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颖慧（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中国，刚刚经历社会政治的重大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推动了中国文学的构成因素及其之间关系的复杂变化。当代文学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步入历史的舞台并发展至今。

中国的“左翼文学”经由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在50至70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政治的力量而“体制化”，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只是到了80年代，这一文学格局，才发生了变化，而出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变革的前景。”【1】本文主要就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与政治及其控制下的文学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

一、在政治上文学受到的限制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指出：无产阶级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文化是全人类全世界共有的伟大成果，这一点毋庸置疑。这也就说，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文化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

以上对文化的定义中，规定了文化的受体是全人类，也即无阶级差异、无种族歧视、无贫富贵贱的人类。而“无产阶级新文化”，则带有较明显的政治色彩和阶级立场，也限定了这种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受众大小，即在工人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大众的科学的文化。建国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在探索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然而文化政策，无不与之一脉相承，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亦被赋予了为社会主义人民大众服务的任务。这也就造成了文学体裁时代性的单一化。

在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中国，作家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自己，被高度组织化。而外部力量所实施的调节、控制，又逐渐转化为那些想继续写作者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在50年代到文革之前，国家对于作家的管理，主要通过作协等组织来实现。作协对作家的创作活动、权益保护等起到保障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对作家的文学活动进行政治、艺术的领导和控制。

通过国家政策的指引，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及文学作品，成为社会主流。此为官方政策对文化的影响。

二、文学团体对不同作家作品的区别对待

中国历来都有所谓的“文人相轻”思想，并延续至今。作家群体亦存在很大的排外性。在历史时期内出现的文学集团流派，是由政治倾向、美学观点和艺术趣味相同或相近的作家群体结合起来的，具有明确的派别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这种排外心理。

拿中国作家协会来说，它可看作垄断性行业公会与政治权力机关的混合体。它在五六十年代的权威性，除了国家权力阶层赋予外，也来自于其领导层中的中国著名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这种意识形态强的文学团体，一方面，观念向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倾斜，不断发展壮大与自己同一思想阵营的“中心作家”；这些作家大都集中在晋察冀、陕甘宁、晋冀鲁豫等地区，认为文学是服务于政治革命事业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使原来活跃在文学舞台的一些“自由主义作家”逐渐边缘化并在文学创作上受到各种限制。钱钟书、朱光潜、废名、李健吾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斥和冷落。

不同文学学派的发展论战才有利于思想的进步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然而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作协为服从当时的政治活动的需要，有意忽视或压制不同意识观念的作家，并阻碍自由主义作家力量的壮大，这无异于捂死其他的思想，也压抑了另外的生活经验和文学创作风格，给当代文学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三、体制之下的作家创作

就像诗词会被冠以唐宋这样的前缀一样，文学从来就不可能脱离时代而存在。作家一方面凌驾于社会表层去剖析社会现象，另一方面也被社会大舆论拉扯而影响情绪表达。人类作为一种群居动物，容易被环境改变，同样的，作家被社会氛围所影响，这导致纯粹理性的写作在大环境中是很难维持的。

对主流文化的限定，使得现当代文学作家群体自觉把目光放在了人民大众上。我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由小资产阶级变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被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的领域之内，当代文学是限制于政治和舆论两层体系。当代的文学在政治要求下似乎自然而然地被认为需要去引导舆论。

言情、侠义、侦探、滑稽等的通俗小说，主要以都市中具有初步阅读能力的市民阶层为对象，具有消遣、娱乐的消费性。这类小说，往往被新文学作家看做是封建性、买办性文化的体现而受到排斥，被排斥在新文学史的写作之外。20 世纪 50 至 70年代末，中国存在的是陈思和所谓的“战争文化”：“……由于战争在当代文化史中留下的深刻印痕，……使人们的意识结构中出现了某种战时化的倾向，对阶级斗争的片面化强调正是其中的表现之一。”【2】在此背景之下，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囿于“左”倾思潮的狭窄视角，“文艺从属于政治”、“政治决定一切”，文学史弘扬的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是与革命、战争、阶级斗争丝丝相扣的作品。文艺创作被要求要“教育”大众，当代文学的目的性和教化性过于浓厚。农村题材小说、革命历史小说等应运而生。

再有，强求知识分子与大众在思想观念上一致，时时刻刻考虑读者的反映，迎合读者的心意，体现在文学上就是把超然的思想向下拉齐。

在广大的人群中，低级趣味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要争取众多的读者，作家就不得不注意群众兴趣范围的限制。作家感到了曲高和寡的苦闷，便有意去迎合低级趣味。要迎合读者的心理，办法不外乎两条：说人家所要说的；说人家所要听的。说人家所要说的，是代群众诉冤出气，弄得好，不难一唱百和。现在的知识分子谈意识形态，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且精彩。然存心迎合低级趣味的人，多半又自恃清高，不把读者看在眼里，既不相信读者那一套，又要利用那一套为号召，结果只会是文学作品思想立意的浅薄。

失去了可以依靠的传统文学体系的后路，又未能发现限制体系下当代文学的出路。当代文学就这样处境日益尴尬。

中国当代文学一方面在近代经历大量改造，作家丢掉了传统文人的风骨；另一方面又没有及时的构建新的文学方面的价值体系。这也就导致中国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没有了价值依据和观念指引。张爱玲曾批判一种“职业文人病”，当“患病”文人在社会上有了地位，说出话来有相当分量，谁都乐意听他的时候，却变得唯唯诺诺，不复从前那样敢于说真话，出言吐语总拾前人牙慧，人云亦云。当代文学作家，患的正是这种病。

注释：

[1]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P3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6月第二版

[2]陈思和.鸡鸣风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