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事件：学前教育立法应驶入快车道

（北京）马进彪

11月30日，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个国家宪法日活动安排及全民普法工作情况。在现场提问环节，有记者向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发问对近期发生的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的看法，田学军回应称，教育部将进一步健全幼儿教师资格准入制度，此外还将推进学前教育立法，为依法办园、规范管理提供保障。（《新京报》11月30日）

在北京红黄蓝幼儿园发生儿童被伤害事件之前，近几年来其它各地也发生过不少类似事件。当初，人们基本将焦点集中于教师个人资质和机构准入资格方面，认为只要扼守住了教师个人资质和开办幼儿园的准入资格，一切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但随着此类事件的增多，尽管那些涉事的老师也都受到了相应处理，同时也说明，教师个人资质和机构资格准入制度，并非是唯一的问题所在，因为这些并没有能够遏制住此类事件频发的势头。再说，以目前的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也不可能将资质资格提得过高，因为在一些偏远地区根本不具备想象中的条件，在这些偏远地方，并不是资质高低的问题，而是缺少根本性资源的问题。

因而，当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事件之后，社会的焦点就集中在了法律保障方面。问题的根源是多元的，既不完全是教师个人资质的问题，也不完全是机构准入资格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多点交织问题。推进学前教育立法，点出了问题的根本，因为不管在什么地方，法律才是恒定持久的根本力量。

但就立法来说，并不是教育部门就能解决的问题，它会涉及到人大等立法机构，同时也要考虑到与其他现行法律的衔接。所以，这次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在国家宪法日活动中的积极表态，应当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而其中的立法机构，更应当从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事引发的社会舆情中，看到社会达成的基本共识，以及人们对此类事件的根本诉求。

破解留守儿童困境，劳务需求侧须发力

（河南）张全林

11月23日下午，一组令人瞠目结舌的图片和视频在微信朋友圈传播：两名男孩藏身在一辆班车的车底下，全身泥泞不堪。原来，这两个孩子寄宿在西林那佐苗族乡一所小学，他们想爸爸妈妈了，藏在车底想去百色找父母，竟跟随班车行驶了约3个小时。（《南国早报》11月27日）

目前我国的留守儿童有900万。近年来，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各地采取了不少补救办法，如选聘“童伴妈妈”、建立村级“儿童之家”、开展送温暖活动、一对一结对子等等，但就其效果而言，总有隔靴挠痒之感。一些留守儿童存在的心理问题、自我保护意识缺乏和情感呵护缺位，甚至安全境遇等，仍令人担忧。

留守儿童问题让我们看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缺位造成的损失是难以弥补的，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更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和教育。任何教育、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父母的陪伴带来的安全感和获得爱的充实感。关爱儿童，全社会都有责任，但最重要的还是父母的护佑。无论社会怎样发达，政府的服务怎样周到，对孩子来说，父母的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让留守儿童不再有 “爸妈在哪儿”的锥心之问，无非两种选择，要么父母回归到孩子身边，要么孩子随父母到打工地生活，别无良法可选。当下，不让家长外出打工似乎不现实，因为这是城镇化大趋势使然。那么，就剩下一条选择，就是让留守儿童不再留守。

留守儿童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进城务工人员输入地，而不是在输出地。抓住矛盾主要方面，问题才会迎刃而解。对于城市发展来说，进城务工人员贡献至伟。进城务工人员输入地，理应承担一份破解留守儿童困扰的责任。输入地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子女跟随学习生活条件，乃义不容辞。这就需要全面铺开户籍改革以消解城乡二元壁垒，继续拓宽留守子女跟父母到打工城市生活的路径，让他们享有入学、医疗等基本权利，哪怕是临时的也好。比如，在进城务工人员输入城市建立 “儿童之家”，为务工者建立 “临时之家”，让打工的父母能够与未成年子女一起生活。或者出台强制性带薪 “亲情假”制度，倒逼输入地督促进城务工人员定期回家看望子女。

艾滋病检测包进校园是一种进步

（河南） 王 琦

隐藏在普通饮料自动售卖机里，匿名购买、匿名查询检测结果。11月13日，清华大学安装了“HIV尿液匿名检测包”的自动售卖机，至此，海淀区已经有包括北大、北航在内的11所高校安装了此类售卖机，北语、北外两校今年有望安装。海淀区疾控中心表示，售卖机在明年底前将覆盖区内所有高校。（《北京青年报》11月15日）

这条新闻或许又会引发一些人的感叹，认为在学校放置此类物品是为“不雅”。但是，艾滋病病毒却不会因我们羞答答的态度而停下扩散的脚步。据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年度新增15-24岁青年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在相应年度青年感染总人群中的占比已由2008年的5.77%上升至2014年的16.58%。这些数字提醒着我们，我国艾滋病防控工作已经到了一个严峻的时刻，而决定这个数字是上涨还是下降的正是所有人对艾滋病防控的认识和态度。

目前我国艾滋病防治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及时发现潜在的感染者，也就无从治疗和管理，而对自身病情无知的潜在感染者又成为了传播者。及时发现，及时控制，是艾滋病防治的关键。因此，“HIV尿液匿名检测包”的自动售卖机进入高校，不仅不是不雅，相反是一种进步，象征着我国对艾滋病防治终于扯掉了 “遮盖布”，开始正视这一问题了。

售卖机隐藏在普通饮料自动售卖机内，查询结果通过互联网，这一 “隐藏”功能完美规避了可能面对的尴尬和歧视，这些都放松了学生们紧张和恐慌的神经。市场售价298元，在这里却只需30元，低廉的价格也完全被学生所接受。

在高校内放置 “HIV尿液匿名检测包”的自动售卖机除了给予大学生们更好的检测途径之外，更是对艾滋病防治的宣传，让大学生们通过 “售卖机”认识到我国现今艾滋病形势的严峻性，从而合理地保护自己，规避高危性行为的发生，从而避免艾滋病的传播。

以校园法制教育除一除校园欺凌的戾气

（河北）李英锋

近年来，校园欺凌问题逐渐引起社会重视。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 （2017）》，对北京市12所高中、初中和小学的校园欺凌现象进行了调查。调研显示，46.2%的学生有被故意冲撞的经历，有6.1%的学生几乎每天都遭受身体欺凌；40.7%的学生有被叫难听绰号的经历，11.6%的学生几乎每天都遭受语言欺凌；18.6%的学生有被同学联合起来孤立的经历。（《中国青年报》11月10日）这组调查数据和已经发生的校园欺凌案例告诉我们，防治校园欺凌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去年11月，教育部联合9部门印发 《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以遏制中小学生之间的欺凌和暴力事件，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相关部门、学校也采取了一定的防治措施，但显然，校园欺凌的魅影并未远离校园。校园不是法外之地，学生也在法律约束的范围内。对于欺凌者必须依法惩戒，让他们付出必要的民事责任、行政处罚责任，甚或刑事责任，追责才能够划清法律底线，发挥震慑、教育的作用。在事后惩戒的同时，更需加强早期干预，实际上，早期干预比事后惩戒更重要，如果早期干预到位，就能避免很多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有不少学生都不知道哪些行为是校园欺凌，不知道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在遭受欺凌后，也不知道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面对欺凌，学生或者忍气吞声，或者以暴制暴，或者加入欺凌者的队伍。这种现象折射出学生法律意识的薄弱，折射出对校园欺凌早期干预的不足。

教育、司法等部门以及学校应该从小学生抓起，多给学生们上几堂法制课，围绕校园欺凌普及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知识，通过剖析典型案例，让学生们了解校园欺凌的特征、危害和法律后果，告知学生们应对校园欺凌的维权路径和步骤，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文明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学校要经常排查校园欺凌的隐患和苗头，对有欺凌他人倾向的学生早发现、早掌握、早干预、早矫正、实施重点教育、重点管理、重点防范。校园法制教育实现全面化、深入化、经常化，就能除去很多校园戾气，就能让校园更安全更和谐，让学生们的权益更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