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力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 天津 300387)

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探索矢志不渝。古有柏拉图在发现雅典城邦政治的弊端后，对平等、至善的理想国家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后有以托马斯·莫尔为开端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就窥视到了其原罪，设想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乌托邦，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榨的美好社会。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更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社会主义思想家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这彰显了人类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为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弊端、探索新型社会道路提供了新的典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回顾近百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十月革命的研究成果，在对其价值评判中可以大致归纳为歌颂、同情、批判三类。歌颂者论证十月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国内每到十月革命整十周年发表的论文，认为伟大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引领东欧及亚洲多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其伟大不容许任何质疑和批评，却无视苏联社会主义寿终正寝已成事实，使得国内十月革命的研究基本停留在重复性歌颂层面一直未能深入。批判者则极力论证乃至指责十月革命不应发生，认为十月革命不仅没有给俄国人民带来幸福，反而是灾难，但无论如何革命已经发生，历史事实同样不容全盘否定。这就派生出以何种视野和方法看待十月革命的问题。我认为必须把十月革命放置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20世纪人类探索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大背景中开展研究，挖掘具有历史价值的遗产，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经验和教训。

一、“十月革命”爆发的革命逻辑

革命并非一个历史人物横空出世振臂一呼，万众响应，旧政权即刻就被推翻，新政权就取得了当之无愧的合法性。人类历史上的革命都是各种时代因素风云际会、相互作用的结果，都有其偶然性，也同样有其必然性，在其偶然性中把握必然性，才能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任何革命的爆发必须具备广泛的社会基础，人们的诉求在旧制度中无法得到满足，旧政权对社会矛盾无能为力，终致广大民众对旧制度强烈不满而渴望革命。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同样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是列宁及俄国共产党的几个领袖人物主观革命愿望的必然结果。正如列宁所言：“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1]由于1914年7月俄国沙皇向德国宣战，导致俄国大量人员伤亡及国内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到1916年底，俄国的通货膨胀几乎处于失控状态。沙皇不仅不能解决本国的经济问题，反而对农村和城市的反抗斗争进行残酷镇压，终至酿成1917年的二月革命，统治俄国三百多年的沙皇专制制度轰然坍塌。

按照正常的革命逻辑，俄国二月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府，从此应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么为什么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还未满周岁就迅速夭折，被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推翻，走上了非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呢？从国内看，二月革命后由资产阶级成立的杜马临时委员会改组的临时政府和工农苏维埃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一方面，临时政府是人民意愿在最后一次杜马中的合法表现；另一方面，苏维埃也声称是一种更为直接、更为本地化，因而更为真实的代表，两种力量间一旦出现立场和利益上的矛盾，就会产生持续的冲突。”[2]从开始的二元权力结合就是美丽的错误，注定要分道扬镳。

同时，处于欧洲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的俄罗斯新生资产阶级政权既无力维护好自身的统治地位，又无法满足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诉求，这就为十月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巨大的可能。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仅没有解决广大民众期盼的土地问题，而且还明令禁止农民夺取地主土地，更未能实施有效的经济发展策略。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无能表现在“它害怕失去无论何种形式的财产”[3]，因而资产阶级不能把农民争取到自己的队伍中。在一个没有强大到足以对抗一切威胁自身政权的资产阶级时，取得政权后又不能通过给农民利益来实现与广大农民的联合，这个政权就难以为继。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政权如此，后来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蒋介石政权同样由于不能解决农民需要的土地问题而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当时的俄国工人组织的苏维埃却在反对沙皇专制政权中可以带给农民土地的利益。“无论农民还是军队里的革命部队都倾向支持苏维埃，因为后者在革命走向高潮之际公开要从专制王朝手中夺取政权。”[4]在工人阶级中建立了较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列宁及其领导的政党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等满足人民利益诉求的政治纲领，列宁正是发现了苏维埃广泛的人民性，才号召“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努力推动俄国从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二月革命后形成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并非革命的初衷，两个政权的体制既不能给人民带来和平，也没有使广大农民获得土地，逐步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工人和士兵在摧毁两个政权的全部结构时，政治上便转向布尔什维克，这除了意味着依托工农联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外，实在不可能表示别的什么意思。”[5]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被迅速唤起，当革命取得胜利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呼声和信心渐趋强大和坚定。革命胜利后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十月革命”发生的理论逻辑

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长期且广泛传播，是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本人也曾为俄国人大量出版他的著作而深感惊讶。1868年10月12日，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谈到彼得堡一位书商想出版他的《资本论》俄文译本，向他索要照片，并回忆说：“1843—1844年在巴黎时，那里的俄国贵族给我捧场。我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1847)，以及由敦克尔出版的著作(1859)，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俄国销售得多。”[6]在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尽管马克思当时并不看好俄国，但是，马克思的著作却较早在俄国传播开来，1869年巴枯宁翻译的俄文版《共产党宣言》问世，1872年出版的俄文版《资本论》比第一个英文版早十五年。1881年2月俄国革命家查苏里奇问道于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问题，马克思对此非常重视，并及时复信给予回答。普列汉诺夫与查苏里奇等人1883年在日内瓦创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劳动解放社”，该社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译介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向俄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

特别是列宁在深入研究中创造性地发展并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最为坚实的思想基础。列宁在撰写了大量的深入浅出的马克思主义读物的同时，还提出了适应俄国社会现实的革命策略。早在1894年列宁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俄国社会现实，探寻无产阶级解放的契机，撰文揭露民粹派冒充“人民之友”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工人运动中的指导作用，提出了“理论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给以完备的说明，应当指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7]1910年，他在总结1905年的革命教训时，在理论上论证了工人会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者，“从而认识到必须彻底改造整个社会，必须彻底消灭一切贫困和一切压迫。”[8]并充分认识到“在革命危机真正成熟起来的时候，工人群众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9]1914年列宁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简明易懂且系统反映了马克思思想主旨，为向大众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1916年，列宁完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系统阐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和本质，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接着，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列宁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10]即著名的“一国胜利论”，这些思想成为指引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明灯。也正是这些思想与1917年的俄国现实的革命擦出巨大的火花，燃成燎原之势。可见俄国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这也是二月革命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号召力和动员力的原因所在。战后东欧和亚洲一些民族国家相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正应验了列宁的论断。

其次，革命必须有一个能够代表广大民众提出诉求的新的组织，提出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革命目标，引导革命从可能走向现实。“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只有那个有勇气提出向前推进的口号并把它贯彻到底的党才能掌握领导并且夺得政权。”[11]革命还必须具有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和较高理论水平的领导人，他善于发现潜藏于广大民众中的革命热情，把分散的革命力量汇聚成强大的革命洪流，才有可能使革命走向成功，如列宁、毛泽东这些重要历史人物。在列宁看来，1917年初的俄国二月革命新成立的资产阶级政权不仅不可能给人民和平、不可能给人民面包、不可能给人民自由，而且“新政府还没有彻底摧毁沙皇君主制，就已经开始同罗曼诺夫地主王朝勾搭上了。”[12]复辟帝制的可能不断上升，所以列宁认为必须进行更加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列宁的党是惟一理解一个真正革命党的使命和职责的党，它通过提出全部权力归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口号保证了革命向前的进程。”[13]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团结半无产者以及小农群众，武装夺取政权，新政权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列宁认为“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个政权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同一类型的政权”[14]，深信“工兵代表苏维埃会比议会制共和国更快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15]。看到了工农代表苏维埃蕴藏的巨大革命潜力，以及苏维埃的政治意向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宗旨有着高度的一致。1917年4月10日，列宁为布尔什维克党起草了《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阐明了这次革命的阶级性、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等，特别是全部土地国有化的土地纲领和实行最广泛的地方自治的民族纲领，紧紧抓住广大人民渴望民主和安宁生活的强烈愿望，促使革命从可能逐步变为现实。

三、“十月革命”的世界逻辑

从外部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促成革命爆发的主要外在因素，也是俄国人民对资产阶级政权失去希望的主要根源。“帝国主义战争客观上必然要异常加速和空前加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要转变为各敌对阶级间的国内战争。”[16]这是列宁极力主张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原由之一。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一方面给欧洲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另一方面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侵略本性，资本主义差强人意的表现促使俄国大多数人迅速接受社会主义。20世纪初，资本主义历经二百多年的发展，各方面都趋于成熟，处于世界领导地位，按照常理，处于前资本主义形态的国家革命成功后必然会选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却深陷周期性经济危机不能自拔，以至于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及政治家都对资本主义制度极度失望，开始青睐社会主义，试图以社会主义挽救欧洲。在这样的大趋势下，那些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新兴革命国家也必然对资本主义制度失去兴趣，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不断上升，一旦革命成功，这些国家必然尽可能尝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俄国资产阶级政权表现出的保守和政治无能，正给了列宁他们领导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机遇。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丑态百出的幼年时期，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其社会运行的内在规律性，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出理论预测。但是，那时的经济危机还未促成充分的革命力量，19世纪70年代初期，马克思发现了处在危机阶段的英国银行业还有盈利，未像以前那样迅疾倒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超越资本主义弊端的理想生活目标——共产主义——却成为未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兴革命国家的追求，这也是战后落后生产力国家革命成功后放弃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根源。哪一个国家革命成功后还愿意建立一个危机缠身的制度呢，社会主义成为后来东欧和亚洲国家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

俄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为人类探索非资本主义道路进行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尝试。“无论人们认为苏维埃体系出现了何种变形，它至少为发展更加有效的社会主义形式提供了具体的起点。”[17]处于亚欧接壤、东西方交界的俄国升起了一面新的旗帜——社会主义的旗帜，它既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巨大威胁，也给东欧及亚洲处于专制统治和殖民统治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十月革命成为中国等亚洲国家革命的榜样和力量的源泉。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后，那些非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民主革命后选择社会主义、效仿苏维埃俄国成为时尚也就不难解释。哪一个国家都不希望陷入危机状态，更不希望成为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这是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在东欧及亚洲崛起的根本原由，也正是十月革命的世界效应。

现时代，有人指责俄国十月革命是早产儿，那是因为欧洲资本主义不仅摆脱了经济危机，而且还借助科技革命变得强大了，也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夭折了。但是，回望资本主义的历史，无论如何它不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形式，每一次经济危机爆发后，还是有人去向马克思求解，这说明社会主义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仍然具有价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预设，社会主义建立的前提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只能说布尔什维克没能解决落后生产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难题，社会主义制度仍然需要完善和探索。更不能用后来的历史证明前面历史选择的错误，人类社会没有先验的康庄大道，只有在选择中探索，在探索中选择，才有可能发展的更好。

注释：

[1][8][9][10]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0，270，269，722页。

[2] [意]安·萨洛莫尼：《列宁与俄国革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7页。

[3][4][5] [苏]列·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2，23，336-33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54页。

[7]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页。

[11][13] [德]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10页。

[12][14][15][16]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19，35，4页。

[17] [英]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