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冬林，姚常成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城市群落逐渐演变为国家参与到全球分工与合作的全新地域单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日益表现为以城市群落为代表的城市集团之间的竞争（姚士谋等，2006）。［1］城市群的迅速崛起也使得我国传统的行政区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城市群内经济一体化日益凸显。城市群作为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方创琳，2014），［2］现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自“十一五”规划开始，国家就高度重视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①“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已形成城市群发展格局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区域要继续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具备城市群发展条件的区域，要加强统筹规划，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十八大报告指出：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聚集功能。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十九大报告则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六大城市群②截止到2017年3月，现已有八个国家级城市群，分别为：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囿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剔除了哈长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总面积占全国的13.03%，但却集中了全国55.35%的经济总量和45.72%的总人口，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

十九大报告指出：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程中，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我国城市群建设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这不仅得益于经济发展中生产力发展和分工体系的不断完善，也得益于国家强有力的系列政策支持。回顾我国城市群建设发展史，不难发现，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区发展规划。2007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的规划建设文件，将其作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8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其目标就是把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建设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四极。随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也先后通过了各自的《经济区发展规划》。这些纲领性文件作为针对城市群建设的政策集合体，在推进各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有利于城市群内部的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包容性增长？经济区发展规划对于城市群建设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这些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深思。

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包容性增长，涉及效率和公平两个维度，不仅关注地区经济增长，也关注地区不均等问题。基于此，本文将探讨经济区发展规划与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求突破：（1）既有的研究大多是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切入，鲜有从经济学角度切入去研究政府制定的政策在城市群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本文研究发现，政府制定的经济区发展规划对于城市群的包容性增长作用效果显著。（2）考虑到经济区发展规划对于城市群包容性增长的作用机理较为复杂，本文尝试从物质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财政支出的视角实证分析经济区发展规划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内的发展规划使得物质资本存量多、外商直接投资少、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获益更多。（3）考虑到区域异质性问题，不同的经济区发展规划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理可能有所差异。本文以不同地区的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经济区发展规划对不同城市群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不同城市群下经济区发展规划的作用机理不一。

一、文献综述

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形态之一，是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载体。关于城市群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Ebenezer Howard［3］于1978年提出的关于中心城市由若干田园城市环绕的社会城市构想，后经 Gottmann、［4］Henderson、［5］Krugman［6］等人不断完善和发展，逐渐理论化和系统化。

城市群作为一个众多城市组成的经济集聚体，其集聚效应虽能促进城市群内部的就业以及人口规模的增长（Ali et al.，2011；Partridge et al.，2010；Lavesson，2017），［7］［8］［9］但也会导致城市群内的经济差距问题（Lee et al.，2013）。［10］从地区差距的成因来看，学者们也是看法不一。如Glaeser（2008）指出，城市群内部经济差距的产生主要是由人力资本的分布不均所致。［11］拥有相对发达公共服务（房价、教育）体系的城市能吸引周边公共服务欠发达城市的人力资本向其聚集，从而引致区域经济不平等发展。Wal⁃lace（2012）认为，全球化导致的资本分布不均也能导致城市群内经济发展差距。［12］Combes等（2008）指出，产业集聚水平也是造成城市群间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两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13］当然，城市群在作为经济增长重要载体的同时，也因城市群的扩张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交通拥堵、人口激增引致的贫困等。Jin（2017）在研究都市圈交通拥堵问题时指出，城市群内的交通拥堵不利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城市就业规模的扩大，但缓解交通拥堵的政策措施却能为就业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带来正向的经济效益。［14］除了交通拥堵问题，大都市圈的人口激增也容易进一步引发贫困问题和农村的金融问题（Fodor，2012；郭连强等，2017）。［15］［16］

事实上，为了避免或减轻城市群扩张产生的负面影响，学者们尝试从政府规划的视角研究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问题。Haughton（2004）指出，政府的区域规划已经从过去单纯的土地规划发展到了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设计的综合性规划，涉及社会、经济、环境等方方面面，横跨社会各团体、政府各部门、区域内各城市。［17］Wapwera（2013）发现，城市群内的城镇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都能通过合理的城市群规划得到有效的控制。［18］Zhu（2013）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角度出发，［19］Wang（2017）从城市整体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和有序发展的角度出发，［20］强调了政府规划对于引导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政府规划不仅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防止城市无序扩张（Gong et al.，2014），［21］还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提高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水平，缓解人口压力，减少环境污染等（Adh⁃varyu，2011）。［22］此外，政府的总体规划还能平衡各产业部门的利益，促使各个产业部门通过分工协作实现均衡发展（Zhu，2013）。［19］而政府的总体规划对于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塑造和扩张模式的选择也起着决定性作用（Stanilov，2012）。［23］这意味着政府规划作为一系列政策的集合体，不仅有利于城市群的经济增长，也将改善城市群建设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如拥堵问题、不平等问题等。换言之，政府规划将有利于改进效率、提升公平、实现包容性增长。

我国关于城市群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群的起源流变（顾朝林，2011；李仙德等，2012）、［24］［25］城市群的范围识别（方创琳，2009；Liu et al.，2010；王丽等，2013）、［26］［27］［28］城市群的空间功能分工（赵勇等，2012）［29］以及城市群经济增长动力（吴福象，2008）［30］等方面。与国外城市群的自然发展不同，我国城市群的发展受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不少学者也对此问题展开研究。赵勇等（2015）对政府干预、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三者间的关系研究时发现，政府干预对空间功能分工的地区差距效果不一。［31］罗杭等（2015）通过构建多智能体仿真模型模拟验证了行政与激励调控措施对城市群政策协调演化的动态影响。［32］刘乃全等（2017）在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的扩容政策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城市群的扩容政策能促进原位城市和新增城市的经济增长。［33］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城市群的建设需兼顾效率和公平，而包容性增长正好考虑了增长和不平等两个维度（邵宜航等，2011）。［34］目前，关于包容性增长的相关研究仍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相应的规范分析（张勋等，2016）。［35］关于城市群建设中的效率或公平问题虽有所涉及，但鲜见实证分析城市群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遑论经济区发展规划在城市群实现包容性增长中的作用。

二、计量模型的构建、数据来源及说明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本文以六大国家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与国家级城市群相匹配的城市样本来重点考察经济区发展规划出台这一政策事件对城市群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并试图分析其差异性原因及其作用机理。

事实上，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言而喻。在政策执行期间，经济增长的变化主要源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不可观测效应”，即自然增长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事件处理效应”，即本文所研究的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影响。为了捕捉政策这一事件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我们将采用基于自然选择实验的双重差分模型（DID模型）进行因果推断。双重差分模型的应用需要满足“平行性”假设前提，即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变化趋势在事件发生前后应基本保持一致，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事件执行对象的选择会具有一定的偏向性，这一假定难以得到满足。Heckman（1976）［36］和Rosenbaum等（1983）［37］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法，通过选择一组与处理组变化趋势尽可能接近的控制组样本，从而基本满足DID模型的前提假设，同时消除选择性偏差问题。所以PSM与DID的有机结合将更为准确地估算经济区发展规划出台这一事件对于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基本模型如下：

城市群是否实现了包容性增长，实质就是要判断在一定条件下，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是否积极带动了经济欠发达城市的发展，而经济欠发达城市是否通过后发优势，逐渐赶超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目前，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经济趋同性的角度去研究，通过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性分析，得出我国城市同时存在两种形式的收敛（徐现祥等，2004）。［38］但经济趋同模型未能很好地将事件虚拟变量纳入模型，以期解释条件趋同现象。为了弥补包容性增长实证研究领域的空缺，张勋等（2016）［3］提出了一个能同时考察增长和均等的包容性增长分析框架，其基本模型如下：

当事件虚拟变量p=1时，即实施事件：

当事件虚拟变量p=0时，即未实施事件：

因此，实施事件所引起的变化为：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pgdp）的选取，本文利用人均实际GDP衡量经济增长，考虑到中国城市行政区划在2000年以前波动较大，故本文选定2000年作为折算基期。

核心解释变量包括：虚拟变量（P），其表示当城市i在t年实施《经济区发展规划》时，pit=1，若未实施则pit=0。

控制变量的选取则包含物质资本（KC）、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力资本（HR）、财政支出（GOV）。其中物质资本采用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来衡量，具体计算公式参考张军（2004）［39］的算法，即。其中δ为资本形成总额的折旧率，本文设定为9.6%；I为利用固定资本形成价格平减后得出的当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而基期K则利用2000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10%以后得出。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额兑换汇率采用美元兑换人民币年平均汇率，同时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折算。人力资本（HR）利用城市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其中小学、普通中学①初中采用9年折算，高中采用12年折算，考虑到部分年份数据仅列示普通中学在校人数，故普通中学采用两者的平均值10.5年计算。、普通高等学校对应的折算年份为6年、10.5年、16年。财政支出（GOV）利用政府公共支出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本文以2005—2014年实施国家《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六大国家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②考虑到规划效果的时滞性，实施规划的时间在6月30日以后的，统一顺延一年。，重点考察《经济区发展规划》对于城市群包容性增长的影响。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最终保留了269个城市基础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市统计年鉴》等。表1列示了上述变量的定义说明与统计描述。

表1　变量定义说明和统计性描述

三、实证分析

（一）PSM倾向得分匹配

为了消除选择性偏误对于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本文先对269个基础样本进行PSM倾向得分匹配分析。由于不同城市群颁布规划的时间有所差异，本文参考Heyman等（2007）［40］的做法，采用逐年最邻近匹配的方法为不同的处理组样本匹配合适的控制组样本，在完成匹配后最终保留了175个样本城市。

图1反映的是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倾向匹配得分后绘制的核密度函数曲线③以中原城市群匹配结果为例说明。。从图1（a）上不难发现，在核匹配之前，处理组分布较为分散，而控制组明显偏左且分布较为集中，这表明两组样本城市之间的异质性明显。从图1（b）中可以看出，经过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概率密度分布变化趋势已基本趋于一致，明显优于匹配前。这表明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城市的各方面特征已基本相同，已经基本消除了样本的选择性偏差。

图1　最邻近倾向得分匹配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倾向得分值与核密度分布对比

而由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得知PSM平行性假设也得到了满足①Rosenbaum和Rubin（1983）认为，当匹配变量标准偏误控制在20%以内时，匹配效果可靠。，这表明本文估计结果可靠性较高。

表2　倾向得分匹配平行性假设的检验结果

（二）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包容性增长效应分析

考虑到经济增长的动态依赖性，本文将经济增长的滞后一期也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分析。同时，为了考察经济区发展规划是否促进了区域的包容性增长，我们引入了经济区发展规划虚拟变量与经济增长滞后一期的交互项。由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财政支出水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故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进行估计。表3结果显示，AR（2）大于0.1，不存在序列自相关；Hansen检验值表明工具变量有效。从表3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逐一引入控制变量后，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性并未发生较大变化，说明估计结果稳健可靠。

从表3的估计结果来看，经济区发展规划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实施有利于城市群内生产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要素的集聚将有利于城市群内的分工与协作，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滞后一期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惯性，即上一期的经济增长水平会影响到当期的经济增长。经济区发展规划虚拟变量与经济增长滞后一期的交叉项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上一期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从规划中的获益要小于上一期经济水平较低的城市，从而促使区域经济差距缩小。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人力资本的聚集显著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支出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政府财政支出比重的增加对社会资本的投资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地区经济增长。

接下来，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包容性增长效应的异质性问题，我们将分别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六大城市群加以分析，具体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3　经济区发展规划对包容性增长影响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从表4的估计结果来看，除中原城市群外，其他国家级城市群的经济区发展规划虚拟变量系数都显著为正，但所有国家级城市群的交叉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经济区发展规划促进了除中原城市群外的其他国家级城市群地区的包容性增长。中原城市群的经济区发展规划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效果不显著，可能主要在于其经济区发展规划出台时间较晚，政策的发挥尚需时日。

（三）经济区发展规划对城市群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理

考虑到城市群内部以及不同城市群作用效果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分析经济区发展规划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探讨其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参考张勋等（2016）的做法，本文将通过引入经济区发展规划与其他控制变量的交互项，定量分析经济区发展规划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3］

表5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主要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后，经济区发展规划与物质资本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物质资本存量较高的地区从经济区发展规划中获益更多，这意味着城市群的规划建设强化了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区经济差距。而经济区发展规划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系数、经济区发展规划与财政支出的交互项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经济区发展规划使得外商直接投资、财政支出水平较低的地区获益更多。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城市群的规划建设加速了资本的跨区流动，同时抑制了财政支出对于社会资本的挤出效应，城市群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充分享受了发达城市的溢出效应，同时又未受发达城市规模不经济的影响，进一步缩小了城市群内的经济发展差距（Phelps et al.，2001）。［41］

考虑到不同城市群作用机理的差异性，表6反映的是不同城市群的经济区发展规划与控制变量交互项系数α5的估计结果①表6的估计结果AR（2）与Hansen检验值均大于0.1，说明不存在序列自相关，且工具变量有效。限于篇幅原因，模型一至四仅显示了公式（6）中α5的估计结果。。

表4　不同城市群的经济区发展规划对包容性增长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表6的估计结果表明，不同城市群的经济区发展规划的作用机理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具体来说：长三角城市群中物质资本投资越多的地区获益越多，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越高、财政支出水平越高的地区获益反而越小。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实施有利于物质资本的加速投资，进而拉大城市群内的经济差距；而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实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大政府支出的同时，可能也挤压了该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进而不利于这类地区的经济增长，缩小与外商直接投资较小、政府干预较弱地区间的经济差距。珠三角城市群中外商直接投资和财政支出越高的地区获益越小，其原因可能在于珠三角城市群内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低的地区能在资本跨区流动中充分享受外商直接投资水平高的地区的溢出效应，而政府对于市场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也能更好地实施经济区发展规划，最终实现包容性增长。中原城市群中物质资本投资越多、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越高的地区获益越多，这可能与中原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物质资本投资越多、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越高的地区获益越多，而财政支出水平越高的地区反而获益越小。这表明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而言，经济区发展规划强化了物质资本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却能更好地实现包容性增长。成渝城市群中人力资本投资越集聚、政府干预程度越低的地区获益越多，这表明人力资本集聚效果越明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区越容易在经济区发展规划中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北部湾城市群中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越高的地区获益越小，这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情况类似。

表5　经济区发展规划对城市群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理回归结果

表6　分区域情况下经济区发展规划对城市群经济增长作用机理回归结果

四、结论与建议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新型空间组织形式，近些年来，我国城市群的建设进展迅速，其中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已经一跃成为了世界级的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已经超越日本东京，成为了世界人口和面积最大的城市群。在经济新常态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城市群的建设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它不仅关系到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的顺利推进，还关系到区域包容性增长的实现。本文利用2005—2014年269个地级市基础数据，采用PSM-DID方法，从经济区发展规划促进包容性增长的视角研究城市群的建设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从全国层面来看，经济区发展规划明显有利于城市群的包容性增长。城市群内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2）从各城市群内部来看，除中原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群的经济区发展规划均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3）从作用机理来看，全国层面，城市群内的发展规划使得物质资本存量多、外商直接投资少、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获益更多；区域层面，不同城市群其作用机理存在明显差异。具体来看，长三角城市群中物质资本投资越多的地区获益越多，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越高、财政支出水平越高的地区获益反而更小；珠三角城市群中外商直接投资和财政支出越高的地区获益更小；中原城市群中物质资本投资越多、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越高的地区获益更多；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物质资本投资越多、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越高的地区获益更多，而财政支出水平越高的地区反而获益更小；成渝城市群中人力资本投资越集聚、政府干预程度越低的地区获益越多；北部湾城市群中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越高的地区获益更小。

为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新型工业化的优化升级，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结合上文中的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1）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间基础设施接驳，强化城市群内信息互联互通建设，提高城市群内物质资本存量水平和市场一体化程度。（2）制定富有针对性的政策，提高城市群政策的有效性，削弱政府干预的负面影响。政府应在注重城市群整体协同发展的同时，努力实现“区内协调，一市一策”。（3）加强城市群内的协调机制建设，促进外商资本的合理流动，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城市群内部城市不应各自为政，应在城市群经济共同增长的提前下，逐渐完善城市群内协调机制，实现城市群内利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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