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静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南昌，330013

欧阳述(1870-1910)，字伯瓒，号笠侪(笠斋)，世称浩山先生，江西彭泽人。其父乃翰林院编修欧阳云，曾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嗣父欧阳霖于清同光年间宰河南七州县，官至二品衔江苏候补道，封荣禄大夫。欧阳述年少聪慧过人，五岁工属对，七岁工于诗，十岁即著《独斟楼诗草》，大河南北翕然称之，有神童之誉。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入京不第以财资捐内阁中书，1898年出使日本，任神户、横滨总领事，后又充任参赞官。1900年欧阳述归国后捐安徽知府，任职三年后奏保二品顶戴，调任安徽总办巡警。后改任江苏候补道，因触忤上司，回南昌侍亲，担任江西优级师范学堂监督四年。清廷重臣多次举荐欧阳述入军机处办事，但欧氏以连遭生母与嗣母之丧相辞。欧阳述一生致力于诗，著有《浩山诗集》12卷，深得诗坛名流称赞。

法国艺术史家丹纳曾说过：“要刺激人的才能尽量发挥，再没有比这种共同的观念、情感和嗜好更有效的了。我们已经注意到，要产生伟大的作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自发的、独特的感情必须非常强烈……第二，周围要有人同情，有近似的思想在外界时时刻刻帮助你，使你心中的一些渺茫的观念得到养料，受到鼓励，能孵化、成熟、繁殖……人的心灵好比一个干草扎成的火把，要发生作用，必须它本身先燃烧，而周围还得有别的火种也在燃烧。两者接触之下，火势才更旺，而突然增长的热度才能引起遍地的大火。”[1]可见，交游对于诗人创作影响之大。身处封建末世的欧阳述，亲身经历了甲午之乱、戊戌之变与庚子之危，又曾出使日本，其交游活动非常丰富。汪辟疆先生曾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称“笠斋所交皆一时豪杰。诗尊唐音而与小长芦、独麗堂为近，风华点赡，情韵兼美。”[2]102《易·乾》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相似的人生经历、相近的兴趣爱好，促使诗人之间往来密切，唱和频繁，继而进行诗艺上的切磋。欧阳述才豪气盛，其诗悲壮苍凉，交游对象多诗词名流，亦不乏朝廷官宦与方外道士。本文择其诗友交游中与其文学活动比较密切的诗词名家进行考略，庶几能明欧阳述的诗学创作活动。

1 与文廷式的交游

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晚年号纯常子，江西萍乡人。文廷式不仅是晚清重要诗词家，也是帝党维新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积极参政议政，主张变革维新，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社会时局有着深刻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在政治上他主张积极备战，反对以慈禧太后与李鸿章为首的保守派一味地退让求和策略。文廷式这种顽强主战的态度触怒了后党派，最终落得个被革职永不叙用的悲惨结局。

欧阳述与文廷式相交匪浅，彼此除诗作唱和之外，在政治见解上亦同气相求。两人的交游活动主要集中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年(1900)春，文廷式受东亚同文会之邀游历日本近两月余，期间留有《东游日记》可作考详。文氏东渡扶桑之际，欧阳述正当值神户领事充参赞官。两人本为同乡旧交，文廷式留日期间，多由清廷使官欧阳述接待。据《东游日记》记载，文廷式于正月初十出发前往日本，十五日抵达神户，欧阳述于当日至文氏下榻处访晤旧话。之后两人多次参加游宴，诗酒唱和、切磋诗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文廷式此次日本之行，要求在日期间戒言时事，欧阳述有诗《赠纯常即送其之武藏》提及此事。其诗云：“萧然兰佩一灵均，行尽江滨到海滨。出世心常依佛座，谈天口不及人尘。雉声晓噤难催舞，鱼眼宵红好问津。且喜余阳三舍在，长途珍重苦吟身。”首句“行尽江滨到海滨”乃言文氏离国(江滨)来日(海滨)。颔联含蓄地透露出文氏旅日期间闭口不谈政事，醉心佛理的心境。“雉声晓噤难催舞，鱼眼宵红好问津。”一句隐晦地道出文氏戒言政事的原因。当时日本政界比较看重文廷式，曾多次表明拉拢之意，颈联反用“闻鸡起舞”之典故，表明了文氏对日本政事的冷漠态度。尾句“且喜余阳三舍在，长途珍重苦吟身。”表达了欧阳述对文氏在政治上遭受重大挫折的痛惜之情。细读此诗可见，文廷式在遭遇政治挫折后，心境随之也发生了转变。在动荡变乱的时局与回天无力的现实面前，文氏忧患愈深，只能借助于佛教、道家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与超然。

文廷式游日回国之际，欧阳述赋诗《再赠纯常送其归国》两首。其一云：“北斗南箕易起猜，为君斫地一悲哀。元稹名早传宫禁，郭泰人诬作党魁。已是蝗飞多蔽日，更听蛟语聚成雷。暂无地老天荒事，速向花阴醉几回。”其二云：“斜阳黯黯草离离，端礼门前未仆碑。北海早虞锋缺折，东山真系世安危。刀横箭道行无恐，鬼烂神焦事太奇。拨尽劫灰期后会，五湖烟水有鸱夷。”这两首诗一方面含蓄地透露出文廷式因与保守派政见不合而被诬蔑打压的悲惨境遇。另一方面指出朝廷政局被后党派把持的状况，也隐晦地道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诗作皆体现了欧阳述与文廷式作为传统文人身上具有的忧危念乱的家国情怀。

光绪二十八年(1902)，欧阳述有诗《道希学士叠门村韵诗索和再赋八章并柬伯严吏部仲实观察》其七乃回忆文廷式庚子游日之事所作。诗云：“灯火神山记叩门，风流回首惜蛮村。瀴溟万万毫光远，天策焞焞夜气喧。党禁严于河北贼，冤禽悽断海东魂。游踪已事都如梦，白练裙余墨沈存。”其中“党禁严于河北贼，冤禽悽断海东魂”一句直指主张新政的戊戌党派被清廷囚禁的悲惨遭遇，也间接道出了文氏旅日期间的艰难处境。

文廷式为欧阳述诗集题词、作评点也是两人交游活动的重要内容。甲午后，文廷式曾为欧阳述《浩山诗集》题句，云：“生人之祸患，实词章之幸福。”[3]132此句与“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有异曲同工之妙。身处动荡艰危的乱世，诗人往往能在生活困境中造就不凡的诗学成就。这恰恰也是欧阳述与文廷式的真实写照，两人的诗歌创作都蕴涵了沉郁悲壮的内在特征。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文廷式归国后于上海客舍点评欧阳述《浩山诗集》，云:“近词三卷较前工力愈深。《无题十首》及《庚子感事》，各作属词比事颇似虞山。《水族博物馆》一章，为七古尘卷之作。《补天歌》《看杜鹃》二章亦奇谲可喜。各体取径皆正，但再求深厚，即得之矣。正不必趋新派、作集字诗。新诗取悦一时，不久即当寂灭。终必以唐宋诸大家为归，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也。”[3]154在清末的诗词领域，复古与维新、新与旧思想理论的碰撞是较典型的。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主张摆脱传统旧体诗的弊端，运用新事物、新题材、新手法去创作诗歌。在他们这些人的号召下，当下很多诗人都转而投入到新诗的创作中。欧阳述出使日本时日人求其诗者无数，《水族博物馆》一诗即当时所作，可算描写新事物的新诗，最为吴汝纶所称赏。从文廷式的评语亦可看出，他对此诗的高度赞赏。另外，文氏评语还兼论了诗人作诗取径的问题，他认为学诗不应单法一家一派，也不应一味追求新诗。作诗者应转益多师，只有这样才能写出蕴藉深厚的佳作。文廷式这种诗学主张与当时诗坛“祢宋”风气大有不同，在这一点上欧阳述与之有着共同的认识。两人皆认为作诗不应拘囿于唐诗或宋诗，也不必局限于某宗某派。

2 与陈三立、郑文焯的交游

在欧阳述的交游对象中，有一类人对他的诗学主张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上文论及的文廷式外，同光体重要代表诗人陈三立在作诗态度与方法等方面都给予了欧阳述较大的指导与影响。清季词学四大家之一的郑文焯与欧阳述自甲午年间开始往来，二人在诗学上多有切磋，郑氏的鼓舞坚定了欧氏诗歌不囿唐宋的理念。

2.1 与陈三立的交游

陈三立(1853-1937)，字伯颜，号散原，别号崝庐，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作为同光体代表的陈三立被誉为“最后的古典诗人”，有《散原精舍诗》、《散原精舍文钞》等著作。陈三立作为同光体赣派诗坛领袖，后进欧阳述与其往来不浅。欧阳述与陈三立的交游主要在诗作请益与雅集宴饮两方面，下文拟作具体述之。

陈三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移居金陵，后往来于苏赣两地，赣籍诗人向其请教诗学之风极为盛行。陈三立对赣派后进诗人亦不吝奖掖推许，对他们寄予了振兴江西诗坛的重望。陈氏亦通过与赣派诗人的诗词唱和、宴饮交游、诗作评点等方式与他们频繁互动，由此更是开创了近代江西诗坛创作的新高潮。评点赣派诗人，指明他们的诗学渊源与诗歌特色，是陈三立向后生传播自己诗学观的一个重要途径。欧阳述同为江西诗人，其诗多受教于陈三立。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陈三立曾为欧阳述《浩山集》作评语，云：“近诗三卷，才豪气盛，跌宕昭彰，出入虞山、梅村二家为多。他日格益苍，语益苦，必当抗手古贤，挥斥余子。”[4]陈三立讲求以气作诗，主张将诗人的学识、精神人格与艺术创作融汇一体。从评语中可见陈三立对欧阳述创作才情的高度肯定，兼论了欧氏的诗学渊源，还表达了对其诗歌创作日渐臻熟的期待与勉励。

于金陵的雅集宴游是欧阳述与陈三立交往的另一主要内容。金陵，一个具有浓郁历史人文气息的古都，历来为文人活动交往的中心。在这里以游宴唱和为传统的诗学活动之风更是极为盛行。寓居金陵的陈三立与欧阳述等众多诗人彼此往来唱和，“盖三立居金陵最久，师友酬唱，山水登临，金陵最为多”。[5]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初，陈三立邀欧阳述、吴用威等人前往青溪观赏桃花。当下吴用威等人赋诗吟和，其诗作大都以欢快流畅的韵调抒发悠然闲适的心境。欧阳述此番赏花作《伯严吏部招同繆小山太史、江叔澥部郎看桃城东》一诗。全诗笔调轻快，尽写赏花之乐趣。游玩结束后，欧阳述在返途的小舟上偶遇吴用威，即兴作《看桃回舟遇吴董卿大令于秦淮别舫，明日董卿柬诗索和次韵答之并东伯严》三首。其一云“春风不解悭铅华，尽力批抹千株霞。故人招作拗花伴，酒船棹入青溪斜。此时江南车马客，各整靴版忙趋衙。吴侯意兴何独异，也乘笛舫探幽遐。”此诗回顾了陈三立招邀赏花一事。第二首诗除了表达与故友同游赏花之趣外，一句“高才如君滞薄宦，不殊贾谊投长沙。”含蓄地道出对陈三立当年因戊戌变法失败被牵连革职的痛惜之情。其三云“酒龙诗虎角未厌，乐此忍驱京洛车。只愁花事不长好，风雨将至堪咨嗟。新声且寻北里曲，旧事莫忆南皮瓜。江乡风物定何似，河豚欲上芦抽芽。”诗中借“北里曲”与南皮“浮瓜沉李”两个典故表达了与陈三立等诗友赏花的乐趣以及抒发对游玩时光短暂的淡淡愁绪。是年冬，欧阳述邀陈三立等人于秦淮酒楼集会，宴后，欧阳述有诗《雪后招同梦湘太守、伯严、吏部伯弢、董卿九云三大爷令集秦淮酒楼作诗钟之会酒后漫成二律》，表达了与诗友相聚彼此诗酒唱和的惬意与欣悦之感。陈三立于欧阳述，可谓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陈三立论诗主张兼学唐宋，入而后能出，然不为唐宋所束缚。他这种“转益多师”的诗学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阳述的诗歌创作。考究欧阳述及其诗集，不难发现其作诗虽师古却不为其所困，他能在学古人诗的基础上做到自成一家，真正实现了陈三立所说的“能超乎唐宋之藩篱，而不失其己。”[6]

2.2 与郑文焯的交游

郑文焯(1856-1918)，字俊臣,号小坡，又号叔问、鹤公、鹤道人，别号瘦碧、冷红词客，奉天铁岭人。郑文焯与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合称为晚清四大家。他一生成就颇高，经史子集无所不攻，尤以词学建树最为突出，其词学成就可见其《瘦碧词》《冷红词》等著作。

欧阳述与词学大家郑文焯也有诗学上的来往。两人除了有诗作唱和之外，郑文焯还为欧阳述诗集写过评语。光绪二十年(1894)，郑文焯为《浩山诗集》作评语，云“五言出入二谢，切情附物，沉郁之思，拓以温丽之致。七言则才人本色，胎息晚唐而造意独高。”分析了欧阳述不同诗体的诗学渊源与艺术特质。欧阳述作诗不囿某家某派，挣脱了尊唐祢宋的藩篱，足见其诗学的圆融包涵。郑文焯的评语也正面地印证了欧氏的诗学态度。“五言出入二谢”，此五言主要是指欧阳述的五言山水诗，郑文焯认为欧氏这类诗歌在取景造境和创作技巧上都承习了六朝谢灵运与谢朓，颇得两人清新自然诗风之妙。郑文焯还指出欧阳述七言《无题》诗跌宕空灵，乃胎息晚唐诗风，实为玉溪生之遗响。

郑文焯一生仕途不顺，曾七次入京参加会试不中，空有一身仙才与抱负奈何无处施展，自此他经历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流寓游牧生活。但传统文人的爱国心态在郑文焯身上并没有磨灭，郑文焯甲午后创作了大量忧时伤乱类诗歌，这类诗歌意在反映社会时局，抒发对封建末世动荡变乱的悲戚之痛，代表了郑氏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光绪甲午年，爆发甲午海战，由于清廷后党派保守求和的错误军事战略，最终导致了甲午战败，时下很多有识之士都为此悲痛不已。光绪二十一年(1895)，欧阳述曾作诗两首和郑文焯这类忧世感事类诗歌。如《感事次樊川九日诗韵和小坡文》，诗云：“骇浪如山战舰飞，榆关霜重鼓声微。元戎陈表空词费，烈士投边有梦归。精卫谬期填大海，鲁阳无力挽余晖。长城弃骨知多少，怕向西风听捣衣。”诗人所追忆的是甲午海战一事。首联写战况之惨烈，颔联暗指以慈禧太后、李鸿章为首的保守派不听谏言，执意议和不战。颈联借两个典故一方面指出了像郑文焯这样沉浮吏外的文人对危局无力改变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暗指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军力凋残是国家受辱战败的根本原因。尾联直抒沉郁悲痛之情。再如《感事和文小坡部郎韵张子宓太史同作》，其云：“十万红旗出蓟州，边城鹅鹳警高秋。难禁骚客吟诸将，又听时人话武侯。开府脱锥还自蔫，相公掷笔更无簿。何时借取风霆力，镜海光中散蜃市。”全诗苍凉悲壮，诗作内容仍与甲午海战有关。诗后半部分表达了欧阳述与郑文焯两人虽满腔热血却无力改变封建残局的悲戚。尾联则一改前诗之悲凉沉痛，将一腔悲愤转化为激扬悲壮的斗志，表达了诗人力挽狂澜的决心。由此可见，欧阳述与郑文焯甲午年间保持较好的来往，但随着郑文焯后来瘁力于词，两人之间的诗学交往便中断了。

3 与姚永概、王以慜的交游

欧阳述政治思想的形成和诗歌创作的纯熟还得益于与姚永概、王以慜的切磋攻错。他们在政治立场与政治见解上可谓同气相求，在诗歌创作方面亦可称为知音。他们以诗结习，彼此唱和交流，互相取益。

3.1 与姚永概的交游

姚永概(1886-1923)，字叔节，号幸孙，安徽桐城人。姚永概生于诗宦之家，其父姚浚昌以诗名世，祖父姚莹乃姚门四杰的一员，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学熏陶，毕生肆力于学，且精通经史，成为晚清桐城派重要的作家。

姚永概作为桐城派重要代表人物，欧阳述与其多有往来。两人之间的交游多以诗作唱和的方式进行，诗歌内容以忧患时事为主。光绪二十一年(1895)，随着甲午战败，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大批爱国有志文人心痛不已。欧阳述作诗《秋夕和姚叔节韵》《用前韵再和》相赠，诗中有云“照梦灯如秋黯淡，诉愁虫较客分明。忧深时事迂何补，话到功名念转平。”“愁重酒成无用物，籁多秋作可怜声。”这几句乃言姚永概在政治上虽锐意进取奈何入仕无门，一生漂泊南北游幕的不幸境遇。“南海珠崖捐弃尽，又闻秦陇苦连兵。”“思亲有梦还乡里，忧世何方避甲兵。”皆言甲午海战一事，暗含对保守派屈辱求和导致战事失败的痛恨。写尽了清廷腐败无能，人民苦不堪言的社会状况。

欧阳述与姚永概在金陵的唱和诗中，除了谈论政局时事这类比较沉重的话题外亦不乏诗朋酒友之间轻快舒畅的交谈。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传统文人迫于政乱逃避现实的一种自嘲与隐逸情怀。光绪二十七年(1901)，欧阳述有诗《白门晤叔节、伯严、董卿喜赠即次近社唱和诗韵》，云：“万里生还入玉门，到江南似到乡村。卸装旧雨连翩至，趣话瀛洲四座喧。噩梦语君犹作色，清尊浇我当招魂。笑谈静后翻私诧，今日行人舌竟存。”此次参与集会唱和的有姚永概、陈三立与吴用威等人，诗作重在表现与故友诗酒相从的喜悦。事后欧阳述有诗《白门客感叠前韵示姚吴诸子》《客座逢故技感赠叠前韵》，转而引入对时局的讨论，生发对时局艰危的感叹。“十日朋簪醉白门，如来世外避秦村。”可见此次雅集时间之长，交谈之畅，犹如来到了世外仙境。“绝羡江头老渔父，不闻理乱一竿存。”表达出了对普通渔父不问世事悠然自得生活的羡慕与向往之情。一句“桃花何幸生仙地，劫后依然笑口存。”言及欧阳述、姚永概等人虽生处乱世危局，却仍能在诗友唱和中获得慰藉，可见他们宽阔旷达的胸襟。此后几年间，欧阳述有《姚叔节金子善偶饮于方翁伦叔座，叔节口占庭前有高梧庭后有修竹二语相约为诗，数日间唱和甚伙，伦叔出稿见示和之三首》《叠前韵再和伦叔并东叔节兼寄子善金陵》等诗作，见证着他与姚永概的交往痕迹。由此可知，两人情谊之深。

3.2 与王以慜的交游

王以慜(1855-1921)，字梦湘，号幼阶，湖南武陵人(今常德市)。王梦湘少小在济南生活，于光绪十六年(1890)中进士，受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甘肃乡试正考官，后改任江西知府，历任抚州、南康、瑞州知府。王以慜尤工诗词，著有《柏坞诗存》，深得陈三立赞赏。据《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记载:“梦湘筮仕江右，与陈散原，欧阳笠侪相习，唱和亦多。”[2]102因地缘之便，欧阳述与王以慜往来密切，两人交谊甚笃。

欧阳述得以结识王以慜缘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三立寓居南京青溪时的一次宴游活动，欧阳述有诗《雪后招同梦湘太守、伯严、吏部伯弢、董卿九云三大爷令集秦淮酒楼作诗钟之会酒后漫成二律》记载此事。此次雅集过后，欧阳述有诗《赠梦湘太守》两首寄之。诗中有云“十年结客盈湖海，我友都能识梦湘。今日秦淮乍相值，先教问讯故人忙。”可见欧阳述早年就慕名王梦湘，此次相识竟有一见如故之感。“改官五马别鉴坡，喜听吾乡来暮歌。”道出了王梦湘宦海浮沉的境况。“易重高华陈锐奇，武陵三子恰同时。”一句表明了欧氏对王梦湘诗词造诣的敬仰。两位志同道合的友人诗酒之余，各自研习对方的诗集进行切磋取益。宴饮过后总要面对分别，欧阳述有诗《题梦湘太守庚辛诗卷即以送别》，其云：“涤胃搜肝得句迟，况逢天宝乱离时。穷愁早擅虞卿笔，忧患重添杜老诗。客路风光催社燕，骚人心事诧江蓠。还君此卷情如失，不待来朝折柳枝。”诗前两句言欧阳述自己前后时期诗歌创作取法对象的转变，他指出自己早年作诗私淑钱谦益，后家国动荡，诗人笔下多了一份责任与胸怀，作诗转而宗法杜甫。后两句表达了对离别之际的不舍与来日重逢的期待。是年二月，王以慜为欧阳述《浩山诗集》题词两首。其一云“与君湓浦执吟鞭，当日荷衣两少年。人道休文是才子，我知雕武本神仙。”回忆了两人初识之事，还谈及王以慜对欧阳述才情的赞赏。其二“蛟龙入笔倒江河，岂止清词丽句多。玉局言情饶激宕，浣花感事杂讥诃。”两句也是称赞之言，评价欧阳述诗歌势如蛟龙，辞藻清丽。一句“自此茫茫不相见，至今挥泪对遗编。”对两人别后深表怀念。“十二卷中收拾尽，何人绝调继云和。”足见彼此惺惺相惜之情。光绪二十九年(1903)，欧阳述有诗《章门答赠王梦湘太守》两首寄怀王以慜，诗作情真意切。“日下才名无匹敌，郢中词赋半离忧。”整句洋溢着钦慕的感情。一句“莫更艰难话来日，杜陵忧国鬓先斑。”转而生发对时局的谈论，抒发了对家国危难的忧虑。

光绪三十二年(1906)后，任江西知府的王以慜多次与欧阳述相约同游赣地山水古寺。欧阳述晚年写景纪游类诗歌较多，诗作大多在游山玩水之余，继而生发桑梓深情、宦海浮沉和对时局兴亡的忧患之情。王以慜也是偏爱山水之人，欧阳述有诗《梦湘太守伴游海会寺，明日太守将归，夜话有赠》记载了他与王以慜同游海会寺的经历。“太守溺于山，搜讨无不届。爱山复爱客，就我招提话。”传统文人都喜欢游山玩水，在寄情山水之余陶冶性情。“不必入山深，初地已心醉。禅房一灯白，说山兴尤倍。”和志趣相投的诗友同游山水古寺，更是兴致倍增。“遇公实吾幸，迟来未足悔。惜哉薄书忙，前途难共载。明夕怀人梦，深深隔苍翠。”寥寥数语道出了欧阳述对王以慜的钦慕、不能与之共事的遗憾和又将分别的不舍之情。之后欧阳述在游访庐山棲贤寺时，有诗《棲贤寺赠法波上人兼寄梦湘太守》遥寄王以慜以表怀念。二人之隆情高谊，由此可知。

4 结 语

晚清诗人欧阳述，所作《浩山诗集》题材广泛，有忧时伤世的抒怀之作，有寄情山水的纪游之作，有酬唱赠答的述志之作等。其诗境不拘一格，诗风悲壮苍凉，情韵兼致，实属难得。究其原因，除欧阳述自身才情与经历外，莫不得益于他广泛多元的交游圈。欧阳述善于在与诗坛名家的雅集唱和中汲取养分，不断开拓诗歌创作眼界，丰富创作理念与创作方法，故诗艺日臻成熟，终能自成一家。通过对欧阳述重要交游对象的考辨，能清晰地了解清末变幻动荡的社会现实，透过文人之间的往来，可窥探他们在变乱时代中的跌宕命运与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