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信砚，柳丹飞

(1.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长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类”概念是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以往人们多将这一概念看作是旧唯物主义的残余或马克思思想“不成熟”的表现，而未能给予其应有的重视和合理的评价。①不可否认，青年马克思“类”概念的形成的确受到了费尔巴哈的直接影响。在《手稿》开篇的序言中，青年马克思就给予了费尔巴哈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②在《手稿》正文部分，青年马克思也大量借用了“类本质”“类存在”等费尔巴哈曾使用过的术语。但是，马克思从来都不属于正统的费尔巴哈派。一旦深入考察青年马克思的“类”概念，我们就会发现青年马克思赋予了“类”概念一个全新的维度，即历史的维度，正是在这种历史的维度下，青年马克思的“类”概念才得以摆脱旧唯物主义的桎梏，获得了一种全新的面貌。

不同于费尔巴哈将“类”概念理解为“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③的抽象共同性，④青年马克思的“类”概念所指的是以“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⑤为基础而历史地生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特殊的一体性关系”。⑥正因为这种类关系在青年马克思那里是历史地生成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就有不同的呈现形式。基于此，本文拟从作为人的特质的“类”、作为“主体间性”的“类”以及“类”的感性—历史性呈现这三方面展开对青年马克思“类”概念的具体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揭示青年马克思的“类”概念所具有的独特内涵，由此重审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一、作为人的特质的“类”⑦——类本质

青年马克思的“类”概念首先是指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类本质。具体来说，在与对象的关系上，动物的存在是“自我封闭”的，而“人的存在则是面向整个世界开放的”，⑧人以对象化活动为基础实现了人与对象世界的历史的同一关系。在《手稿》中，青年马克思主要从人的存在方式、人的意识特点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三方面论证了人的这一类本质。

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⑨作为这样一种存在物，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作为一种特殊的自然存在物，人不同于动物等其他自然存在物的地方在于人是一种能动的存在，这种能动性作为欲望、才能等存在于人身上，使人需要自身之外的对象来表现和充实自身；其次，作为一种自然的、肉体的存在物，与其他自然存在物一样，人又有其受动的方面，也就是说，人所欲望的对象总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存在而存在于他之外，但这些对象又是人表现其生命所不可或缺的。不过，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受动性”所强调的并不是一种完全的被动性，相反，他看到了这种“受动性”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即人一旦感觉到自己的这种受动性，就会唤起内在的“激情”。所谓“激情”，在青年马克思看来，是促使人追求对象以满足自身需要的本质力量。人正是通过这种本质力量使自己的主体性本质在客观对象上获得了实现，换言之，人的活动的对象就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确证形式，即人是一种对象性存在物。正如青年马克思所指出的，说人是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就等于说人有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生命的表现，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⑩这样，人与自然对象之间的类关系就在人的对象性存在中得到了现实的呈现。

那么，人是怎样获知自身与自然对象之间的类关系的呢？这是凭借人的自我意识来实现的。意识的根本特征是意向性，即无论何种意识都必然指向一定的对象。顾名思义，自我意识就是自我反思的意识，亦即以自我为对象的意识。自我意识这一结构包含了自我的二分，即将自我作为我的对象。这一能力是人所独有的，动物不具备自我意识的能力。动物不能将“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只是依据其自然本能直接地占有对象，因此，在动物那里是没有自我与对象区分的，换言之，动物与其自然对象之间是一种天然的统一关系。而作为一种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人能将“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继而实现“自我二重化”。一方面，这种二重化将人自我对象化。具体来说，由于人具有自由支配自身生命活动的能力，因而人可以自由地根据其自身的趋向和目的来设计和重塑外部世界，由此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使外部世界打上人的痕迹。另一方面，这种二重化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分裂。当人将自我从自身对象化出去后，对象化的自我将在人所创造的对象上得到体现。也就是说，在实现自我的对象化后，人也将通过自我意识在其“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即意识到自身与对象的类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人的对象性存在还是人的自我意识活动，都只是初步揭示了人与对象之间的类关系，而未对类关系本身做前提性的探讨，即没有对类关系的形成做具体的说明。对此，青年马克思指出，正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诚然，动物也生产……但是， ……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不同于动物的生产活动，人的生产活动是人生产自身类生命的活动。具体来说，动物的生产活动是在其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的一种本能活动，这一活动所遵循的“自然物种的尺度和需要”决定了动物的生产活动在范围上的有限性和在内容及形式上的单一性，也决定了动物生产的目的最终只是一种种的繁衍，这样，动物通过生产建立起来的只是一种基于自身物种属性的自然关系，即种属关系。与动物不同，人的生产活动是受多样化需要所驱动的自主活动。一方面，需要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的活动范围的普遍性，即人的活动是以整个外部自然界为对象的，这样，不同于动物根据物种属性将自身与其他物种隔离开来，人通过生产活动实现了对自身物种界限的超越，呈现出向整个外部世界开放的状态。另一方面，活动的自主性决定了人的活动内容及形式的多样性，即人能够基于自身意志自由地选择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这就使得人的发展得以不断突破自然局限，获得无限的可能性。另外，基于自主活动，人的个性也会在其活动的对象上得到最充分的实现。显然，在人的多样化活动的开展中，不仅人从一种受限制的自然存在物逐步走向了普遍的、有个性的自由存在物，而且自然对象也会越来越表现为人的作品和现实，成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总而言之，人通过生产活动自为地建立起了自身与外在对象之间的类关系。

在青年马克思那里，人与自然的类关系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历史地生成的。这是因为，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对象都不是既定的、固定不变的存在，而是感性的、历史的存在物，两者之间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彼此相融的。“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一方面，只是因为人的对象化活动，作为客观自然的外部对象才历史地生成为人的对象，即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另一方面，作为主观自然的人的感觉能力也是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具体来说，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起初只是一种片面的占有关系，因为对象对人是有用的，人才会主动去接触它，此时，人必然带着一种占有的欲望来处理自身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动物式的掠夺关系。相应地，人此时也只具有对对象的物性的感觉能力，这一感觉只是一种片面的、粗陋的感觉，是一种为物所累而非“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随着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发展，对象的各种性质会逐渐地向人敞开，也就是说，人在这种活动的过程中会慢慢发掘出对象上除去有用性外的其他价值以及这些价值对自身的多样化意义。此时，对象不仅仅代表一种物性，还可以给人带来精神上的享受，构成人“精神的无机界”。而随着外部世界的不断内化，人的丰富而全面的感觉能力也会逐步发展。正如青年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总之，人与对象之间并不是直接的同一关系，而是经历了从工具式的掠夺关系到精神上的依赖关系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正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确立了人与对象之间的历史的同一关系。

二、作为“主体间性”的“类”——社会

如果说作为人的特质的“类”关涉的主要是人与自然对象之间的关系，那么，这里所要讨论的作为“主体间性”的“类”关涉的则主要是社会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青年马克思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研究，是与其对实践活动的强调紧密相关的。因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在从事实践活动时无法避免的问题。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人的生命表现就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

在青年马克思那里，人之所以是一种社会存在物，是由人的活动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人的活动“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

首先，人的活动内容是社会的，这是指构成人的活动的各要素是社会的。不同于活动形式上的社会性，青年马克思所注重的活动内容上的社会性并不过多强调人与人在活动过程中的直接的、显性的结合。在青年马克思看来，虽然共同的活动能够直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实际交往”来表现人的社会性，但人的社会活动绝不仅仅存在于“直接共同的活动”形式中。实际上，即使是人的独立活动，即“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的活动，只要其活动各要素中存在着他人间接的、隐性的参与，也是社会的活动。青年马克思以科学活动为例，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科学活动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的方式之一，它的直接目的是获取知识和寻求真理，人在进行科学活动的过程中所面对的主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甚少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但即使是这样，在青年马克思看来，科学活动仍然是一种社会活动，这是因为不仅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的我的存在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的活动”的产物，而且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包括我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另外，我在科学活动中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为社会所承认和认可。因此，虽然科学活动在形式上看似是个人独立的探索活动，但在内容上，这一活动的各方面无不渗透着社会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也正是在这些现实的基础上，从事科学活动的我“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

其次，人的活动的存在方式是社会的，这是指人的活动本身确立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果说人的活动内容的社会性只是从现象层面上揭示了人的社会性，那么人的活动存在方式的社会性则从历史层面上具体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由来。

青年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性并不是被自然赋予的，也不是通过简单的头脑反思而产生的，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在青年马克思看来，社会性是因为“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它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换言之，个人在对象化活动过程中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才能实现人的本质，获得自身多样化的、全面的发展。具体来说，人的发展是以人的需要的提升、扩展以及实现为前提的，正如“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更为成熟的、多样的需要的实现必须有相应的、发展了的对象作为基础，然而这类对象是人的个体劳动无法提供的。例如，人的制造能力的提升所需要的机器和工厂、人对美的鉴赏能力的提高所需要的各类艺术作品和艺术馆等，都是人类劳动共同创造的。总之，人在对象化活动中必须寻求与他人的联合才能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发展，或者说，人与他人的联合是在人寻求自身多样化的、全面的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建立起来的。因此，前面所说的“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并不只是一种消极的东西，而是人对自身的存在的积极实现。在青年马克思看来，这一实现不是仅靠个人自身就能完成的，而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并且必然会经由他人的帮助才能完成。这样，所谓“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实际上是指我需要借助他人来实现我之为“人”的本质以及我的发展。而当我与他人之间建立起这种关系时，我的社会本质就通过他人获得了现实的呈现。

实际上，他人不仅作为我的个性能力的弥补，帮助我在对象化活动中实现我之为“人”的本质，而且他人也是确证我的本质所不可缺少的对象。具体来说，当我的对象化活动发展出我的“社会的人的感觉”，而我也以这一感觉面对自然对象时，我对对象的需要就会失去其恶意的排他性，即他人对我的对象的享有并不妨碍我对这一对象的使用，相反，它还间接地肯定了我实现在对象上的本质。也就是说，通过对象，他人也成了为我的存在。而当他人的需要通过我的产品得到满足时，我“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也就是说，我成了他人本质的补充，构成他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我成了为他的存在。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对象化活动中“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换言之，我们在个人的对象化活动中直接实现和证实了我们的 “人的本质”或者说“社会的本质”。

在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给青年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做出一个基本的界定：所谓“社会”，是指建立在人与人的个性差异基础上的相互补充和相互确证关系。在这一问题上，青年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现实的“共存性”与一体性，还历史地揭示了这一关系是如何得以确立的，即人与人之间的一体性关系是随着人的对象化活动的深入展开而历史地建立起来的。青年马克思接着指出，既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那么，一旦“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人的方式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在青年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社会”就是在扬弃这一异化的“社会”形式基础上实现的。但是，当时的国民经济学却“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作为同人的使命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换言之，国民经济学将社会交往的异化状态等同于其本真的状态，由此对现实采取一种无批判的态度。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的考察以及对国民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青年马克思展开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类”的现实境遇的论述，并以一种辩证的视角对这一境遇做出了历史的展望。

三、“类”的感性—历史性呈现

青年马克思的“类”概念是在对象化活动即劳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劳动除了有其一般的规定性外，还有其特殊的、具体的规定性，即任何劳动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劳动，或者说是一定社会形态下的劳动。任何劳动都必然会带有其所属社会形态的特征。基于此，青年马克思将异化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基本形式，并在这种否定性的劳动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类生活的普遍丧失现象以及这一现象的历史变革的可能性。

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人的类生活是在以人的对象化活动为基础的人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过程中生成的。因此，一旦异化劳动“(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在青年马克思那里，类生活的异化是物的异化和人的自我异化的必然结果，或者说类生活的异化首先以物的异化和人的自我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劳动产品的异化是物的异化的最直接表现形式。这一异化主要表现在：作为劳动的对象化与现实化的劳动产品本应归劳动者本身所有，但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越多，归属于他的东西却越少，以致工人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反过来受自身的对象支配和奴役，也就是说，工人必须作为工人，即工人必须将自己固定在工人的身份上，才能维持自身的肉体存在。而“劳动对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对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这样，青年马克思就从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己关系中发现了人与自然对象之间的异己关系，即自然界从人的类存在中异化出去的现实。这一现实主要体现在作为人的“感性的外部世界”的自然界不仅不再为劳动者提供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甚至不再为其提供维持肉体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这也就意味着自然对象成了外在于人、甚至是与人相敌对的存在。

如果说物的异化是异化的结果，那么人本身的异化即人的劳动的异化，则是产生这一结果的前提。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人是通过自由的有意识的生产活动超越自然局限，实现自身有个性的、普遍的发展的。但人的劳动的异化却使人重新倒退回动物状态，即人的活动不再是以实现人的多样化发展为目标，而是以满足个体的肉体生存需求为“唯一的终极目的”。另外，在肉体生存需要的束缚下，人的劳动也不再是自主劳动，人在劳动中不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实现自身自由的发展，而是被迫去完成设定的物质生产任务，人的个性生活由此丧失在这种统一化的生产活动中。这样，劳动就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人在从事自身劳动的过程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最终，人只有在不进行人的活动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在自由地活动，而一旦外在的强制停止，人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总之，劳动的异化使人的劳动由目的变成了手段，使人的存在沦为非人的存在。

物的异化和人的自我异化的直接结果是人的类生活的异化。在青年马克思看来，这一异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类生活与个人生活相异化，即人的类本质与个体相分离。具体来说，个体通过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改造对象世界，使自然对象成为表现他的作品和现实，成为人的本质之彰显。然而，异化劳动却“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这样，人的劳动也就失去了将对象纳入自身的普遍性，而劳动普遍性的丧失也就意味着人的类生活的剥夺。二是人的类生活成为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这是因为当劳动不再成为“人的精神的生命创造活动”即人的类生命的创造活动时，个人劳动就只剩下维持肉体生存的价值，也就是说，本为个体活动之目的的类生活反过来成了抽象个体生活即肉体生存的手段。

青年马克思接着指出，当人与劳动对象、劳动本身和人的类本质全方位对立的时候，人必然也会同他人相对立。人同人的异化实际上就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异化，这种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通过工人与资本家的异化关系表现出来。就工人来说，作为劳动者的工人虽然与劳动有着天然的联系，但资本家凭借对劳动对象的控制实现了对工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控制，因此，工人在这种非自主性劳动中不仅不能实现自身的类本质，相反，劳动成了工人类本质丧失的明证。不仅如此，“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还生产出了“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即资本家对劳动的异己关系。具体来说，资本家虽然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直接支配者，也是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实现其类本质。这是因为，资本家对劳动产品的占有是通过货币关系实现的，也就是说，这些产品并不是资本家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式，因此，这些产品对他而言也只具有“物”的意义。事实上，相比作为劳动者的工人，资本家的生存状况更为糟糕。这是因为，与劳动者不同，资本家是远离劳动的，因而他不可能直接地实现自身的类本质，换言之，资本家的存在直接就是非人的存在。总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与资本家都是没有类生活的，他们之间不是相互补充、相互确证的类关系，而是相互阻碍对方实现类生活的敌对关系。

这样，青年马克思就以异化劳动为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人的类生活的普遍丧失状况。不过，青年马克思并没有仅停留于对这一异化现象的描述和揭示，也没有抽象地否定劳动的异化形式，而是在劳动的否定性中洞察到了否定性劳动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具体来说，青年马克思发现了作为异化劳动的感性形式的私有财产所包含的矛盾关系。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作为异化劳动的感性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方面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呈现，另一方面又是以异化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社会性与普遍性力量；换言之，私有财产的历史运动一方面导致了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另一方面也为扬弃这种异化奠定了基础。在青年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并没有因其所包含的否定性因素而丧失其对人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它仍然是“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是人的生命的感性的物质基础，只不过它是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罢了。而既然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那么，只要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人就能在已有感性的物质基础上重获自身的类本质。正如青年马克思所指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这样，青年马克思就在对私有财产唯物而辩证的考察中，发现了私有财产作为人的本质实现的一个否定性历史环节的意义，并提出“共产主义”就是私有财产的矛盾运动中“类”的历史实现。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类”表现为“类”的丧失，而共产主义所完成的正是人向其“社会的存在”的复归。这一复归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共产主义”状态下，自然的存在将成为人的存在，与之相应，人的存在也会被对象化。这主要表现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去“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换言之，无论是作为主体的人，还是作为客体的自然对象，都呈现出一种“全面性”。这种“全面性”与片面性相对，它主要表现在，对象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物”，而是人的个性之体现，即“对象性的人”；人也不再以一种片面而狭隘的姿态去占有自身的活动对象，而是“按人的方式”与“对象性的人”发生关系。其次，“共产主义”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一矛盾的解决将从上一矛盾的解决中获得自然实现。具体来说，当人不再以一种片面的方式占有对象时，人对对象的需要和享受就失去了“利己主义性质”，也就是说，体现我的本质的对象并不排斥他人对其的需要和享受，这时，他人的本质在我的对象中获得了实现；而他人对我的对象的享受也并不妨碍我的自我实现，相反，这种享受恰恰是对我的本质的进一步确证。也就是说，人与人的本质以对象为中介获得了相互确证。而当我与他人共享一个对象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与他人的感觉都获得了社会的性质，即个体的感性成为人的社会本质之彰显。这样，“共产主义”进而也将是个体与类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具体来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个性将通过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深入展开得到最为充分的发展，此时，类关系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同一关系，而是包含个性和差异性的“丰富的统一性”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实践活动是贯穿于以上所有问题的核心。这是因为，不管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还是人与人的矛盾，抑或是人与社会的矛盾，都将而且只能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获得历史的解决。关于这一问题，前文已做过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青年马克思的“类”概念所意指的是一种以“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对象、人与人之间的历史的同一关系。在青年马克思那里，人就是通过对象性活动实现自我创生的类存在物，人的类特性和社会性并不是自然而然、固定不变的人的属性，而是在人的对象化活动基础上历史地生成的人的特征。尽管青年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还是将“类”概念用作一个规范层面的概念和理想性的标准来反观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将历史设定为“异化—复归”这样一个固定的发展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青年马克思在对“类”概念的阐述中已经赋予这一概念以一种全新的维度，即历史的维度。因此，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类”概念，青年马克思的“类”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的概念，这一概念的确立，从整体上标识着新世界观的发展方向，并为新世界观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注释：

①中国学术界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逐步重视对马克思的“类”概念的研究，在此之前，马克思的“类”概念多被学者们当作一种费尔巴哈式的人道主义的抽象概念而予以否定。90年代以后，受“人学热”思潮的影响，“类”概念的理论研究价值开始受到一些学者重视，如吉林大学高清海教授就提出将类哲学作为哲学发展方向。但时至今日，关于马克思的“类”概念的研究成果依然寥寥可数，这反映出中国学术界对“类”概念的关注度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以往人们对“类”概念持否定态度的影响。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④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对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做出的整体评价。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的“类”概念主要存在这样三方面的缺陷：第一，它反映的是一种纯粹自然的关系；第二，这种关系是抽象地建立起来的；第三，这种关系是非历史的。本文所要论证的就是青年马克思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类”概念，不但不存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费尔巴哈“类”概念的三重缺陷，相反，青年马克思的“类”概念本身就构成了对费尔巴哈的“类”概念的批判。

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7页。

⑥实际上，我们讨论青年马克思的“类”概念可以有多种切入角度，如类存在、类能力等。在这里，我们选取从类关系这一角度来展开对青年马克思的“类”概念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另一方面是因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通过“类”概念所呈现的主要是一种类关系。

⑦按照通常的理解，后文谈到的“社会”也是人的特质。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类本质主要关涉的是人与自然对象之间的关系。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人的类本质是在人与外部自然世界的互动中生成的。基于此，我们将“类本质”和“社会”分开来进行讨论。

⑧贺来：《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

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5页。

⑩同上书，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