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利红

(新疆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民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20世纪以前，由洛克、卢梭等人描绘的以代议制论为核心的古典民主理论一直在西方占据主体地位。它的基本含义是源于古希腊雅典的“多数人的统治”。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古典民主理论对于解释和说明西方变化的社会政治现实却越显艰难。社会客观条件的变化和发展要求新时代的人们对古典民主理论进行反思、改造、修正。各种新的民主思想或流派破土而出，他们的见解主张新奇，视角方法独特，影响大小不等。其中，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和加塔诺·莫斯卡等早期精英理论家认为，按照古典民主政治对于“民主”的定义并在其理论指导下建立的西方民主制度中所主张的“多数人的统治”根本不可能实现。熊彼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地批判了古典民主政治理论，并在精英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民主的认识和理解，即“民主就是竞争领导权”，将政治精英与民主制度合理结合，创建了精英民主理论，解决了西方古典民主存在的理论与政治事实相脱离的尴尬现实。他的精英民主理论也被认为是古典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一、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历史背景与理论渊源

1.古典民主濒危及精英主义渐起的历史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冲击，以前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渐成体系，对资本主义的领导地位产生威胁。此时，新自由主义兴起，国家干预理念渐受人们青睐。新自由主义要求扩大公民参政范围，以实现对国家公共权力的限制，实现“积极自由”，即发展的自由。而当时的新保守主义处于低谷状态，他们所主张的对于古典民主政治理论的回归也经历着诸多学者的批判，甚至古典民主理论的倡导者也对民主政治有着悲观的认识。古典民主理论正面临与现实相脱节的尴尬困境，种种危机使得熊彼特意识到解决精英理论在民主政治中的正当性才是当务之急。

2.精英民主理论发展的理论渊源。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主要来源于古典政治哲学和精英主义理论。

首先，古典政治哲学中早有“精英理论”的萌芽。纵观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熊彼特并不是提出精英理论的第一人。古典政治哲学中早有“精英理论”的影子，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如苏格拉底率先提出“贤人治国”思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哲学王治国的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政体应是寡头制加平民制的混合制政体。此后哲学家们大都支持寡头精英治国的政体，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指出，“历史上能够在管理国家事务中一直保持高超智力和强大作为的政府当属贵族制。多数意志是存在明显弊端的，民众并不能完全享有精神自由和个性发展。只有那些个性鲜明，拥有完美智慧的少数天才人物才享有对自由完全占有的权利。”[1]（P87）由此可见，虽然政治哲学界的先人们没有提出系统的“精英理论”，但精英执政的民主化气息一直未曾消失，这些为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提供了理论根基。

其次，精英主义是其直接理论来源。19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兴起了精英主义的社会思潮，它的核心是论证社会精英特别是统治精英对社会起着关键或决定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有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马克思·韦伯等。早期精英思想家帕累托、莫斯卡、米歇尔斯对古典民主的质疑启发了熊彼特。莫斯卡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精英”的概念，但其政治思想中多处体现着“精英”主政的政治意识。他基于对代议制民主的理解并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以代议制为原则的政府中，公民投票在某些方面是相当有效的工具”。[2]（P221）“代议制为许多不同的社会势力提供了一份参与政治制度的方式，并因此制衡和限制了其他社会势力特别是官僚机构的影响力。”[2]（P326）帕累托正式提出“精英理论”，并使这一观点名声大噪；而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将精英的作用论述到了极致。这对后来熊彼特精英民主思想的主要来源者马克思·韦伯产生了一定影响。韦伯虽然没有系统的阐述民主理论，但他的理论中已表现出对民主的深刻见解。他认为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古代的直接民主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官僚制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随着政党政治的迅速发展，民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提出了“民主是选举领袖的一种手段”。韦伯的领袖民主理论对熊彼特关于民主的认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至1942年他发表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民主就是竞争领导权”的理论，认为民主是政治家追求领导权的工具，是一种政治方法；“民主是实现政治决策的一套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个体通过竞争人民选票的途径来获得决策权力。”[3]（P123）

二、重定“民主”后的精英民主理论

在受到帕累托、莫斯卡、韦伯等人的思想影响后，熊彼特深刻意识到古典民主理论与西方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的矛盾，于是批判了古典民主理论，并重新定义“民主”的含义之后，提出了更适合西方现实社会的精英民主理论。

1.批判古典民主政治观。首先，熊彼特认为古典民主理论中所追求的共同福利是不可能存在的。从个体的差异性来说，每个人所追求的共同福利都是有所差异甚至完全不同的，社会也是多元的，政治团体里追求的福利也不相同，所以我们很难定义什么是我们的共同福利。其次，他对于人民意志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即使个人意志可以有效表达，“由此产生的政治决定不但不可以想象而且非常可能不会符合人民真正的需要”。[3]（P376）更何况还有个人意志会受到政党有意宣传引导的情况，所以个人的意志并不真正的代表着人民最本真的意志。

2.重新定义“民主”的含义。熊彼特重新定义民主，认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某些人利用各种方式争取民众手中的选票而获得作出决定的政治权利”。[3]（P395）从此中可看出，他认为民主是种程序或手段而不是目的，强调其程序性，他试图通过降低民主的价值标准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对民主的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3.精英民主理论。在此前的基础上，熊彼特提出并论述其精英民主理论。在精英民主理论中，他纠正了古典民主理论中的“颠倒错误”，将选举出作政治决定的人放在首要位置，将人民参与政治放在第二位，人民的任务仅在于产生政府，而作出政治决定的权力完全掌握在政治家的手中。他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是产生精英的一种程序。人民的作用并不大，民众并不具有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选民容易受到感情的支配而行事冲动，只有社会中的精英型人才才能在政治决策中作出正确的选择。另外他也表示在竞争领导权的过程中，各政治家之间的斗争会影响到政治稳定与选举的效率问题。由此，他又补充了精英民主运行所需要的四个条件：具备优秀素质和品德的政治家、有限范围内的政治决定、训练有素且责任心极强的官僚队伍及全社会一定程度内的民主共识。在他的民主观念中表现出重精英、重程序的鲜明特点。

第一，强调精英在民主中的地位。在所有政治决策中，他特别强调精英的显著作用。首先，他认为精英具备寻常民众所没有的特质，如创新性、组织性、前瞻性等，而群众则是一群定力弱、政治意向不清晰、软弱无能的“乌合之众”。在他看来民主并不是人民的统治，而是精英对领导权的争夺。其次，他认为社会精英受到的教育水平更高，这样形成的政治素养也会更好，他们在各领域争取领导权的兴趣也更加促使他们向这方面发展，并决定了他们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最后，他认为少数优秀政治家领导人民群众向更好社会发展的情况，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常态，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他的民主观里极度重视精英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他对民众的偏见，不信任民众能够在政治活动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于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众的政治参与。

第二，重视选举产生领袖的程序性。熊彼特对民主的解释偏向程序性，他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3]（P358）将民主视为一种产生政治领袖的方法，认为其是程序而不是目的，这的确为当时古典民主政治理论脱离现实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但同时民主内涵中的价值也被抛弃了，如自由、平等等价值，在他的解释中自然而然的被忽略了。

第三，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标志着民主理论由人民直接统治的古典民主向理性选举民主的重大转变。在古典民主理论盛行时期，每位公民参与决策是民主的体现，但随着地域的扩大以及公民人数的迅速增加，这种直接参与政治的弊端日益显现，使得古典民主理论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在此背景下，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以较为成熟的理论形式实现了民主内涵的转变。民主的本意由“人民对国家大事作出决定”转变为“人民选出做出决定的人”，直接实现了古典民主向选举民主的重大转变。

三、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评析

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产生后，学术界反映强烈，或对其赞扬，或对其批驳。诚然，从其对学术界亦或是社会治理实践中产生的影响来看，精英民主理论的价值不可抹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其理论的不合理之处，分析思考、理性评析才是尊重其学术思想应有的态度。

1.合理逻辑与指导现实的价值肯定。无论何种伟大思想，都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并与现实条件共同作用孕育而生，而由此产生的新的思想理论又将会反哺现实。即使今时今日的社会发展甚至现实条件发生变化，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备受争议，但其产生后，对于当时精英主义的重新架构以及西方世界政治社会的现实影响，有着不可否认的理论及现实价值。

第一，从理论价值方面来探索，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有着合理的逻辑。在他眼中，精英关乎治国之本，将依据精英自身的能力和功绩通过层层严格的选拔。当他们进入政治系统中，想要获取政治竞争的最终胜利时，一方面必须具备高超的政治意识与能力，如敏锐的政治嗅觉，超擅长的政治沟通与政务处理；更重要的则是让民众看到其真实能力，或者说能够给民众提供多少的实际利益。熊彼特立足马克思·韦伯的精英理论，对其进行创新，将精英理论与民主理论有效的结合起来，这种抛弃以往固有的政治偏见的精英民主理论，并将古典民主带出了理论与现实脱节的尴尬境地，具有与时俱进的意义。

第二，从其产生的现实价值来看，在他的精英民主理论中，少数政治精英掌握政治权力的既定事实，并不意味着整个精英系统就是封闭的。熊彼特强调精英群体具有开放性与流动性，认为通过政治选举，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成为精英并参与决策的可能。只要在自由、公正与公开的选举中，取得较多选票的人就可以加入精英队伍，成为被人民挑选的政治精英。这使得精英民主的理论具有非常高的实现的可能性，可以在现实中实践操作，并用实践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另外，精英政治决策相对于大众参政的政治决策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等优势，在现代政治运行过程中具有更高的现实价值。

2.理性批判：“民主”内涵工具化与“去社会主义化”。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同样存在理论缺陷，他只是对比了有能力的精英与完全不理智的民众之间的差距，以此为依据，判断民众参与政治是耗时而无效的，从群众心理学的角度对人民的政治决策能力提出质疑，因而无论在实践中还是从规则的角度来讲，精英民主论的说服力都在不断减弱，不少学者都对其进行了批判，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呈现。

第一，贬低大众参与政治的能力，限制民众的政治参与。熊彼特在其精英民主理论中，一直表现为不信任民众，贬低其参政能力，认为民主就是竞争领导权，这是一种机械论的定义。学者们认为首先不能因为少数甚至个别民众的政治冷漠和政治参与水平低下就否定大众参与的重要作用，因为精英民主的重要前提在于“民主”；其次，在学者们看来，熊彼特认为民众没有参政能力的同时又把选择精英领导的权利交给了民众，这本身就是矛盾的；最后，缺乏大众参与的民主，并不具有真正民意的代表性。这意味着在民意并不能通过精英制定的政策进行表达时，理论上的“民主”成为绚烂而虚幻的泡沫，实际中的“民主”将带领社会走向真正民主的对立面。

第二，否定民主的价值，对其定位过于工具化。由于熊彼特对于民主的定义过于工具化，仅仅将其当做产生领导者的工具，使得民众只有接受或拒绝谁做政治决策者的自由，而自己没有做政策决策的自由。也就是说，民主真正的内涵，如自由、平等等价值观都被其忽略，这会使民众对民主的认同感降低，长期以往，民主的发展只会走向歧形。陈炳辉先生提出，“熊彼特的精英民主定义将民主最终等同于选举，这样的理解仅仅是在形式上抓住了民主制度的基本，但却忽略了民主丰富的价值性内涵，如对自由平等理想的追求及民众对政治的参与，所以认为熊彼特对精英民主的解读是片面的”。[4]卡罗尔·佩特曼曾指出熊彼特“在对古典理论进行修正的过程中，古典理论中内涵的民主理想已经被抛弃，代之以其它的理想”。[5]（P97）

第三，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是对民主进行“去社会主义化”的结果。所谓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指的是在一个普遍信仰民主的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者试图通过规范民主的定义，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政体和社会主义内含的经济平等的主张置于民主的对立面，从而将民主实践局限于竞争性选举政治的一种努力。[6]恩格斯曾明确评价过，“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7]（P205）为防止社会主义国家争夺对民主解释的话语权，资产阶级必须在理论上实现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使民主等同于西方的代议制模式。以竞争式选举为特征的程序化民主观也就自然而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诠释民主的最佳方案。而这一点，熊彼特做到了，他将古典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概念重新定义，建构了一个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新的民主概念，但其目的并非实现所谓真正的民主，而是试图将民主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究其目的以及实际操作而言，是对民主的一种亵渎，这种观念最终导向的将是极权主义的民主。

四、对世界及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借鉴性思考

根据现存实际的民主实现形式以及通过对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理性思考，以期提供一些能够促进国家发展可能的启示。

1.精英民主理论在世界范围内是否适用的考虑。结合目前世界形势来看，西方国家根据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积淀，多以选举式的精英民主形式为实现民主的方式，但这一民主形式并不一定适合于其他非西方国家，对于亚非大陆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基础、较为完备的社会政治结构、更为健全的法律保障等情况下，这种民主形式带来的不一定是想象中的美好社会。只有适合本国国情，遵循发展规律的选择和决策，才能带领人民和国家走向繁荣。

第一，精英民主是社会常态。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说，精英领导的确是社会常态。存在即合理，不能否认精英民主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其发展到超过某条界限时可能带来的危机。

首先，从精英民主的优越性来考虑。精英决策相对于民众参与决策更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等优势。现代社会形势发展变化深刻而复杂，这些客观条件要求国家领导人或者实际掌权组织对于变化深刻而复杂的局势做出判断并迅速反应、决策。如果是大众参与政治讨论并决策，很有可能产生各种利益分歧，陷入长时间的政治利益博弈和政治妥协中，对于转瞬即逝的政策决策时机以及更为理智的政治力量考量来说，将会影响反应速率，影响政治决策的时效性，并最终影响决策效果，加大政策实行的成本。精英民主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低效率的影响，精英本身具备的专业知识储备及应对技能经验将有利于决策团体迅速的理性判断、分析、作出更为有利的选择，也将大大缩减决策时间，在有效时限内迅速作出正确的决策，达到缩减成本的目的。

其次，从精英民主存在的缺陷来考虑。虽然精英民主在决策时效上确有优势，但应当考虑到民主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原则上的，且还在不断努力地追求平等。因而精英民主的理论，从本质上将民主视为一种产生领导者的工具，忽视了民主的价值，也忽视了民众参与、个体和共同体的发展。如果在一个社会中，长期存在着只单一追求政策决定的时效性而忽略了民众真正声音的民主，社会发展必然受到内部声音与外部决策相矛盾的影响，也难以持续的健康发展。

其二，协商民主能否作为补充？面对尚有缺陷的精英民主形式，主张公民平等参与政治决策的协商民主能否作为社会更完备制度发展的补充？我们认为是完全可能的。协商民主是民意正当性的表达，为每个人提供了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并赢得社会整体民众的信任。另外，协商民主通过自由平等投票的方式选出替自己发声的代表，并争取应得的权益，这种方式不仅可节约决策时间，而且集中意见的成本较低，更有利于代表合理民意的政治决策的产生。

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中，公民主要发挥两种重要作用：一是作为裁判者，另一是作为参与者。协商民主鼓励公众关注政治并参与政策决定过程，认为每个受决策影响的个人都应该参与进来，通过平等的讨论和对话达成共识。这种方式不仅注重决策的结果，也注重决策形成的过程，对于加强民众参与政治决策的意识，学习培养政治素养都有着巨大的人文关怀意义，是一种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

2.精英民主理论对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借鉴性考量。对待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应去粗取精，从现实发展状况吸收其理论的积极成分，理智看待其理论缺陷，在注重程序民主的同时，也要注重民主价值的实现。

熊彼特视民主为一种产生领导人的工具，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可用这种方式来实现大众对精英的制衡与控制，进而使得民主政治的实现更有效率并兼顾政治秩序的稳定、国家社会的政治意识统一。这种视“民主”为政治选举的中间媒介的看法，也的确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线，在剥离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强调程序意义上的民主，使民主具有了更广泛的适应性。这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带来了深刻启示，因为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存在，如何处理好大众与精英之间的民主实现程度的问题，也是目前中国实现现代化民主政治历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因而对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借鉴可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他认为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民主政治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这一社会的经济发展已达到了成熟阶段，否则不可能实现。虽然熊彼特对此种观点的陈述较为绝对，但其中蕴含的真理片段也不能忽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要形成完备的民主政治体系，一定要立足于成熟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开放的市场经济决定着公民的开放型心理，影响着公民对自身利益、公众利益的追求心理和行为；另外，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促使人们对自己的未来发展也有更长远的规划，经济方面的满足定会影响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如今，中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就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第二，民主的实现需要社会共识。中国整体民主格局的提升，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只有全社会的公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有强烈的认同，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才会实现飞跃式前进。当前，中国处于各种矛盾交织的社会转型期，所提倡的参与式民主在有效缓解社会危机张力的同时，能够促进民众公共参与意识的培养，提高民众对公共政策决策的理解能力与实现动力。这也是熊彼特提出的精英民主运行所需要的四个条件之一。

第三，熊彼特强调：“在适当的社会环境状况下，社会主义发动机可以按照民主原则运行。”[3]（P101）这个“适当的社会环境状况”就是他所指的民主方法成功的另外三个条件。

首先，熊彼特特别强调领导人的素质和品德，认为民主的实现依赖于优秀的领导人，只有德才兼备的领导人才能保障国家在应对各种危机中运用政治智慧与技能来确保国家安全并能更好地实现民主。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上至国家高层领导人下至基层群众，其政治素养水平的提高是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其次，熊彼特认为民主只能在适宜的政治范围内使用，即只适用于政治领域而非经济领域。这对加快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建设来说，意味着政府的干预不能太多，尤其在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方面。也即如何对政治领导层的精英们进行权力限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行使的更透明、更符合实际需要、更适用于具体的职权范围，以及政府在经济领域中更有序的简政放权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最后，有一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团结精神的官僚队伍是实现民主的有利条件。目前，我国行政机构在相关方面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如机构臃肿、人员分工不够明确、腐败等问题还有待解决。因此，应继续加强政府部门的制度建设，增强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保持高压反腐的状态，坚持奉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政策目标，为民主进程的顺利推进提供有力保障。

纵观古今的各个社会层面，精英在决策制定和执行效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成功打通了资本主义与民主间的任督脉搏，实现了古典民主在现今世界的转折。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价值有目共睹，但其理论缺陷亦难自治，其对民主价值的漠视、对民众参与的贬低、对个体和共同体发展的忽视方面值得我们反思并引以为戒。民主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也许永远只是个程度概念，只有相对完善的民主，没有完全完美的民主。目前，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协商民主等丰富的民主实现形式一步步向民主的更高层次靠近，在探寻和追求民主更高程度的道路上将永无止境。

[1][英]密尔.代议制政府[M].汪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意大利]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M].贾鹤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3][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陈炳辉.竞争性选举与民主——熊彼特的民主理论新析[J].江淮论坛，2013（05）.

[5][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M].陈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6]张飞岸.论民主的“去社会主义化”——熊彼特“民主”概念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功能解析[J].政治学研究，2011（0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