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可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问题的提出

1930年，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津正式成立。1931年，“抵羊牌”毛线作为中国第一个国产毛线品牌正式推出，与前几十年已登陆中国的英国蜜蜂牌、杜鹃牌等外洋品牌展开竞争。1934年1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一则启事，号召华北地区的妇女皆来参加东亚公司主办的“抵羊牌”毛衣编织比赛，称其为“毛衣赛美大运动”：“最近，天津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发起抵羊牌毛衣赛美大运动，征求用抵羊牌毛线织成的各种衣、帽、袜、裤等物品，陈列一处，作一次编织物的大比赛。有特奖三个，各奖现金三百元、二百元、一百元，其余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亦各有毛线作为赠品，使各界仕女有表现毛线编织技能的机会，同时又有得数百元奖金的希望。”[1]该文对“开国货毛线曙光”的“抵羊牌”毛线和东亚公司予以嘉许，称其“提倡国货的热诚和方法，不可不谓空前”；勉励妇女应当竭力赞助、支持国货，能参加则参加，不能参加也前往参观和研究，以挽回外溢的利权，不负毛衣赛美大会的真义[1]。这一比赛得到了热烈响应，各地女性寄来的作品精巧夺目，五花八门。东亚公司在自己主办的杂志《方舟》上公布了特奖前三甲的名单和图片，还附上了第一特奖编织者罗兰女士身着其手织毛衣的倩影。“这件毛衣穿在摩登小姐们的身上，的确是很漂亮的。”主办者不无欣慰地指出，此举使华北区妇女编织的技术“最低限度是没有被埋没，同时引起妇女们对毛衣的浓厚兴趣”[2](PP 61-63)。

如果把历史事件看作时间、地点、人物动机的因缘际会，这场被尘封在历史报章角落中的“毛衣赛美大会”处处都有待解释。为激发妇女织毛衣的兴趣而大动干戈，乃至到《大公报》上发公告，举办这个“毛衣赛美大会”的缘由对于今天早已习惯穿毛衣、家中所有女性长辈皆会织毛衣的我们而言就有点古怪。它为何会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为何出现在天津？其中是否包含着某些必然？当年这一值得登上《大公报》的新闻报道，与今天我们习以为常、不假思索就接受的物质消费和生活习惯之间有何关联？当年这一地域性的商业促销活动，对于形成当下覆盖全国和全民的惯习是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前人的研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在今天的研究文献中，对于民国时期毛线的生产销售多半只是在介绍近代国货运动时一笔带过；除了工艺美术的研究者之外，有关织毛衣的话题更是没有国内的社会科学学者问津。尽管毛线生产、编织的传统在中国出现不足百年，但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这种物质生活已在以往的历史过程中被纳入人类的生活之中。就像腑脏在人体内一样；对人来说，过去的经验和感受已经变成了生活中屡见不鲜、势在必然的习惯。任何人对此都不加重视”[3](Piv)。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将依附于毛线生产这一现代技术的毛线编织传统置于更长时段的物质文化变迁史和女性日常生活史框架中，通过考察中国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城市物质文化、家庭经济结构以及国家的性别意识形态和文化风潮，重建这一摩登时代的女红传统形成过程，并进一步对以编织为代表的女红传统的发展与性别规范和性别劳动分工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

按照研究框架的要求，本文的文献材料主要由以下四部分构成。

第一，经济史材料。具体又分为三个方面：(1)有关中国近代毛纺织业发展状况的资料与评述材料；(2)有关国货运动尤其是“妇女国货年”的资料与研究；(3)反映女性日常生活中广义的编织传统的口述史材料。第二，妇女史材料，集中关注“女红”传统所包含的生产方式、时尚文化、性别体制以及女红文化的内部分化。第三，彼时城市新媒体——主要是面向妇女的生活类报刊杂志上有关毛线编织的世界时尚消费文化的宣传、对毛衣编织技术和明星教授的推介，以及刊载其上的各团体和女子学校对于毛衣编织的认识。第四，当下国内外对于以毛衣编织为主的女红传统的材料，特别是与女性职业发展和性别规范相关的报道与研究。

二、新技艺与旧传统

(一)毛纺织业在中国的兴起

相比大家耳熟能详的丝织、丝纺和棉纺织业，毛衣编织所依赖的毛纺织业在中国的发展是较为晚近的事。毛纺织业是从欧洲起源、发展并在20世纪初逐渐传入中国的一个舶来产业。根据上海总商会的调查，直至1927年，全国还并未开设任何一家毛绒线生产厂，仅在京津沪等几个城市有寥寥几家国立毛纺厂生产地毯线及毛呢制品[4]。与此同时，外洋输入的毛纺织产品却日益得到国人推崇。尤其在中国北方，毛纺织产品消费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其时有英国经济考察团报告称：“中国北地严寒，即中部冬季亦甚寒冷，故毛织品之于中国为一个有希望之市场。”[5]一位署名子明的作者在《纺织时报》上发文指出，从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年，中国海关每年输入毛纺织物数量极巨，而同时每年输出之毛类为数亦属不少。毛纺织物已日渐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必需物品，而中国今日毛纺织业之情形“幼稚已极”。文末呼吁发展中国毛纺织工业刻不容缓，以“堵塞漏厄，挽回利权，为国家经济发展计，为救济劳工失业计，应筹设毛纺织厂”[6]。正因为此前中国毛纺织工业极不发达，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抵羊牌”毛线1931年一经推出，就以质量上乘、价格亲民而得到国人爱戴，到1934年，其在国内毛绒线总销量的占比已由原来的0.76%提高到11.21%[7](P 109)，仅“抵羊牌”毛线全国年销量就超过了一百万磅[8]，达到民国元年全国毛线进口总量的五倍以上[5]。

至于为何第一家生产编织毛线的民族企业会出现在天津，主要与天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基础有关。根据方显廷1924年的《天津地毯工业》调查，天津时为“羊毛出口之中心点，且为蒙古、青海、甘肃、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热河、河北、山东等地所产羊毛之最大市场。各类羊毛，或以铁路，或以舟车，运至天津，多为输出外国之用”。因为原料充足，天津毛纺织业成立很早，最初仅为手工纺毛线供给织地毯之用，其后有倪克、海京、达绅等洋商成立机器纺毛厂，主要为地毯织造提供机器纺织的毛线。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天津一直是中国地毯出口第一的商埠[9](PP 251-261)。自国产毛线巨擘东亚公司成立之后，天津不但是中国羊毛出口之总汇处，而且为中国毛纺织业之中心[10]。

然而，因为机器织造编物的技术尚不成熟，且大部分国人没有消费毛线编织品的习惯和编织毛线的技艺，在毛线生产的同时还需要构建毛衣消费的时尚文化，培养国人的消费习惯和相应的技艺。作为最老牌的国货编织毛线生产企业，东亚公司同时也是一家以科学管理著称的知名企业，其创办人宋棐卿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曾亲自留学美国学习企业管理[11]，深谙宣传对于销售的重要性。东亚公司专门出版了宣传毛线编结文化的刊物《方舟》月刊，着重教给人们编织的方法和介绍毛织品的新花色新品种，也在全国各大城市、铁路沿线及各种报纸登广告、树路牌、设霓虹灯和模型等[9](P 88)。本文开头提到的天津“毛衣赛美大会”之前，在全国时尚风向标城市上海，1933年先施百货公司就与东亚公司合作，专门举行了“国货”“抵羊牌”毛织物展览会[12]。此后，“毛衣赛美大会”的思路也被其他国货品牌如安乐纺织厂的英雄牌绒线套用，“英雄牌绒线编结品评奖会”也一度轰动沪上，参加评奖作品达数百件，参观人群川流不息[13](P 96)。

毛线并非买来即可使用的产品，对它的使用还需要一定的编织技艺作为基础。如果说消费者买毛线、穿毛衣的习惯还可以通过市场宣传和广告营销来培养，那么织毛衣的技艺的确不能一蹴而就。如果以长时段的眼光来看，毛线和毛衣消费进入中国是世界范围内毛纺织业生产技术发展、在全球寻求市场的必然结果；而毛线消费的最终完成，需要有手工劳动技能、有兴趣意愿又有时间可以投入的编织者，中国父权制下的女红传统恰为其落地和发展提供了土壤。

(二)何为女红

女红，汉语中又称“女工”或“女功”，是班昭倡导的妇人传统“四德”的最后一种。它可以指从事手工劳动的女性，但更多地用于指称女性的手工工作，包括纺织、刺绣、缝纫、养蚕、缫丝等传统内容。女红作为中国传统农业家庭男耕女织理想形态中的“织”，作为农家经济结构的要素，既是提供农家日常用品的生产方式，也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被统治者赋予了道德上的崇高意涵。据艺术史研究者对汉代帛画中纺织图像的考证，有时贵族妇女的墓葬帛画中所表现的纺织并非直接对劳动场景的描摹，而是以蚕茧和丝束象征性地表彰妇功[14]。女红对应的德行是勤劳、节俭和顺从父权[15](P 198)。

海外妇女史学家白馥兰(Francesca Bray)对中国女红传统的研究发现，女红这个语汇其实具有“女性工作”(womanly work)和“妇女劳作”(women’s work)两个面相，侧重于不同的活动。前者指的是道德学家和官员眼中的女子工作，它被理解为一种与性别认同相联系的道德活动，以纺织为其具体形式。正如葛希芝(Hill Gates)的“纳贡式生产方式”所指出的那样，女子的角色与丈夫一样是国家的活跃主体[16](PP 129-130)，即所谓“一夫不耕则民饥，一女不织则民寒”。这也是盛清时期康熙、雍正制作《御制耕织图》颁行全国，劝谕妇女按照传统的性别劳动分工进行劳作的原因。女子工作产出的布匹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维护着父权制下的性别社会秩序[16](P 129)。之所以道德家要如此强调女红的象征意义，是因为宋代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私人家庭经济层面出现了很多可能是妇女从事但也经常由男性担任的生产商品的活动，比如手织土布、草编席子、草帽、油纸伞等。这些所谓的“妇女劳作”并非官员想要鼓励和推广的“女性工作”，而主要是在葛希芝所说的“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女性也未必在其中充任主角，例如明代依赖雇佣劳动力的丝织作坊中便主要以男性织工为主[16](PP 109-129)。

(三)以女红的视角认识中国的毛线编织

其实毛线编织作为一项技艺，人们如何运用它和看待它本来是一个开放的议题。在研究毛线编织与社会性别建构的当代美国历史学家阿兰·米泽列夫(Allan Myzelev)看来，对毛线编织的具体认识关涉三个维度：(1)技术性维度，着重考察编织是创新性的还是重复的；(2)与空间的关系，即公共性维度，关注其在公共空间还是在私密空间进行；(3)性别维度，考察其指向异性恋还是同性恋[17](PP 148-163)。我们可以将此讨论框架稍加改造，从技术性、空间关联、性别固化(是否专属于女性)三个角度，在中国的女红传统下来看毛线编织。

首先，就技术性维度而言，当毛线编织技艺在中国兴起时，女性在前述所谓“妇女劳作”领域中的核心地位在商品经济中有逐渐为男性织工取代之势，机器织造工业的不断发展进一步使男女两性手工劳作者陷入“去技术化”的危险之中，因而无论是希望发展毛纺织业、培育消费习惯的政府和企业，还是希望女性主动承担家庭责任、勤俭持家的传统女德的捍卫者，抑或是希望女性发展职业技能、由分利者转为生利者的女界人士，均有让女性在这个女红的新领域内重新技术化的倾向。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报纸、杂志、广播等各类媒体对毛线编织技术的讲授和推广中，我们可以看到让女性获得新女红技能的努力，尤其是在一些编织能手、名师的讲述中，更可以看到创造性劳动赋予她们个人的价值感和成就感。其次，就编织的空间而言，除了在编织传习班或者女子学校中集体学习和工作之外，妇女的毛线编织大多仍是在私密的家宅之中进行的，这维持了传统的女性工作的隔离功能，因而也为再生产出女性的贞洁、顺服提供了条件。再次，尽管当时的媒体在介绍欧洲的毛线编织文化时也曾将男童、老翁甚至中青年男子织毛衣的照片与妇女织毛衣的照片并置[18](P 16)，但毛线编织在进入中国以后通过女子学校、妇女杂志乃至“妇女国货年”的推广，还是很自然地与长久以来的女红传统相连接，成为专属于妇女的劳作，也是一项生产象征意义的女性工作，完美地符合前述的“女红”的两种定义。出自女性之手的毛线编织作品，和传统的女红作品一样被视为具有性别化的、象征性的表情达意的功能。如1928年的《南大周刊》中记载，南开大学与清华大学的足球篮球赛便以南开女生手织毛线操帽为奖品[19]。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中国兴起的毛线编织既体现了随中国毛纺织业发展而广为传播的新技艺，也启用了包含着空间隔离、性别分工等性别意识形态的女红的旧传统。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刚刚过去的过去和多多少少遥远的过去合在一起构成了现在的多重性的历史。新近的历史以高速度向我们冲来，更早一些的历史则以较为缓慢的速度，较为隐秘的方式伴随着我们”[20](P 17)。那么，在毛线编织成为兼具时代特色和传统女德的摩登时代新女红的过程中，是何种力量和结构通过何种机制参与了它的塑造？当这种摩登时代的女红传统被制造出来以后，又呈现出何种发展趋向？下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

三、摩登时代的新闺范

在舶来的毛纺织品消费和毛线编织习惯与中国女红传统相遇的过程中，一方面延续了传统女德制度对女子勤勉、节俭和顺从的伦理要求；另一方面，女红传统在吸收这一西方物质技术与文化时，作为一种民族国家对西方冲击的反应，也融入了对女国民的世界意识、国家意识和进取心的期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女性杂志和生活杂志在介绍毛线编织时，往往会突出两种理想女性形象：对于中上阶层的女性，尤其是在“妇女国货年”的宣传中，各种妇女杂志、生活杂志主推的是“爱国摩登女”的“时代闺秀”形象；而对于更多的普通妇女，毛线编织则是一项实用的职业技能，如若勤加练习，假以时日，她们也能像开班授课、编写教材的编织名师一样，由分利者转为自食其力的生利者。

(一)爱国摩登女

毛线编织进入中国的时代，恰是汤尼·白露(Tani Barlow)、曼素恩(Susan Mann)等人所说的携带着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信息的“摩登女子”形象风行全球的时代[21][22]。随着消费主义文化登陆中国城市，各色各样现代的日用消费品进入女性的日常生活，在各种杂志的时髦图片和百货公司的新货陈列中，西式“摩登”的概念得以呈现，被解放的娜拉们似乎在这里找到了独立、文明的新式生活[23][24]。毛衣自西洋舶来，穿毛衣自带时髦属性。《方舟》月刊上一篇题为《给摩登小姐太太们》的文章直呼：“摩登小姐太太们，毛衣既是一种很欧化的东西，何不起来提倡一下？”[25]身着毛衣、笑容动人、体态大方的中西美人频频见于纸端[26][27]。有时候声名赫赫的电影明星，诸如胡蝶、周旋也会为毛衣编织名师充当毛衣模特[28]。

在穿毛衣之外，织毛衣也成为一种优雅的城市情境下的生活和休闲方式，与闲情逸致和西洋趣味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令人渴求的物质文化形式在城市中传播开来。在女性生活杂志、时装杂志中，原来传统仕女图中常见的匍匐绣架、金针飞度的“闺范”则被替换成手持毛衣针的摩登女子在西式装潢的家里织毛衣了[29]。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摩登时代的女红在物质形式上已经赶上了英美等发达国家的脚步，但其作为“女性工作”所特有的封闭的环境、贞顺勤勉的道德意涵却与传统女红操作并无二致，因而妇女杂志才会有某新妇新婚翌日即在新房中编织毛衣的新闻报道[30]。换言之，织毛衣虽然摩登，却是一种不挑战妇女家庭定位和女红职责的“安全”的摩登。

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的消费文化下，诸多妇女杂志中全身穿戴洋货的妖冶的“摩登狗儿” 以“时髦的叛国者”形象出现，成为被批判的对象[31](P 289)。与之相对的“正确的消费”则是既了解时尚又重视家庭经济，懂得适应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亦懂得不挑战性别秩序。进一步地，在有助于家庭经济之外，还应懂得支持国货，以合格的民族主义消费者的形象完成自己国民责任，达成“爱国摩登女”的身份扮演。在1934年“妇女国货年”上，就有这样一则官方标语：“欲享受男女平等权利，必先表现平等力量。妇女既不宜效力疆场，自应全力提倡国货。”[31](P 276)“妇女国货年”的一位参与者则自陈心曲：“我认为穿国货是一件最高贵和荣耀的事情；相反，如果让自己全身穿着舶来品，不仅会被认为身体下贱，也是无比难堪的事情。”[31][32]具体到毛线消费上，国货毛线的出现不仅让毛线价格下降，降低了消费门槛，还以国货的标签为舶来的消费形式增添了一重合法性。在妇女国货年前后的宣传活动中，以“抵羊牌”毛线为代表的各个国货毛线品牌借毛线展览会、毛衣赛美大会、明星毛衣展示、编织名师现场示范等方式大大增加了可见度，传播了国货毛线的概念。安乐纺织厂也相机而动，跑遍了上海的女子学校，要求把写有“请用国货英雄牌绒线”字样的装饰精美的绒线标板悬挂于学生必经通行之处。他们重点攻克了中西、圣玛利亚、清心、晏摩氏、务本、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等著名教会女校和女青年会，“收到了极佳的广告效果”[13](P 97)。

在“妇女国货年”的宣传风潮中，在论者所谓“消费主义的民族主义化”潮流下，我们在媒体图像的视觉呈现中看到的是积极支持国家毛纺工业、编织毛衣须臾不停的英国妇女[33]，是国货毛线(“抵羊牌”)装点的家居空间[7]，是爱用国货的端丽的家庭主妇[29]。如前所述，上海安乐纺织厂出产的英雄牌绒线也采用完全国货[注]根据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4-187页)的研究，在有关国货运动的文献中充满了围绕界定“国货”的事例和争论。1928年，国民政府工商部制定并颁布了国货的暂定标准。根据生产企业的资本、原料来源和经营者、工人、技师等人的身份国籍确定了从最纯正到最不纯正的七个国货等级。英雄绒线“完全国货”之称便是由此而来。的概念作为自己的营销卖点。在每周行销两万份的热门报纸《礼拜六》的封面，一位身着旗袍、脚踩高跟鞋、娴雅地坐在西式家居环境中的主妇使用该国货绒线编织衣物的形象，视觉化地呈现了“爱国摩登女”的理想形象。这是一位以家庭为阵地而又心怀民族国家的令人尊敬的女士。如同她中西合璧的服装和家居陈设一样，她使用国货绒线编织毛衣的形象也是既现代又传统的一种重叠的投射，融合了民族主义意识和父权观念的商业消费观通过其形象得到宣扬。

(二)家庭的生利者

正如传统女红实践之中存在分层一样[注]例如，士绅家庭的女孩用于闺阁怡情的刺绣被认为给家庭贡献象征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与农妇编织草席不可同日而语，属于典型的女性工作而不是妇女劳作(白馥兰：《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8页)。，毛线编织对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女性也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家境普通的妇女来说，学习毛衣编织主要并非是响应政府号召、集体展演勤俭贞顺的主妇形象[34](P 1)[35]，购买国货毛线也不是为了表现女国民的爱国心，而是由于其价格相对低廉。时代赋予她们的新变化可能并非民族主义的考虑，而是梁启超所开启的将妇女由分利者变为生利者的期望，以及掌握职业技能、借此获利的可能。事实上，毛衣编织刚加入女红传统之际，尤其是当国货毛线和毛衣成衣市场还未出现时，也曾因为不能有助于家庭生计而遭遇争议。与本土原料结合不够紧密、产品有脱离家庭日用之嫌的编织也曾遭到平民女子职业教育举办者的抵制。20世纪20年代，一位署名为梦梅的作者曾在《云南实业要闻周刊》上发表《女子宜废去编物手工，注重裁缝刺绣》一文，指出编物对于家政而言不如缝纫和刺绣实用，为崇实去华、堵塞漏厄、挽回利权和密制衣衫鞋袜起见，应停止在学校教授编物。梦梅称，自己主办的正本女学已经停授编物的课程[36]。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之后，随着国货毛线的出现和毛线供应的增加，毛衣消费被视为一种文明的象征，渐渐成为城市时尚热潮，代织毛衣的市场也逐渐形成。换言之，毛衣编织不仅是一项满足家人所需的摩登版女红技能，还成为一项女性的职业技能，有了通过市场获利的可能。1934年，《方舟》月刊上便有一位署名瑞瑾女士的文章建议女同胞们可以将毛织事业作为发展家庭事业的首选，还提出了发展职业技能的具体方案：“向来我国家庭经济的负担统归男子一方，而女子则只做家庭主妇……于家庭经济上毫无补济。一旦男子患病或赋闲，则家庭经济来源无着，生计自不免陷于艰难状况矣！女同胞们，如欲避免和补救这种艰难，应即从事提倡家庭工业作为男子的副业，则非只家庭获益，即社会经济，亦必因而充裕也……人愈文明，衣、食、住愈进化，故毛织衣物常识，为家庭主妇不可或缺者。如遇经验丰富，技术精良，并视为家庭工业者，请注意下列各项：1.到附近工厂或学校编织科学习，……以增正确知识，及广见风，且可助将来家庭编织品之出售。2.订阅编织刊物，非但增知识，且可学习各国最新编织花样，助销路之广。”[37]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毛纺企业、社会公益机构和妇女团体都热衷于举办短期编织工艺传习班，有的甚至免费授课[38]。站在职业技能培养的角度，女子学校均十分推崇女子绒线手工，例如务本女子中学校长张杏娟曾撰文，“绒线手工……可借之以供一己之用，又可为人编织，取其工资，以赡家计，是亦女界生利之一法也”[39]。都市的毛衣成衣市场也渐渐发展起来，1941年，“打毛绳”已成为华北都市附近的乡村妇女的手工业之一。“乡下妇女有许多会打毛绳的，而且花样也特别新鲜。”她们编织好的绒衣可以送到都市的大毛线店去出售。工价可以按件计算，从一元五角到二元八角不等；也可以按磅计算，每磅一元至一元五角不等。据称工价至少可以维持各自生活[40]。

当时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涌现了一批精研毛线编织技艺的女士，她们接受毛纺企业或毛冷店邀约担任编结教授，还通过编写教材、开办广播讲座、写信函授和直接开班收徒，广为传授编织技法。她们本人便是以职业技艺为家庭生利的女性偶像。曾经在先施百货公司的国货会上展示编织技巧的广东籍日本华侨缪凤华女士便是一位受过日本职业学校训练的编织技术能手，她编写的《绒线编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中国最早的编结工艺专著。作为一种新时代的闺范代表人物，她气质娴雅的照片也曾多次登上女性杂志，俨然成为编织界的明星[12][41]。她再次介绍了在妇女节制会家事学校教授毛线编织的初衷——既然承担家务为女子天职，那么女子学习编织技巧可以主动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减轻家庭负担。“虽然算不得什么大量的生产，但较之于只知消费不事生产者着实有补得多了”[42]。另一位上海的鲍国芳女士容貌姣好，她身着“抵羊牌”毛线织成的运动衣的照片还登上了《礼拜六》画报的封面[43]。这位善于经营的鲍小姐不仅在中国国货公司担任毛绒线编结教授，在报纸上开设专栏，而且利用最新的媒体，在中西电台播音教授编织。她曾出版过《毛绒线手工编结法》，分享编织技艺[44]。此外，沪上编结名家黄培英、冯秋萍等人更以其开创性的海派编结艺术被视为编结工艺大师，她们均有多部专著问世，也都在电台开课播讲编织法。北平最为人推崇的编织能手是赵剑霜女士，她在《立言画报》上开设“编织闲话”专栏介绍编织技法、回答读者来函，传播编织文化。为了向家境普通的职业妇女传授谋生技能，她在绒线胡同直接开设了半工半读性质的“剑霜编织工艺传习所”，教授技艺的同时也代为承接毛活，组织集体生产。燕京大学董鲁安教授为赵剑霜1940年出版的《毛织初步》作序，将毛线编织定位为一种帮补家计的辅助性劳作。他赞扬赵剑霜女士兰心蕙质，“虽耽翰墨，不废女红”；而毛线编织作为一种切于实用的家庭工艺，可以让妇女自具“食力生活之技能”，为家庭经济提供补充，同时，他认为妇女在家进行毛衣编结作为非正式的职业选择，又不用与“其父若夫掠取社会之职位”[45]。可见，这位现代男性知识分子在希望女性借由赵剑霜的毛织著作获得职业技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同时，亦套用了传统女红的道德内涵来理解毛线编织——他期望这种新的女红形式能如同以前一样，维护传统的性别分工、两性阶序乃至空间区隔。赵剑霜自己也在《编织大全》序言里袒露心声：“立志必使妇女倚赖自力谋生，必使男子得脱家室之羁绊，而为社会有所效劳。”[46]可见，即便其主张女性职业发展和经济独立，但出发点仍是通过女性辅助性的家庭劳作，支持男性的社会角色。这种“家庭的生利者”新闺范希望赋予女性就业技能，同时又将其限定在通过男性间接为社会做贡献的角色上。这种对女性角色定位的纠结态度其实遵从的正是20世纪30年代盛行一时的“超贤妻良母主义”或“新贤妻良母主义”的逻辑[47][48]。

就这样，在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毛线编织渐渐被纳入女红传统，与女红作为“女性工作”和作为“妇女劳作”面相相结合的两种不同以往的女性新闺范形象也逐渐建立起来：一是重视国货毛线编织之于民族国家象征意义的“爱国摩登女”；二是随着毛衣编织成衣市场(以及与之伴生的职业技能培训市场)出现而形成的“家庭的生利者”，她们将毛衣编织视作一种新的劳动技能，作为自力更生的生利者活跃在广大的城乡土地上。在这里我们隐约看到，毛线编织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开始从女性劳动开始向妇女劳作转变，普通妇女也由此得以开辟新的职业空间和物质文化。

四、余论：女红传统与女性解放

我们已经在本文中看到了随着毛纺技术出现的毛线编织加入女红传统的过程。毛线编织在20世纪30年代初作为一种西式的时髦风尚开始传播，在不挑战妇女家庭定位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上，以国货毛线进行家庭手工编织作为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体现时代风尚、有助于家庭经济和与支持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摩登时代妇女生活和消费方式被大力推广，并经过一个从中产阶级摩登女性向普通阶层广大女性扩散、传播的过程，形成了摩登时代的“新闺范”。作为女红传统在摩登时代的延续，毛线编织兼具女性工作和妇女劳作两重特点。作为一种女性工作，从私领域来看，毛线编织继承了传统女红的“女性工作”中的情感和伦理内涵，逐渐替代刺绣、纺织成为女性情感和家庭责任的标准化表达；在公领域层面，毛线编织则以其与现代技术和本土毛纺产业发展的关联而具有了体现女国民世界意识和国家意识、有补于现代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道德合法性。与此同时，随着价格低廉的国货毛线的普及，手工毛线织物的消费市场日渐发展，毛线编织出现了从女性工作向妇女劳作的转向，妇女亦由此得以开辟新的职业空间和物质文化，形成一个几乎为女性专属的劳动领域。

伴随女性日常生活的女红传统与女性解放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初就进入过女性主义者的视野。当激进的女权革命者将改造国民体魄、塑造国民之母的任务加诸女性的时候，对女子身体尤为关注，也曾对作为女性常见劳作方式的刺绣给女性造成的异化发起挑战。当时著名的妇女刊物《女子世界》除了反缠足之外，也发出了反对刺绣的声音。署名“尚声”的作者写下《论刺绣之害》一文，认为刺绣不但有损女子目力、毁伤其身体，“伛其胸曲其身，肺且萎矣”，而且还浪费女子精力和光阴，“家政料理之法，学问艺术之途，更无法及之矣”[49]。

今天，我们以历史的后视之明看到，虽然女性的劳作方式越来越多，但女红传统没有远去，它作为一种反映女性与特定物质文化关联的传统在不断更新其内容。当毛线编织作为摩登时代的新女红传统慢慢为各种人群接受之后，它就逐渐在我们身边沉淀下来，成为一项我们习而不察的物质生活内容。与此同时，在早期的妇女革命浪潮中质疑女红损害女性职业发展与身体健康的话语却在逐渐退场。在更为宏大的为女性谋生计、为民族工商业求发展的议程之下，对女性在家内外从事毛线编织活动可能给女性解放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讨论几成绝响。如前所述，女红具有多个面相。女性为家人织毛衣一般被看成心甘情愿的情感付出，是勤俭持家的好传统，但很少被视为女性的无酬劳动。农村女性用自己织毛活的钱支撑家庭经济，一方面是女性在非常有限的劳动空间中为自己和家庭争取利益的机会，同时却也可能如同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所研究的印度勾花边的妇女一样，将村落中的女性的劳动锚定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最末端[50]。如果女性默认性别化的毛线编织是她们自然的甚至是规范性的劳动内容乃至生活方式，会不会如一百年前的论者所担心的那样，使女性在眼前经济利益的诱惑或者时代风尚的驱使之下，付出过多的时间、身体和教育机会的代价，从而固化劳动性别分工和劳动体制？

当然，就如同女红内部的复杂分层与包罗万象，离开具体的情境，我们也无法笼统地回答：毛衣编织究竟是女性表达自我情感的方式，还是被动的、利他的、消耗性的付出？它究竟是一种用于与自我愉悦相处的消遣，还是女性千百年来也无法摆脱的家务桎梏，甚至是令自身遭受资本与男权社会剥削的异化劳动？认识到毛衣编织传统的多面性和情境性，也给了我们通过行动反过来重塑这一传统的可能。实际上，在今天的毛线编织传统之内，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女性解放甚至性别解放的可能。如今风靡欧美街头的“游击式编织”(guerilla knitting)或者说街头毛线轰炸(yarn bombing)把毛线编织视为一种趣味性的个人艺术表达，为毛线编织增添了技术性和个性[51][ 52]；与此同时，毛线编织也不再被限定在特定空间，“爱毛线小组”(stitch-and-bitch)将织毛衣转变成公共空间的轻松社交，使它越来越为年轻人所喜爱[52]；最后，毛衣编织也在日益突破性别规范，得到了男性青睐[52]。甚至有一群智利的男性艺术家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 “织毛衣的男人”的团体，走上街头编织，立志推动改革，“翻转智利社会对于‘男人该做什么’的既定印象”[53]。与之相比，当前与其让女红以涵养“女德”的名义复兴，不如欢迎越来越多的男性像他们一样勇敢，和女性一起走上街头开始编织，塑造更为宽容、更加性别平等、更面向自由自我和情感联接的劳动传统和社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