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运行的动力机制
2018-04-03孙洪坤
法治社会 2018年3期
孙洪坤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中提出 “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中提出:“健全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这无疑将非法证据排除的重要性两次提到了党中央政策的高度。随着2012年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修订实施,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制化已取得较大进展。然而,在近7年的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却显得疲软与无力,真正能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寥若晨星。有鉴于此,2017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以下简称 “两高三部”)制定了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然而,遗憾的是,以往的立法及其司法解释和众多的学术研究都只关注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介绍、移植以及制度构建等问题,而对于实现中国刑事诉讼构造中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动力机制,却鲜有人关注。
一、动力匮乏下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运行状况是我国现阶段司法体制现状的缩影。换言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运行的效果,是检验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一块试金石。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运行中动力不足、饱受规避,暴露的是我国刑事司法权保障不力等症候。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运行中显得疲软与无力,是由于缺乏强劲的动力机制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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