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文超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毛泽东早期道德思想的形成与他的教育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早年毛泽东便进入私塾学习，为其日后的传统文化修养打下了良好的根基。之后辗转经历了东山学堂、湘乡驻省中学堂、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等学校，因不满学校教育制度，于1912年秋开始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尝试自学的方式读书，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多种书籍，包括阅读西方的经典著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书籍，收获颇丰，用他的话讲：“就像牛进了菜园。”[1]“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2]后因生活费所迫才中止自学。1913年，毛泽东进入第一师范学习，在这里接触到了一批优秀的教员并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的教育，为其之后哲学、政治、军事等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中对青年毛泽东产生最大影响的便是杨昌济。可以看出不论从思想学识上还是人格修养上，杨昌济都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第一师范期间，除了传统儒家文化的熏染外，毛泽东还接触到了尼采、叔本华、罗素、康德等西方重要哲学家的著作思想。毛泽东早期的世界观与伦理道德观便在此时发酵产生。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毛泽东对宋明理学、心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研读过《朱子语录》、《近思录》等书，对朱熹、王阳明、王夫之、曾国藩都十分钦佩。传统儒家的道德观与对圣贤理想人格的追求对毛泽东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毛泽东的早期读书笔记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其宇宙观与道德伦理带有明显的心学维度。自孟子、象山、阳明一系传承的心学经过了不断地批判与创造，王阳明强调的“良知”作为道德主体的能动力量在近代重新得到了振兴，成为仁人志士们追求救国图强的一条重要思路。而毛泽东受心学的影响，继承了阳明“良知”本体论的基本理解，对于自我的主体地位的肯定。而且认同阳明对于道德根源来自于心即道德具有自律性的观点，一切道德衡量标准都只在此心(良知)，而非来自外界的强制与束缚。

一、宇宙和自我

毛泽东早期是一名心学主义者，首先表现于他对于宇宙的理解上。他说：“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3]宇宙就是我心的扩充，我心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一个大的自我。与象山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如出一辙。“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大小。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4]自我的身体与精神，是“小我”，而整个宇宙，是一个“大我”。肉体的自我，宇宙的自我与精神的自我，只是同一个我的不同角度的体现。毛泽东将身体、精神与整个宇宙统一起来，正是一种“万物一体”的情怀。与此同时，当小我与大我发生矛盾时，他又主张牺牲小我，小体虽死，精神之自我却能够长存。“语曰：‘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者图其安全也)”[5]壮士断腕的壮举，正是为了保全整个生命而牺牲局部。真正的“仁人”，正是以天下万世作为大我而去爱护，为了大我可以牺牲小我。“且团体者仍个人，乃大个人也。人一身乃集许多小个体而成，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当其散则多，及其成则一。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6]团体是大的个人，许多的个体组成组成社会，众多社会集合成为国家。而社会与国家从根本上说都是个人的集合。而毛泽东认为在宇宙、国家、社会之中只有人才是至高无上的主宰。毛泽东的世界观从无我论向宇宙唯心论转化，他指出若是没有了我，就没有了宇宙，所有个体自我的集合便成为宇宙，每个人都为了自己而生。所以，宇宙之间唯有自我值得尊重、敬畏、服从。除我之外，再无他物，即使有，那也是由自我而延伸出的。毛泽东尊重自我精神，甚至提出了唯我独尊的理念，一方面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人本身的重视，为之后他的群众路线打下基础；另一方面毛泽东注重对于个人精神的尊崇，肯定了人的价值与尊严，为他日后充分发挥“心力”与意志的巨大作用奠定了基础。

人类属于自然界，要受到自然法则支配,青年毛泽东认为物质不灭、灵魂不灭。“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7]人死只是一种物质的解散而已，自然物本身是不会消亡的，所以叫做“死为未死”。相反，这世上也没有所谓的生，生只是物质重新团聚而已，所以叫做“生系未生”。在此处解散，在他处团聚，整体来说宇宙的物质是守恒的。精神与物质团聚则生成人。毛泽东认为宇宙中不只有人类世界存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未知的世界存在。人死并未真死，而是去了别的世界继续生活体验，所以无需恐惧死亡。若是人生而不死，则长此以往在此老旧世界循环往复，无变易无历史时间更替的生活，又有何意义？所以毛泽东提出了只有打破旧的世界，才能开创出新世界的改革理念。毛泽东的生死观运用到社会国家上，则表示所谓国家灭亡，只是国家变化之现象而已，其实土地与人民均未灭亡。而“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8]中国将要灭亡，并非真正地灭亡，而是要改良社会，变化民质。但问题是如何改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新得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9]重新构建一个新的国家，就如同物质毁灭一样，如同重新投胎与出生。整个国家民族必须要经历一场巨大的革命，“生死成毁之大变化”，宇宙毁灭才能够得到一个全新的宇宙。这里毛泽东继承儒家“生生不息”的传统思想，他在心学宇宙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思想融入了张载、王夫之等哲学家对于宇宙的看法：宇宙本体就是气，而气不是虚，而是有，万事万物的运动都是气的运动，而气的这种运动不是一成不变的往来重复，而是“变化日新”的。在新陈代谢的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中，旧的因素被新的因素取代。正是受这种“趋时更新”，“与时皆进”(王夫之语)观念的影响，为毛泽东日后迅速吸收马克思主义革命理念打下基础，这种“生生不息”的运动观贯穿于毛泽东一生的思想中。

二、主观道德律

毛泽东在阅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做了大量批注，阐释了自己的伦理思想。泡尔生的伦理思想属于19世纪后期新康德主义中的一个支流，泡尔生的伦理思想受康德思想影响很大。在传统心学与泡尔生学说的共同影响下，毛泽东首次阐发了自己的道德伦理思想：

“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而即使世界上止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自也。”[10]

若是道德必须要依靠外在他人来约束的话，那么这样的道德就属于“客观道德律”。康德将世界分为感性世界和智性世界。在感性世界中，每个人都要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和束缚，属于“他律”。而在智性世界中，人具有意志的自由，可以摆脱情感欲望等感性束缚，按照自己的理性意志，决定自己的行动，便是“自律”，理性为自己立法，并且自己遵守。自律与自由紧密相连，只有真正做到道德自律，才是真正的自由。[11]自律的道德意志便代表着一种自由的意志。毛泽东继承这一思想而按照自己的理解提出了客观道德律与主观道德律的区别，他指出主观道德律便是人要“自尽其性”、“自完其心”，《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郑玄注：“尽性者，谓顺理之使不失其所也。”孔颖达疏：“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究尽生灵所禀之性。”人之本性，就是道德本身的来源与准则。王阳明所讲“心即理”，所以尽人之性则是要按照自己的本性去行动，毛泽东这里开始将自由的意志加入了他的道德观，称之为“自完其心”，使得本心得以实现完善自身，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皆因我心而存在，这是典型的心学世界观。所以在心学系统里，客观道德律就是主观道德律，因为我的心能够包涵宇宙万物，外界就是自身，这种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观念深入毛泽东的思想中，并且体现在其具体主张与实践中。物我无二，为了他人便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也就是为了他人。他强调要自己为自己立法，自我成为惟一的道德主体和支配者，才是主观道德律，人才可能有自由意志。由上可知，毛泽东对于道德律的理解受到康德的影响，但其根基还是建立在心学“心即理”的基本理念上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庶几道德之理想也。”[12]

毛泽东认为道德律的核心就是自作主宰，他甚至提出“己即神也”：“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后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隶之心理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神以外尚有所谓神乎？吾研究良心之起原而知之，此问题已得于己矣，即当举其所得于己者而服从之。一切时空内百般之事物，其应服从，价值无有过于此所得于己者之大。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从服自我之活动而已。”[13]“己即神”的涵义就是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宰，而丝毫不需要依赖外界，依赖于外界，他认为认为道德律处于神之命令这种思想是一种奴隶的心理。除我之外再无神，我自己就是神，也就自我成为了自己信仰的对象。毛泽东对于良心的起源的理解基于心学的良知本体论之上。即内心良知自作主宰，无需向外寻求天理，天理就在每个人心中。毛泽东认为人一生的活动都是服从于自我精神的，任何外力不能够左右。

三、道德的来源

青年毛泽东认为：“盖意志本原于冲动，意志中之良心何独不然。良心既亦本原于冲(动)，在理本应与冲动一致。”[14]意志本身就是由一种冲动而产生的，而良心在意志之中，所以良心也是源于一种本能冲动。但人类会在社会中不断学习知识，积累经验，如果完全按照本能行事，则会发生混乱。所以要用后天的训练使得人们养成道德的习惯，加上本能冲动的良心。二者共同组成道德的来源。然而，对于各种纵欲的现象产生，良知应当加以节制，良心与冲动是一致的，而非矛盾的，后天的训练与习惯与本能冲动是统一的而非对立的。[15]“上所论乃高智之人之道德，虽然若普通之人，则多以良能行事亦足以完满其生活也。此良能乃祖先以来多代相传之经验，其始固有意识存乎其间，及其行之以已久，成为社会之习惯，在个人之脑筋中成为一种不假思索脱然而出之反射运用，乃所谓良能也。”[16]具有完满道德的人，是能够按照良能行事并获得完满生活的人，青年毛泽东对于良知的理解基于孟子的良知良能，同时他认为良能是一种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习惯，之后在人的大脑中不假思索便直接去行为的条件反射运动。道德的来源有二，本能冲动之良知与后天的训练或习惯。毛泽东打破了王阳明心学良知的本体论思维，在良心范畴上加入了社会习惯与条件反射等后天唯物主义因素，是毛泽东对于王阳明良知伦理学的超越。

毛泽东反对将道德与欲望相对立，肯定了道德中可以包括幸福，满足情感愿望。“理”与“欲”的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直争论的问题，《尚书·大禹谟》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宋明理学家奉之为“十六字心决”，认为“人欲”是要时刻警惕，万分危险的。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要人们严格克制多余的欲望。而到了王船山则提出了“理欲合性”的重要观点，他主张理与欲本来就都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又为何需要克除呢？戴震进一步提出“理存乎欲”的观点，更加强调了欲之合法性与重要性。毛泽东正是受到近世思想的影响，他强调人的欲望情感不是和道德对立的，在道德自律的支配下，追求幸福是正当的。但同时也要防止过度纵欲或追求享受，但凡事都要适度，得当，这也是儒家“中庸”“无过无不及”思想的发挥。“肉欲关乎个人，我欲及于交际；肉欲关私德，我欲关公德。”[17]在个人欲望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毛泽东更加重视集体利益。

四、自我实现

青年毛泽东非常注重实现人的主体精神与价值，他称之为“实现自我”。“实现自我”命题是英国哲学家格林提出的。毛泽东认为，人生的意义与最终目的就在于“实现自我”，充分发挥自我精神。“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18]“实现自我”就是指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身体与精神之力量达到极致。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实现自我”，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道德的最终目的也就在于“实现自我”。为他人谋幸福，就是为自己谋幸福。一切利他的行为，其实就是利己。一切道德行为，其出发点都是“为己”的，帮助别人，关爱别人，都是为了满足内心，实现价值。毛泽东认为，道德的实行依赖于情感与意志，必须从感情与意志上对于为什么去践行道德有着清晰的意识，然后才能够使得道德行为变成自觉的行为。[19]实践至善是一种道德义务，是发展身心之能力，并且具有过上具足生活的义务。[20]然而毛泽东指出，人只有对于自己的义务，并没有对于他人的义务，对于自己的义务，就是充分发展自己的身体与精神的能力。[21]比如成人之美，舍己救人等行为，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得到价值的实现，这是充分发展我精神的能力的表现。

毛泽东一方面肯定了心学中自作主宰的道德自律的法则，以及对于个体精神的尊重与独立精神，另一方面，其早期道德伦理思想是对心学之批判性继承，肯定了心学对于自我精神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人的良心来自于本能冲动，道德来源于历史训练与社会习惯，并且进一步将欲望合理化，欲望属于本能冲动，也是良心的一部分。而其最具创新处是认为道德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自我”，最大限度地发展自我精神，实现价值，这是对于传统心学道德观的超越。

结语

五四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毛泽东在接触和学习过程中，逐步转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毛泽东的思想也迅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思辨领域逐渐转向实际，从注重精神与探讨宇宙之“大本大源”逐步转移到现实物质生活中，他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热情赞扬了戊戌变法的精神，“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衡岳云梦地大倡。”[22]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主张去研究实事和真理。直到1920年，毛泽东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化。直至毛泽东在1937年7月完成《实践论》一文，标志着他的知行观的形成。他批判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知行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在中国传统知行观中，不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是以唯心主义本体论为前提基础的。“理”或“心”作为道德本体存在，成为化生宇宙万物之本原。传统儒家思想用道德本体涵摄世间万物，用天理与良心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事物之价值。阳明心学认为认识发源于人的良知，而不是来自于社会实践。相反的，心学的基本理论是从良知本体出发，自然流行发用，在实践中体悟并实现本体，最终“行”的目的还是为了实现本体良知之价值。已经成为一名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对于之前的唯心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首先就要颠覆宇宙唯心的理论前提。他用马克思主义来重新解释实践，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生产才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而人的认识要依赖于物质生产活动。[23]人类认识的基本来源就是实践，从物质生产活动中才可能产生认识，认识不是凭空从人的内心生发出来的。至此，毛泽东彻底与理学、心学决裂，抛弃了之前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在道德伦理思想层面，他逐步改造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道德学说，逐步建立起了一种为人民谋福利的集体主义道德观。一方面，他批判传统旧的伦理道德给人们带来的束缚与迫害。另一方面，他要为中国建立一套新的伦理道德。在新伦理体系中，人民群众是主导者，幸福就是要靠人民不断奋斗与创造，自强不息，拼搏进取。要为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奋斗，保障人民的利益成为了新原则。这是一种新世界的道德伦理观，寄托了毛泽东对于新中国的美好愿景与期待。1937年9月7日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对共产党员提出了道德品质要求，首先要克服的是消极自由主义，共产党员要以革命利益为大，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要以革命利益为至高无上。要时刻与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密切与群众的练习，懂得关系他人，这是对一个合格党员的基本要求。[24]这种品质可以概括为：大公无私、团结友爱、重视诚信、积极进取、谦虚谨慎、克己奉公、严守纪律和勤俭节约等。在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为悼念白求恩同志而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指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5]这是毛泽东对于白求恩高尚品格和牺牲精神的赞扬，更是对于中国人民的完美人格提出的新的要求。在由毛泽东起草并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2条明确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26]，这成为全体人民的公德，成为了普遍规范，并载入宪法。以上皆为毛泽东提出的新伦理思想，可以看出他将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这是对于他早期唯我独尊的伦理思想的进步与发展。然而在毛泽东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创立其道德伦理思想的过程中，之前在心学的影响下提出的“实现自我”，主张个人身心全面发展，以及道德自律等原则，并未被全部扬弃，而进一步融合在其新伦理思想体系中。其中先前伦理思想中所包涵的自由意志与精神，对于个体的尊崇，逐步转化为新伦理思想中对于个体人格尊严与权利的保护与尊重。毛泽东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道德伦理观的转变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其转变对于构建新中国新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是中华民族伦理智慧的卓越代表，也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道德精神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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