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范, 温 飞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9)

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原理,探索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生产力基础,但由于时代的限制,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是否有独立的生产力基础及如何打造的问题没有明确回答。

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问题的回答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后继者的“赶考”过程,其回答正确与否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苏联领导人对该问题回答的失误,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其教训是深刻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考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而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问题给出了圆满回答。

一、 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及如何打造

马克思认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这表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基础。人类社会存在六大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以唯物史观生产力原理为指导,马克思主义认为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基础是石器生产力;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基础是青铜器生产力;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基础是以铁制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是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生产力,这种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生产力,主要是在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内燃机与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

世界社会主义产生至今已经五百年,而且还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因此,社会主义是包括在上述六大社会形态之内的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同样必须有其自身的生产力基础。但对这个生产力基础究竟是什么及如何打造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给出具体说明,从而为后继者留下了重要的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国内学者曾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理论,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确切地说,是以唯物史观中的‘新生产力’论为基础的。”[2]“社会主义社会只能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而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创造出来的。”[3]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限制,对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问题,马克思虽然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但给出了以下一些重要的研究思路和原则:其一,非社会化生产力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如农业社会广泛存在的手工业和农牧业生产力,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其二,社会化生产力也不都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如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是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社会化生产力,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其三,形成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的生产力,本质上是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受到压抑的生产力;但该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可以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使社会财富极大增长[4]8287。

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还不明确的条件下,马克思只能描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特点,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私有制,抛弃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废除按资分配、实行按劳分配等[5]。

二、 经验和教训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问题的回答

20世纪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苏联的解体,但苏联的解体不能简单归咎于苏联个别领导人的失误,它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由于以斯大林及其以后的苏联领导人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问题不正确回答所致。

1.列宁对社会的生产力基础问题的回答

列宁认为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层次和水平与人类社会不同时代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即承认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存在相应的生产力基础,特别是机器大工业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基础[6]。对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列宁已经认识到新生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最新科学技术成就基础上,以此才能提高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7]。这些都是列宁在当时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的一种清醒、务实的认识。

2.斯大林及以后的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问题的回答

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斯大林认为“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8]。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实行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以重工业为中心,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实质是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是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生产力,因此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的回答是不成功的。

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的回答更是不成功的。虽然他们对改变高度集中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各种尝试,但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是机器大工业,认为苏联的工业化成功了,就是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苏联改革,没有抓住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离开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的打造奢谈人道主义和社会民主,使社会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泛滥,结果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其教训是深刻的。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问题的正确回答

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有何不同,两者的生产力基础是不是都是机器大工业,这是马克思的后继者长期以来没有搞清楚的理论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问题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长期、艰难的“赶考”过程。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也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问题正确回答的过程。

1949年3月23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深情感慨地说,我们要“进京赶考去”!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同志到西柏坡调研时也说:“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9]。可以说,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奋斗历程,就是一部不断经受重大考验,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赶考”的历史。在这个“赶考”过程中,第一次“赶考”的结果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以“赶上时代”为使命,踏上新的“赶考”路。第二次“赶考”考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国家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问题交出了一份圆满答卷。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我党第一代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多方面探索,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同志认为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实现工业化,把机器大工业生产力视做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没有明确认识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更认为只有靠不断改造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认真总结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在理论和实践上明确解决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我讲两句话,一句叫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句叫做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七年过去了,争论已经解决了。”[10]“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1]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论断,指明了现代科技生产力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是对马克思重要理论问题的正确回答。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所说的先进生产力,是指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的现代科技生产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使得作为打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科技生产力有了方向和制度保证。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科技兴国、实施科技重大专项等一系列具体措施。科学发展观在具体可操作的层次上回答了打造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的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特别是发展了科学技术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现实生产力的科技转化论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指出,能否形成新的生产力基础决定一个社会的兴衰,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回答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的问题。

四、 当代科技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的原因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提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代科技生产力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是因为科技生产力具有信息性、循环性、符号性和民本性等特点,因而能够在引领新常态的大逻辑下,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因而能够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出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第一,科技生产力具有信息性特点。现代科技生产力的信息性特点使得劳动者的结构正在由体力为主转向脑力为主,可以运用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生产工具,对劳动对象包括自然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加速对新材料的研发,使得社会生产能力明显提高,社会生产向形态更高级、结构更复杂、分工更合理的目标提升和发展,为合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充分的矛盾的提供条件,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

第二,科技生产力具有的循环性特点。科技生产力循环性特点的发挥使得在生产过程中,生产活动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实现人工自然的转化性和天然自然的循环性有机结合,为自然界物质和能量的有效转化提供条件,同时也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条件,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

第三,科技生产力具有符号性特点。科技生产力具有符号性特点突出表现是传统的文化事业已经转变为文化产业,从而形成生产力。这样的科技生产力扩展了人民需要的内涵,使人民在温饱问题解决后,能得到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使“美好生活”从物质文化的领域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等在内的全面美好生活跃升和转变。这样的科技生产力同样能够有效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形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

第四,科技生产力具有共享性特点。共享经济是当代科技生产力特别是当今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产物,共享经济追求资源的使用权,而不是占有权。通过科技生产力发展共享经济,能够克服传统生产力独占性的限制,解决经济剩余问题,使社会资源更好地得到配置和使用,为社会提供更好更多物质和精神财富。这同样为有效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提供条件,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

第五,当代科技生产力具有民本性特点。当代由于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 劳动过程向劳动者回归,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主体功能,使劳动资料和劳动主体分离的趋势得以克服,促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成,形成了以知为本的机制。这些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本质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保证,同样也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

五、 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的打造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以来,我国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战略,依靠科技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这个过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的打造过程,主要内容有以下九个方面。

1.坚持基本路线是打造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路线保证

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打造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的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改革开放”,是打造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条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是体现了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的打造不能干扰它、冲击它的地位。

2.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打造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的制度保证

其一,科技生产力的“公共性”决定了公有制的选择。在当代,科技生产力主要以符号等形态存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物品”, 实行共享经济可以对其充分使用,充分发挥效益,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选择。其次,为了使现代科技生产力充分发挥作用,需要相适应的科技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需要一个 “以知为本”的所有制形式,即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其二,非公有制的存在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特点决定的。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科技生产力,还存在其他形式的生产力。这种形式的生产力大部分是有形形式的生产力,为了充分发挥效益需要产权明晰,使其能够与公有制平等竞争、相互融合,能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当前我国生产力的多层次性是非公有制存在的生产力基础。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打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必经的历史阶段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还不够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资格”。我国必需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使社会主义得以“合格”;同时,又必须避免私有制造成的两极分化[4]8287。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现实的生产力具有多层次性,包括机器大工业生产力和现代科技生产力等,打造生产力基础的任务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实现工业化,打造机器大工业生产力,迅速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基础;第二步打造新的现代科技生产力,走在世界各国前列。党的十九大对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行了战略安排。从时间维度来看,这是打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即打造新的现代科技生产力基本成功的阶段。

4.改革开放是打造社会主义生产力基础的动力保证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两种不适应:一种是机器大工业形成的生产关系落后于科技生产力所形成的不适应;另一种是把未来科技生产关系套用于现实机器大工业生产力及手工业生产力所形成的不适应。造成这两种不适应的原因,是我们或者用落后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来套用现实的生产力,或者用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生产关系来套用现实的生产力,而要解决这两种不适应,需加快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正如习总书记指出那样,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改革开放为打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提供了动力保证。

5.和平发展是打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的国际环境保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了巨大成功,中国已经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的发展和现存国际格局的关系、中美之间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问题,越来越引起全世界各国的关注,而这些问题能否成功解决,关系到能否通过和平发展为打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的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为此应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避免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力产生的非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在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力为生产力基础的工业化阶段,由于工业化需要大量消耗资源,再加之资源的有限性,后发国家面临着与先发国家资源的争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力,同样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由于机器大工业生产力存在而产生的一系列对资源争夺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要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因此既不能采取争霸或损害别国利益非和平崛起方式,又要探索一条通过和平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新路。这时就需充分发挥科技生产力的功能,充分发挥其资源共享、边际效益递增等特征,从而改变传统的非和平崛起方式,为打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二,充分发挥现代科技生产力的共享性特点,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存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力,更存在现代科技生产力。因此我国的发展可以采取一条通过和平发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新路,从而改变传统的非和平崛起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6.我国科学技术大军的形成为打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提供人才保证

邓小平同志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推进自主创新,人才是关键”[12]。随着改革开放和科技生产力功能的发挥,以科技工作者和大学生为代表的新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成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科学技术大军的形成过程就是新型工人阶级队伍形成发展的过程。我国科学技术大军的形成,为打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提供人才保证。

7.党的领导是打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的方向保证

在人类历史上,实现工业化,发展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生产力,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完成的。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来完成。这里应该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直接插手微观经济过程,实行计划经济;另一种是放弃宏观经济管理,实现经济自由放任。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实现打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的伟大目标,因此党的领导是打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的方向保证。

8. “中国梦”的实现为打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提供路径保证

实现中国梦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几个方面实现综合发展。因此实现中国梦要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现代科技生产力,使“中国梦”的实现和打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的过程相互支撑,“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为打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提供路径保证。

9.生态文明建设为打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提供环境保证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它不仅指社会生产力,还包括自然生产力。因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样和社会主义生产力密切相关。

首先,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促进科技生产力信息化功能的发挥。随着知识和信息经济的崛起,信息生产对自然界具有保护作用日益显著地突现出来,信息生产不会破坏自然界,对自然界具有天然的保护作用。在当前要建设好生态文明,必须充分发挥科技生产力对自然界的保护功能,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运用,加快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

其次,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促进科技生产力循环性功能的发挥。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实现非循环性到循环性的转变,在向自然界“索取”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给予”,即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建立起物质交换、能量流通和信息传递的良性循环,实现对自然界的保护。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3]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为打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提供环境保证。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210.

[2] 王占阳,王小英. 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理论的再认识[J]. 长白学刊, 1988(6):3943.

[3] 陈燕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31.

[4]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8287.

[5] 刘林元.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考察[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3(6):3436.

[6] 漆光瑛,蔡中兴. 外国经济学说史新编[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413.

[7] 列宁. 伟大的创举[M]∥列宁专题文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51.

[8] 斯大林. 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M]∥斯大林选集(上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462.

[9] 郑必坚. 历史性“赶考”和中国共产党员(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N]. 人民日报, 20160701(7).

[10] 邓小平. 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M]∥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07109.

[11] 邓小平. 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M]∥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128.

[12] 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5.

[13] 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