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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徽州谱牒档案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18-04-01关欣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8年3期
关键词:研究

关 欣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历史学家顾颉刚说:“我国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但尚有两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1]目前,学界对家谱的价值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如武新立[2]、欧阳宗书[3]、冯尔康[4]、王鹤鸣[5],等等。随着研究深入,家谱的效用越来越明显。这一期间,国家档案局主编了《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上海图书馆也编纂了《中国家谱总目》,它在前者的基础上又有新发展。它揭示了存世家谱档案的分布状况,促进了对家谱档案的利用和研究。

徽州有数以百计的方志,数以千计的家谱。此言不虚,徐学林指出,“笔者对公私收藏估算,徽州地区存世家谱保守数目也逾2000种”[6]。赵华富说:“现在,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单位馆藏徽州谱牒总计1000多种。此外,原徽州一府六县民间保存的谱牒,数量也相当可观。”[7]徽州地区存在着数千部家谱。既然发掘了新材料,那么如何开辟新领域?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学界研究徽州家谱档案主要在徽州宗族、徽州文化、家谱理论上。

1 徽州宗族研究

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典型性”如何体现?赵吉士曾说:“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8]他已将徽州宗族的典型性作了诠释,正是有“千载谱系”的存在,使“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得以实现。家谱中对祖宗墓地、家族成员的记载,是研究徽州宗族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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