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

《诗经》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谜，它有着太多的秘密没有被我们揭开。可是，它实在是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意地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诗经》是我们民族最美丽、最多的传说，可它离我们那么近，“诗云”与“子曰”并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圣经，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与判断，甚至我们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蒙它赐予——所谓“赋诗言志”。但它又总是与我们保持着距离——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我们已经对“子曰”完全历史化，孔子其人其事已经凿凿可信，铭刻在历史之柱上，而作为“诗云”的《诗经》，却一直不肯降为历史——虽然我们也曾认定它与其他经典一样，是史，但那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它本来就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表达“愿望”，如果说它是我们的心灵史，那倒很准确。其实，文学史就是心灵史。《诗经》确是反映了周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堪称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也因此为它冠以“现实主义”之名。但它真正的价值是，它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痛与爱，愤怒与柔情，遗憾与追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痛苦着他们的痛苦，追求着他们的追求。它永远是鲜活的生活之树，而不是灰色的理论与道德教条。虽然，从孔子及其门徒开始，我们就在竭力把它道德化；至少从汉代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把它学术化，但它永远是诗，是艺术，是感性的、美丽的，是作用于我们的心灵与情感并一直在感动我们而不是教训我们的。是的，它应该是，也一直是大众的至爱，是我们心灵的寄托与表达。

一个问题是：《诗经》本来就是诗。为什么成了“经”？

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去解释，当然可以予以说明。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远在汉代，我们就把这样一部基本用四言韵文形式写成的、以抒情为主的、收录自那么广博的时空中的个性化的创作，与那些朝廷文诰、圣贤语录、哲学和史学著作，一同列为国家的经典？

从创作论上说，《诗经》是“历史真实”的产物，也就是说，收集在这本古老经典中的三百零五首诗，都应该有一个创作背景，都是在特定历史事实的触发下创造出来的。

但是，它终究是诗，而不是历史。它们是经过心灵过滤的。它表达的不是历史真实，而是创作者的“心理真实”。它是情绪，是情怀，是喜怒哀乐，而且，和我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对了，正是在这一点上，《诗经》终于成了“经”：它是个性的，却也是共性的；它是几千年前的某一些人在特定环境下的独特体会，却也是几千年来直至今天我们所有人的共同感受……它既是我们民族价值观的经典表达，也是我们民族博大情怀的经典表达。

因此，我们不从学术的角度，不从经学家的角度，我们从情感的角度去看《诗经》，最后，我们会发现，它仍然是“经”！

是爱情之经，是亲情之经，是友情之经，是同情之经，是爱恨情仇之经，是喜怒哀乐之经。

这些美丽的诗篇从何而来？什么人创造了它们？什么人收集了它们？又是哪些人在几百年青灯古卷旁守护它们、琢磨它们，最后把它们聚拢成册，成为一本凝聚民族情怀的美丽经典？当这本美丽的大书被编纂成册之后，它如何成为一个民族的核心记忆？一个民族是如何喜爱它，珍视它，代代传诵它，研读它，以此形成自己的文学传统，并从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力量？

是的，《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事实上，我们无论是对《诗经》本身及其中具体诗篇的解释，还是对《诗经》的编辑成书、分类标准和意图，以及它所呈现出的艺术独特风采，都莫衷一是。莫衷一是的事实表明我们都只是在臆测、在推断，而不是在证明与发现。是的，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诗经》中的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不同见解而互不相能。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经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从而无力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便只好就这么得过且过，大家一齐装糊涂，往前挨日子。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关于《诗经》的搜集、编辑，它既是辑录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左右的诗歌，至少其中的十五国风产生的空间范围又大得惊人——黄河流域、江汉流域及汝水一带全在其中，那么，如此漫长的时间和如此辽阔的空间，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产生的诗歌收集到一起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的《汉书·食货志》，何休的《公羊传》注，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

五谷毕，人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牌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公羊传》何休注）

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大量记载《诗经》的引用的《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只是一个缺乏证据的推断，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在那样一个前提之下——时间五百多年，空间辽阔浩渺——那么，《诗经》之结集，必有这么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否定了这个说法之后，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来自于“采诗”的说法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于“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是《国语·周语》中“召公谏厉王”一段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公卿列士们的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诗经》中大、小雅部分来看，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更有一些诗，据说是写于周厉王时候，如《大雅·板》《大雅·荡》《大雅·桑柔》；在厉王以杀人来弭谤的时候，这样的诗，大约也不好献上去。

《诗经》的搜集固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也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哪怕这个工作历经多人之手。那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物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看，它的作者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但这确实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抗战之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发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等四篇文章，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把这四篇文章和写于1946年的另一篇文章结集重新印发，以《诗三百篇探故》的书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朱先生一定颇寂寞，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却没有人来与他讨论；他扔出了白手套，却没有人拾起来。换一个时地，他再扔一次，仍然没有人应战。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因为这事惹不起，大家都一齐躲起来了。

但另一方面，上述种种学术上的疑问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背景。我们爱她，只因倾倒于她的风韵和美丽，却并不是因为了解到了她的出身，也不一定是“学术”地探究到了她美之为美的原因——事实上，正如苏格拉底早就警告过的，“学术”在“美”这样的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正如除非我们的联姻是为了政治、经济等利益考虑，我们爱一位美丽的女子并不一定看她的门第和背景。纯洁的爱情是没有背景的，真正的文学欣赏也可能正是没有学术的。我们是否被感动、被感染，是文学欣赏是否发生的唯一标准，而我们是否还能被感动，或被感染，正是我们是否具有欣赏能力的重要标志。正如一个人对他所追求的绝世佳人身世背景的过分关注会让我们怀疑他的真正用心一样，过分学术化的文学研究，也让我们怀疑他是否有“爱”文学的能力，甚至是否真的爱文学，还是仅仅因为这种“学术研究”能给他带来世俗的好处。

《诗经》三百零五首诗中的每一首诗，都是特定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特定情怀的表现，是一个人的情感。但它感动了我们，感染了我们，让我们感怀万端。因此，它也成了我们全体的情感。

据《世说新语·文学》的记载，那个东晋名相谢安，曾问谢家的子弟们：《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后来淝水之战的主帅谢玄答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

《诗经》三百零五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过度学术化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