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超，周燕妮

(山东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院;b.文艺美学研究基地, 济南 250100)

革命话语贯穿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引领的全过程。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等核心话语，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升思想引领力，带领中国人民建立并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改革开放以来，革命话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治理话语则不断走向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的话语中心。直到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标志着治理话语正式取代革命话语成为党思想引领的主导话语。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写入党章，进一步巩固了治理话语的主导地位。那么，革命话语的主导地位因何让渡？又为何是治理话语填补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的话语中心？话语历史性转换的进路如何？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讨论，为未来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的话语创新提供理论上的借鉴。

一、革命话语的主导地位因何让渡

(一)革命话语的斗争性与党思想引领的“和谐”意向相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深远变革，“无产者”不再是“劳苦大众”，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其属性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无产”不再是一个绝对性的概念，而是包裹着众多阶层的相对性概念。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时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与“无产者”属性同时变化的，还有“有产者”的属性。随着我国社会各项生产要素充分涌流，诞生出一批新的“有产者”。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这些“有产者”的剥削性得到有效的抑制。其中相当的一部分人利用其在资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和产业热点，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有产者”不再是“敌对势力”的代名词。而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产者”与“有产者”的属性发生了时代的变化，关系也发生了时代的变化。在迈入新时代前的准备时期，“无产者”与“有产者”之间的矛盾逐渐可控，二者的资源分配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愈发合理。而“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剥削的部分消除使“无产者”和“有产者”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和谐”，而这种“和谐”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和谐的重要部分，也是稳步迈向共产主义过程中必须的社会要素。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无产者”与“有产者”都是党思想引领工作的重要客体。党的思想引领工作要既要引领“无产者”，又要带动“有产者”。使二者在“和谐”的关系中积极投身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是新时代党思想引领的重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话语显得有些突兀。革命话语中隐含的消灭有产者的理想不断与二者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相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不能灵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对社会当前发展方向产生犹疑，成为他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性、真实性的说辞。为了使更多群众信服党的理论、观点与主张，革命话语需要转换。

马克思指出，在“现代民族的国家范围内”经济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而政治仍“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2]。马克思的这一判定在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显示出真理性。西方推行普世价值的背后是“体制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忽视了民族国家的独特历史与文化习惯，于是在现实的推进中困难重重。在遇到困难后，急于对世界进行体制同化的意识形态恼羞成怒，与指向国家、地区发生了激烈冲突，甚至走向武装颠覆。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国家走向衰亡。从根本上说，这种“体制共同体”的目标是排他性的，不合实际且不负责任，带来的只能是动荡与灾难。

党的十九大正式收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代表着党的思想引领工作的巨大突破，意味对外思想引领正式成为党思想引领工作的新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党对外思想引领的“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就是中国进行对外思想引领的过程。与“体制共同体”不同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死守具体体制，而是聚焦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其尊重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主张中国发展模式与其他民族国家发展模式的并行不悖，其包容性是对于西方“体制共同体”的巨大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与当前的世界政治体系直接冲突，而是在现有的体系下寻找国家间的公约性。这种“共同体”是互利、共赢且高效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话语是持续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话语的联结，话语的支撑，话语的推动。而革命话语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并不能完成这个任务。革命话语内含着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领域强烈的斗争意向，这种意向下的革命话语在阐明自身的过程中易与域外指向客体的价值观直接对撞，不利于客体对中国信任的达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外思想引领的理念相斥。西方国家为了遏制中国走向世界，利用掌握的媒介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不利于中国舆论的“拟态环境”。在这种前提下，内含强烈斗争性的革命话语很容易给予部分国家以非议诽谤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抓手，这十分不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

(二)革命话语不再是党思想引领先进性的有力支撑

除了革命话语本身强烈的斗争性与党思想引领的需要脱节，革命话语先进性的丧失也是促成话语变革的重要原因。学界存在某种误区：革命话语与“先进性”相伴而生，而“先进性”是党思想引领的必要品质，因而革命话语不可舍弃。事实上，话语的“先进性”不是来自于对“革命”的强调，而是来自于话语本身对时代问题回答的准确度以及对于人民需要的满足。革命话语的“先进性”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政权未建立和稳固之时，党在思想引领中的革命话语恰好反映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主题以及人民的普遍意愿，给予中国政治革命及社会革命无可替代的精神力量，成为“先进性”话语。在社会主义政权逐渐稳固、社会主义工作中心转移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作出了“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革命”的重要判断，实际上正确回应了时代问题，把握了人民的审美需求，在非革命年代发挥了革命话语的“先进性”。然而，在经历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步伐更加坚实，各项事业稳中向好，我们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为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积极准备。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革命话语不再能够正确回答时代问题，也不再具有社会主体审美的普适性，反而隔离于主体感受与主体经历之外。主体不清楚自己为何而“革”，却在思想引领工作中泛化的革命话语中不断异化自我对于“革命”的印象。革命话语泛化尤其体现在基层的思想引领工作中。许多存在一定甚至廖微意义的目标或旨向常被赋予“革命”意义，这使得“革命”的内在价值性被剥夺，其背后之意识形态内容被偷换，“革命”正成为一种丧失本真意义的无价值的虚空符号，被抽离成极具个人色彩的态度表达。情绪化和个人化的意向通常被实践证明为意义的过分夸大，进而影响到各自领域的扎实推进，威胁到主流意识形态在民众当中的展开。同时，思想引领工作中革命话语泛化也渗透到日常话语领域。许多隐藏在地下的圈子文化，由于其某一方面的非主流甚至激进性，越来越走向民众的视野，以无内容无底蕴的话语拼凑拷问着理性的主流价值，却带动着相当的追随者，以否定一切的姿态展现着自我的“革命”意愿。这种现象不能说没有受到革命话语时代错位的先期影响。革命话语实际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漂浮物，其“先进性”已经退化，甚至在一些时候起到负面作用。

二、治理话语因何走向话语的中心

治理话语不是一个新事物，也不是一个舶来品。《史记》中便有 “遍告天子治理之言也”[3]的记载。到了清代，治理话语已经初步具有了强调治国理政之道的当代意义。《清经世文三编》中强调:国家治理之法与庶司奏绩之谟，毋贵乎法古也，亦毋贵乎守常，要在随时变通因时制宜以期益国益民而已。治理话语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跨度中，治理话语并没有进入话语的中心，并未成为官方思想的主要承载者。封建时代，统治话语一支独大，限制了治理话语的发育。中国近代和新中国建立初期，虽然革命话语的主要构建者几次发生更迭，但是革命话语始终牢牢占据话语的主流。改革开放初期，话语逐渐多元化，中国话语场尚未稳定，此时的治理话语只是场域内的一个部分。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治理话语的内在特质与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需求深度契合，这必然加快治理话语向思想引领话语中心的移动。

(一)思想引领的重心转换需要治理话语的支撑

中国共产党通过有效的思想引领唤醒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对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后，党又通过成功的思想引领带动着中国人民推翻旧制度，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这一过程中，革命话语内含的对抗性极大推动了中国人民与阶级敌人、旧的制度的决裂，成为革命的催化剂。但是，“对抗性斗争并不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唯一途径。实际上，如果我们阅读一个真正的社会变革纪录就会发现，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内，有意义的社会变革主要是通过非对抗的方式实现的，而对抗策略占用了人类的大量精力，引起了巨大轰动，取得长久成果的却寥寥无几。”[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新时代的今天，对抗的方式已经不符合社会变革的需要。党思想引领的重心不再是呼吁对抗，而是消除主体间隔阂，使党的理论、观点、主张最大化地塑造人、引领人。重心的转换为党思想引领的话语提出新的要求，而话语的非对抗性则是其中最为前提性的要求。

非对抗性正是治理话语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对革命话语的超越。治理话语的非对抗性源于其不同于革命话语的批判对象。治理话语批判的总是问题本身，而不是与问题相关的某一阶层或某一国家。治理话语没有预设的“敌人”，其并不天然排斥某一阶层或某一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国家，这使得治理话语在面对广泛的思想引领客体时更具亲和力。并且，治理话语内含着“共同体思维”。这种“共同体思维”跨越了阶层与国家的界限。随着党的思想引领的视域不再局限于国内，治理话语的“共同体思维”愈发可贵。治理话语既能引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奋斗，又能引领世界人民在“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其内在的非对抗性有利于消除阶层与国别的隔阂，从而避免话语制造不必要的紧张关系，最终提升党思想引领的实效性。

(二) 思想引领的先进性需要治理话语的夯实

“先进性”是党的思想引领能够引领人的根本原因。只有不断夯实思想引领的先进性，才能保证党思想引领的实效性。正如上文所说，党思想引领的“革命性”来源于对时代问题回答的准确度以及对于人民的需要的满足程度。然而，时代问题不是固定不变的，人民的需要也在不断变化。话语支撑着党的思想引领，如果思想引领的话语无法正确地反映时代问题、满足人民需要，党思想引领的先进性便会丧失，最终失去凝聚人、引领人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的“延展性”十分重要。话语的“延展性”指的是话语的可扩充能力。话语可扩充的限度越接近于“无限”，话语的“延展性”越强。治理话语更为强大的“延展性”是其超越“革命话语”的重要方面，更是治理话语相当历史跨度内保证党思想引领“先进性”的重要特质。首先，治理话语具有场域的“延展性”。党的思想引领工作指向的不是某一场域，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场域。在这些场域中，不是每一个场域都需要革命，但是每一个场域都需要治理，矛盾是永远存在的，因此治理的必要性也是永远存在的。因此，治理话语本身不惧“泛化”，治理话语可以依照不同的指向场域确定话语本身不同的内容。因而新的内容可以不断填充到治理话语的体系之中，这种填充增加了党的思想引领对于时代问题的容纳能力，也增加了满足人民需要的可能性。其次，治理话语具有主体的延展性。治理话语并不进行先在的群体判定。在治理话语的逻辑中，并不存在天生“善”与“恶”的群体，也不存在先天“先进”或“落后”的群体，每个群体都可以成为“治理话语”的创造者，也当然成为“治理话语”内含的价值观的践行者。在治理话语的良性运转下，党成为思想引领的原生主体，而人民则成为党思想引领过程中的主导主体。这种主体观更有利于激发人民的创造力，帮助党从人民中获得解决时代问题的答案，并最终满足人民的需要。最后，治理话语的延展性是“批判的延展”。如果治理话语仅仅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保证其“自圆其说”的能力，那么其便不可能对于党思想引领的“先进性”起到任何有益的作用，而是成为一种自我的“赞美诗”。而治理话语的延展性却不是如此。“治理话语”不断成为体系的过程，也是党思想引领不断“自省”的过程，“治理话语”否定了“革命话语”处理问题的方式，却沿袭着革命话语不断自我完善的趋向。“治理话语”总是与问题的提出相互伴随，其延展性根本体现在其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圆润地给予自我肯定的基础之上。“批判性延展”的治理话语保证了党的思想引领并不规避时代问题，而是直面问题；并不否定人民需要，而是致力于不断满足人民需要。

三、党思想引领话语转换的进路

从现实维度出发，当前党的思想引领的话语转换已然在进行之中。一个直接的表现是“治理”的词频在党的文本、讲话等思想载体中迅速增加，“革命”字眼相对减少。但是，话语的转换绝不是一个语词简单置换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话语转换的进路究竟如何，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与探讨。

(一)总的前提：正确对待革命话语

学界针对话语转换问题所进行的求索，多是侧重于新话语的构建，而把如何对待“旧话语”放在转换进路的探讨之外。似乎在“旧话语”弊端充分论述之后，便自然应予以抛弃。但是，围绕“话语转换”的讨论不是新话语的专属问题，而是新旧话语的关系问题。新话语的构建只是题中一个重要方面，而如何对待旧话语则是另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谈党思想引领的话语转换，不能忽视这个方面，否则在实践中必然困难重重。

“话语转换”的问题既是要放到现实中考量的问题，也是一个必须放到历史中去思索的问题。“革命话语”被“治理话语”替代并不代表“革命话语”是“恶”的，而是因为革命话语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时代下思想引领的需要。新时代的思想引领不能透支“革命话语”，也不能否定“革命话语”。革命话语曾在特定历史阶段给予中国革命巨大的精神力量，其承载着人民群众的历史情感。一些既有的具有公约性意义的“革命话语”依然能够带动人民，发挥其价值。在对待革命话语的问题上，要坚持“两点论”。一方面，面对革命话语在新时代思想引领中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应当在未来的思想引领中逐步减轻革命话语的比重，减少革命话语的再生产。使治理话语在革命话语的逐步退场中建立起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对于党在长期思想引领中形成的既有的革命话语，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尊重，并进行充分的价值挖掘。一是要通过革命话语的回溯使人民对于党奋斗的历史感同身受，增强党思想引领的情感感召力。二是要通过革命话语的转义赋予革命话语现代意义，使革命话语能够与党的理论、观点、主张同向而行。

(二)总的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治理话语不是一个舶来品，但也不是中国的专属品。在西方，“治理(governance)概念源自古典拉丁文或古希腊语“引领导航”(steering)一词，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指的是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5]在这一语义基础之上，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衍生出公共事务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等众多围绕治理的研究领域，这一过程当然也伴随着治理话语内涵与外延的不断扩充。我国新时代之前的治理话语理论深受西方治理话语的影响。这种影响包含语义本身和相关领域的技术性要素，同时也夹带着西方学者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倾向。这种意识形态倾向暗中为“西鉴”的治理话语设置了一个规则，即治理话语的表意应符合西方的价值标准。在这种前提下，一旦我国与西方进行社会问题的争辩，我们便先在地处于被动的地位。

党思想引领话语事关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打破这一怪圈，只有立在“马魂”的基础之上，“西鉴”才能彰显其价值性。治理话语的产出应始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进行。具体来说，就是使治理话语聚焦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而不是西方预设的陷阱问题；就是使治理话语始终内含着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不掉入无休止的资本逻辑之中；就是使治理话语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某一阶层的需要；就是使治理话语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下彰显党奋斗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的张力。

(三)总的任务：建立思想引领治理话语体系

近来，“话语固化”成了一个比较热的名词，在许多人看来，话语应当是“就事论事”的，如果试图构建某种话语体系，便容易走向“固化”的危险。实际上，“固化”的原因不在于构建话语体系本身，而是无法在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完成话语有效的再生产。也就是说，构建话语体系与生成话语是两个工作。不能将一个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另一个工作，并否定其合法性。话语只有形成体系，才可能对客体产生系统而持续性的影响。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是保持话语方向性、价值性、稳定性的前提。党的思想引领要实现话语的转换，一定要构建党思想引领的治理话语体系。

构建思想引领治理话语体系，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加强党思想引领治理话语的顶层设计。话语问题从来都是一个权力问题。官方话语的使用权下放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对于官方话语解释权的放弃。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中，统治者永远具有话语的最终解释权。这既是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也是使思想领域不致于陷入混乱的必要条件。党思想引领的治理话语体系，根本的属性是“党性”。从这个角度出发，党加强治理话语的顶层设计十分必要。只有加强话语的顶层设计，才能牢牢把握住党对治理话语的最终解释权。应从官方层面明晰治理话语的价值理路，阐明治理话语的相关概念，从而规范治理话语的积累与使用，有序扩展治理话语的疆域。另一方面，要塑造治理话语的微观生态。党思想引领的治理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为了更好地引领人们、服务人民。话语体系仅仅彰显“党性”是万万不够的，更需要为人民所接受。从这个角度出发，治理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之上。因此，应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围绕人民实际需要进行合理的议程设置，在政治需要与人民需要间达成动态的平衡。从日常生活中获得构建思想引领治理话语体系的灵感，使治理话语能够落到具体的宣传引领工作中去，在治理话语面向不同群体时具有不同的表征，最终真正引领人、鼓舞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8.

[3]司马迁. 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59：24.

[4][美]迈克尔·克尔伯格.超越竞争文化——在相互依存的时代从针锋相对到互利共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192.

[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