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波, 姚颂平

(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体育部，上海 201620； 2.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3. 上海体育学院，上海 200438)

对中西体育文化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体育文化的理解，但因体育概念本身的争议，当前研究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

(1) 有些比较研究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已经预设了结果。将竞争性身体活动和养生性身体活动进行比较，得出中西体育文化的异质性结论，认为：“古代中西体育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着“养生”与“竞技”的差异”[1]。不管结论准确与否，其论证的逻辑不成立，因为选择的对象本身是异质性的。因而，笔者选择体育赛会这一同质性的研究对象，探究2种体育文化现象的“同”和“异”。中西方均有体育赛会，而且规模和影响力在当时都极为盛大，其代表分别是古中国的射礼赛会和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赛会。本文主要围绕两大体育赛会的构成条件、组织程序和宗旨理念展开比较。

(2) 很多比较研究只看到形式上或文化选择上的差异性，却忽视了背后的共性。例如：体育文化精神视角方面的比较研究只分析中西体育的差异性[2]；身体哲学视角方面的比较研究只分析中西方体育思想的差异[3]；中西传统体育文化方面的比较研究也只有差异或不同[4]。只研究“异”，无可厚非，但如果比较研究只有“异”而没有“同”，就难以挖掘更深层的内涵和价值。中西体育在表现形式上的“异”是显而易见的，但其背后的“同”更加值得深思。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一个终极命题——如何更好地生活在一起，即社会秩序的构建。在面临这一哲学问题时，中西方做出了不同的文化选择。中西体育赛会作为大型的社会集体活动，均参与了各自社会秩序的构建。两者的“同”，同在相同的问题背景；两者的“异”，异在不同的解决方式。因而，笔者在进行比较时，以共同的秩序教化和不同的德性选择为背景展开。

无论古今中西，作为一种集体性的大型社会活动，体育赛会的影响举足轻重。尤其是在古代，体育赛会是极为有效的社会教化手段。不同文化所推崇的社会理念和道德观念都会渗透到体育赛会中。因而，对中西体育赛会进行比较，不仅可以理解为2种文明对待竞争的不同态度，还可以在2种文明面临共同秩序问题所做的选择中，加深对体育赛会中德性追求的认识。不管是在古希腊还是古中国，体育赛会都是人们宗教信仰的归属方式和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古代赛会真正成为一项全体公民都能够参加的、普遍性的活动，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5]。尽管中西体育赛会选择了不同的形式，但在社会秩序教化和个人德性教化方面，其终极关怀是高度一致的。这种普适性价值仍有极强的当代意义，需要理解与传承。

1 中西体育赛会构成条件的比较

1.1赛会兴衰时期：“轴心时代”的历史际遇公元前1世纪前后，人类文明在几个不同的地区开始萌发。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的时期称为“轴心时代”[6]。在这段时期内，人类至今赖以自我意识的几大文化模式大致确立，古希腊的柏拉图、中国的孔子、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印度的释迦牟尼等伟大的精神导师同时出现，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至今影响着人类文明。在这一历史时期，2种体育赛会在中西文明中各自萌发。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的西周，射礼赛会上可至君王，下可遍及乡社民间，可谓盛极一时。公元前776年，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开始进入史册，并成为人们唯一有机会获得与神媲美的至高荣耀。巧合的是，2种赛会衰落的时期也很相近，都是在公元前200年—公元200年。

2种赛会的历史际遇在“终极关怀的觉醒”中开始，在文化转型中没落。面对“如何才能更好地生活在一起”这一永恒的社会命题，体育赛会成为中西文明的共同选择。由于构建社会和谐有序时的路径选择不同，2种体育赛会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形式与风格。中国古代的射礼赛会为当时的思想家所推崇，其将“以德引争”的哲学内涵融入了社会和谐有序的理论重构之中，最终以“射以观德”的文化遗产塑造着中国人对 “争”的内在认知。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赛会亦被当时的哲学家所关注，其“以争竞荣”的文化特色体现了社会平等有序的价值理念，最终以“追求卓越”的文化遗产左右着西方人对“竞”的深层理解。

1.2竞赛时间规模：社会教化的集体盛宴当今体育赛会间隔时间多为1年，大型赛会间隔4年，如奥运会、足球世界杯赛等。这种方式既能满足人们对赛事的渴望，又足以调动大家对下次赛事的期待。古代赛会举办时间的间隔与今天极为相像，但不是出于大众心理或经济原因的考虑。古中国射礼赛会举办的时间间隔无明确记载，但大射礼(由君王主办的射礼赛会)和乡射礼通常每年举办1次。古希腊赛会自公元776年开始，明确记载每4年举办1次。这种间隔方式与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有关[7]。从2种赛会举办的周期看，它们都与自然周期的更替有关。这与古代社会的生产制度、宗教祈福有着紧密联系。定期举行的重大集体活动可以建立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从2种赛会的规模来看，可谓举全国之力。据甲骨卜辞记载，商代的射礼大约持续20 d左右[8]52。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的全部赛程需要5 d。从当时的生产力条件和社会规模来看，两大古代赛会的参与度和受关注度甚至高过今天的体育赛会。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射礼赛会有4种形式，分别在不同的场合进行比赛。上至王公贵族，下至社会精英，均可参加与其身份相应的竞赛。古希腊也有四大赛会，所有的自由民均可参赛。当时的体育场可容纳万人，几乎所有的公民均可观赛。2种赛会分别是各自社会重要的集体性活动。通过当时社会公民普遍关注的大型集会，人们不仅可以感受体育，还可以将整个社会观念内化到每个社会公民的内心，实现社会教化的功用。通过这种集体盛宴，中国人体悟等级有序的和谐，希腊人则感受平等有序的自由。

1.3赛会举办地点：同为学校的育人之所体育作为一种教育方式而被世界所公认，其经典案例可追溯至两大赛会的举办之地。射礼赛会有专门的场所，如辟雍、射宫等，是一种四周临水泽的建筑物。当时，贵族都是在这里开展最早的学校教育。古希腊竞技场也是人们社会集会的重要场所，例如：在斯巴达，城邦统一组织体育训练；在雅典，这种学堂是一种高等学堂[8]。苏格拉底等哲学家都是在竞技场中接受哲学启蒙教育的。

在看似历史巧合的背后，往往有其内在的规律可循。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大型的公共场所往往兼具多种社会功能：开展射箭教习的场所，除了有其他教育作用外，往往与宗庙相连；古希腊竞技场除了可以教化民众之外，同样也离不开神庙的庇佑。最早开展的体育竞赛离不开祭祀、宗教的支撑。神圣的力量赋予体育活动严肃性，使其得以从游戏娱乐中分离出来。随着人类理性的启蒙，教育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大型社会活动自然成为教育阵地。因而，中国的大学发端于射宫等地，而古希腊的教育首现于竞技场上。中国思想家孔子曾有“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9]的名句；西方哲学家柏拉图也有“用体育锻炼身体，用音乐陶冶心灵”[10]的箴言。体育赛会作为当时大规模的社会活动，与教育的结合并非偶然。一位希腊年轻人去体育馆并不仅仅是为了接受严酷的训练，也是为了满足其社交快感。这种教育功能不仅包括体育教育，还包括文化和道德教育[11]。中西方开展体育竞赛的地点均为学校的雏形，并赋予体育竞赛以教化意义。

1.4赛会参与人员：德行兼备的贵族要求由于社会生产力所限，古代社会文化活动多发生在有闲阶级中。中西方参与体育赛会的人员均为贵族出身。从春秋时期记载射礼的资料看，举办和参加射礼的最高身份是王公(如楚昭王、鲁隐公)，其次是孔子，再次是卿大夫(如范献子是晋国大臣，养由基是楚国大夫)[12]。从总体上讲，参赛人员未超出贵族的范畴。所谓“礼不下庶人”，平民很少有机会参与这种赛会。古希腊对参赛人员只有3条要求：男性、希腊血统、自由人[13]。这3条同时也是古希腊贵族的标准。

古代参与体育竞赛的贵族不仅需要出身高贵，更需要有德行。这一点中西方再次不谋而合。《礼记·射义》记载：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14]。孔子提出：打败仗的将军、亡国的大夫和不求上进的人不能进入观看，这样只有一半的人能够进入；要求能够坚持按照礼仪标准做事的人才能留下，又走掉一半；最后要求好学从礼、至死不变的人才能留下。这段话除了反映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失范外，还展现了儒家思想对参射人员的德行要求。古希腊同样对参赛者提出了德行方面的高要求：运动员必须被证明是自由人、未被剥夺公民权、无渎神行为，并事先进行了10个月的集训[15]。所有的运动员、亲属与教练员，都必须对公猪的内脏发誓，不会在奥林匹克竞赛中有任何作弊行为[16]。作为古代社会集体活动的体育赛会，被赋予了高尚的道德关怀，用以进行社会教育，这使得体育竞赛不仅仅是身体的较量，更是德性修养的锻炼。反观今日之体育赛场，我们更应知晓：中西体育赛会自诞生之日便已肩负起德性的追求。

2 中西体育赛会的组织程序比较

2.1竞赛裁判设置：规则意识的社会教化体育竞赛与一般游戏的区别之一在于：是否有独立的第三方作为裁判员。裁判员是保证竞赛开展的重要环节。设置了裁判员，就意味着该活动是追求公平公正的，其给予整个社会的信号是积极的。在裁判员角色的设置上，中西方有异曲同工之妙。据史书记载，中国的裁判员队伍设置得较为系统全面，有主、副裁判员，还有助理裁判员，裁判员的人数不少于7人[12]。古希腊赛会则是逐步完善其裁判系统的，从最初的1名裁判员，逐渐增加到9名裁判员，并实现了职责的分工。公元前348年，最终将裁判员人数确定为10名，不再增减[17]。

中西方2000年前的裁判员队伍，不逊当今，而且兼具丰富的内涵。中国古代的主裁判称为“司射”。在比赛开始前会进行“诱射”，相当于做示范，起到教化参射者的作用。古希腊的裁判员则兼有现代奥委会委员、裁判员和仲裁员的职能[11]。中西方裁判员团队在保证赛事的公平性方面也都各有妙招。中国古代裁判员充分利用监督和公开的做法，每射中一矢，就有“获者”高声唱“获”，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听见；同时，由另外一个人“释获者”计算成绩。整个过程在“司射”的监督下完成，以保证结果的公正。

古希腊则充分利用宗教的力量。比赛的裁判员必须是祭司或德高望重的人，他们在比赛前要向神起誓，不会出现收受贿赂、欺骗、作假等不公正的行为[18]。《荷马史诗》中有关于违反规则的惩罚，如“要把强有力的普里阿摩斯请来，让他用牲血封证誓约遵守……谁也不能毁约，践毁我们在宙斯监督下所发的誓咒”[19]。裁判员除了能够保证竞赛公平开展之外，也是对当时社会规则认可和内化的一种重要方式。中西方体育赛会通过不同的方法，保证了裁判员的公正执法，使得整个社会的规则意识得以强化。

2.2赛会仪式流程：集体活动的神圣教化中国射礼赛会和古希腊奥林匹克赛会均有开幕、闭幕的仪式流程，可谓程序完备。中国古代射礼赛会开始前往往要举行祭祀活动，而且礼仪色彩浓厚。赛前主办方要邀请对方，有三揖三让之礼。正式开始前，还有运动员入场、主裁判员(司射)入场等环节[20]。古希腊赛会的第一天早上向宙斯宣誓，然后有传令赛、吹号赛、少年赛，下午是哲学家等宣读作品、发表演说等[21]。祭祀和宗教的力量保证了整个赛事的神圣性，在神圣的力量面前，人们保持了一种精神上的肃穆和崇敬。正赛之后都有颁奖和庆祝仪式：古中国是负者饮罚酒等；古希腊赛会的第5天向运动员授奖，还有庆祝活动。2种赛会的结束都是整个社会的集体狂欢。

2种赛会流程都有极强的祭祀和宗教色彩。中国的射礼赛会凸显礼的特点，所有礼的细节都有宗教意味；古希腊赛会流程则体现出对神的崇敬，庄严的宣誓带有极强的宗教力量。“第1天与最后1天只举行伟大的宗教典礼与祭典”[16]。宗教祭祀保证了赛会的严肃性。在带有宗教色彩的集体活动中，人们不仅感受到体育运动带来的欢愉，更有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内在渗透。更为有趣和巧合的是，2种赛会均与音乐有关联。射礼赛会的第三番射时，需要配合音乐射中才能算数；古希腊奥林匹克赛会进行时也有音乐、戏剧的比赛。“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14]。音乐教育作用于人的内心，为古人所重。体育与音乐同时出现在赛会中，更加突出了赛会的社会教化价值。从2种体育赛会仪式的流程中均可看到神圣教化的意味，体育赛会、宗教与音乐的结合实现了极佳的社会教化效果。

2.3竞赛基本规则：社会秩序的道德内化竞赛规则是保证竞赛属性的基本要素，中西方均有完备的规则保障。中国射礼竞赛的规则具有突出细致和礼仪的特点。主宾双方两两比射，每轮4支箭，进行3轮比赛，称为“三番四矢”。如射中，先由“获者”高声唱“获”，然后由“释获者”坐下释筭，每射中一矢即放一枝筭筹在地以计数[22]。规则设置具体明确，既公开透明，又便于操作。人们在遵守规则的同时，也是一种规则意识的培养。另外，礼仪是被写入规则的，入场的礼仪、结束的礼仪等环节不可或缺。这也是将社会规则融于体育竞赛的教化过程。“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14]。通过将社会最高的秩序原则——“礼”融于体育赛会的“射”之中，人们在竞赛中反复修炼自身的德性修为，将整个社会的秩序原则内化为个人的德性品质。

古希腊奥林匹克赛会的规则突出公开和宗教的特点。跑步和摔跤等比赛在竞技场内进行，所有观众和裁判员都在场边观看。竞赛结果不仅公开，而且均通过物理尺度衡量。冠军获胜的标准是明显而又客观的：谁第一个冲过终点线，谁把标枪投得最远，谁把对手摔倒在地，谁就是胜者[23]。既有物理尺度的标准，又有公开透明的竞赛结果，可以得到所有公民的认可。如此一致的社会认可度，有助于每个社会公民接受城邦的秩序规则。除此之外，古希腊的裁判员是非常公正的，他们必须在主神宙斯的面前宣誓。宙斯是一切国家秩序的保护神[24]。通过敬畏之心，竞赛规则被深深植入每个人心中。在古希腊，“神”往往是社会秩序的化身。通过神圣的力量和敬畏之心，竞赛规则被内化为每个人要遵守的社会秩序。

中西体育赛会都非常注重对竞赛规则的遵守。这一点还表现在以“道德”作为选拔裁判员的重要指标上。古中国的裁判员——“司射”至少由乡大夫担任，古希腊的裁判员则是由祭司或德高望重之人担任。裁判员是竞赛公平原则的化身，中西方都将道德的光环赋予了裁判员。人的德行成为竞赛规则得以实施的保障之一，这将人的道德修养推上了很高的位置，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不管是通过神圣的力量还是德性的追求保证竞赛规则的公平实施，人们在遵守规则的过程中，规则意识和社会秩序意识都得到了强化。只有社会秩序的高度道德内化，才可能创造出古希腊的“神圣休战”和古中国的“君子之争”。古代中西体育赛会的伟大创举，需要当今体育赛会加以传承。

2.4赛会奖惩方式：德性选择的殊途同归在中西体育赛会的2种奖惩方式中，均体现出体育赛会的非实用性意义。古代中西体育赛会均有物质性奖励的记载。如：西周早期射礼的十钣红铜奖励和《荷马史诗》中葬礼竞技会的奖品。同时，2种赛会均采用的是非物质性的奖励，这也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之一。其意义在于：人们之间的对抗和竞争，不再是生死存亡的利益之争，最后的结果也与实用价值无关。中国是饮罚酒，古希腊是戴橄榄枝环。非物质性的奖惩方式，将体育赛会的终极价值定位到了精神领域，德性和荣耀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射礼赛会的奖励具有很强的礼仪特点，而且仍然极为细致：胜者皆袒左臂，手持上弦之弓。不胜者则穿好衣服，两手持解弦之弓。裁判员命双方上场，胜者先上堂，不胜者再上堂，站着干杯[22]。古希腊的奖励环节也很隆重：授奖台设在宙斯像前，橄榄冠放在一个青铜三足鼎上。授奖时，传令官在众人面前宣布优胜者的名字、父名及其所在城邦。优胜者们头戴毛织饰带，右手持棕榈枝，来到“希腊裁判员”面前接受胜利的冠冕[11]。

2种奖惩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的射礼赛会上，获胜者没有任何奖励，站在一边看负者饮酒。古希腊赛会则强调一定要用野生的橄榄枝制作桂冠，意在没有实用价值。2种不同的文化选择背后是一种共同的文化价值认知——超功利性的精神追求。正是精神层面的追求，将人们的“争”从实物、利益导向于荣耀和道德，将人们你死我活的争斗，转化为精神的修炼和提升。这是人类通过体育赛会创造出来的重要文化价值，它将我们与动物的本能追求区别开来，从而将人类导向于文明和德性。这种德性在中国表现为发而不中，“反求诸己”[25]；在古希腊表现为“自我超越”，与神比肩。

3 中西体育赛会宗旨理念的比较

3.1竞赛项目选择：反求诸己与自我超越古代中西体育竞赛项目不多，但跑步和射箭均有出现。在最终盛行的体育赛会中，中西方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不同项目兴盛的背后反映的社会理念，值得玩味。中国古代射礼赛会盛行，而跑步争奖的活动偶有出现，其根源与中国古代身体活动导向于内省式的道德修炼一致。古希腊以跑步竞赛为古奥运的主项，而射箭竞赛则仅在葬礼竞技会中出现过，其根源与古希腊文化崇尚外扬式的精神追求相关。

在中国西周早期的令鼎铭文中出现过跑步比赛活动记载：周王在一次籍田礼返回时亲自驾车，并要求令与奋二人在马车前跑步，看谁能够先到达溓宫，先到者可获得奖赏[8]132。从现有的历史资料看，这种跑步比赛是偶发的，并非固定的正式竞赛。这种偶发的比赛并未发展成为正式的社会活动，其与中国当时的文化土壤有关。中国古代“跑”的概念被“走”所涵盖。《说文解字》将“走”解释为：趋也[26]。先秦礼乐文化则要求“走而不趋”。“走跑”需在“礼”的要求下进行，而且要符合“德”的规定。射箭运动更符合礼仪道德的要求。射者首先要正己，然后再考虑是否射中。参加射箭竞赛时，如果自己没有射中，也不会从对手身上找原因，更多的是反思自我。射箭作为静力性运动，其特点是要求射者不断地自我调整到适度的状态，不能“质胜文”，也不能“文胜质”，“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7]。射箭竞赛以自我内视和自我反思的特点成为君子六艺之一。因其“反求诸己”，也成为孔子所推崇的“君子之争”。

古希腊《荷马史诗》中也有射箭竞赛的记载，但射箭竞赛在古希腊并未盛行[19]，《荷马史诗》中射箭竞赛的篇幅较之其他项目也少得多。即使那些善射的英雄，多数也是采用其他方式参与竞赛。赛跑才是古希腊人钟爱的项目，赛跑项目的设置使得人依靠自身的能力进行相互比较成为可能，古希腊体育竞赛项目都是根据这一原则展开的。大家在同样的条件下，看谁能够跑得最快、投得最远、跳得最高。如果能够通过自身的身体能力战胜所有人，那他就成为古希腊人心目中的“英雄”，意味着像神一样完美。每个运动员都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身体潜能，不断地追求“自我超越”。只有连续获得奥运冠军的人，才有资格像神一样被雕塑。跑步竞赛这类项目更符合古希腊外扬式追求卓越的精神导向。

古希腊赛会中的项目大都是力量的竞争，虽然也有非竞力项目，但未能进入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国与之相反，角抵和走跑等竞力项目未能进入社会上层，反而是射箭这种静力性的项目得以盛行。2种竞赛项目的相同点在于：均发展为精神导向型的身体活动。不同点在于：导向形式分别为“反求诸己”的“君子”和“自我超越”的“英雄”。

3.2竞赛设计理念：等级有序与自由平等中西体育赛会的设计理念虽有一致性，但也反映了各自文化的不同。二者在竞赛场地设计理念的公平性方面，基本一致。射礼场地的距离是由相同的步数确定的，双方各自站在一条白石(称为“物”)上比射。赛跑场地有同一条起跑线和平行的终点线，而且在每一条跑道之间用白色的石条分开。作为竞赛的基本保障，公平竞争在2种竞赛文化中都有所体现。不同之处在于，古希腊的竞赛设计理念追求的是绝对平等，而古中国则是相对平等原则。

在器具方面，“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诸侯合七而成规，大夫合五而成规，士合三而成规”[28]；在距离方面，“天子射百二十步，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在所射目标图案方面，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猪；在所行的射仪方面和射时所配音乐方面均不相同。可谓处处体现出“明尊者所服远也，卑者所服近也”[29]的原则。社会身份不同的人需要有不同的志向和道德要求。射礼竞赛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教化民众做好各自所处社会身份的角色，承担起不同的社会职能，否则就会扰乱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这种设计理念可以称为等级有序原则。

古希腊的竞赛设计以自由平等为原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平行的赛道之间跑步，这种绝对的平等显而易见。即便如摔跤和拳击这类无法通过物理尺度进行度量的项目，为了绝对公平，古希腊人也设置了相同尺度的评判标准，如不能掰手指、不能用牙齿咬对手等。在古希腊赛会中，无论政治职位、社会身份，参赛者均要在同一条线上起跑，均要接受裁判员的判罚。在绝对平等规则的保障下，古希腊竞赛推崇通过个人能力来获取属于自己的荣耀。这种绝对的平等与古希腊的自由人制度相配合，成为整个社会所推崇的秩序理念。

赛会作为古代社会重要的集体活动，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教化的重要场所。因而，其竞赛的设计理念与当时的社会观念高度一致，尤其是在将社会秩序内化为个人能够接受的观念层面。中西方关于秩序的不同理解塑造了不同的体育竞赛形式：中国在射礼中表现了与血缘宗法制相一致的等级秩序；西方在跑步中表现了在神面前人人自由的平等秩序。在周代的政体中，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等级有序；在古希腊城邦的政体中，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自由平等。虽然两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但其根本目标都是使人们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3.3竞争观念认知：以德引争与以争竞荣竞争是人类动物性本能的延续，从争夺领地、食物、交配权而来，表现为一种对抗性的冲突。如何处理这种对抗性冲突是人类社会文明或野蛮的重要标志之一。处理不好，就会破坏人类社会的和谐。即使在当代社会，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了解古代对于竞争观念的认知，对于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具有很强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对于“争”和古希腊对于竞争的理解基本一致，但也有不同。这种不同与2种社会的关注领域有关。古希腊的神话较为发达，其关注的是神的领域，即超验领域，是高于人类的生活经验之上的；而古中国通过祖先崇拜的介入，关注的是世俗的领域，即我们能够理解并生活于其中的世俗社会。神圣世界高高在上，象征一个最高的精神荣耀。古希腊人体能的竞争是达到这种精神荣耀的途径和手段，因而，他们创造的竞争观念是通过竞争实现最高的荣耀，笔者称之为“以争竞荣”。世俗世界则与人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因此，人是核心，符合社会要求的君子是社会的核心。因而，中国人创造了“君子之争”，君子之德行修养是最高目标，所有竞争都应以修炼德性为目的，笔者称之为“以德引争”。

不管是“以德引争”还是“以争竞荣”，都是将人的社会性身体活动导向于人的精神层面。通过精神层面的提升和修炼提高人们的社会化水平，将当时的社会理念植入每个社会公民的内心，实现社会秩序的内化，保证社会的和谐有序。古希腊在神面前的竞争要求平等参与，在公平规则的规范下胜过所有人便可获得像神一样的荣耀，不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混乱，反而能凝聚整个城邦。中国射礼赛会中的“礼”要求竞争对手相互尊敬，如果失败则去反思自我，提升自我。这种“礼”成为一种道德修养，体育的竞争便成为道德修养的竞争，这种社会人的道德修养最终保证了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可见，实现社会和谐有序是中西体育赛会的共同理想。

体育赛会的竞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竞争，它通过规则建立起有序竞争，这种有序竞争具有很强的社会教化意义与价值。它教会人们遵守规则，只有在规则范围内才能自由地展开竞争。体育赛会作为当时大型的社会活动，主要的社会成员可以感受到竞赛中秩序教化的意义，从而可以融入社会和谐有序的构建中。因而，古人乐此不疲。在共同社会秩序教化的需要和背景下，中西方做出了不同的德性选择——“以德引争”和“以争竞荣”，但两者的根本意义都是将体育赛会提升到人的精神层面，实现构建社会秩序的终极目标。

4 结束语

中西体育赛会之同，在于秩序教化。两大赛会均在“轴心时代”萌发，随着人类第一次理性启蒙，被赋予了整个人类社会对秩序的终极关怀。无论是从时间、规模、场地、人员等构成条件上看，还是从裁判员、流程、规则、奖惩等组织程序上看，中西体育赛会均是各自文明实施社会教化的重要集体活动。在实施教化过程中，两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精神导向型的竞争关系，并以此展现身体活动的德性追求。

中西体育赛会之异，在于德性选择。中西文化在德性选择上的区别反映在“君子”和“英雄”2种理想构型中：“君子”强调内在修炼，促成了“反求诸己”式射礼赛会的兴盛；“英雄”突出外在超越，形成了“自我超越”式奥林匹克的辉煌。因对秩序的理解不同，古中国赛会在理念上突出等级有序，古希腊赛会则强调自由平等。因所关注的神圣与世俗领域之不同，中国在射礼赛会中创造了内省式的“以德引争”，希腊则在奥林匹克赛会中创造了外扬式的“以争竞荣”。无论是“以德引争”，还是“以争竞荣”，当看到主场观众发出嘘声干扰对手发球时，我们需要知道，体育赛会自古以来是有社会教化意义的。不管是内省式的修德，还是外扬式的竞荣，当为克服困难、参与竞争、坚持完赛而鼓掌时，我们已经知道，体育竞赛是可以超越胜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