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儒婷 王雁（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1）

传统文化的范围非常广阔，包含儒家学说、文学、艺术和宗教等。以契丹族为统治民族的辽朝，占据中国北方地区两个世纪，在其治下，有大量汉族人参与生产和国家决策，加之辽朝与当时位于南方的五代十国和北宋交往频繁，因此很多中原传统文化在这一时期的辽朝境内仍有传播，并与当地文化相结合，为传统文化的多元发展注入新的元素。

儒、释、道三种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辽代，这三种文化在北方也各有继承和发展。

儒家文化对契丹的影响，早在契丹尚处于部落联盟时期就已开始，辽朝建国之后，愈加受到重视。辽太祖神册三年（918年），契丹于上京城修建孔子庙，诏令皇太子春秋祭祀，可见重视程度。[1]

随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与南方汉族政权交流的频繁，出于治理国家和加强对外交流的需要，辽朝统治者对于了解、学习和运用儒家学说的需求更为强烈。汉族官员在辽朝统治集团地位的稳定和提高，也为辽朝更好更快的吸收汉族统治经验及文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圣宗至道宗时期，儒家学说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不仅各位帝王本身对于儒家学说有着较高的素养，还积极推动儒家文化的传播。例如，兴宗注重从儒家经史书籍中吸取政治经验教训，曾命萧韩家奴将《通历》、《贞观政要》和《五代史》等书译成契丹文，供辽兴宗和大臣阅读学习。道宗则着重养学，于清宁元年（1055年）下诏，在原有教育机构的基础上，增设“有西京学，有奉圣、归化、云、德、宏、蔚、儒等州学。各建孔子庙，颁赐《五经》诸家传疏，令博士、助教教之，属县附焉”，同时，相应扩大科举考试的规模，积极采用汉族政权的选拔方式吸纳人才。[2]

佛教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传播，古已有之，鲜卑族建立的诸燕和北魏，以及突厥汗国和渤海，都有佛教传播的纪录。契丹人在佛教传入之前，信奉萨满教。唐天复二年（902年），耶律阿保机在龙化州（今内蒙古奈曼旗）建开教寺，佛教在契丹统治者的提倡和保护之下，迅速发展起来，五京地区逐渐建立起众多寺庙。[3]

由于皇室贵胄多信仰佛教，佛教在辽朝境内的发展得到了统治阶层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境内蕃汉各族普遍信仰佛教”（365 页），皇亲贵胄们饭僧的规模也相当可观。据记载，辽太宗时，就曾“饭僧五万人”。辽圣宗时，承天太后“每岁正月辄不食荤茹，大修斋会及造寺，冀复获福祐”。[4]至于辽道宗，本人既有极高的佛学素养，每年的夏季，都会与诸京的僧徒和群臣举行法会，并亲讲佛经。这点亦为宋朝所觉。北宋大臣苏辙出使辽朝时，就曾于其所作的《栾城集》卷42《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论北朝政事大略》中，记载了这一见闻。

佛教受到辽朝统治者重视的另一例证，是官方发动的佛经、佛像的整理和雕刻。辽兴宗、道宗都曾先后下令收集佛经并进行整理和校勘，于咸雍四年（1068年）雕印出579 帙，称《契丹藏》或《丹藏》。此书曾于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的释迦牟尼像腹中被发现，尚存12 帙。辽朝还曾三次应高丽之请，向高丽赠送《契丹藏》，可见影响之广。

另外，随着辽代石刻文献的陆续出土，遗留至今的石刻资料中，也有相当比例的佛经等佛教雕刻出现，是辽朝佛教兴盛的又一例证。1992年间10月，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孟克乡西上台村发掘出一辽代墓葬，在墓室内发现佛经石板14 块，每板正面竖行阴刻梵字经文，字口描金，多数石板的右上角加刻有汉文经名。此外，发现于北京石景山八大处灵光寺的耶律仁先妻郑氏造千佛塔题记，[5]以及发现于北京房山云居寺的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记[6]亦都属此类。

相对于佛教，道教在辽朝的发展史载不详，从现有纪录可知，辽太祖曾与神册三年（918年）下令修建道观。辽太祖长子耶律倍，曾将道教经典《阴符经》译成契丹文，并“求僧道之有名称者加以爵命”。[7]辽圣宗之弟，齐国王耶律隆裕为东京留守时，也曾“崇建道观”。[8]辽兴宗更有任命道教中人任职显官及共娱的纪录。[9]但总的来说，有关道教发展的可见记载要少于佛教，且集中于契丹上层。

儒、释、道文化在辽朝地区的传播和兴盛，很早即为中原文士及政权所了解。早在五代后期，胡峤就在辽上京地区见到有僧、尼、道士。《辽史》中也记载上京有佛寺和道观等建筑。这样的发展速度与规模，对于当时辽朝的统治而言，可谓利、害相交。一方面，儒、释、道文化的发展，对于初建的多民族国家辽朝而言，起到了团结民众、扩大统治基础、稳定社会秩序和增强国家凝聚力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多达数十万的僧尼不劳而食，加重了国家经济的负担，阻碍了生产发展，更有“僧徒纵恣，放债营利、侵夺小民”[10]等现象的产生，使之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虽然各有利弊，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北方地区的传播，有利于辽朝的统一和巩固，也为后世在这一地区逐渐形成统一的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其影响的深远更为重要。

注释：

[1]【元】脱脱等：《辽史》卷72《义宗倍》，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2]【元】脱脱等：《辽史》卷21《道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3]例如，在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建天雄寺、安国寺、崇孝寺、义节寺、福先寺、贝圣尼寺等；在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建镇国寺、报恩寺、静安寺、感圣寺等；在东京（今辽宁辽阳）建垂庆寺、金德寺、驸马寺、大悲寺、赵头陀寺等；在南京（今北京）建大延寿寺、天宁寺、奉福寺、法源寺、云居寺等；在西京（今山西大同）建善化寺和严华寺等。

[4]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一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5]据其内容，刻于咸雍七年（1071年）。

[6]记述了该寺及沙门镌刻大藏经的历史，并指示石刻埋藏的方位。

[7]【南宋】李焘：《徐资治通鉴长编》卷10 开宝二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8]【南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4，《齐国王隆裕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9]【南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8，《兴宗皇帝》，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10]【北宋】苏辙：《栾城集》卷42《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论北朝政事大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