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敏（楚雄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叙事学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理论，产生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在国际研究中盛行。

从经典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叙事就是“讲故事”,将情节和价值取向编织在故事中讲述出来，并赋予某种意义。这是从认知方式对叙事的理解和解读。20世纪80年开始，叙事理论被广泛运用到其他理论和领域中，如历史学、政治学、医学、心理学及哲学。如，芭芭拉·查尔尼娅维斯卡著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叙事》，阿瑟·阿萨·伯格的《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芭芭拉·查尔尼娅维斯卡在书中指出“叙事是一种普遍的交往方式。人们通过讲故事来娱乐、教学，要求解释并给予解释”[1]，认为叙事不仅是人们生活于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也是一种交往方式和行为方式。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哲学流派将叙事和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认为叙事具有双重属性，不仅是意识形态教育和传播的主形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式，具有反思功能。学界掀起了叙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应用的研究风潮，是一种新趋势。在2013年之后我国学界将叙事和意识形态，叙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获得较好的成果。下面从几个方面谈谈我国相关研究现状：

一、叙事与意识形态

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以卢卡奇、阿尔都塞、詹姆逊等人都将叙事和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力求从中找到一条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道路。如，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意识形态、虚构和叙事》和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等著作都是此方面的优秀成果。这些优秀的理论成果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和支撑。

近年来，国内哲学界也开始了叙事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相关研究。陈然兴在著作《叙事与意识形态》中认为叙事不仅是意识形态教育和传播的主要方式，也具有反思功能，有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维度。他指出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叙事“以其审美特质又有超越意识形态的一面”，正式这种“意识形态疏离机制”为从中觉醒提供了条件。[2]刘惠明在《作为中介的叙事——保罗·利科叙事理论研究》一书抽取“叙事循环”、“叙事运作”和“叙事身份/认同”三个维度来勾画保罗·利科叙事理论的概貌，并指出“中介化”特征是该理论的主线。[3]陈晓云在《动画电影：叙事与意识形态》中指出在电影中价值观的表达和意识形态的诉求是通过影像叙事来呈现的。想象力及想象力的影像叙事呈现能力是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核心之所在。胡亚敏的《论詹姆逊的意识形态叙事理论》认为詹姆逊将叙事定义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即将叙事看作是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想象性投射。意识形态叙事理论不仅要研究人们在叙事中欲望和幻想的表达，也要研究叙事对意识形态的遏制。[4]

二、叙事与德育

2001年万俊人在《重叙美德的故事》一文中指出叙述美德的生活故事在道德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道德推理’来得更直截了当、更简明易懂、更亲切可心”。[5]德育靠人们的道德生活体验和体认。人们正是在讲述和倾听美德故事的过程中获得生命之意义。2006年刘新玲,朴素艳.在《道德叙事及其借鉴》一文中提出将叙事学结合我国道德教育的现实及文化传统，“实现道德叙事的本土化”，改变教师讲大道理的传统德育方式，而是利用叙事引导学生理解和重构道德规范。道德叙事的研究对本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方式的转变有很大的启示。

三、教育叙事的应用

蒋红群在《论现代性困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形式的转换》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要彰显“以人为本”理念，实现从宏大叙事向平凡叙事的转换的观点。并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行和本真性，重视和关心教育者的生存境遇。陈洁、刘运春在《教育叙事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应用》一文中将教育叙事应用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唐新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叙事研究——榜样教育的“虚无”与“真实”》一文强调榜样教育要通过“对话性”交流、“在场”的叙事和客观选择“他者”等途径回归到生命体验之“真实”。

唐新林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叙事研究——榜样教育的“虚无”与“真实”》一文中从榜样教育的主体性、作为虚无的愿景存在讨论了榜样的缺失现状，并进行了原因剖析。他认为通过教育叙事的方式创新榜样教育的方式，以达到对生命真实体验的回归。[6]

郭慧、马忠在《文学叙事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探究》一文中认为文学叙事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形式。文学叙事不仅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功能，也有很好的情感感化作用，并对社会和个体心理起到一定的调适作用。文学叙事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独特的价值：既可以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智力，也有助于增强思政教学的实效性，而且大大提高思政教育的人文性。[7]

四、叙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程仕波、陈智会在《论影像叙事作品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运用》中指出影像叙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影响进路是“浸润——反思——重构”，并提出三个方面的实践途径：叙事文本创作、构建对话平台和营造虚拟现实空间。周俊玲、王强在《图像叙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视角》一文从图像体系建构、图像形式多样化及图像阅读对象分层化三个方面来讨论图像叙事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应用。并认为多源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体系建构需要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根源，利用和体现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现实基础，从丰富鲜活的社会生活中提取故事素材。周琪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像化建构》一文中讨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像化建构的可能性，并提出从象征、隐喻和叙事三个层面来建构。

2015年栾淳钰发表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的《“叙事”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一文中将叙事定义为“三层次说”，即“故事”、“话语”和“行为”三个层次。他认为“叙事”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用既有历史经验，理论依据，同时又是现实之需。叙事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孕育”、“感染”和“导向”功能。其启示是叙事之故事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基础，叙事之话语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完善支撑，叙事之行为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巩固保障。张润枝、陈艳飞在《在叙事中培育中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一文指出叙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独特优势是淡化教育痕迹，实现教育过程隐性化；增强情感认同，实现教育效应感情化；促进行为转化，实现教育效果持久化。叙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运用主要表现在故事搜集与整理、故事呈现与讨论、学生回馈与实践三个方面。[8]

五、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从研究现状来看，我国学界目前只公开发表了少量的叙事和意识形态相关的著作，而将叙事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的著作式成果暂时没有，相关研究比较薄弱，处在初级阶段。期刊论文的成果从图像叙事、教育叙事和道德叙事多个方面分别阐释了叙事在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应用，取得一定的成果，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开拓新局面。但多是只取一个方面来谈，不够全面，没有形成理论体系。直接从整体角度谈论叙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应用的文章只有两篇，但他们主要是从理论层面进行讨论，实践层面涉及较少，相关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由此，将叙事理论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问题框架，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路径的创新在目前国内外研究中都是热点，也属理论的空白。叙事理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应用之可能，不仅有很深的历史根源、理论依据，也是一种现实的需求；不仅是理论上的补充，更是实践上的创新。叙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方式和路径上给予新的启示，如主体性参与，隐性的教育方式、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话语体系的创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