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凤林，付 洁)

(山西大学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近两年，中国法理学界围绕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前途与理想目标及其发展路径问题进行激烈争论。法理学界既表现出唯恐其“死亡”的极度担忧和焦虑[注]陈金钊.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身份”焦虑[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4).，又表现出努力促成其“新生”的积极探索态度[注]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J].清华法学，2017,(4)；李林,齐延平.走向新时代中国法理学之回眸与前瞻[J].法学,2018,(6)；钱继磊.迈向法理时代的中国法学[J].法学评论，2018,(1).。但不论“中国法理学”是否存在，法理学“在中国”有无发展前途，不论是对“中国法理学”的否定者或担忧者，还是对中国法理学的肯定者或呼吁者，其目的都是在通过批判反思或呼吁推动法理学在中国的充分发展，实现新时期法理学在中国的创新。要真正促成法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正视法理学发展的中国问题，同时要肯定法理学发展的中国成就，然后才能真正实现法理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法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基本成就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从经济不发达、法制不健全、思想观念僵化的落后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经济富裕、法制体系基本完善、思想观念先进的新型国家。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不仅中国的法治理论和法治体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法理学在中国也实现了四个基本转变。

(一)法理学的学科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前不用说法理学的学科建设是空白的，甚至连法学的学科建设都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