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忠

（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咸阳712000）

西汉一代，在它的开头、中间及结尾处，外戚势力不可思议的都变成了影响国家政权走向的决定因素。前两次的吕氏专权与霍光专权，整个国家政权还算平稳过度、有惊无险，但到汉平帝时代就不再幸运，举朝上下，全然没有能够约束王莽的力量，最终使其顺利篡汉自立。以王莽为代表的外戚势力，主要形成于汉成帝时代，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成就了此期外戚势力的崛起？学界于此有不同讨论。如钱穆先生论汉代外戚参与王室之由来时，认为这与武帝以后中朝、外朝分治的格局有关[1]钱穆.国史大纲[M].商务印书馆,1996.(P160-162)，吕思勉先生则认为成帝时外戚专权，与成帝本人的姑息及优柔寡断性格有关[2]吕思勉.秦汉史[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P142)，这些看法都十分有理。然考察西汉中后期外戚崛起过程可知，成帝时王氏集团的擅权干政，原因实较为复杂，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昭、宣时代的外戚擅权传统为成帝时外戚干政创造了条件

汉代自吕后“贵外家，王诸吕以为辅”，导致后来吕氏作乱后，至文帝、景帝、武帝三代，都十分重视对外戚势力的抑制、掌控，外戚虽得尊位，干政擅权却很困难。如，文帝时期的外戚薄昭，在汉文帝从代国走向长安权力中心过程中立过大功，他后来却在他的姐姐薄太后还在世时，以杀人罪被逼自杀。《资治通鉴》载：“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3]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中华书局,1956.(P482)汉文帝窦皇后两位兄弟窦长君、窦少君，早在初入长安时，周勃、灌夫等人就说：“吾属不死，命乃且县此两人。此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又复放吕氏大事也。”于是选年长且有节行者与他们居住，二人此后亦“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富贵骄人”[4]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62.(P3944)。这都说明文帝时期从皇帝到重臣，对外戚的管控十分严格。景帝时，被废的薄皇后及后立的王皇后，其枝系虽有封侯者却都远离权力中心。而武帝时的外戚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虽封侯，却基本都是以军功得封，田蚡虽因人成事官至宰相，也没有形成左右朝政的能力。而且，这些人最终也都在武帝生前就被剪除殆尽。尤其是刘据事件后，因新立太子年幼，武帝竟以“子幼母壮”的理由杀死太子母，这些都说明武帝对外戚势力的警惕和防范极其严密。

时至昭、宣之世，情况就开始有了变化。汉昭帝时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标志，朝廷开始形成了大臣辅政传统。辅政之臣拥有左右朝政权力，甚至可以决定皇帝废立。如，霍光废除昌邑王刘贺而立汉宣帝，丞相杨敞事先并不知情，说明其权力极大。然霍光的权力最初不过源自武帝临终授命，他却凭借这一授权完成了自己从朝臣向外戚身份的置换。先是他的外孙女、上官安的女儿被送进宫当了昭帝皇后，接下来汉宣帝许皇后被霍光之妻霍显设计毒杀，他的女儿成为宣帝皇后。所以本来以顾命大臣身份主持朝政的霍光，从他成为外戚始，就使得西汉王朝不知不觉中又一次开启了外戚擅权的传统。

首先，正是在宣帝时代，外戚无功而被大肆分封。汉宣帝不仅加封皇后一门外戚，其祖母、外祖母这两门外戚都得到加封，三门侯者十人，还不算霍光一门所封四侯。这么多外戚得封，在西汉历史上是第一次。

其次，被封外戚个个权倾朝野。宣帝的分封，使得他的两个舅舅皆贵为侯王，他们的儿子王接、王商，也官居大司马、大将军及丞相；被毒杀的宣帝许皇后的弟弟许舜和许延寿不仅封侯，后者还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辅政，而他的儿子许嘉后来也官居大司马、大将军，成为元帝时代辅政第一人。

所以，汉昭帝、汉宣帝时代西汉王朝所重新确立的这种外戚掌控朝政的政治格局，很快变成一种执政传统被后来的元、成、哀诸帝所继承。如汉元帝时，国舅许嘉辅政8年有余；汉成帝时，国舅王凤辅政11年，王音辅政8年，然后王商、王根各辅政3年，最后又是王莽接力。故追溯成帝时期外戚势力坐大原因，实不应忽视昭、宣时期所形成的这种外戚干政传统。

二、母后干政促成了王氏集团势力的崛起

考察成帝时期王氏外戚崛起之因，除上述昭、宣时期外戚干政传统的影响外，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作用实不可小视。这位西汉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后，一生历元、成、哀、平四代帝王，直至王莽篡汉后她还健在。在王氏势力的膨胀过程中，王政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王政君支持下，所有与她有血缘关系的王氏男性近亲，均得封侯或追封，从而形成了一个以王氏外家势力为核心的政治集团。

王政君之父王禁育有四女八男，自王政君为汉元帝婕妤时起，因其所生子立为太子（汉成帝），王禁就被封为阳平侯，去世后其长子王凤嗣侯。成帝即位后，王政君政治影响力凸显。此后六七年里，王氏子弟陆续被封，背后支持的都是王政君。如成帝即位之初，因封安成侯的王政君同母弟王崇早逝，遗腹子王奉世嗣侯，史载“太后甚哀之”[1]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62.(P4018)。显然王政君认为自己兄弟尊享富贵时间太短了。于是，王氏兄弟中的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等五人，于次年“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1](P4018)。

王政君也促成了王莽的受封。汉成帝即位不久，王氏兄弟活着的一一被封，后来平阿侯王谭死，其子王仁嗣侯。此时，“太后怜弟曼蚤死，独不封，曼寡妇渠供养东宫，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常以为语。”[1]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62.(P4026)于是汉成帝很快下诏追封王莽之父王曼为新都哀侯，随后王莽顺理成章嗣爵新都侯。这样，加上太后姊之子定陵侯淳天长，王政君枝系侯者十人，其数量之多超过了西汉一代任何外戚之家。

其次，当王氏势力遭遇危机时，总有王政君作为保护伞摆平一切。

如，成帝时因大将军王凤专权，京兆尹王章上书弹劾王凤，受成帝接见。于是王章进一步深谈王凤专权乱国诸多事象，成帝感悟并让王章荐贤以取代王凤。孰料君臣谈话被服侍成帝身边的王凤堂弟王音私下报告王凤。王凤于是先下手为强要挟汉成帝——他写了一封情词哀婉的书信要求辞职。成帝还未来及做出反应，“太后闻之为垂涕，不御食”[1](P4022)。因太后以绝食施压，于是王凤不仅没有被废，还得到了汉成帝的谢罪道歉。而说事的王章反被投进监狱迫害而死。

因有王政君保护，故王氏子弟不仅交结党羽、生活奢糜，且僭越礼法、胡作非为，使朝纲进一步变得混乱。如“五侯群弟，争为奢移，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廷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馨，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1](P4023)成都侯王商生病，欲避暑，提出要借用皇帝明光宫居住。后来他又穿过长安城，引内澧水注入自家宅第之大陂以行船；曲阳侯王根池园中的土山渐台，修得类似于白虎殿。当他们知道汉成帝对此极为不满时，“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谢太后”。面对这种压力，汉成帝虽怒，亦不了了之。

三、成帝的无能及耽于淫乐也为王氏崛起创造了条件

吕思勉先生认为，成帝时期外戚势力擅权，与成帝本人姑息有关。实则姑息只是表象，深层原因却是汉成帝政治上的无能。政治无能，发过来又加剧了他对外家势力的倚重。正如论者指出：“没有证据证明成帝本人对当时的政治有任何自己看法，或者明显的对国家大事的决策有任何影响。”[2]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P228)汉成帝即位时虽已19岁，但即位后的朝政大事他并不能独立处理，而是全依赖国舅王凤。他“以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益封五千户”，取代了元帝时期的辅政大臣许嘉，“又封太后同母弟崇为安成侯，食邑万户。凤庶弟谭等皆赐爵关内侯，食邑。”[1](P4017)当时有朝臣以“黄雾四塞终日”“阴盛侵阳”为借口对此质疑，指出“高祖之约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非高祖之约，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1](P4017)，汉成帝并不为所动，而是出面安慰王凤“毋有所疑”。可见，他本来就是把王氏外家势力看作自己执政基础的。这种对外家势力的倚重，在西汉帝王中也是少有的。

随着王凤专权，成帝政治上的无能进一步暴露无遗。此由两事可知：一件事情是，成帝欲私自任命刘歆为侍中，结果遭遇群臣力争，认为必得报与王凤知晓。成帝所认为的“小事”也终遭王凤否决，他却毫无办法；另外一件事是，定陶共王入京后，成帝欲留住京城陪伴自己，结果被王凤以日食异象的理由否定，于是成帝兄弟二人只好“相对涕泣而决”[1](P4019)。王凤由成帝倚重之臣变为权臣，成帝不是采取措施限制其权势，而是愈加害怕王凤，其无能可知。

另外，成帝的贪于淫乐也给王氏势力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于汉成帝的纵情酒色，有论者认为“可能部分地是出于历史学家的偏见，因为《汉书》的作者是班家的成员”[1]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P227)。意思是汉成帝的班婕妤与《汉书》作者有亲戚关系，而班氏恰好又因失宠结局不佳，故《汉书》记载成帝贪于淫乐之事略带偏颇。事实上，成帝即位后不仅因贪于玩乐常微服出行，且因沉湎女色而不能自拔。如为了得到赵氏姐妹欢心，他甚至不惜将其他宫妃所生孩子处死，致其身后无子可嗣，最终自己也一夜暴亡。这些事情都不应是《汉书》作者的随意添加或夸大记述。正因成帝贪于玩乐而无暇过问朝政，导致王凤等人大权独揽。从公元前32年王凤担任大司马开始，到汉成帝死去的公元前7年，整个成帝在位26年中，王氏先后有五人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担任辅政大臣25年，其中王莽是在成帝死前数月得到任命。由此可见，王氏外戚垄断朝政、权倾人主的形势，早在成帝时代就已形成，至于其夺权篡位只不过是个待时而动的问题罢了。

综上，汉成帝时期，以王凤为代表的王氏外戚势力急剧膨胀，其背后的原因，不仅与汉昭帝、汉宣帝乃至吕后时期形成的外戚擅政传统有关，更与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对外家的保护有直接关系，更与汉成帝本人政治上的无能，以及沉湎于女色与享乐的生活作风大有关系。面对外戚势力严重威胁皇权的事实，成帝朝的大臣也不是没有警惕，但是面对权臣的政治高压乃至迫害，他们多三缄其口甚至为虎作伥，这些因素都为后来发生的王莽篡汉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