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淮，孙蛟龙

（1.蓬溪县政协，四川 蓬溪 629100；2.平江县天岳中学，湖南 平江 414509）

席书（1461-1527），号元山，字文同，明代著名学者、政治家，明四川潼川州遂宁县席家沟（今蓬溪县吉祥镇席家沟）人。弘治三年（1490），席书考中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加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为辅臣，赐第京师，“眷顾隆异，诸辅臣莫敢望。”卒葬故里蜀中蓬溪走马窑（今遂宁市大英县回马镇文武村金井坝）。赠太傅，谥文襄。撰有《元山文选》五卷、《鸣冤录》五卷、《漕船志》二卷、《大礼奏议》一卷、《春秋论》一卷、《救荒策》等行世。

明天顺五年（1461）辛巳 一岁

席书，四川遂宁人，生于明英宗天顺辛巳年四月初五巳时。

胡传淮撰《明代礼部尚书加武英殿大学士席书世系》记载：席书“生明天顺五年（1461）辛巳四月初五日巳时，卒嘉靖六年（1527）丁亥二月初十日吉时，葬蓬溪珉水坝。”[1]

成化八年（1472）壬辰 十一岁

是年，弟席春生。

胡传淮撰《明代礼部尚书加武英殿大学士席书世系》记载：席春“生明成化八年（1472）壬辰四月二十三日，卒嘉靖十五年（1536）丙申十一月初十日，葬遂宁马象溪伞峰寺对山。”[2]

成化十二年（1476）丙申 十五岁

是年，弟席彖生。

弘治二年（1489）己酉 二十八岁

是年，席书乡试中式第二。

清道光本《席氏族谱》载：“二年己酉，文襄乡试中式第二。”

弘治三年（1490）庚戌 二十九岁

席书考中三甲第122名进士，授山东兖州府沂州郯城知县，初知郯城，兴水利、垦荒田。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载：“弘治三年进士，授郯城知县。”

明代陈讲等纂修《潼川志》（嘉靖二十九年本）载：“席书，字文同，举第二名，联登弘治三年进士；尹郯城，刚明仁恕，有两汉循吏之风，去后民立祠祀。”

道光《席氏族谱》卷一载：“三年庚戌，文襄举进士，授郯城知县。”其卷三之《文襄公传》载：“初知郯城，兴水利、垦荒田。”[3]

弘治九年（1496）丙辰 三十五岁

席书入为工部都水司主事，在清江浦（今江苏淮安，是明清时期运河漕粮重要的储存、中转之地，又称“天下粮仓”）督办漕船。

明代陈讲等纂修《潼川志》（嘉靖二十九年本）载：“入为工部主事，造船清江浦。”《明史》卷一百九十七载：“入为工部主事，移户部，进员外郎。”

弘治十四年（1501）辛酉 四十岁

席书作《漕河志》。其后，席书擢户部山东员外郎。

道光本《席氏族谱》卷一载：“十四年辛酉，虚山乡试中式；文襄擢户部山东员外郎。”

弘治十六年（1503）癸亥 四十三岁

云南昼晦地震，命侍郎樊瑩巡视，奏黜监司以下三百余人。书上疏言：“灾异系朝廷，不系云南，如人元气内损，然后疮疡发四肢。朝廷元气也，云南四肢也。岂可舍致毒之源，专治四肢之末？今内府供应数倍，往年冗食官数千，投充校尉数万，斋醮寺观无停日，织造频频，赏赉踰度，皇亲夺民田，宦官增遣不已。大狱据招词不敢辩，邢官亦不敢伸。大臣贤者未起用，小臣言事谪者未复。文武官传升，名器大滥，灾异之警，偶泄云南。欲以远方外吏当之，此何理也？汉遣八使巡行天下，张纲独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今樊瑩职巡察，不能劾戚畹大臣，独考黜云南官吏，舍本而治末。乞陛下以臣所言弊政，一切釐革，他大害当祛，大政当举者，悉令所司條奏而兴革之。”

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 四十五岁

道光本《席氏族谱》卷四之“文襄公诰封”载：“明弘治十八年三月吉旦，进户部山东员外郎诰封：制曰：佐理他乡，宜讲厚生之政；分司民部，当娴制用之经。尔户部山东员外郎席书，廉介秉性，恪慎居官。量人制用，能殚虑于持筹；酌盈剂虚，乃陈谟而抒策。爰嘉丕绩，用贲徽章。兹以覃恩，特授尔阶奉直大夫，锡之诰命。于戏！通源流以主计，庸涣宠于丝纶；奉赋式以阜财，久扬休于车服。制曰：臣心恪慎，著懋绩于周行；妇职修明，树令仪于中阃。爰颁庆典，俾荷荣宠。尔户部山东司员外郎席书之妻张氏，茂著含芳，名门作俪。素风自矢，克敦图史之型；箔节相规，无改缟綦之度。兹以覃恩；沛逮下之深，鱼轩被宠。祗承休命，永播幽贞。”

席书在任山东户部员外郎期间，在处理民政事务、量材用人、促进民生方面逐渐体现出稳健的政风，而他廉介秉直的品性、恪慎居官的节操也广为称颂。

其后，席书出为河南佥事。

正德元年（1506）丙寅 四十六岁

道光《席氏族谱》载：“席书任河南按察司佥事、按察司副使、布政司右参政，贵州提学副使，浙江按察司、按察使，山东布政司、右布政使，福建布政司、右布政使，皆在正德年间。”

正德四年（1509）己巳 四十九岁

席书升贵州提学副使。其时，王阳明谪龙场驿丞。席书择诸生之秀者集省城书院，事龙场丞为师。

《皇明世说新语》（李绍文撰著）844页载：“席书，正德四年提学贵州时，王阳明谪龙场驿丞。席择诸生之秀者集省城书院，事龙场丞为师。”

《今献备遗》（项笃寿撰著）卷四十一载：“正德四年，升副使提学贵州，延王守仁省城讲授。”

席书任贵州提学副使期间，为了改变贵州文教落后的面貌，邀请当时谪居龙场驿的王守仁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特选拔各府、州、县优秀的生员来院学习，学风一时兴起。席书亦多次向王守仁求教“朱陆之学”的异同，而后“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

《阳明年谱》载：“是年，先生（王阳明）始论知行合一。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所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①

明代黄绾《寄席元山书（二首之一）》载：“阳明先生与潘御史状道及先生（席书），平生颇为知己。英雄心事，固不患无知者。”

席书一向研治宋代理学，醉心程朱之学。闻王阳明在龙岗书院阐扬陆九渊“心学”微旨，便同他讨论朱陆之学的异同。王阳明以“知行本体”为例，证明自己所悟之学。通过往复数次的讨论，席书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悟性本自明也。”（《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对阳明衷心敬服。为此，席书特地写了一封书信，敦请阳明来省城文明书院讲学。信中对王阳明的教学内容和德业并进的作法推崇备至，说：“今之教者，能本之圣贤之学以从事于举业之学，亦何相妨！执事早以文学进于道理，晚以道理发为文章，倘无厌弃尘学。因进讲之间，悟以性中之道义于举业之内，进以古人之德业，是执事一举而诸生两有所益矣。”（郭子章《黔记》卷三十九《宦贤列传六》）阳明见席书信情词恳切，欣然应聘，于正德四年十一月初赴省城，主讲于文明书院。席书遂挑选各州、县成绩优秀的生员来书院受业②。“文成既入文明书院，公暇则就书院论学，或至夜分，诸生环而观听以百数。”③

席书请王阳明在贵州讲学，一方面促进当地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另一方面也促进王阳明心学的发展与传播。这样，不仅使贵州学子受到“心性之学”的熏陶，亦使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成为明代贵州学术的主流。那些承蒙王阳明教诲的学子，不少人后来成为王阳明哲学思想的中坚力量，他们对黔中文教发展及王学在全国的传播，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正德六年（1511）辛未 五十一岁

席书升河南参政，丁忧。

撰《广利寺记》。广利寺，即今广德寺，位于遂宁市城西三里许的卧龙山。清光绪五年本《遂宁县志》载：广德寺，唐大历中，赐名“禅林寺”；天复中，赐名“再兴禅林寺”。宋大中祥符五年，赐名“广利寺”。明正德间，始赐今名。为克幽禅师道场，其舍利塔存焉。会昌中，地陷成池，有瑞莲现。自是以为观音化身。宋崇宁中，赐谥“慧应大师”。塔名“济善”，香火久而愈盛。乾道中，加谥“圆觉慧应慈感大师”。新修《广德寺志》及有关报刊杂志中载：克幽禅师即唐代高僧无住；克幽为唐中宗孙子李文通；广德寺又名保唐寺，系皇家禅林；遂宁是“观音故里”，等等，均不可信，乃为伪史。

正德八年（1513）癸酉 五十三岁

席书起复，升浙江按察使。

正德九年（1514）甲戌 五十四岁

席书升山东右布政使，再丁忧。

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遂宁县志》（田朝鼎修，周彭年纂）卷四载：“正德九年甲戌，席彖，唐皋榜，有传。”[4]

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 五十七岁

席书补云南右布政使。

道光本《席氏族谱》载：“（正德）十二年丁丑，（席书）服阙至京，拜户科给事中。”

正德十三年（1518）戊寅 五十八岁

是年，席书升福建左布政使。闻宸濠反，发库金，募兵二万讨贼。至则贼已平，乃返。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载：“屡迁福建左布政使。宁王宸濠反，急募兵二万讨之。至则贼已平，乃返。”

陈讲等纂修的《潼川志》（嘉靖二十九年修，民国抄本）载：“福建左辖宁藩宸濠叛闻，守仁以南赣巡抚起义兵致讨。廼即募军万余，应援，未志而贼平后。”

正德十五年（1520）庚辰 六十岁

秋，席彖赴夷陵。

席书作《大佛寺送弟彖谪判夷陵》：“两岸风吹芦荻花，水边杨柳鹡鸰沙。江声不尽东流意，目断南鸿送落霞。”大佛寺，即今重庆市潼南区大佛寺，位于涪江边。席书、席春送之至潼南大佛寺，作此诗纪别。

道光本《席氏族谱》载：“（席彖）谪夷陵时，与伯兄文襄、仲兄虚山留别大佛寺，一时题咏，尚留古碣，流风余韵。每令骚人逸士登灵泉、大佛二山，流连感喟不能去。”

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 六十一岁

二月，武宗崩，世宗嗣位，特简席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

道光本《席氏族谱》载：“十六年辛巳二月，武宗崩，世宗嗣位，特简文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

当时中官李镇、张旸假借进贡和御监的名义敛财十余万，席书上书揭发了他们。体现了席书坚持正义、忠贞直谏的一面。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载：“寻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中官李镇、张旸假进贡及御盐名敛财十余万，书疏发之。”

初书在湖广，见中朝议大礼未定，献言议：“昔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出为人后，今上以兴献王长子入承大统。英宗入嗣，在衮衣临御之时，今上入继在宫车晏驾之后。议者以陛下继统武宗，仍为兴献帝之子，别立庙祀，张璁、霍韬之议未为非也。然尊无二帝，陛下与武宗亲则弟兄，分则君臣。既奉孝宗为宗庙主，可复有他称乎？宜称曰皇考兴献王，此万世不刊之典礼。臣三四执奏，未为失也。然礼本人情，陛下尊为天子，慈圣设无尊称，可乎？故尊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闱，此情之不能已也。为今日议，宜定号曰皇考兴獻帝，别立庙大内，岁时祀太庙毕，仍祭以天子之礼，似或一道也。蓋别以庙祀，则大统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称，则至爱笃，而本支不沦，尊尊亲亲，并行不悖。至慈圣宜称皇母某后，不可以兴獻加之，獻謚也。岂宜加于今日？”议既具，会中朝，竞诋张璁为邪说，惧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萼。桂萼然其议。

此节《明史》一百九十七亦有载。这是席书最初议礼的突出表现，草疏以宋英宗入继大统为例，建议尊皇父兴献王为皇考献帝，将奏章呈给桂萼，受其认同。

《明史》一百九十七载：“书遇事敢为，性颇偏愎。初，长沙人李鉴为盗，知府宋卿论之死。书方巡抚湖广，发卿赃私，因劾卿故入鉴罪。帝遣大臣按，不如书言。而书时已得幸，乃命逮鉴入京再讯。书遂言：‘臣以议礼犯众怒，故刑官率右卿而重鉴罪，请敕法司辨雪。'及法司谳上无异词，帝重违书意，特减鉴死遣戍。其他庇陈洸，排费宏，率恣行私意，为时论所斥。”[5]

嘉靖元年（1522）壬午 六十二岁

席书迁南京兵部右侍郎，江南北大饥，奉命赈江北。令州县十里一厂，煮麋哺之，全活无算。

《今献备遗》（项笃寿撰著）：“嘉靖改元，陞南京兵部侍郎。时江淮南北大饥，奏截漕粟五十万石给军饷，又条上赈法一，言江北四郡饥最甚，江南八郡苏松常镇次之，徽池宁太又次之。廷中方难得人往赈，见书疏，喜，请以赈事付之。书赈有法，敛郡县银米数，并截漕粟、户部赈银，量饥重轻为多寡，大抵专设粥，以故侵冒者少，全活数十万。逾两月，人稍苏。当是时，大礼未定，桂、文襄上疏，并録书及方、文襄疏同对进。上览疏，喜，急徵入京。言官论书赈事无法，书亦疏辞。”

席书在嘉靖元年任南京兵部右侍郎时，面临长江南北饥荒，他奉命赈济江北，上书条陈赈济的良策，使数十万灾民渡过难关。为民请命，福泽一方，不仅是他政绩的彰显，亦是他济苍生的大愿。

嘉靖三年（1524）甲申 六十四岁

是年，桂萼将席书议礼的奏章呈给嘉靖皇帝，皇帝看后大喜，就下旨召席书回京参与议礼，并提拔席书取代汪俊任礼部尚书一职。

是年八月，席书入朝，上奏以宋英宗入继大统为例，建议尊皇父兴献王为皇考献帝，被嘉靖帝采纳。其后，席书谏阻迁移献帝的陵墓，又上陈了“新政十二事”，受到皇帝的褒奖。

在大同军变时，他主张讨伐叛逆；席书认为当时执政的费宏、石珤、贾咏等不堪重任，强力推荐杨一清、王守仁入阁，但并未被采纳。

道光本《席氏族谱》载：“（嘉靖）三年甲申，帝特简文襄礼部尚书。”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载：“三年正月，萼具席书疏并上之。帝大喜，趋召入对。无何，诏改称献帝为本生皇考，遂寝召命。会礼部尚书汪俊以争建庙去位，特旨用公代之。故事礼部长贰，率用翰林官。是时，廷臣排异议益力，公进又不由廷推，因交章詆公，至訾其赈荒无状，多侵渔。公亦屡辞新命，并录上大礼考议，且乞遣官勘赈荒状。帝为遣司礼中官户、刑二部侍郎，锦衣指挥往勘，而趋公入朝益急。比至德州，则廷臣已伏阙，哭争尽系詔狱。席书驰疏言：‘议礼之家，名为聚讼。两议相持，必有一是。陛下择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较。乞宥其愆失，俾获自新。’不允。”

在议礼期间，席书也多受朝臣毁谤，然而在议礼结束后也出现了不少冤案，他认为两派相争会有一方是有道理的，对于观点错误的一方不必太多追究其罪过，应该更多宽恕他们的过错，让他们改过自新，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冤案。然而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载：“（嘉靖三年九月）璁、萼等既骤贵，干进者争以言礼希上意。百户随全、录事钱子勋言献皇帝宜迁葬天寿山。礼部尚书席书议：‘高皇帝不迁祖陵，太宗不迁孝陵，盖其慎也。小臣妄议山陵，宜罪。’工部尚书赵璜亦言不可。乃止。尊陵名曰显陵。”

《明史》卷一百九十载：“嘉靖三年遣官织造江南，命冕草敕。冕以江南被灾，具疏请止，帝不从，敕亦久不进。帝责其违慢，冕引罪而止。‘大礼'议起，冕固执为人后之说，与廷和等力争之。帝始而婉谕，继以谯让，冕执议不回。及廷和罢政，冕当国，帝愈欲尊崇所生。（嘉靖三年）逐礼部尚书汪俊以怵冕，而用席书代之，且召张璁、桂萼。”

《明史》卷一百九十载：“议上，留中。而特旨召桂萼、张璁、席书于南京。”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载：“（嘉靖元年）帝驿召席书、桂萼等，（安）磐请斥之以谢天下，且言：‘今欲别立一庙于大内，是明知恭穆不可入太庙矣。夫孝宗既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无考也。世岂有无考之太庙哉。此其说之自相矛盾者也。’不听。历兵科都给事中。以率众伏阙再受杖，除名为民。卒于家。”“（嘉靖三年）其年六月，以席书为礼部尚书，召张璁、桂萼入京。本公偕同官四十四人连章言：‘萼首为乱阶，璁再肆欺罔，黄绾、黄宗明、方献夫、席书连汇接踵。尚书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已罢再颁。大臣因此被逐，言官由之得罪。虽往日瑾、彬之奸，流祸不若是酷也。’不纳。已，偕廷臣伏阙哭谏。系狱，廷杖还职。当是时，争‘大礼’者，诸御史中，本公言最切中。”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载：“（乔）宇遇事不可，无不力争，而争‘大礼'尤切。帝欲加兴献帝皇号，宇言加皇于本生之亲，则干正统，非所以重宗庙，正名分。及礼官请称献帝为本生考，帝改称本生皇考，又诏建献帝庙于大内，宇等复连章谏。特旨用席书为礼部尚书，宇又偕九卿言：‘陛下罢汪俊，用席书；谪马明衡、季本、陈逅，召张璁、桂萼、霍韬。举措乖违，人心骇愕。夫以一二人邪说，废天下万世公议，内离骨肉，外间君臣，名为效忠，实累圣德。且书不繇廷推，特出内降，此祖宗来所未有。乞令俊与书各仍旧职，宥明衡等，止璁、萼毋召。’寻复请罢璁、萼、书，而出争“大礼”者吕柟、邹守益于狱。会璁、萼至京，诏皆用为学士。宇等又言：‘内降恩泽，先朝率施于佞幸小人。若士大夫一预其间，即不为清议所齿。况学士最清华，而俾萼等居之，谁复肯与同列哉？'帝怒，切责。宇遂乞休，许之。”

由此可见，当时维礼派和议礼派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违礼派为对抗议礼派，不惜诋毁名声、诬陷诟害，而嘉靖皇帝对维礼派的激进者也不惜采用重刑；同样，从中看出嘉靖皇帝对于张璁、桂萼、席书等人的器重。

嘉靖四年（1525）乙酉 六十五岁

是年，席书谏阻何渊所提议的在太庙建世室以祀献皇帝，并于十二月献《大礼集议》，被封为太子太保。

道光本《席氏族谱》载：“（嘉靖）四年乙酉，文襄献《大礼集议》，诏加太子太保。”

嘉靖五年（1526）丙戌 六十六岁

是年秋，章圣太后将谒世庙，礼官认为不合礼制，席书却上书认为这正是“天子之大孝”，被倚为亲臣。是年，席书所编《献帝实录》亦完成了，被加封柱国少保。后来，席书因为眼疾不能理事，多次请求辞官，并推荐罗顺钦代替他，嘉靖皇帝没有答应，却派人去看他、安慰他。

道光本《席氏族谱》载：“五年丙戌，文襄献帝实录，进柱国少保。”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载：“五年秋，章圣太后将谒世庙。礼官议不合。书以目眚在告，上言：‘母后谒庙，事出剏闻，礼官实无所据，惟圣明裁酌。且世庙既成，宜有肆赦之典，请尽还议礼遣戍诸臣，所谓合万国之欢心，以祀先王，此天子之大孝也。'报闻，公以议礼受帝知，倚为亲臣。初进《大礼集议》，加太子太保，寻以《献帝实录》成，进少保。眷顾隆异，虽诸辅臣莫敢望。而书得疾不能视事，屡疏乞休。举羅欽顺自代，帝辄慰留不允。”

嘉靖六年（1527）丁亥 六十七岁

是年二月，席书疾笃，请益力，诏加武英殿大学士，赐第京师，支俸如故。二月初十日，卒，享寿六十有七。赠太傅，谥文襄。任一子尚宝丞，异数也。

史臣赞曰：席书在官，颇有建树。其由议礼受知，而持论差平。然事以激成，末流多变，盖至入庙称宗，则非倡议之初矣。祀贤祠。著《春秋论》《漕船志》《大礼集议》《元山文集》。

道光本《席氏族谱》载：“六年丁亥二月，文襄疾笃，诏加武英殿大学士，次第京师，支俸如故。未几，卒，享寿六十有七。虚山充经筵展书，官修《明伦大典》，仍与纂修。”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载：“其后疾笃，请益力，诏加武英殿大学士，赐第京师，支俸如故。甫闻命而卒。赠太傅，谥文襄，任一子尚宝丞，异数也。”

据统计：明清时期，整个四川席姓进士只有四人，均出自遂宁席氏。清代四川成都府儒学教授席前业撰道光本《席氏族谱叙》云：“席氏当有明之时，人文辈出，科甲蝉联，文章相业，甲于全蜀，不独一门之幸，实为邦家之光。”[6]

《明史》赞曰：“席书等亦由议礼受知，而持论差平。然事以激成，末流多变。盖至入庙称宗，则亦非诸人倡议之初心矣。书、韬在官颇有所建树，浃、宗明能自敛戢，时论为优。至绾之倾狡，乃不足道矣。”

席书与弟席春（吏部侍郎）、席彖（户科给事中），合称“三凤”。明代在遂宁大东街曾建“三凤坊”以纪念之。

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遂宁县志》（田朝鼎修，周彭年纂清）卷五载：“大学士席文襄墓，在走马窑（今遂宁市大英县回马镇文武村5社）。”

清道光本《席氏族谱》载：“生明天顺五年（1461）辛巳四月初五日巳时，卒嘉靖六年（1527）丁亥二月初十日吉时，葬蓬溪珉水坝。妣张氏，诰封一品夫人，赐葬祭，合葬席书墓；次妣李氏，以子席和贵，诰封太孺人，晋赠太恭人，葬遂宁凤台坝龙池院；又侧室田氏，入《遂宁县志*贞烈传》，葬席书墓侧。生子三：席中、席恕（张出）、席和（李出）。女二：长适陕西按察司佥事蓬溪人谭誾；次适山西巡抚遂宁人陈讲。”[7]

嘉靖帝颁诏《明赠大学士席书恤典制》；王守仁撰《祭席文襄文》；大学士杨一清撰《文襄公墓志铭》。王守仁赞席书：“真可谓豪杰之士，社稷之臣。”李贽称席书：“公之才识，已足盖当世矣。”

注释：

①新编本《王阳明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出版。

②张明《王阳明弟子徐爱“黔中之行”辩证——对阳明学术史上一个错误观点的追问与考证》（《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2期，2015年3月）载：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讨论“知行合一”的人是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并非徐爱。（可参见《王阳明年谱》）——此处注释中提到“有学者认为席书是王阳明在贵州时的重要弟子，属于广义的黔中王门弟子。笔者认为席书应该是王阳明的论友（或学侣）。为此将另有专文讨论王阳明与席书的关系。”

③郭子章《黔记》卷三十九《宦贤列传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