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澹归今释的民族气节

2018-04-02曹广涛

韶关学院学报 2018年4期

关键词：世间

曹广涛，王东

（1.韶关学院外语学院，广东韶关 512005；2.佛山科学技术学院英语系，广东佛山 528000）

明末清初，一大批知识分子遁入空门，在号称“逃禅渊薮”的岭南诸多僧人当中，澹归(1614-1680)颇多才具，名重一时。澹归俗名金堡，为明室遗臣，抗清失败后，先在桂林出家，法名性因。后到广州雷锋寺从天然和尚受戒，法名今释，号澹归。顺治十八年（1661），应隐居仁化的明朝遗民李永茂兄弟之请，到丹霞山创建别传寺。康熙元年（1662）开辟道场，在粤北传法有十五、六年［1］。澹归对诗词、书法造诣甚高，有《徧行堂集》、《岭海梵余》、《丹霞日记》、《元功垂范》、《丹霞澹归禅师语录》多种诗文集及《徧行堂杂剧》存世，为岭南著名诗僧。

对澹归的历史评价，历来莫衷一是。例如，清水茂从其代表性词作，直叩其终难割舍的“故国情怀”［2］；严迪昌发现其词具有“极痛切凄厉” 的反清深心［3］99-100；姜伯勤于其日记真迹发现其“深重的遗民情结”、“不平之鸣”与“独立于世”的人文精神［4］；潘承玉、吴承学深入考察《徧行堂集》，提出从澹归本人对其诗文集的态度来看，有卑之无甚高论、卑之不敢高论和足堪为世导航之三途，体现出深沉的民族情怀和执着的民族气节［5］；蔡鸿生肯定澹归的晚年，“反复出现俗缘与法缘的纠葛”，其结交当道，反复呼吁，则出于“为民请命，企望拯‘遗黎’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道主义用心［6］61-69等。廖肇亨探寻其节义观，认为澹归之所以“终日往返于权贵之门”，”其主要原因乃在“拯民于饥溺”、“强调的只是兼爱天下的胸襟，反对那些置民生于不顾，徒以一己令名自私心态”，故澹归“绝非一般传统定义下的遗民，其甚至颇以遗民枯槁山林为是非”。虽肯定其 “甚以天下苍生为念”，“每于其能力范围内为民喉舌”，但又认为其“一意为民请命，置华夷之辨于不顾”，“其既不以故国为念，则异族亦不在排斥之列”，“金堡的词作自有其价值，然绝非奠基于其遗民之‘血泪’。”［7］各种观点形成尖锐对立的争议。

澹归生前坎坷飘零，死后又遭文字之祸。澹归写了具有反清思想的诗文多篇，收集在《徧行堂集》中，珍藏在别传寺的一个木柜里。别传寺每换一位住持，都在柜上加一封条，不准开拆。到了乾隆三十八年，南韶连兵备道的李璜经过丹霞山，强令和尚打开，并向上告发。据《清代文字狱档案》所载，乾隆四十年(1775)十月，官方下令将《徧行堂集》及澹归一切著作包括墨迹、墨刻一并销毁，别传寺的所有澹归碑石亦被砸碎，寺内澹归骨灰之塔及墓前铭志也一体刨毁，并罪及助刊之人，寺僧逐出，另觅僧人入寺主事［8］。从此，《徧行堂集》列入禁毁书目，故阮元的《广东通志》没有著录，显示出清朝统治者对澹归其人其文的深恶痛绝。这样一位反清、抗清而遭受清廷文字狱迫害的明室遗臣，却招致了时人诟病。黄宗羲《阅澹归语录》云：“感慨流连怀故国，趋炎附势媚时人。诗文撮合烂朝报，凡例差排新缙绅。”小序讥澹归是：“祝发为僧，竟忘所自，但成一领众募缘之俗汉而已。阅其《徧行堂集》，尤为滥恶不堪。……前此之苦节，云飞烟烬，不足观也已。”［9］王夫之在《搔首问》文中责其“以崇土木、饭髡徒之故，不择人而屈下之”，“尽忘其本色”［10］。全祖望亦有《肇庆访故宫》诗评曰：“辛苦何来笑澹翁，《徧行堂集》玷宗风。丹霞精舍成年谱，又在平南珠履中。”［11］刘毓崧《永历实录跋》还谓：“堡为僧后，品行益卑，故黄晦木斥其堕落于沿门托钵之堂头；檀默庵目为势力和尚，而先生(船山)当日因道途隔绝，未知之也，否则唾弃之不暇，尚肯和其诗哉?”［12］民国时期陈垣著《清初僧诤记》也指斥：“今所传《徧行堂续集》卷二有某太守、某总戎、某中丞寿序十余篇，卷十一有上某将军、某抚军、某方伯、某臬司尺牍，睹其标题，已令人呕哕。”［13］廖肇亨从认定澹归秉持大乘菩萨普度众生的理想，走到遽然断其“佛法重于节义”，“不以故国为念”，甚而“有鼓励与异族政权合作之嫌”［7］。

若澹归具有深沉的民族情怀和执着的民族气节，其身后怎么会引起亡明遗民学者们的激烈非议呢？澹归结交清廷权贵到底是由于丧失民族气节而致晚节不终，抑或是一代禅师慈悲为怀、为民请命的他种途径；是其民族气节模糊、佛法重于节义而致民族气节有亏，抑或是时人与后人对出世入世之民族理念评判视角的偏差？换言之，究竟是澹归行事有亏，还是古今学者评价有失公允?

一、“徧行”于世间与出世间：一切无憎爱

澹归结交清朝官员或与其徧行佛理相契合，与其新的佛界身份有关，在民族节义和明末遗臣节义方面，并非“佛法重于节义”或喜欢与清朝官员交游，而是“佛法的超越性”使然。“徧行”二字寓含着佛门“普度众生”的博大情怀。依据佛经教义，“徧行”即打破界限。佛教对澹归的影响大，这是毫无疑问的。正如冯焕珍认为的那样，依据文献从历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视角评价历史人物固然为历代品评人物的主流，但对于佛教高僧来说，有必要顾及其信仰以及这种信仰的特殊性。佛教是一种基于世间追求出世间而后再化度世间的宗教，故在佛教看来，世间一切众生，无论民族之夷夏、品行之善恶，皆属需要救度的平等众生，这体现了佛教超民族、超政治和超伦理的特性。具体到澹归，当他觉悟本心之后，回眼观来，则无论前明遗老遗少，还是清朝的王公贵胄，都是需要慈悲救济的苦难众生。

我们也同样不能单纯以出世意义上的遗民观、忠义观来评定澹归。对一些批评言论，澹归本人曾予以解释，其云：“然世间法不可以律出世间法，出世间法亦不可以律世间法。兄(巢端明)以世间法见责，弟仅为世间受过；兄亦存此世间大议论，为世间作则，弟自任出世间法者，固无疚于心，无负于理也。”［14］在澹归看来，世间与出世间有着各自不同的道德准则与行为律令，不得互为混淆，非此即彼。而世人偏多以世间法而非出世间法来评价他，“每以道隐求澹归，而不知澹归非道隐也”［3］103，因而生出如此多之非议。

“徧行”，意为一切无憎爱，一切无分别，一切为生民，与寺名“别传寺”相应。“徧行”的意义又指从南到北的游历足履，也指从南明重臣、庙堂华屋中败落出来而身为禅僧的跨界阅历，从入世到出世的心灵漫游和精神超越。在明清交替、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澹归秉持大乘佛法精神，叮嘱出仕之人“悯视众生，等于一人”，心中充斥一种“普度众生”的博大情怀。只要能“普度众生”，徧行世事，遍尝人生况味，即使出家“涤碗橱下”，“如村僧沿门弄钹”，甚至为“世人皆欲杀”的平南王尚可喜写传亦不暇顾［6］25-47，与“苦体乞食，不择贵贱”、“徧行乞求，广度人民”的菩萨教教义相合［15］。澹归为尚可喜写传事出有因，其真正秘密至今尚未揭开。尚之子后来劫父叛清，也许与澹归有某种神秘的关系。

考察澹归及其《徧行堂集》，从永历遗臣到岭南高僧，前后之思想行止出现如此巨大落差，一是时代情势所然，更重要的是佛禅思想的深度浸染。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几番下火”的澹归并没有慑于清廷之压而变节求荣。他所谓的“逶蛇”行止并非出于一己之私，而是以菩萨之心行忠孝之道。这其中体现了奉祖侍佛、普度众生之心，也有亡明遗民忠臣爱民行仁之心。只不过，这个爱民行仁之心是深得宗门“显权”、“隐权”之奥秘，而“无择时，无择地，无择人，随所至而有所济，虽死生有所不顾”［16］的通脱开明遗民僧人而已。

二、“徧行”于理想与现实:一切为生民，一切为弘法

澹归成为别传寺住持后与清廷官员交游密切，在当时是一位能呼风唤雨有强大影响力的人。作为一位明末遗臣，其行止颇受后人非议。澹归的行事风格可能与其复杂的经历和心态有密切关系。他以科举入官，传统文化修养深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经世致用之心。在晚明动荡不安的政局中，浴血奋战和倡义抗守。明亡后，澹归作为前朝士大夫，为全大节，不仕不试，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以表忠义。但国破家亡，何去何从，前途渺茫，身心痛苦，无奈只有借助入“禅”来解脱。胸中儒、释交结不解，不能忘情于世，只有借禅来化解，借诗文抒发其抑郁、失落和亡国深悲的情怀。出家后的澹归，在岭南为僧三十载，深谙岭南民众秉性操守，执著、耿直。其内心实则受到理想和现实多种精神力量的主导，一是亡国和个人所历的屈辱的煎熬；二是来自佛教安顿身心的“精神良方”，此外还有其他各种社会文化无形的力量。这两种力量的撕裂，造成了澹归部分的分裂性格、双重性格和行事做派的风格。

除此之外，澹归的性格中还有江浙一带民众灵活务实的特点。浙江人渊源于河姆渡族类的正宗，昌盛于春秋吴越。浙江东晋以后开始逐步得到开发，南宋时期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浙江一带民众的性格比较善于根据环境变化而转变。澹归为官之前主要生活在浙江，其思想与行事方式或多或少受到浙江一带灵活务实性格文化影响。为僧之后，澹归为建造丹霞别传寺，穿州撞府，四处募化，其募化的资本主要是他的诗文书法，而檀越们往往是大军阀和清政府官员。澹归写了许多违心的祝寿、吊庆应景之作，既换取大量建寺资金，又扩大了天然一脉之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澹归与清朝官员的交游，并未放弃其不仕原则，且多出于公益公干。澹归坚持不为清廷效命，不谋私利，不务虚名，一切为民众福祉，实质上是一种有原则、有底线的“务实主义”。

这种原则与底线真实反映在澹归的诗文中。《偏行堂集》中的前集大部分诗文都潜隐着作者的抗清气节和“隐言故国虽亡犹未亡”的思想以及“哭尽冬春徒有泪”，“故陵麦饭谁浇奠”的隐痛。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评价说：“道隐论牧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复明之意，而论诗乃属次要者。”［17］《徧行堂集》里留存有许多诸如“江北不知有弘光，江南不知有永历。盖其所不见者闻之蔑如也。”［17］甚至指称清庭“世网甚密”，文字狱是“小题大做”、“无题径做”(《与徐仲远文学》)等字句。潘承玉、吴承学认为，《偏行堂集》在许多表面的俗滥文字之后，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思想，体现出执着的民族气节，乃是一个显而易见、无可置疑的事实。乾隆要彻底禁毁《偏行堂集》和清理丹霞山别传寺，实在是因为其宣扬和传承的民族意识不利于其推行思想禁锢政策［5］。

比较《徧行堂集》前后集，可以透出澹归儒佛传统观念演变的端倪。《徧行堂集》前集是在明清交替时期所写，故国旧园犹在眼前，亡国之痛萦绕心间。作为南明遗臣的澹归，自然忧愤交加，不能自已。反映在前集中的文风，也就诤激之词披露，语气棱角峥嵘，亡国之痛溢于言表，怀旧复明之心欲盖弥彰。《徧行堂集》后集则是佛儒交融之作，已明显别于前集。对于澹归而言，从出世间的角度，入清之后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多年佛理的浸染，加以清廷文字狱的禁锢，遗臣之恨和对于晚明“愚忠”固守之情逐渐消减，都可能是引起前集和后集文风变化的深层原因。这其间有着儒佛理念上的逐步演变过程。作为一名佛学大师，无论从纯粹佛典意义上，还是从人生的信仰和精神生活上，逃禅出世20年，此时佛教已成为澹归的精神寄托和归宿。一些学者在研究之后，认为《徧行堂集》后集并无十分明显的反清言论，即为其儒家传统忠义心理向着佛教超然方向演变历程的真实投射。

三、“徧行”于前后朝之辨：一切无分别，底线守大义

澹归超越了儒家传统认知，践行佛教理性包容之“徧行”理念，无意中暗合当下广被接受的复合民族理念，但又绝非民族虚无主义。明清政权的交替，在本质上属于中国境内民族内部矛盾。作为明末遗臣、忠臣、出家之人，澹归践行“徧行”理念，倾向于放下心结，在法理上遂不再强烈排斥清廷。尤其是清朝主政几十年之后，清初统治者以中原文明为宗，并借鉴明亡教训，实行“仁政”，政治相对清明，经济复苏。当时的明朝遗老，包括王夫之、黄宗羲等，均采取了对清朝默认但不合作的姿态。澹归实质上也是如此，但他做得不够彻底。澹归毅然拒绝了清廷的做官邀请，守住了民族气节原则底线。至于澹归与清朝官员交游较多，更多是为了建造别传寺进行化缘筹款而已。

佛法推崇无执，澹归既然可以看淡一切名利，却又执著于建寺传法，这其间充斥着难以克服的有执与无执的矛盾。澹归把弘扬佛法和筹建别传寺看得比天还大，为此他不惜委曲求全，甚至可说是忍辱负重。尽管是为了公益公干，尽管本质上无损民族大义，但从传统儒家理念道德而言，这种做派风格好像是向曾经的敌人清廷折腰、妥协，甚至乞求，有失斯文和尊严。毕竟，澹归不是普通的僧人，而是具有相当影响的明室遗臣，还是应爱惜自己的羽毛。

四、结语

近十多年来，学界有人认为有必要重新评价澹归的历史功过。何方耀的《澹归金堡撰〈元功垂范〉考辨》一文，据澹归写给平南王的若干诗文以及有关《元功垂范》撰人的原始材料，考论结合，最终认定澹归在其中仅做了审阅、修改的工作，从而纠正了流传三百余年的澹归编撰平南王年谱之谬传。蔡鸿生肯定了何方耀的结论，并认为，澹归对平南王年谱的两条修正（即“于明朝削去‘伪’字称‘明’，于明兵削去‘贼’字称兵或称将领之名”）是最为关键的，其目的就是要为明王朝争正统，表现出相当的英雄气概［6］61-69。陈永正也认为，澹归从头至尾都是一个遗民。对于“徧行”这种超常规的理念，对于自己身后可能引起的争议，澹归似有先见之明，早知自己是个“是非”之人而难以被世人所认可。澹归临终前曾遗告其门徒：“莫把是非来辨我。”［18］显见他已预见到世人一定会对自己有很多诟病、偏见和误解。对于澹归及其作品当中存在的看似“矛盾”的现象，前人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辨析。笔者认为，澹归入清后的行为举止，在细枝末节上有很多瑕疵，但在宏观大义上守住了民族气节底线。我们应破除成见，实事求是，透过表象看本质，既不夸大，也不护短，对于其坚守民族气节大义的主流一面，应给予更充分的认识和公允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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