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传燕



传统与现代：苗族村寨芭蕉箐体育文化的人类学考察

郭传燕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广西 柳州，545004。

采用文献资料、田野调查及逻辑分析等方法，通过梳理由传统走向现代苗族村落体育文化，分析村落的发展变化特征。研究发现：“圣歌中的舞蹈”“斗牛”“打鸟”等是芭蕉箐一个贫穷封闭原始的苗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遗存，丰富了当地人的生活，促进了经济发展；“全民健身路径”“学校体育”等现代体育因子的嵌入，现代化和时尚文明生活影响着新生代，村落体育发生了变化。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才是这个村落的特征。

传统与现代；苗族村落；体育文化；人类学；芭蕉箐

调查点芭蕉箐是云南大学“十五”“211”项目“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跟踪调查与小康社会建设示范基地”。作为2016民俗学与人类学田野调查暑期学校的学员，来之前的功课，了解到芭蕉箐在此之前已经出了很多成果，李昕的博士论文《芭蕉箐基督徒集体行动研究》，钟立跃硕士论文《基督教信仰与花苗传统仪式变迁——基于昆明四村的多点民族志调查》，何明、吴晓《基督教音乐活动与艺术人类学阐释——以云南芭蕉箐苗族为个案》等，说明前期学者对苗族村寨芭蕉箐的历史、民族习俗、语言、民族服装、民族歌舞等做了民族识别和研究。但仔细梳理，却发现对于芭蕉箐村落体育文化的研究几乎没有。作为一个体育人，芭蕉箐的体育现实越发引起探索“庐山真面目”的欲望。

本研究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观察，参与村民互动，抽丝剥茧体育文化在芭蕉箐的发展状态，在苗族文化大背景下深层探讨苗族村寨芭蕉箐的体育文化事项。

1 传统体育文化的延伸

随着国家扶贫政策深入，芭蕉箐传统的宗教、经济、文化等，在新的历史时期潜移默化的发生着变化。在距离昆明仅仅100km的富民县东村镇的半山腰上的芭蕉箐村，建村历史很短，据推测至今也不过只有100年左右的历史，他们从云南武定地区迁徙过来，辗转几处，才在此定居。

芭蕉箐村民大部分以种地为主，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苗语，沿袭着苗族的宗教、婚丧、建筑、服饰等民族文化传统。如果以城市体育的视角看芭蕉箐，作为苗族移民村落，可能就没有“体育”；以西方人的视角，芭蕉箐也是没有“体育”；以客位人身份看，芭蕉箐也是没有任何体育形式而言。梳理村民的生活、习俗，却发现传统体育与宗教仪式仍存在于他们的生活，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并在新时期发生着变化，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1.1 民族传统体育“斗牛”的发展演变

苗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自古从中原迁徙到大西南的崇山峻岭，在穷山恶壁之间开垦荒地。作为一个居山民族，农耕是苗族的典型特征，牛是苗族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在苗族人的生活中牛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家家养牛，现在不仅用于农耕，“斗牛”活动也是激发村民养牛的动力之一，“斗牛”是苗族一项传统的民族体育活动，由于地缘和血缘的关系，斗牛成为苗族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苗族节日离不开斗牛。芭蕉箐的每年的春节、重阳节、端午节、八月十五、六月二十四以及一些重大的节日都要举办“斗牛”活动，所属的富民县、东乡镇以及附近地区都有“斗牛”活动。现在“斗牛”活动与过去有很多的不同，从主办方来看，官方主办较多，有的地方公司加盟。赛事规模较过去宏大，场面精彩，如5月5日苗族的花山节，各地的斗牛集结在一起，青壮年也聚集在一起，开展“斗牛”。活动内容出现外延，除斗牛活动外，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如赛马、斗鸡、斗雀、长跑、爬山、拔河、篮球、卡拉歌曲、摔跤、对歌、跳舞等，芭蕉箐村民认为，牛肯打架，预兆年景风调雨顺。节日里举办的“斗牛”活动显示了苗民对牛的敬仰和崇拜，同时村民借助“斗牛”增加了村民走亲访友的机会，联系了乡里。因此，在行为上，“斗牛”具有节日休闲娱乐的集聚和辐射效应；在观念层面折射出人民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苗族民众通过斗牛来娱乐，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促进区域间人际交往及文化交流[3]。

现在“斗牛”活动与过去最大区别还表现为，“斗牛”成为获取荣誉和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如老村长，他家养了两头斗牛，平时用来干农活，附近有斗牛比赛的时候，他也会带着斗牛去参加比赛，最后的一次还获得了3等奖，获得了3 000元奖金。两头斗牛成了他们全家的宝贝，十分注意对它们的照料，有时还拿鸡蛋作饲料喂养。现在苗族村寨举办的“斗牛”比赛，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村民自发组织转变为商业行为。街的斗牛场，这次举办的斗牛活动是石林过来的一个老板，来参赛的有24头牛，还有附近来的“牛王”，据说“牛王”参赛数次，获奖数次，获得奖金近50万元。斗牛的规则奖励前6名。第1名12 000元，第2名8 000元，第3名5 000元，第4名3 000元，第5名2 000元，第6名1 000元。在斗牛场周围有很多条幅，打着赞助商的各种广告，现在的斗牛活动已经转为商业活动。据村长张德忠介绍，如今斗牛活动越来越多，一年举办10多次，场地也越来越多，附近就有一二十处，条件好了，人们都喜欢玩了，同时“斗牛”活动的举办增加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政府支持这种行为，附近大型的“斗牛”活动有力的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斗牛”活动的引入，使商业活动渗入到少数民族山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村寨开放，起到了传统与现代相连接的作用。商业活动使偏僻闭塞的少数民族山区与外界较为发达的地区建立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山区的封闭格局，促进了山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上的发展和融合。

1.2 狩猎民族遗留下来的“打鸟”习俗

苗族是游耕狩猎民族，自古有狩猎的传统，芭蕉箐的村民对打猎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晚上访问了芭蕉箐较为年长的张长老，他说因为从外地迁徙过来，没有土地，村民基本上都是打猎为生，一般打到什么吃什么，食物不够时，租种点杨嘎里地主的地。土改前芭蕉箐周围山林茂密，动物很多，很容易打到猎物。他见过狼，狼成群结队的出现，晚上不能出门。打猎时常在动物经过的路上设置机关，动物很容易被套住，过几天就去收获。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在张长老的孙子张荣光家看到的两种捕鸟的工具，非常简便灵巧。（图）张长老说，村民一方面以此为生，一方面喜欢玩。第一次和李老师去找村长张学德时，他去山上打鸟了。在芭蕉箐很容易发现，鸟在村民生活和娱乐中占有重要位置。青年小伙子张荣光，说自己从一岁开始就很喜欢鸟，去采访他时，他也一直给我们讲抓鸟的事情。

对于狩猎，芭蕉箐还有这样的传说故事：苗王和汉人打仗，被汉人骗去谈判，在大年三十晚上被杀。苗的族人等不得苗王回来，由于自身力量弱小，不敢去汉人处询问缘由。第二天（大年初一），苗人装作去山上打猎，边打猎边打听，终于打探到苗王遇害的消息。为了纪念苗王，他们在每年的大年初一，苗人都要上山打猎。

以前村民狩猎可以在附近山上进行，可以捕到野猪、鹿、小鸟、箐鸡、画眉、松鼠等很多种猎物；近些年来，能打到的猎物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有所减少。附近山上几乎没有了猎物，如果想去打猎的话，就必须到更远的山上去。村子的男性大部分喜欢打鸟，村民一有空就到山上抓鸟，有时到周边地市抓鸟。有两种打鸟工具，一种弹弓（图），容易使鸟受伤或致死。一种捉鸟工具（图），用绳子与一根木棒组成，放有诱饵，当小鸟去吃诱饵时，头一进绳扣就被抓住了。芭蕉箐现在上山打猎一般会在农闲时间，冬天农闲的时候。打到了猎物，大多数是拿到就近集市东村卖给餐馆，偶尔也会留着自己吃。据村民张文杰说，现在每年有人来村里收购，叫声好听的箐鸡，2 000——3 000元每只，不会叫的50--100元每只。捕捉画眉，主要是出售，价格不一，也有人会留一两只自己养着玩。大部分村民都会养这种鸟，有的还会养箐鸡。抓鸟是芭蕉箐村民的喜好，“斗鸟”更是当地村民的乐事。他们养鸟有两大目的：（1）为了娱乐，（2）为了获得一些经济收入。据说，一只好的箐鸡可以卖到3 600元一只。并且每年3月份，笼子里的箐鸡就会发出一些特殊的叫声，引来很多山里的箐鸡。如此以来，村民就会收获更多的鸟，这种生意可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打鸟是他们娱乐生活一部分，也是村民副业收入一部分，提高了当地村民经济收入。

1.3 圣歌中的舞蹈

芭蕉箐是富民县东村乡基督教中心教堂所在地，基督教在芭蕉箐有着特殊的地位，村民基本都信仰基督教，是一个典型的信仰基督教的村寨，据说1904年由英国传教士柏格里等在贵州威宁县的石门坎等地传播，被周围苗民接受。芭蕉箐村民几经辗转来此建村就信仰基督教了[1]。教堂的历史很古老，具体什么时候建的，很多村民也说不清，现在的新教堂是2015年政府投资，村民募捐建成的。

7月20日晚，我们小组参加了芭蕉箐“三自”教会的“圣工”（村民信教聚会的特殊称呼）。芭蕉箐基督教仪式非常隆重，他们把晚上的聚会称“圣工”，每次圣工都有一定的仪式。由教会长老和传道员提前做了详细的分工安排：王凤仙主持；王立花读经；张学德（转龙学强）讲道；张翠英家献诗；现场定背经人；最后长老宣祷告。整个程序通过笔记本电脑打在了投影仪上。在芭蕉箐，不论是大教会还是家庭教会，人们每周1、3、6和周日晚上都会举行礼拜活动，其中2/3的时间，主要是唱诗，唱诗一般结合舞蹈，家庭教会尤其重视这个环节。唱诗歌舞不仅女人参加，男人也参与。还有专门组织的唱诗班，诗班和礼拜仪式是文化与舞蹈艺术学习的重要载体。诗班不仅教给学员文字、学说普通话，还让善于唱歌舞蹈的苗民有表现的机会，让他们自己编舞，自己跳。有时也请外边的专家进来教跳舞，还派出去学习跳舞，村里2名14岁学生曾被教会派出到北京学习舞蹈。唱诗班使得当地苗民的歌舞得到长期、稳定发展。老村长用DVD给我们播放苗族的歌舞和基督教聚会时的一些活动，并向我们作了简单的讲解。基督徒以歌舞的形式来表达对神的赞美和信仰，对芭蕉箐人来说，歌舞早已超越了宗教仪式活动本身，渗透到了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主要元素。由于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传统的歌舞在芭蕉箐都已经不存在了，基督教的活动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尤其在基督教重要的节日，如复活节、感恩节和圣诞节等村民聚集在一起举办最为隆重的活动。

《诗经·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2]芭蕉箐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半山腰，村民歌舞如吃饭，白天劳作，晚上到教堂或家庭教会唱诗和跳舞。歌舞的传承，通过宗教仪式。在芭蕉箐老人都是信教的，村里的年轻人和小孩，从小就和父母一起到教堂做礼拜，参加各式各样的宗教活动，从小就受到了基督教的熏陶，唱诗跳舞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的一种主要方式。

2 现代体育元素的渗透

新的改变不是放弃传统的方式。相反，正如传统的方式必定会存在一样，新的方式的加入也是必然的[4]。在现代社会进程中，少数民族村落的体育文化也随着时代变迁自觉非自觉的发生着变化，苗族村落芭蕉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样例。

2.1 健身与劳作——观念的冲突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芭蕉箐传统而习以为常的生活传统。村民大部分在家种地，家家养有羊、牛、猪、鸡等牲畜，常年忙于种地，割草，几乎没有空闲。日常时间以日出与日落为准，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时间概念，一日两餐。全民信仰基督教，聚会以天黑为准，并不商定和通知非常固定的时间点。从某个角度说，这样的村落——贫穷、凋敝、落后，甚至看起来有些“原始”的生活，但这就是他们的谋生区域，生活方式和习俗文化。现代文明发展，西部大开发，精准扶贫犹如春雷，惊醒了芭蕉箐。2013年11月习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扶贫政策，按政策地处云南富民县东村乡半山腰的芭蕉箐是重点扶贫对象，芭蕉箐是贫困村，经济来源主要靠农业生产和家畜饲养，村里有56户人家，只有四五户人家不享受低保。在新农村建设和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下，芭蕉箐也迎来了时代的福利。在大教堂前的小广场（大教堂前一块平地），2014年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中国体育彩票捐献的健身路径，有蹬力器、单杠、转体训练器、旋风轮、上肢牵引器、三人转腰器等现代健身器材如现代新农村一样，样样俱全。恰好是暑假，下午如城里一样有一些孩子在健身玩耍，这是我们看到的现象。据老村长说，当时刚建的时候附近村的人都来看，觉得好玩。现在没有什么人玩了，只偶尔有小孩玩一下。对于芭蕉箐150多口人，成年人大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深居简出，他们的时间主要用于劳作，根本没有闲暇时间。当问及老村长：这些器材是做什么用的时候？老村长说不清楚，反问我们说：不是用来玩的吗？问他：全民健身知道吗？他：不知道。自1995年国家推行《全民健身纲要》已经20多年了，芭蕉箐这个深处大山的苗族村落却不知晓。现代文明和现代体育随着我国利好政策已经进入到这个山区贫困民族村落，但封闭传统的芭蕉箐还停留在自己的空间。时代的福利和现代的文明虽然就在他们身边，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活的贫困，知识的贫乏，意识的落后，短时间无法改变他们的传统和思想。

2.2 学校体育的渗入影响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无孔不入的时代，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我们想象的“桃花源”已经不复存在，芭蕉箐的老人可能对现代体育篮球等知道不多，感觉自己天天劳作不需要体育，甚至把劳动看做体育，健身路径建在家门口却不知其用途，当做玩耍的工具。新生代，外界的变化还是会带给芭蕉箐的颤变。我们在调查本村几个学历较高和正在上中学的学生，他们在学校每周上2节体育课，体育课有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投掷和跑步等内容。回到家他们很想打篮球，张荣光初中二年级辍学，他曾是学校篮球队的，篮球打的很好，回村后因没有条件，再也没打过篮球。他说大教堂里有政府捐赠的乒乓球台，有时间要和我们一起切磋，他曾被学校选拔做举重运动员，他还喜欢唱歌跳舞，将来想当歌手。在这个没有篮球场，也没有看到有人做健身活动，没有现代体育迹象的苗族村落，学校体育即现代体育已通过学生无形的渗透进来，有的孩子非常喜欢上体育课，希望村里能建个篮球场等，不喜欢呆在村里，想到外面去看看，这说明他对城里的现代生活向往。不仅如此，现代时尚生活方式也影响着这个传统村落，手机已融入当地生活，尤其年轻人，他们也开始了玩手机游戏、手机上网等现代的娱乐方式。偶尔，少数年轻人会去网吧上网，进行QQ聊天、看电影等网上的娱乐活动。这一切表明现代化对芭蕉箐这个小村落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尤其对年轻人思想的冲击表现的尤为明显。

3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芭蕉箐正如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文化与宗教、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微小缩影。“交叉并置的观察”要求我们放弃“现代化之后民间传统如何消失”之类的问题，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多种场域的力量源泉和并存的机制。我们现在应是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的场域当中找寻场域本身再生产和互动的机制，不是去切割历史，而是在社会的具体事象中与人的实践中找到我们的世界观和行为间的沟通点，不是去发现文化变迁的断裂性和因果理念[5]。今天生活的时代早已是一个现代化与全球化无孔不入的时代，芭蕉箐是一个被现代化、城市化渐进边缘化的村落，为了使我国边疆老少边穷地区加速发展，国家应加大力度和增加投资帮助这些地区脱贫致富，不光在经济“扶贫”，在思想、观念等方面也要给予“扶贫”。

芭蕉箐传统体育文化的遗存与现代体育的嵌入，以及从封闭——半封闭——逐步开放；从刀耕火种——传统种植——现代种植；从木头杕的茅草房——土墙茅草房——土墙瓦房——洋房；从人背马驮——马车——汽车；从自给自足——依赖市场等无不带有现代色彩，传统的印记处处存在，发展让这个苗族村落呈现现代文明的因素，这是一个传统与现代融合镶嵌的村落。现代化的东西已经进入传统苗族村落，甚至已经融进他们的思想中，但是传统的东西依然根深蒂固，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才是这个村落的特征。

[1] 袁振杰.跨地方对话与地方重构——从“炼狱”到“天堂”的石门坎[J].人文地理.2010（2）：53~56.

[2] 李延超.民族体育的生态与发展.博士论文[D].2011.6：80~85.

[3] 黄亦君.黔东南苗族斗牛活动的文化人类学考察.民族民俗文化[J].2015（1）：171~177.

[4] 贾磊磊. 数字化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展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5）：40~45.

[5] 肖 青.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化建构——一个彝族村寨的个案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2）：1.

Traditional and Modern: Miao Village Banana Wellknown Anthrop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Sports Culture

GUO Chuanyan

Physical Education, Guangxi Science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Liuzhou Guangxi, 545004, China.

Using literature, field research and logical analysis, By analyz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miao village sports culture,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anges in the village. The rasult shows that “Hymns of the dance”, “the bull”, “bird” is a poor banana wellknown closed primitive miao villages in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al heritage, enrich the life of local people, promo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National fitness path”, “school sports” modern sports factors such as embedded, modern and fashionable civilization life affects the Cenozoic, village sports has changed. Traditional and modern blend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village.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modern; Miao village; Sports culture; Anthropology; Plantain Wellknown

G80-054

A

1007―6891（2018）01―0085―03

10.13932/j.cnki.sctykx.2018.01.20

2017-08-16

2017-11-01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广西瑶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研究”（15FTY001）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