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宛（青岛科技大学传播与动漫学院，山东 青岛266061）

一、挟书律

在秦朝，书籍与儒生遭受的凌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苛刻和严厉的。由此可见它的传播、教化功能的巨大。以至于在后世各代出现了各种的禁书、焚书的理由，从儒家经典著作到稗官野史、从学士文集到术士妖书，从“妖言惑众”到“伤风败俗”、从“浮语谤语”到“异端邪说”如此等等，都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当某类书籍记载着执政者统治的黑暗与暴力，宣扬着的民主与进步，流露出的民怨与国殇，它们就难免遭受“燔”和“禁”的命运，著述者和藏书者也就难逃“弃市”之厄运。

二、除挟书律

西汉初年的“除挟书律”正式废止了自西周以后延续了约九百多年的官书垄断禁令，使得书籍可以自由收藏，自由复制，自由流通。在“除挟书律”后的一百来年间，先秦官书能够被人们公开收藏并进而在公众间流通；司马迁写出了第一部以社会公众为读者的史书——《史记》，书籍著作领域出现了面向公众传播的明确观念。中国书籍从此进入了公众传播的新时代。

汉朝建立后，废除了《挟书律》，书籍开始大量流通，文学的地位得到大幅提高，因此汉王朝持续了400多年。

中国最早的书市出现在西汉。西汉大文学家杨雄在其著作《法言》中有一句话“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意思是说，读书就要读传播主流思想的书，就要读宣传核心价值观的书，就要读孔子的书。想读孔子之外的书就去逛书肆吧！这句话也可以换个角度去理解：一个人要是不读孔子的书，那他的精神世界就如同一个书摊、杂货铺。总之，杨雄这句话透露出一个信息：我国在公元前一世纪就已经有了专业的书市。

“除挟书律”最深远的历史影响在于，它解除了自有文字图书以来，提倡官藏、限制私藏的图书流通体制，打破了数百年的官书垄断制度。章学诚在论及官府藏书与古代文化时剖析道：

“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三、“除挟书律”的意义

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文化发展、对图书发行事业特别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热爱读书，他们不仅在阅读方面堪称典范，而且在围绕实体书店建设方面也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相关部委落实，切实为实体书店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环境。

“全民阅读”五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社会发展需要提供精神文化滋养，对于文化建设来说，全民阅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纵观文明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历程，我们同样也可以得到一些启示。美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发生了持续十多年的经济大萧条，但是文化产业恰恰在这个时候迅速崛起，如百老汇、迪士尼、好莱坞等，使美国的文化产业不仅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产业，而且成为全球文化产业的霸主；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石油危机的影响，经济停滞不前，而以动漫为代表的日本文化产业恰恰在这个时候异军突起，扭转了经济下行的局面；韩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一蹶不振，而韩国的文化产业恰恰在此时迅速发展，一股股“韩流”把韩国推上了世界文化产业大国的地位。所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产业发展，其中有哪些规律可循，这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特别是今天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从文化传播者的角度说，从事文化传播是个高尚的事情。要真正做好这个事情，必须自己首先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因此，提升自己的文化层次和品位十分重要。

另外，在数字文明的时代背景下，传统行业要生存发展获得新生，就必须要全方位地拥抱数字技术，必须对互联网思维有深刻理解，在思想认识方面不断实现自我超越。这一点很多出版集团和文化传播机构都已经做得很好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讲话，八次提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把总书记这句话借来，在文化传播者看来，不管企业发展多大，触角渗透到多少个领域，都不要忘记初心——是文化传播的使者，要做好文化。这既是的出发点，也应该成为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