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青（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确立了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地位之后，学术界对于张爱玲的研究便在多种方向展开，特别是在张爱玲作品的现代性研究方面硕果颇丰。但是近些年学者来王德威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张爱玲反复重写同一部作品和题材，实际上是她无意识的状态下对现代性进行的抵制与反抗。

本文使用的回旋叙事概念是基于王德威的观点，所谓的“回旋”，“ 就是与现在文学的主流形式——即现实主义相反的，穿越修辞，文类以及语言的界限，以重复书写发展出一种特殊的美学。实际上是一种反线性发展观。”[1]因此，“张爱玲的《雷峰塔》中投射出一种内倾性的回旋话语（involutionary discourse）与革命话语（revolutionary discourse）不同， “回旋”的展开并不依靠新的元素的注入或运作，而是通过对思想、欲望和行为的现存模式的深化、重复、扭曲来展现前所未见的意义。它就这样盘旋着，卷向自身内部”。[2]

基于这个观点，本文从张爱玲“反复改写与双语书写”[3]的冲动出发,延伸至对《对照记》借旧照悼亡伤逝的探讨,体味到其“重复的陷溺的生命观”[4]，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除了反复的书写同一题材，“回旋”是否在文本内部同样存在。二是如果存在回旋书写，这又是如何印证了她的反现代性。

一，虚实回旋，价值判断的颠覆

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和审美之上，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表现“诚实的意识”，现代性的提倡者把现实世界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且认为现实世界中一定有美好和光明存在。而虚实回旋实际上另一种以超越现实的“不自觉的记忆”构建幻景并代替现实主义潮流的书写方式。王德威曾直言张爱玲以两种语言四次书写同一题材表现了一种反写实主义立场，“回归过去，‘重复’自己，一再拆解记忆，重新拼凑”[5]。他的落脚点在于张爱玲以认同虚拟写实的方式质疑我们信以为真的世界。也就是说，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形成了两种类型，即为存在于现实中与存在虚幻里。区别于前者的开放发展，存在于记忆里的人生是封闭自足的。相反，在现实世界的人物则往往是破落和支离破碎的，至此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被消解。

《花凋》中的川嫦因病困守床榻，她对于门外的世界的所有印象都寄托在从前的照片影响中，实际上现实世界之于她，是飞涨的物价，是世故的眼光，是刺耳的嘲弄；她之于门外的现实世界，则是个拖累。由此可见，川嫦真正能够立身的不是门外的现实世界，而是她在病榻上靠记忆维系着的世界。唯有在这个记忆构建的图景中，川嫦才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最终幻想和现实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对立和反差。

《茉莉香片》中传庆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自己是子夜的儿子这一身份深恶痛绝，而丹朱作为介臣的后代，阳光，单纯而且开朗，因而成为传庆的幻想中完美的样子，正是基于此，传庆始终在幻想当中，认为他如果是碧落和介臣的后代的话，一定也是如丹朱这般。他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找到了比在现实世界中更大的宽慰，他始终不敢正视自己的身份和现实。然而作品的最后，丹朱试图改造传庆的计划并未如愿以偿，反而以传庆对她的打骂告终。现实和幻想呈现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也正是因为如此，研究者质疑张爱玲文学世界的真实性，认为《金锁记》之后,“出于政治偏见，张爱玲满足于浮光掠影，道听途说，不能深入地描写真实的生活”，[6]实际上张爱玲是将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转化成为了哲学意义上的存在，这里的存在不再是真假的判断，而是对于人性价值的思考。

至此，现代性在此维度上走向破碎，这是因为现代性既强调现实世界层面的发展，又将“新”作为“好”的标准，而张爱玲关于存在的价值判断恰与这两个原则针锋相对。如若以现实世界的价值判断来衡量存在，那么笼罩在现实世界阴影之下的记忆世界便会浮出水面，形成与前者势均力敌的存在;以“新”为“好”的信条也将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以自我价值确认为标准的极具个人性的好坏判断。

二，意象回旋，线性时间的扭曲

正如汪辉所言；“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中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直线发展的时间观念。”[7]根据李欧梵的《未完成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性的突出的特点为：受西方影响，中国的现代性观念以直线前进的时间观为核心，认为一切都是进步发展的，这促成了五四时期基于一个新和旧的价值分野和对立。”[8]

布赖用“文字的生成者”来指称由几个具象的词汇构成情境的做法，“它以有别于情节线索的方式完成了叙事的“繁殖”,“成了叙事进程的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原则”[9]。张爱玲的小说中，意象充当起了“文字生成者”的角色，由意象传达出文字以外的深层含义，所谓的意象回旋就是同一个意象在文本内部反复出现，使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被物化，《传奇》中多次使用了意象回旋，通过意象的复现建立了小说文本内部的叙事时间环。

《金锁记》的故事情节从月亮开始，又以月亮终结，月亮意象形成了叙事本身的回旋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月亮意象通过回旋的方式融入了时间性体验，月亮的短暂与故事的长久产生了意味深长的矛盾。强化了月亮回旋的反线性价值:三十年前的月亮沉了下去，但三十年后夜空的月亮又升了起来。月亮的盈亏回旋无穷已，人间的命运也代代循环。月亮不仅是三十年间金锁故事的见证者，更覆盖着这片土地上更多相似的人物和相似的事件。

《倾城之恋》则借墙这一意象的回旋传达了更为深远的时间意义，文明之墙的倾圮与情爱之墙的屹立揭示了张爱玲在文本中对时代主题的洞悉。一方面，文明之墙的倾圮暗示着文明进化的不可维持。有别于五四时期流行的单线发展的时间观和不可逆转的进化史观， 墙的意象回旋所显示的分化显而易见:文明的墙垣陷落了，但爱情之墙却存留了下来。这里充分体现了张爱玲别具一格的历史视野:“在质疑文明前进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同时,借机将男女情爱所代表的日常生活推向了时代主题的宝座,完成了“历史和日常生活的‘错置’”。[10]

这种写法既充实了文本的叙事空间，另一方面也为时间与空间这两个不同的维度构建起桥梁，展现随着时间直线发展的文明观的分崩离析。向我们提供了时空相遇的另一种可能性:空间不再是时间的停滞和被动的“他者”，与之相反，看似重复、停滞的空间性恰恰突显出线性前进的时间叙事的不可维持，构成对清末以来线性发展观的基调的悖反。

三，命运循环，进化的不可维

“现代性”就是指在理性精神指引下的对过去或传统的断裂或告别 。也就是说 ，“现代性”是与“传统性”对立的概念 ，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对立。[11]与现代性的观点相悖，张爱玲的《造人》非但对时兴的进化观念嗤之以鼻,更是反抗着直线的发展观念:“多半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也都是很平凡的,还不如我们这一代也说不定.”[12]“平凡”和“不如我们这一代”即代表了张爱玲对下一代走向的两种预测:停滞与退化，文末，她质问“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13],在张爱玲的观念中，她将下一代物化，使繁衍完全偏离了遗传与继承的轨道,这无异于撕裂了物种进化与种族进化之间的结合点。回旋以重复而非发展为基础，命运发展的无方向性取代了进化的线性向上，暗含着向各个方向延伸的不同可能。

《金锁记》多处呈现七巧与长安两代人之间的纠葛。长安也曾有过与表哥无忧玩乐以及赴女中接受教育的美好时光，短暂的快乐却在七巧的高压管制下提前画上了句号。尽管长安怨恨七巧的所作所为，但这种怨恨并没有为她带来觉醒，而只是在她重蹈母亲命运的轨迹之际添加了一个悲哀的注脚。七巧过世后，两代人间命运的回旋却并未随之终结。正如谣言所传，“七巧的女儿是不难解决她自己的问题的”，长安的命运沿着母亲昔日的轨迹行驶，由最初向往爱情的少女变为麻木冷漠而毫无希冀的女人。

《茉莉香片》中，聂介臣、聂传庆这对父子之间的联系也同样令人唏嘘。传庆对父亲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掺杂着畏惧和愤恨。畏惧是因为聂介臣把对自己妻子的愤恨转移到了儿子的身上，因此对传庆百般苛责，从而造成了其阴暗孤僻的性格；而愤恨而是传庆希望自己成为言子夜的子嗣，而介臣的出现，却使得这个愿望只能封存在想象之中。然而随着成长，传庆却悲哀地发现自己与父亲在外形和神态上越来越相似，相似的命运只是兜了一个圈，随即卷土重来。

而且，在张爱玲笔下，这种继承不仅仅是外形上的，更是命运上的。传庆臆想着丹朱的死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怀着“有了你，就没有我。有了我，就没有你”的想法狠狠地袭击了丹朱。然而，传庆并没有改变臆想中的因果关系，因为“丹朱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到她”，“他跑不了”。 自此，虽然传庆有过苦闷，愤恨和挣扎，但是却依然无力讨论“被害者—加害者”的命运循环，而这种循环不仅仅是传庆，《沉香屑.第二炉香》里的罗杰、《金锁记》里的长安无不在挣扎后重蹈命运的回旋，遵从遗传的预定轨迹。

进步与发展的观念作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与本质依据，形成了“进化”内涵两大特点。第一，“进化”内涵的单一向上限定。第二，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将社会视为与个体相似的有机体，遵从由低级生命形态向高级生命形态进化的观念。张爱玲以人际关系的回旋解构了进化论神话，从人的角度出发，动摇了向上发展的种族进化观的根基，折射了她的反现代性立场。

综上所述，回旋叙事不仅仅体现在对于题材的反复书写上，而是通过虚实回旋，意象回旋和命运回旋三个维度形成了文本内部的体系性建构。虚实回旋，将价值判断的颠覆，“新”和“好”不再作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将人存在的根基落实在具有人性的价值判断上；意象回旋，消解了现代性中时间是线性发展的这一核心观点，通过“月亮”“墙”等等意象的反复展现，以空间为依托，向读者表明时间不仅是呈现纯粹的直线发展，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以线性发展为依托的文明观分崩离析；而命运循环则展现出进化论的不可维，把对现代性中线性发展的反抗由虚无的时间层面落实到生物层面，从而在整个文本构建的世界中把种族进化观的分解。[14]

因此，对于张爱玲来说，无论是对作品的反复重写，对自身经历以不同方式的巡回刻画还是在文本内部的重复书写，最终目的都指向在中国深入人心的现代性观念，呈并且现出与之完全相反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回旋叙事将重复变为了开端，带来的是区别于以往的，研究方向的不确定性和无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