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寒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检察权在我国的传统司法实践中被赋予了诸多的权力运用形式，包括法律监督、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批准逮捕、“职务犯罪侦查”[注]伴随2017年11月5日监察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行，同职务犯罪侦查相关的大部分权力已完成职能转隶。等，以这些权力形式及其环境要求(包括特定的组织体制和运行原则)[注]所谓权力运行的环境要求是指不同性质的权力运行对组织体制及运行原则等环境的不同要求。为根据，检察权在理论争议中逐渐具备了司法权、行政权、行政司法权、“法律监督权”等不同的权力属性。多数研究者实质上将检察权定性问题看作是检察体制研究的“逻辑起点”[注]陈卫东教授认为，“探讨检察机关的职能以及改革，首要问题就是对检察权的性质给出一个科学的解释。”参见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J].法学研究,2002,(2)；而龙宗智教授在两篇探讨“司法责任制”和“检察权司法化改造”的文章中，也传递出其探求“司法化”本身正是认同了检察权力属性同检察体制改革之间的密切关系。参见龙宗智.检察机关办案方式的适度司法化改革[J].法学研究,2013,(1)，以及龙宗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相关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15,(1)；此外，刘宗珍博士也认为，“对权力从性质上进行定性将影响权力的特点，进而将影响司法改革的方向。”参见刘宗珍.理解检察权：语境与意义[J].政法论坛,2015,(5).，而所谓“逻辑起点”是“理论体系中回答基本问题的关键概念，其关键性体现为概念对体系本身区别性特征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