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雄庆

在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观众对电视节目的观看需求已逐渐从普世价值观的传达转向个性化的专项审美，这种视觉消费的转变不仅折射出社会个体精神的日渐独立，同时也表现出人们逐渐开始从浮华虚幻的表象转向探求内心的过程。随着中国影视行业的发展，电视访谈节目变得五花八门，有些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但也有些节目毫不起眼。对于一档访谈类电视节目而言，其访谈议题的设置无疑是非常关键的，除此之外，一个良好的议题所产生的影视传播效应也是其它类型电视节目不能比拟的。

一、电视访谈节目的现状分析

（一）电视访谈节目的优点

1.访谈过程中的互动交流满足了观众的心理诉求。电视访谈节目是主持人与受邀者言谈互动的一个过程，其问题的设计和答案的随机性比较强，这种带有真情实感的交流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来说也是一种情感参与。受众可以通过节目中的现象反观自身的情感，也可以在观看的过程中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猎奇心理，极大满足了观者的心理诉求。它不同于广播电台，从定向的信息渠道传播公众化信息，而是选取观者所感兴趣的地方，深入挖掘。在《可凡倾听》中，节目定位在社会名流与社会热点追踪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观者对于名人大师艺术生活的直面了解，通过一对一的双向交流在谈话过程中实现了信息的获取和传递，人们可以在多媒体的传播中获知不同生活轨迹中人的心理体验和生活故事。而在对于社会热点的追踪报道上，该节目也是从观众关注的角度出发，在精确了解了观众的心理诉求后，设置相关的议题对社会热点进行深层解读。这种选材定位不仅吸引了观众的眼球，节目的社会立场和价值观也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2.电视访谈节目的多样性促进观众进行多方位深层次思考。一对一、一对多或多对多的电视访谈是主持人在节目预设环节获取更多信息量的具体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既是单一的，也是多元化的。在整个节目预设过程中，受访者的性格和谈话方式因人而异，结果肯定也各不相同。而这种因人而异的谈话类节目增加了观众多方位思考的可能。在《杨澜访谈录》中，各种跨领域的知识交流在主持人与受邀者之间激烈碰撞，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领域，还是人文和法律角度，观众对于访谈内容的思考都可以超越谈话内容本身，因此这种高起点的文化传播方式对于观众理解力和思考能力的提升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在节目《开讲啦》中，除了名人的脱口秀环节外，还有观众对演讲者的提问环节，虽然这种随机性的提问在节目的开展过程中存在不可控的因素，但是却可以收获意料之外的见解，这种情境也是我们通常所言的“金句”爆发的最佳时刻。

（二）电视访谈节目的缺点

1.电视访谈节目话题俗套，涉及隐私。虽然电视访谈节目相对于其他种类的电视节目在还原性上更接近受访者的真实情感和状态，但有些访谈类节目话题设定过于俗套，个性化不突出。除此之外，还有些访谈类节目对无关紧要的一些隐私问题穷追不舍，故意去迎合观众窥探的消费快感。这种访谈形式，其实是对观众情感价值的一种低俗消费，同时也是对受访者自身隐私的一种过度暴露。这种电视访谈节目喧嚣繁华的市场乱象极大地拉低了整体电视节目的观赏度。譬如，很多家庭调解类节目良莠不齐，使观众无需通过思考就可达到娱乐的目的。此类节目通常以一些非主流的家庭矛盾来吸引观众眼球，通过不断触碰观众底线来吸取收视率和网络流量。这类节目虽然也反映现实状况，但在主流文化的传播和文化反思等层面却没有太大的意义。

2.电视访谈节目形式雷同，个性化色彩欠缺。如今访谈节目的设计理念已日渐成熟，也逐渐成为观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其中中央电视台的访谈节目较为突出，如《艺术人生》等，这些节目内容更为积极向上，主题更加突出。其受邀嘉宾不局限于影视领域，还涉及体育、金融等方面，对观众的启发力较大。但是，一些地方卫视的访谈节目在对央视的效仿中出现了偏差，虽然节目形式相似，但其对文化精髓的剖析却仍欠火候，仅仅停留在表层，人们无法从节目中找到特色和文化定位。这种缺乏自主思考的复制模仿在我国访谈节目中比较常见，观众对于其乏味可陈的表现手法也日益表现出审美疲劳。

二、电视访谈节目的话题选择

（一）电视访谈节目的话题要坚持正确的情感价值凸显原则

社会的飞速发展需要健全的价值观来做支撑，而电视正是价值观传递和引导的现代化渠道，所以电视传媒的价值观必须作为首要条件植入节目设计中。电视访谈节目的价值观输出也同等重要。这其中不仅包括问询者的问题设计，也包括对回答者的情感态度把控。电视采访类节目就是从预定的轨道出发，在沿途设计的问题中体现受访者的人生态度，从而引发观众们的独立思考，对事件或人本身的考量来自于看似随意却凸显内涵的深层思想活动。①如在《可凡倾听》中，通过主持人对名人嘉宾的采访，从各个领域的思考角度来看，节目在嘉宾的对答中体现出媒体的价值。这种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传播了正能量，提升了观众的自我修养。此外，《非常静距离》《鲁豫有约》等节目的访谈设计无论从客观评价来看，还是对价值观的考量，都是值得借鉴的。

（二）电视访谈节目的话题要给予适当的方向明示

根据关联理论的解释，只有当采访者与受访者处于一个相同的情境下，交流双方才能真正明白彼此言语之间的显意和隐意。在采访者给出一个明确的问题寻求回答时，受访者根据对方给定的明示进行合理的推理，然后给出对方交流意图下的理想答案。②在《杨澜访谈录》中，通过主持人杨澜明确的问题方向，嘉宾可以在预期设定的方向和框架中完成访谈内容，这种明确的方向性访谈，可以使交谈的双方遵循合约性原则。所以明示方向和合理推理对交谈双方的轮换交流起到了一定的指示作用，并且可以在既定的轨道中收获预期的效果和意外的惊喜。

（三）电视访谈节目的话题要采用合适的访谈语言风格

谈话双方的言语情感态度决定了双方在这场谈话中的整体效果。从主持人来看，温和、善意的提问方式对于受访者而言是更容易接受的。相反，严苛、紧迫的提问方式会使对方感到被动，从而隐藏其真情实感。电视访谈节目《鲁豫有约》中，主持人鲁豫给人以平和亲切的感觉，这是主持人的个人魅力，同时也是节目的整体风格。在“唠家常”的心态下，主持人、受访者、观者都可以以一种平和的心态进行倾听、讲述和思考。在《可凡倾听》中，主持人可凡的谈话风格较为理性公正，给人一种严肃理智的直观印象，这种印象使观众对节目的理解也上升到一个理性思考的高度。而在《金星秀》的明星访谈中，主持人的风格偏向于风趣幽默，轻松欢乐的氛围可以使受访者身心放松，进行访谈的同时也娱乐了观众。

（四）电视访谈节目要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话题进行探讨

电视媒体的新颖不仅来自于形式风格的新鲜感，最重要的是内容的先进性和影响力。在对社会问题追踪的过程中，一个具有探讨价值的话题可以衍生出许多令人好奇的媒体产品。民生热点以及社会群体对某人某事的关注，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种媒体选材。电视传媒的访谈艺术在于对社会的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集中表现为将民生问题提上日程，人们可以通过媒体的信息传播，对社会问题加以关注，这种社会责任感正是访谈节目在问答过程中实现社会后续效应的情感基石。如印度男星阿米尔·汗制作的《真相访谈》，以媒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来关注印度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现状，透过镜头对社会黑暗面进行展示剖析，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既定现状的动荡，同时也将节目情感投注于社会底层的女性群体中。从社会现状拷问国家良知，这是媒体的力量，也是观者自觉力的觉醒和重塑。③

注释：

①张奕卓.电视访谈节目《看见》的会话结构分析[D].山东师范大学,2015.

②石桂阳.《杨澜访谈录之东方看奥运》电视体育人物专访节目研究[D].上海体育学院,2010.

③石义彬.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