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月新

中国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界，描写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家颇多，但探寻市场化时代知识分子精神出路的作家并不多见，刘诗伟是其中一位。他的《在时光之外》、《拯救》、《南方的秘密》和《不知去向的别先生》等作品里，都塑造了知识分子形象，其中《在时光之外》、《拯救》与《不知去向的别先生》更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人物，《南方的秘密》中的刘半文虽不是主角，但也是作品刻画的一个重要形象。除了《在时光之外》是以虚拟的方式表达了作者对人和宇宙的形而上追问之外，另外三部小说中作者都有意地将知识分子置于市场经济大潮中，对他们的道德、灵魂和行为进行了深度拷问。其目的是为了重构市场化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探寻知识分子在消费社会的生存方式与精神出路。

一

要认识刘诗伟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首先必须明确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境遇。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导论中指出：“‘知识分子’一词在20世纪初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是为了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的社会核心地位，重申并复兴在启蒙时代的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相关的总体性关怀。‘知识分子’一词用来指称一个由不同职业人士所构建的集合体，其中包括小说家、诗人、艺术家、新闻记者、科学家和其他一些公众人物，这些公众人物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造政治领袖的行为来直接干预政治进程，并将此看作他们的道德责任和共同权利。”①鲍曼所塑造的这一知识分子形象虽然具有很强的理想色彩，但大体说明了知识分子在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但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知识分子被整合进消费文化的链条之中，道德秩序与文化信仰全面转型，将知识和文化转化为消费品，为自己谋取文化资本和经济利益。知识分子从立法者蜕变为阐释者。

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古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社会角色。儒家文化赋予知识分子以某种道德优势，要求他们以“道”抗“势”，用儒家的道德理想来制约皇权的泛滥，维持政治与道德的平衡。中国自近现代社会以来，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命运可谓大起大落，艰难曲折，其社会形象与角色不断被重塑和改写，一会被推到社会的中心，承担了举足轻重的历史重任，以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观念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建构了知识、道德与审美相平衡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格。一会被排斥到社会边缘，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难以保持人格的独立性，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全面破产。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脱离了苦难的深渊，主流意识形态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大提高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尽管束缚和压制依然存在，但就总的社会趋势而言，知识分子的作用逐步加强，自由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宽广，其知识与道德优势也越来越明显。这在各个阶段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到来，中国的科技体制、文化体制与教育体制遭遇全面冲击，知识分子的形象又一次发生逆转。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受到市场逻辑的诱惑，拜倒在金钱和物质面前，放弃了过去坚守的文化阵地，脱离传统的体制而投身市场经济的海洋，利用自身的知识和文化优势赚取物质财富。这虽然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加速了知识分子群体的信仰危机，加剧了价值的迷茫和人的内心分裂，导致了整个社会情绪的焦虑，由此引发了1990年代知识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一时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声讨甚嚣尘上。如王力雄就有这样的议论：“在我看来，一个社会最大的危机是失去支撑它的精神结构。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是将一个社会凝结为整体的粘合剂，它赋予个人行为收敛性，从而使社会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本已百孔千疮，若是唯一担负对其重建、更新和修补之职能的知识分子放弃坚守，自甘堕落，并且再‘反戈一击’，对于未来危机，中国知识分子恐怕是难以摆脱自身责任的。”②这的确揭示了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问题，但片面要求他们承担整个社会的道德责任与精神重担，充当社会精神结构的粘合剂，忽视了他们对世俗欲望的合理追求，对知识分子是不公平的。

王小波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更为客观理性，他指出：“知识分子……真正的职责在于对科学和文化有所贡献；而这种贡献不是仅从道德上可以评判的，甚至可以说，它和道德根本就不搭界。……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可以干两件事：其一，创造精神财富；其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中国的知识分子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我倒希望大伙在前一样也较出色。”③知识分子的责任主要不是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而是以精神财富引领社会的进步，如果全然不顾世俗社会的纷繁足音，只会阻碍知识分子才能的发挥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社会转型，知识分子必须适时调适自身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以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文化优势来重建市场化社会的精神结构。

市场经济与消费社会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内心挣扎与文化坚守也引起了不少作家的关注，如何重新书写知识分子形象，成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张者的小说《桃李》就颇具典型意义。《桃李》以幽默和反讽的笔调描写了大学的一群教授、博士生、硕士生在消费社会的价值选择与生活方式。作者将这一群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一类以邵景文教授为代表，他丧失了对法学的专业精神与敬畏之心，将法律知识作为谋取名利、俘获美色的工具，纵情声色，毫无忌惮，结果是家庭破败，命归黄泉；一类以蓝其文教授为代表，坚守传统的道德秩序和学术规范，不懂得将学术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显得迂腐可笑，不合时宜。这两类形象都是对知识分子存在状况的真实书写，但却没有为知识分子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出路。除了这两类知识分子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类知识分子的存在。这一类知识分子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既能坚守传统的文化信仰和学术规范，又能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涉足市场经济，创造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他们面对消费社会的人欲横流，道德溃败，内心撕裂痛苦，但终不肯随波逐流，与世沉浮，而是守住自己心中的一片净土，省思慎行，心存敬畏，寻找精神的安顿与心灵的家园。刘诗伟的《拯救》、《南方的秘密》与《不知去向的别先生》就成功塑造了这一类知识分子形象，为市场化时代知识分子形象系列增添了新的一笔。

二

《拯救》是作者刘诗伟以自身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为基础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从故事层面来看，这是一部表现爱之悲欢的小说。刘浪、宏达、黑牛、柳青是同一个村庄长大的同学，纯洁的同学之情慢慢演化为爱情。宏达和黑牛都爱慕着柳青的美丽与善良，但柳青却又倾慕刘浪的气质与才华，刘浪又因为安娜的存在而不能接受柳青的爱，后来又有另一个钟情刘浪的女性方菲卷入其中。由于安娜远走美国音信全无，刘浪一直等待安娜的出现，方菲对刘浪心存期待而不愿结婚，柳青对刘浪念念不忘而耗尽生命。黑牛虽然在商场大获成功，但因追求柳青无望而感情空虚，就从柳青的各种替身中获得想象性满足。柳青的病亡给刘浪和黑牛极大的感情震撼，他们回到阔别30年的故乡料理柳青的后事，从柳青的经历获得心灵的启示与感情的洗礼，黑牛的灵魂因此获得拯救，而刘浪则进一步坚定了寻找安娜的决心，两人终于在美国重逢，完成了爱情和生命的升华。小说的结尾，刘浪又面临着即将失去安娜的痛苦，因为安娜已经到了癌症晚期，但刘浪从对生命的省思中，超越了狭隘的生死观。小说将人物置于复杂的感情纠葛之中，表现了他们对爱的渴望与坚守。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与背叛的时代，能够坚守纯真的爱情的确不容易，它本身就是对人的灵魂和信仰的考验。

从精神层面来看，《拯救》延续了《在时光之外》的精神追问主题，赋予抽象的精神追问以实在的肉身。小说将刘浪置于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之中，表现了他追寻梦想、寻找自我、完善人格的过程，即知识分子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保持精神独立和道德纯洁。他少年时代就怀有对人生的忧患意识，喜欢思考形而上的问题，大学毕业后，怀着“重新叙述真理”的雄心壮志，想在学术和事业上有所作为。后又涉足官场，但因为过于真诚和执着，最终被迫“下海”经商，为日本的化妆品公司在华营销开疆拓土，大获成功。为了振兴民族品牌，他又加盟国内的化妆品公司，但因人事纠纷而辞职，创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为企业和政府出谋划策，赢得良好的市场信誉，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无论是涉足商海，还是开咨询公司，刘浪都胸怀理想和未来，没有忘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正是这种理想和责任支撑着他迈向成功。从刘浪的人生经历我们不难看到，他的成功不乏悲剧色彩，是以不断退让和妥协为代价的。他不断树立人生的目标，但命运又逼迫他不断偏离目标，在这种人生的乖谬和错位中，他性格的软弱、内心的虚荣以及道德上的瑕疵也逐渐暴露出来。但好在他能够化被动为主动，接受命运的挑战，真诚面对自己的内心，不断反思自己的缺陷，敢于正视自己的欲望，最终在自我否定和忏悔中完成了对自我灵魂的救赎，达到精神的超越。

刘浪的自我反思和追问极具代表性，它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自我调适、重新获得身份认同的具体体现。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精神盛行的时代，刘浪受到时代精神氛围的感染，为自己营构了一个精神乌托邦，但现实的种种壁垒使他从精神的梦境中醒来，不得不下海经商。刘浪的选择并非偶然，是市场化时代对知识阶层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知识分子只有走出精神乌托邦，在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中认识自己和调整自己，才能摆脱认同危机，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中间很多人迷失了人生的方向，道德和精神发生蜕变，而刘浪的经历代表了知识分子在市场化时代的另一种选择。他不仅没有放弃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而且将其渗透于自己的经营过程之中，使其发扬光大，体会到“真理”只有经过实践的验证，才能光芒四射。刘浪虽然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复杂人生，见证了消费社会的光怪陆离，但他始终保持了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和精神追求，能够从无限的宇宙时空中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在价值虚无的消费社会中确立了人生的价值，履行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完成了自我人格的建构。

为了强化刘浪的反思意识和忏悔意识，小说采用了对话式的复调结构。第一是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对话，第二是“悬意识”与“意识”的对话。很多小说为了强化内容的历史感，都采用了现实与历史交替叙述的方式，《拯救》的新颖之处在于使两者之间形成了对话关系，通过现实来穿透历史，通过历史来审视现实。刘浪通过多年的奋斗获得了事业的成功，但却成为无根的浮萍，精神无所归依。正当他踌躇满志春风得意时，柳叶的出现，瞬间勾起了他对柳青的思念，他一边在现实中拯救柳叶，一边沉浸于内心的回忆，进而引发了对自己生命之路的反思和灵魂的忏悔。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唯一能够认识自己存在的“此在”，人是时间中的存在，人的存在既具有当下性，又通过回忆过去和筹划未来领会自己的存在，将曾在与将在汇聚到当下，拓展存在的时间维度，获得生命的圆满与丰盈。后现代消费社会削平了时间深度，人常常陶醉于当下的享受，切断了与过去的联系，遗忘了存在的根基。因此，刘浪对过去的回忆具有存在论的意义，他的思绪不断在现在与过去之间穿梭，让现实之“我”与过去之“我”进行深度对话，找回失落的生命故乡和精神家园，矫正自己未来的方向，使生存更具踏实感和时间感。

《拯救》的新颖之处还在于创造了“悬意识”这一概念，让“悬意识”与“意识”进行对话。作者对“悬意识”有如下描述：

悬意识是个什么东西呢？……它不像潜意识那样具有囊括性（包蕴“人类过去所有的生存情报”）、中性性（对信息的作用不加选择），它是个体的（个体对“情报”的贮存）、悬置的（时常搁置在大脑的一隅，看似不作为地存在）、有取向的（它默默看着、听着、不着一字地支配着它的主人；它不是人的本质——本我，它是人此生的意志——自我，终于更像是本我或本质；它的样子或形式与潜意识颇为不同——悬在上，潜在下；悬可查，潜不逮；悬者悠然作用，潜者无端制人。④

根据作品的解释，“悬意识”就是“意识”之外的另一个意识，它悬于“意识”之上并对人的“意识”进行理性审视，实际上是人的本真之“我”或理想之“我”，它负责对人的世俗之“我”进行监督与拯救。刘浪是一个善于自省的人，他在意识中将自己分化了两个自我——“我”与“你”，“我”就是“悬意识”。“我”和“你”既彼此映射，又相互对话，最终达成沟通与和解，完成人格的建构。“悬意识”除了受到弗洛伊德潜意识的启示之外，还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天道人心”，所谓“人在做，天在看”，每个人都应该从“天道”的高度来审视自己的内心，促进自我的完善。第二个来源是巴赫金的复调与对话理论，巴赫金认为生活就是对话，真理是在对话中产生的。他总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对话形态，其中一种就是人物的自我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用对话的方式对人的灵魂进行拷问，揭示人内心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拯救》对这几种理论进行整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悬意识”这一概念。小说中所贯穿的现实与历史的对话、“悬意识”与“意识”的对话，打破了单一时间维度和叙事角度，使作品内部充满了复调的张力，对于表现消费时代价值观的多元性，揭示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促进人物的自我反思具有重要作用。刘浪正是在这种对话中逐步完成了道德人格的建构，走向圆融与豁达，达到精神的超越和人性的升华。

三

刘诗伟在《拯救》中以对话的方式探究了知识分子在市场化时代的精神困境与自我超越，这一写作路径在《南方的秘密》与《不知去向的别先生》中得到了延伸。《南方的秘密》与《拯救》具有互补性，《拯救》将刘浪置于经济与道德的夹缝中来拷问，表现了他对道德秩序的坚守；《南方的秘密》将刘半文置于经济与政治的夹缝中来刻画，表现了他对市场秩序的坚守。刘半文这一形象的最大特点是理性和冷静，能理性审视中国经济的弊端，对政治与经济相互润滑的潜规则保持警惕。作为顺哥的朋友和助手，他在感情上希望顺哥成功，但理智上并不认可顺哥的做法，多次规劝顺哥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生意人，赚钱发财，过上舒服安稳的日子。但顺哥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结果遭到了政治的戏弄。他希望经济摆脱政治的控制，走市场化的道路。他利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和营销策略，帮助顺哥和秋收摸清市场行情，拓展营销渠道，树立企业形象，形成产品的核心竞争力。顺哥和秋收在他的帮助之下，公司日益发展壮大，但刘半文拒绝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没有成为金钱的奴隶。这一形象在个人道德上几乎完美无缺，但他没有刘浪那样的道德激情，作者没有将他置于矛盾旋涡之中，揭示他内心的复杂性与性格的多侧面性，表现他价值选择的困惑，而是把他作为真理的代言人，以衬托顺哥的错误与荒谬。也许在作者看来，市场时代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诚然不可缺少，但理性精神更为重要。知识分子不仅应该成为社会的道德引路人，还要将自己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正如小说中刘半文所说，他的真理不在书斋里，他要在社会中寻找真理。由于《南方的秘密》对顺哥这一主要人物用力过猛，相对忽视了刘半文这一形象的刻画，未能充分揭示他人生选择的内在必然性。

《拯救》与《南方的秘密》分别将人物置于经济与道德、经济与政治的夹缝中，表现知识分子在市场化时代的道德情怀和理性精神，而《不知去向的别先生》则将人物置于市场与学术的夹缝中，表现知识分子尴尬悖谬的人生。小说的主人公别不改是一个具有学术追求的人，大学期间专心研究小学（文字音韵学），在读研究生时出版了学术专著。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中国的语言文字弄清楚，在传统文化的园地安身立命，获得精神的愉悦。但命运阴差阳错，别不改的愿望始终难以实现，在回老家养病时与养鹿女满枝结婚，不得不与钟爱的学术告别，转而以养鹿为业，并获得意外的成功。但别不改对这种世俗的成功不以为然，对钟爱的学术念念不忘，花251万元向全市学生捐赠书包和字典后离开商界，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不知去向。别不改将如何选择人生，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以前的恋人古兰相信，无论他作何选择，他都不会成为对不起“人”的人。别不改具有自己独立的精神追求，不愿认同世俗的价值观，不甘与环境同流合污，更不想成为“衣冠禽兽”。在全省发展教育的大会上，他满怀深情地讲述了“衣冠禽兽”这一成语在明朝中期由褒意转向贬意的过程，最后说：“假设我做企业不凭着文采武功挣钱，只是阴差阳错走狗屎运，或者以酒色金钱获得发财机会，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获取财物与资源，我便是表面斑斓的禽兽——如果不叫邪恶禽兽，起码也是低智能的禽兽！那么，我和在座各位究竟是明朝中前期的衣冠禽兽，还是中后期以来的衣冠禽兽呢？这个问题不解决，教育何以为之。”这表明他始终保持了知识分子高洁的人格和情怀。

别不改、刘浪和刘半文这三个形象形成了互文关系，他们属于同一形象系列，具有相似的经历与相同的精神谱系。毫无疑问，作者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精神情怀寄托在他们身上，探索了知识分子在市场化时代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但别不改这一形象折射的意义似乎又有所不同。刘浪诚然有过内心的困惑与迷茫，但他通过现实与历史的对话以及“悬意识”与“意识”的对话，实现了精神的突围，找准了人生的位置，在更高的层面达到了与现实的和解。刘半文一开始的选择就是理性的，运用所学在现实中寻找真理。别不改虽然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拒绝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要保持精神的纯粹性，但他最后竟然是“不知去向”！他的离开是重新选择的开始还是消极逃避？是以全新的姿态重新进入市场还是回归学术空间？我们不得而知。在这个众声喧嚣的市场化时代，知识分子既难以守住学术的净土，在纯粹的精神空间遨游，又不甘与世俗为伍，任凭精神的沦丧，所以别不改只有选择离开。但我们不禁要问，别不改的离开是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他是不是太过于清高自守？他能否在守住精神底线的前提下，以自己的学术与市场建立一种新的关联？因为学术与市场不是非此即彼的敌对关系，市场有时反而能激活学术的社会价值，刘浪和刘半文的选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一角度来看，《不知去向的别先生》是不是消解了作者在《拯救》和《南方的秘密》中所建构的价值体系？加深了市场化时代知识分子选择的失措和迷茫呢？

刘诗伟在三部作品中反复塑造同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探寻他们的精神出路，与他内心深处的知识分子情结密切相关。现实生活中的刘诗伟已经告别商海，过着内心丰盈的精神生活，但曾经的那些苦恼继续困扰着他，他仍然在内心深处探讨人文知识分子在市场化时代的精神突围，为他们苦苦寻找安身立命的空间。苏格拉底曾说，没有经过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人文知识分子历来就有强烈的反思意识，其特殊的精神结构决定了他们会反复追问自我的存在，摆脱被动的生存处境，追求内心的圆满自足。尤其是在这个充满偶然性的市场化时代，处于“被抛”与撕裂状态的人文知识分子，如何确立自己的精神存在，调适自己的人生目标，寻找现实的存在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刘诗伟的几部小说对此有浓墨重彩的书写，他以自己的生命体验投入其中，记录了一个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足迹，凸显了他们的生存之重，描绘了他们的生存肖像，其价值和意义不容忽视。

注释：

①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②王力雄：《渴望堕落——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痞子化》，《自由人心路》，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214页。

③ 王小波：《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④ 刘诗伟：《拯救》，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