏性开发，美丽乡村建设中拆旧建新导致村落记忆断裂、家园文化丧失。一些古村落的开发，把古迹当景点，把遗产当卖点，把无法当景点和卖点的文化遗产甩到一边，严重破坏了古村落原有的历史风貌，使古村失去了活着的记忆和生命，成为不伦不类的乡村景点。

(5)盲目的开发与利用破坏了传统村落千年传承的文化体系，只重表面，不重內涵，太过于商业化。有些村落因开发较早，目前已是有点名气的景点，为进一步创造旅游价值，一些沿街古建被改成店铺，招引商贩；在旅游产品的开发上，粗制滥造，生产或制作些毫无地方特色的工艺品，甚至从外地批发，冒充当地土特产品销售。这种种做法，无疑是对一个村落历史文化的严重损伤和破坏。

(6)宗法体系的改变影响村落文化的传承和亲情的巩固，村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加速了传统村落消亡。考察抚州古村落，多为一个宗族或一个家族开基建立，之所以历数代繁衍而成当地望族或大村落，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宗法制的维系与宗族文化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法体系出现断层和消解，已无法维系和推动村落文化的延续，而没有村落文化的传承，这个村落难免名存实亡。

在古村落的保护中，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开发利用是极为矛盾的问题，也是古村落保护中需要面对的关键所在。我们不倡导村落文化应该因循守旧，也不能要求村民为了保存古村而延袭传统的农耕生活。保护和开发古村落，从顶层规划上说，就是如何在保存与建设过程中唤醒一个村落数代传续的“文化自觉”，重塑古村形象。

4 古村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

古村落的保护，让人们永久地“记得住乡愁”。简单地说，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保存及修复具体的建筑物及相关古迹，回归村落的原生态风貌；二是在新的历史时代，如何传承及利用村落文化，既守住了一个村落的“魂”，又能在传承过程中创新，服务并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抚州市对古村落保护和利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如乐安县近年来投入资金3 200余万元，抢救性维修了流坑村文馆等20余处濒危古建筑；又以流坑古村景区成功创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为动力，积极推进文物陈列馆、建筑文化艺术展示馆、农耕文化民众博物馆等工程建设。金溪县按照“完整保护，适度改造，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基本要求，对古村落的保护与利用采取了以多元投入作保障、以规划保规范、以奖补来带动、以自治防破坏、一对一抓保护、以利用促发展等切实可行的措施；同时该县将竹桥古村保护及开发等确定为重点建设项目，大力推进竹桥古村创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提升建设，已完成旅游大道、景观桥等基础设施建设。宜黄县棠阴古镇已对“迎恩塔”、“吴家大院”等古建筑进行了抢救性维修。黎川县大力推进黎川古城建设，已编制完成黎川古城提升规划和业态发展规划。

古村落是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流传的血脉和历史给后人留下美好记忆的精神家园，也是发展旅游产业的宝贵资源。做好古村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工作，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1)整理村史，在保护过程中传承和利用村落传统文化。文化的传承、开发与利用，是保护古村落的核心。考察抚州古村文化，可知各村文化大背景基本为中国传统儒耕文化与临川文化的糅合，但各村又有区别，不尽相同。如临川下聂村，以忠义文化为主要特色；宜黄棠阴镇，以江右商帮文化远近闻名；南城上塘村，以宗教文化为传承等等，不胜枚举。

基于各村历史的悠久，人文的厚重与丰富，建议在编制古村保护方案之前，挖掘和整理村落文化，形成史料翔实、内容丰富的图书或影像资料，存档并宣传。依据史料，科学鉴定和认证相关古建古迹，落实相应保护措施，让人们了解一个村落宗族文化和乡土文化的一脉传承，如祖诞、祖训、族谱、族训、村规、民约、村风、家风等等。以此为传承和纽带，明白家族的来历、村落形成的过程以及将来的去向，实现“文化自觉”。

在传承文化同时，不因循守旧，应去除迷信等文化糟粕，从古村落中寻找出现代智慧，提升中国农耕文明所积累下来的精华，如礼仪、勤劳、团结、爱国等精神品德，重塑古村形象。

(2)传承和推广非物质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与类型丰富多样,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主要来自于广大民众长期的生活实践,强调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是代代相传延续至今、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种文化形式。当前，随着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非遗的传承面临丟失及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

抚州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统计，全市目前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3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8个。这些非遗的产生，基本都是以村落形成为基础的，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逐渐演化成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金溪手摇狮、南丰跳傩、东乡板凳龙、乐安傩舞、资溪九节龙、广昌孟戏等等。有些村落甚至因为拥有非遗项目而声名远播，如南丰的石邮村，以被誉为中国古代舞蹈的活化石的傩舞，闻名中外。

在一些拥有非遗项目的传统古村，建议将非遗的传承与推广列入古村落保护范畴，一方面倡导和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加入非遗队伍。另一方面则运用多媒体、网络等先进技术建立非遗数据库，打造非遗产品销售、非遗文化传播和开放式网络课程平台，创新非遗艺术人才培养、交流和推广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是活态流变,在人类的生活、生产环境和历史条件的改变中传承并且得到创新。在古村保护中，非遗的传承不仅可以增进人们的认同感和历史感，也可以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7,8]。

(3)建立保护机制，将传统文化融入美丽乡村建设。近年来，抚州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十分重视古村的宣传与保护，把保护和挖掘古村文化资源融入到美丽乡村建设之中，加大了宣传古村文化的力度，也加快了古村开发的步伐。这是时代赋予古村的良好机遇。

在古村的保护和开发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好美丽乡村建设和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关系，整理文化遗产，丰富人文因素，应对一些历史文化厚重、有一定知名度的古宅古建，进行深入挖掘，讲好古宅背后的故事，赋予更加丰厚的文化内涵，使每一栋古宅都成为一个小型的文化“展览馆”。

传统村落要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加大对古村历史文化的挖掘、保护、修缮、开发和利用，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开发，铸造古村文化之魂，进一步提升古村旅游价值，不断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创新“多元化、社会化、转移性”保护模式，把文化理念融入美丽乡村建设，深度挖掘乡土文化，传承弘扬地方历史。村落的有效保护要与整治环境、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相结合，可以从产业发展、景观改造等方面入手，注重村落差异性，保留村落特色，实现“一村一景”、“一村一品”，彰显古村的特色和韵味，使历史古迹的文化内涵外化为旅游资源的魅力和吸引力，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抚州科学发展、绿色崛起注入强劲动力。

[1] 罗英.金溪，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N].抚州日报，2016-09-09.

[2] 郑克强.赣文化通典·民俗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371.

[3] 韩锋，徐季丹.古村流坑的风水格局与环境意象[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23-127.

[4] 王炎松,袁铮.金溪古村落四季行[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4：118.

[5] 周銮书.千古一村[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6] 吴信根.魅力金溪文丛·魅力金溪[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59.

[7] 董莉.浅析流坑村春俗资源的开发——以“出神”、“游神”为例[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0(3)：222-225.

[8] 廖夏林，金卫根，许俐俐.抚州傩文化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研究[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9(3)：215-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