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自治的导向:体育自治权的属性辨析
2018-03-31喻艳艳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8年2期
李 智, 喻艳艳
(福州大学 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6)
近年来,国际足联腐败事件、俄罗斯田径队兴奋剂事件等一系列国际体育事件的发生,不仅使国际体育组织的公信力受到广泛质疑,而且导致外部司法力量的直接介入,严重动摇了体育组织的自治管理模式。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体育自治权出现权力化趋势,引发滥权、渎职、腐败等各种问题,暴露了目前体育自治管理模式的缺陷以及规制能力的不足,这也是导致外部司法力量介入的直接原因。外部司法力量的介入影响了体育自治这一体育领域的基石。因此,厘清体育自治权的属性,完善自治权行使的方式,协调与外部规制的关系,是实现善治的根本。
1 体育自治权的属性之争
“权利”与“权力”之争是法理学领域的一个基础性和历史性辩题,同样,对体育自治权在属性上是“权利”还是“权力”的界定,也影响着体育自治权的范围划定、行使方法以及规制方式的确定。一直以来,虽存有争议,但学界普遍将其视为一种行业自主治理权利。晚近以来,体育组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权力化扩张趋势。2015年,国际足联爆发腐败案件,国际足联对世界足球运动所拥有的绝对治理的绝对权力[1],是导致自治体系失控的重要原因。体育组织的自治管理已扩张出较大的权力内容,并形成了公共权力之外的一种新的形态,进而引发了体育自治权的属性之争。
1.1体育自治权的产生与发展体育自治权产生于体育活动参与成员的权利让渡和自愿认可,追溯体育自治的历史脉络,最值得一提的是阿诺德在拉格比公学进行的体育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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