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璐

电影中范伟塑造的“小人物”典型性特征分析

□赵璐

范伟作为中国著名的喜剧表演艺术家，成功塑造了一批特点鲜明、令人印象深刻的“小人物”形象。这些“小人物”形象在导演和范伟的二次创作过程中形成了能够被准确概括的典型性特征。通过典型性特征的强化，范伟电影中“小人物”形象呈现出独特的魅力。

范伟；“小人物”；典型性特征

范伟，中国著名喜剧表演艺术家，凭借小品《牛大叔提干》《卖拐》被全国观众所熟知。在小品表演领域取得成功后，他开始进入电影表演领域。作为小品演员转型电影演员最为成功的表演艺术家，他曾多次获得国内外电影表演类奖项，代表作有《求求你，表扬我》《看车人的七月》《耳朵大有福》等，2016年更是凭借《不成问题的问题》勇夺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范伟在电影表演取得成就与他成功塑造的独特“小人物”有着密切联系。电影中范伟通过生活化、风格化、细节化的表演塑造出一系列令观众印象深刻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虽然身份、背景不尽相同，但总体现着一些共性特点，即典型性特征。《求求你，表扬我》《看车人的七月》《耳朵大有福》是范伟电影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范伟塑造“小人物”最为成功的三部作品。

一、“小人物”的典型性性格

《求求你，表扬我》里的杨红旗，《看车人的七月》里的杜红军，《耳朵大有福》里的王抗美，都是在改革开放、经济转型大背景下生存的普通的“小人物”。在高速发展的时代节奏下，相比中产阶级的自信和富裕阶层的自满，范伟电影中的“小人物”总是以一种近乎边缘化的性格艰难地生存着。这包括与时代不符的“老实本分”、生活所迫的“懦弱卑微”以及劳动者特有的“执拗傻轴”。

（一）与时代不符的“老实本分”

改革开放带来的变革是多层面的，就思想层面来说，以往的价值观受到了商品经济的冲击，计划经济体制里每个人所信仰的价值体系在整个金钱至上、唯钱说话的社会中被从根本上瓦解。“老实本分”这个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褒义词在当前浮躁的社会里必然要让位于“投机取巧”。范伟电影中所塑造的人物却恰恰具有这种与时代不符的气质。

“老实本分”从本质上说就是忠厚诚实、循规蹈矩、坚持秩序、安分守己。杨红旗、杜红军、王抗美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秩序里都是任劳任怨的劳动者，改革开放消解了他们所信仰的秩序生活，但他们仍然循规蹈矩地处理着自己与他者、社会的关系。从他们的境遇来看，杨红旗作为早期进城打拼的农民工，并没有因眼界改变使自己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下岗工人杜红军再就业也只不过是一个停车场的管理员；杜红军为了铁路事业奋斗了一辈子，退休也只不过是得到一个退休光荣的镜子。他们可能有辉煌的过去，但显然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造成这种尴尬的境遇与他们自身的“老实本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老实人”，他们坚守着属于自己的“本分”，但转眼间他们就被整个时代无情地抛弃了。

（二）生活所迫的“懦弱卑微”

从创作风格上来看，范伟主演电影大多属于现实主义风格，现实主义特点就是对自然或当代生活做准确、详尽和不加修饰的描述，展现生活自然成为范伟电影着重表达的部分。电影中范伟所饰演的人物在生活中几乎都遇到了生存困境，困顿现实显然使主人公缺乏了某种底气，“懦弱卑微”成为他们身上显而易见的标签。

一生干不成大事的杨红旗即使有见义勇为这种“大展身手”的机会，整个过程也是显得懦弱不堪，行为光荣，过程却不怎么好看；在儿子面前是老子的杜红军面对老师训斥也只能战战兢兢陪着笑脸，极尽讨好；身为长辈的王抗美在有钱女婿面前却表现得像一个晚辈。懦弱的性格与卑微的境遇相辅相成，主人公身上的懦弱是边缘“小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在巨大的社会鸿沟中，杨红旗、杜红军、王抗美式的“小人物”只能卑微地活着。

（三)劳动者特有的“执拗傻轴”

杨红旗、杜红军、王抗美是一批成长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或农民阶级。政治斗争是整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主题，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成长的工人或者农民阶级有着一种天然混成的“执拗”，有一说一，是一种单纯的执着。

杨红旗认为做好事就要受到表扬，当做好事受到怀疑时，他表现出极度气愤，这源于对自身价值观的执着相信；杜红军面对流氓一次又一次的挑衅，坚持不反击，源于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处世原则的固执坚持；王抗美在生活窘迫时两次寻找领导帮忙，源于对“有事找组织”处事准则的执着坚守。电影正是用这种几乎不懂得变通的价值观、处世原则、处事准则，反映了主人公内心“执拗傻轴”的特点。

二、“小人物”典型性符号

“任何意识形态的符号不仅是一种反映，一个现实影子，而且还是这一现实本身的物质的一部分。任何一个符号现象都有某种物质形式：声音、物理材料、色彩、身体运动等等。”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符号是由能指和和所指相互结合而形成的一个整体。”范伟电影为了进一步展现“小人物”的典型性、强化“小人物”的质感，在符号表达上明显有着独特表现。

（一）表情符号表现性格

范伟是一位有着独特形象和内在气质的演员，憨厚的形象、质朴的气质让他在塑造“小人物”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之范伟在表演方式上注重表情的塑造直接强化了“小人物”的性格表现。电影中，范伟饰演的“小人物”在深陷困境时，经常表现出呆滞、木讷的表情，这是“老实本分”的人面对困难时的无奈、无助；遇到强势人物时，范伟经常表现出言语上的结巴或一种卑微赔笑，这是“懦弱卑微”的人面对强权或者暴力时的怯懦；在自认为原则问题上经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是“执拗傻轴”自我坚持的一种兴奋。可以说，范伟通过这些表情的塑造把电影赋予“小人物”的典型性特征进行外在化和感知化了。

（二）道具符号强调记忆

范伟电影中的“小人物”作为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劳动阶级，都有一种历史辉煌的记忆，这些记忆随着时代的进程逐渐消逝，但仍保留在电影道具符号里。无论是杨红旗、杜红军还是王抗美，在简陋的家里最醒目的就是“奖状墙”，奖状可能是唯一记忆主人公曾经有过辉煌成就的符号。二八自行车伴随主人公穿梭于快节奏的城市中，记忆着劳动者曾经为这个城市奋斗的历程。红旗、红军、抗美这些独具时代感的名字，也间接反映出主人公曾经生长在革命年代。

（三）环境符号象征境遇

“环境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它们是多样的，也是多变的，它们的外部造型、组成结构、规模大小以及附着的历史痕迹都各具特色。”电影发展到今天，环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造型元素，逐渐成为剧作因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范伟电影中主人公主要活动空间都在城市里，现代化城市是一个重要的叙事环境，如《求求你，表扬我》的南京、《看车人七月》的北京、《耳朵大有福》的东北工业城市，这些繁华的都市在电影中却表现出了衰败、颓废的意味。南京残破的古巷、北京拥挤的胡同、东北衰落的厂房组成了一幅幅令人窒息的画幅，这种带有强烈隐喻性的环境因素，象征了剧中“小人物”生活的窘迫、生存边缘化的处境，凸显了整个阶层在社会中“狼狈不堪”的境遇。

电影中范伟这些典型性特征已经成为范伟本人表演风格化的一种标识，为范伟本人在塑造人物形象过程中提供了某些便利，也是电影中范伟所塑造的角色令观众印象深刻的关键，展现着贴近生活的创作理念以及独特的人文关怀式的魅力。

1.[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76:350.

2.[法]罗兰·巴特尔.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刘翼.论电影中的环境造型[J].四川戏剧,2007(03):67-69.

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