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瑜（兰州市博物馆，甘肃 兰州 730000）

引言

阮籍扬弃腐朽的儒家名教,以庄学逍遥游放的自由精神铸就其魏晋风度的人格理想与人格范型,在他任诞与狂放的形骸下，隐秘着一颗渴望社会有序、政治清明、个性发展的儒者之心。面对强大的政治集团，他只能作出痛苦的抉择——酒使他保全了血肉之躯，诗使他平衡了精神世界，他把儒道兼综的玄学思想化作狷狂醉态，靠朦胧诗境调和恋世与厌世的矛盾。阮籍为中国古代士人开启了一条全身与全节的不死不屈的人生之路。

一、阮籍

（一）家世生平及其政治生涯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卒于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他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为曹操丞相府幕僚。阮籍三岁丧父，由寡母抚育成人，家境不富，但他“少有济世志”，“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学习努力，兴趣颇广，博览群书，多才多艺，以一个完全的儒者形象出现，后却“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任心妄行，悖世离俗，如其《大人先生传》所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戏贱、乱危、死亡之术耳”，能长啸，善弹琴，喜欢喝酒。

阮籍三十三岁出仕，魏正始三年，太尉蒋济招他为幕僚，他上奏记婉辞。蒋济恼怒，他被迫赴职，不久托病辞归。又为尚书郎，亦病免。正始九年，曹爽执政，召阮籍为参军，他拒绝应召，归田隐居。一年后，司马懿诛灭曹爽集团，时人因佩服阮籍大有远见。司马懿擅权，召阮籍为从事中郎。他见司马懿排斥异己，杀害名士，残酷无情，因而就任以全身。司马昭擅政时，他仍为从事中郎。其间，他曾出任东平相，求为步兵校尉，所以史称“阮步兵”。当阮籍怀抱壮志，走进社会接触政治现实后，他痛心地看到了曹魏集团骄奢浮华、趋于腐败。这使他深为失望，无意仕进，同时他也敏锐觉察司马氏集团伪善险恶，高唱礼法，阴谋篡权，因而激愤忧患，又不能断然对抗，只能虚与委蛇，以酒自晦。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聊借酒以浇其块垒，总之在政治生涯上，他走的是一条仕而隐的道路，旨在远害全生。

（二）事迹及人格特征

1.软弱敏感 消极妥协应对当权者

阮籍是恬静的内向性格，他喜欢坐在木车上漫行，车上放一坛酒，任前面的马随意行走，自己在车上悠然地饮酒。当路走到尽头，阮籍便失声痛哭而返。

司马昭想利用阮籍的名望和文才为自己的政治服务想与之结为亲家，阮籍得知此意，连醉六十日，使司马昭的求婚使者无从开口，婚事终于作罢。长期的大量饮酒对阮籍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阮籍只活到了五十三岁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

2.不拘礼节 追求纯真纯朴的情趣

在保留的含有阮籍的史书资料中，像《世说新语》、《三国志》、《晋书》中，阮籍的更多的事情是他的诡异蔑视礼教的行为。如：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规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1]（P723）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1]（P721）

阮籍真是在蔑视和反对儒学但对礼教吗？司马昭所推崇的儒学，利用名教来给异己网罗罪名加以迫害，礼教成为了自己争权夺利的工具，这是阮籍非常之痛心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阮籍是学儒学的，可在明白自己才学不能像在治世里淋漓尽致地发挥时，把自己的思想转向老庄易的玄学。玄学推崇自然超脱物外，于是更加对这些形式主义深误而痛绝，加上对之前建安风骨的欣赏，对真性情加以提倡和奉行，把礼和情两者独立起来。

3.内心压抑 诗歌咏志长啸以释怀

阮籍希望自己成为超然物外不为世俗所羁绊的人，而现实中却总是屈心抑志忍辱负重，因此常常人格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的极大反差时时困扰着阮籍。阮籍留下来的文学作品中，有九十余首咏怀诗，反映着他种种复杂而丰富，同时充满冲突和矛盾的情感世界:对自己理想的追求向往，对自己济世志难酬的郁郁不平，对司马氏的深恶痛绝，对天下苍生的担忧……

二、阮籍和魏晋风度

（一）竹林之风

正所谓“魏晋人物晚唐诗”，洒脱放旷、冷峻玄远，这是魏晋时期特有的精神,使魏晋时代成为中国文化史中最为另类最为奇异的一种文化现象。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封建统治集团面临严重危机。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经学历经两汉已发展到烦琐支离，失去它的武器作用。

魏晋风度的底蕴是什么呢？率性而动、慷慨任气以及服药饮酒、扪虱而谈等等放荡不羁的行为只是魏晋风度的表象。魏晋风度是飘逸与沉重，豁达与执著，欢乐与悲哀，奔放与压抑等等对立文化性格的矛盾体，最终根源于士族双重性格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是主体自身的冲突，即追求自由的自我与另一个遵从传统价值的自我之间的冲突。

玄学的张扬，儒学的衰退，是魏晋思想主流。嵇康更是喊出了这样的口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个口号是惊世骇俗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汉代建立的儒学正统地位崩溃了，竹林七贤的行为洒脱旷达，追求率性与自由，恶礼、毁礼，公开与孔孟之道唱反调。使得魏晋时代，再一次出现春秋战国时期才有过的礼崩乐毁。

（二）风流背后的痛苦

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在《诫子书》中把立志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人无志，非人也”。

魏晋时期虽然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生无常，朝不虑夕，但广大魏晋士人并不像许多文献著述所言，已彻底弃绝人世，或遁迹泉林，寄情山水，或装疯卖傻，避害自全，或抛却儒学，专事释老。他们没有悲观失望、自暴自弃，而是把一个真实的自我掩盖起来，把自己无法实现的志向情怀，家族事业寄托在儿孙身上。他们希望，告诫并勉励自己的儿孙要保持操守，砥节砺志，勤学成才，去努力实现父辈先人们无法实现的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

结语

东汉时期，儒家的伦理观被提高到绝对地位，外化为“名教”之治，彻底扼杀了个人的自由，把人变成了现实政治伦理目的之工具。个性的极端被压抑所形成的巨大社会反弹力，在汉末魏晋之际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迸发出来，形成了不可抗拒的追求人性自由的时代潮流。一时间，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空间似发生了“哥白尼倒转”。人们如同大梦初醒，开始寻找久已丧失的“自我”，恢复生命所应有的厚度。阮籍的思想敏锐地与时代站在一起，从早年的“崇儒”到中期的“调和儒道”再到晚期的表面“达庄”而内里“崇儒”，正与时代思潮的发展丝丝入扣。《达庄论》、《大人先生传》这样的不朽著作奠定了阮籍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别有生趣的侧面。而阮籍的人生悲剧可以用佛教一个术语来表示：所求不得苦。如果说，儒家式的济世情怀长期得不到渠道宣泄伤的是阮籍的身的话，那么社会现实的残酷长期不得改良伤的是阮籍的性。然而我们从阮籍形式的反动中却可以体会出他济世情怀的强烈：欲深苦深，苦深适足以证明欲深罢了。种种的“不得已”让阮籍有了常人不解的狂狷行为，正因为对人生的执著和眷念才会让他更加敏感，脆弱，才会有惊世骇俗的举动。

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2]对于不断发展的中国文化而言，魏晋时期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时期，在为阮籍及其同时代的人所承担的痛苦深感同情的同时，我们也为中国文化有过一个这样伟大的历史时期而感到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