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诗颖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谈到香港的“主体性”，必然与文化身份的建构有着密切关联。“文化身份”是后殖民理论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它意味着一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1]具体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中的香港书写，作家们的身份认同意识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维度—关系性、叙事性和想象性。在关系性上，混杂性的文化身份特征使作家无法追根溯源；在叙事性层面，作家对城市空间展开了多元想象，“空间隐喻”为身份认同提供了想象的载体，希望用小说的“虚构”来对抗现实的“虚无”；在前两者的基础上，作家试图建立超越中西话语支配的“第三空间”，用“边缘”和“夹缝”这两种具有想象性的视角潜在表达、突显香港文化自身的“主体性”。

一、寻找根源文化身份的虚妄

何谓“文化身份”？瑞恩·赛格斯提出：“通常人们把文化身分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身分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但同时也有或多或少独立于造就那种文化的人民。将‘身分’（identity）的概念当做一系列独特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的看法实际上是将身分的观念当做一种建构（construction）。”[2]由此可见，文化身份具有静态固定和动态建构的双重属性。斯图亚特·霍尔也认为“文化身份”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单向性和寻求共同性，一个是异质性和寻求变化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