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秀团

作为人类社会的真实存在和重要构成，女性却长期处于群体性的失声状态，历史、文化、传统、真理的代言人是男性，同时女性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长期被忽视。但事实上，少数民族的传统和实际告诉我们，女性和男性一样，具有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女性曾做出过独特的贡献。时至今日，在很多少数民族中，女性依然在某些传统文化和技艺的传承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甚至更为突出的责任。

对性别角色的规定和对女性的压迫，是不同男权社会的主流和总体样貌，但不能因此就忽视不同社会和族群中那些女性文化的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不平等固然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上述特征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性别的全部内涵。”[注]施传刚：《西王母及中国女神崇拜的人类学意义》，《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女神崇拜的存在，说明了以往对中国传统性别文化的定位和描述有不够准确和全面之处。中国的少数民族总体上呈现给我们的也是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主线，但少数民族中性别文化的表述与渗透，不完全是男尊女卑一词就能囊括。云南少数民族中也存在男女不平等、女性地位低于男性的现象和习俗。在商品经济、旅游产业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也不乏女性被身体化、商品化等现象，但这并不是云南少数民族性别文化的全部。在这里，女性地位和女性意识的或显或隐的表达与男权强势一直共存。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蕴含的女性意识，充分证明我们对少数民族性别问题的认识，远远没有企及其原本和真实，而这样的遮蔽又何尝不是男权话语对女性文化的一种消解呢？

在云南少数民族的神话中，流淌着一种浓厚的女性意识，关于女性在创世、感生、文化创造等方面业绩的神圣叙事，充分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尊重女性的原初观念。这种女性意识，曾经在各民族的文化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得云南民族的文化中贯穿着自然而生的尊重女性之独特传统。在性别问题成为当下社会语境中又一热点之时，这种传统的女性意识更具有了新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少数民族优秀口头传统的传承，以及当代社会中和谐的两性文化之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借鉴。对于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女性意识的研究，不仅能反拨以往对传统性别文化认识的偏颇，更能提示我们回归最初的本源意识，发掘文化源头中这种可贵的女性文化。

一、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女性形象及传递的女性意识

在云南少数民族神奇瑰丽的神话叙事中，女性是不可或缺的亮丽风景和标志性的符号构成，从开天辟地到人类起源，从文化创造到重大发明，都少不了女性的身影。这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初期阶段中所普遍存在的对女性的尊崇。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关涉到女性的叙事，体现出了明显的女性意识。女性意识这一概念，主要是在女性文学的研究中得到广泛使用，并且通常强调的是女性作家的主体意识或者女性的现代意识。但笔者认为，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的作者并非单一的个体，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女性意识也并非是一种与传统观念相对的现代意识。本文所说的女性意识，指的是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所体现出来的、基于各民族传统的女性崇拜而产生的独特文化观念。这种对女性的尊崇在神话叙事中自然流淌而出，是云南各族先民在对周围和自身的感知中最早形成的独特意识。

(一)创世神话中的大母神：对女性至高无上创造力的折服

云南少数民族数量丰富的创世神话中，女性创世大神占据了不小的分量。在开天辟地的壮举中，留下功绩的女性所呈现的是创世大母神之伟大和崇高的形象。大母神是对原始初民心目中此类创世大神的描述性称谓，又称为原母神或大女神，“特指起源于父系社会之前的最大神灵，是狩猎的史前社会的意识形态核心，原始信仰中最早出现的神”。[注]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6页。瑶族的密洛陀、壮族的米洛甲、基诺族的阿嫫腰白，无一不是至高无上的创世大母神。“密”为母亲，“洛陀”有创造之意，“密洛陀”即创造世界的母亲，天空、大地、森林、人类、日月、星辰、五谷、禽兽等世间万物无不出自其手。[注]苏胜兴等编：《瑶族民间故事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15页。壮族的“米洛甲”是大地上最早出现的女人，也是人类、飞鸟、走兽的创造者。[注]农冠品编注：《壮族神话集成》，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48页。基诺族神话中，茫茫大水充斥的宇宙间最先出现的就是女神阿嫫腰白，“阿嫫”乃母亲之意，“腰”是大地，“白”是做，阿嫫腰白就是“做大地的母亲”，她撑起天地，造出日月星辰、动物植物和人类。[注]刘 怡，陈 平编：《基诺族民间文学集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页。哈尼族生下万事万物的金鱼娘无疑亦具有女神属性。[注]刘辉豪，阿 罗编：《哈尼族民间故事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页。

有些民族中虽然女性不是创世过程中唯一的存在，但也充分突出了创世母神的神圣地位。拉祜族的厄莎，兼具男女两性的特征和双重神格，但为善时为女神，为恶时是男神，如此区分中同样体现出对女性崇高地位的认可。阿昌族的创世始祖是遮帕麻与遮米麻，地母遮米麻用汗毛织造四方大地，脸上滴下的鲜血变成海洋。[注]赵安贤等唱，杨叶生译，兰克，杨智辉整理：《遮帕麻和遮米麻》，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页。德昂族的创世父母为达楞和亚楞，亚楞是繁衍人类的始祖母神。[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云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歌谣集成·云南卷》(上)，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3年，第379页。

云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还有女性身体化生型叙事，与前述开天辟地创世母神名异而实同。如彝族神话中说道，天神阿罗生下造地的女儿阿录茵，阿录茵取下自己的左眼做太阳，右眼做月亮，她的身体也成为大地上的草木、江河等万物。[注]《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年，第676页。傈僳族神话说仙女变成大山，其喘息之气变成薄雾、白云，其泪水变成泉溪，眼耳口鼻变成岩穴，毛发变成竹木花草。[注]吴志湘，段月华主编：《傈僳族诗歌故事选》，潞西：德宏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138～141页。女神的身体成为世界万物的源头和原初母体，其实也是女性母神创世的另一种表述。

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创世母神，或者是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在创世的伟大业绩中独当一面、献出自我，或者是在天地开辟的过程中最早出现并承担起后面创世的重任，又或是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创世化生之本，作为先验性和初始性的存在，她们表现出共同的神格特质，是孕育世界万物的母体，是名副其实的创世大母神。创世本是壮举，但在大母神的伟大和崇高面前，这似乎也不再那么艰难，大母神的创世过程显得举重若轻。

这些大母神形象集神圣、混融、整体、包容、俯瞰等特质于一身，具有超脱万物、高于一切的特点，体现了女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强烈的创造力，足以使人们折服甚至膜拜。至高无上的女神及其创世壮举和伟大业绩，成为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即便有些民族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女性地位下降，有的还接受了汉文化中男尊女卑封建观念的影响，女性受到一定的压迫和歧视，但源于民族文化底层和传统的女性意识却未曾断裂，神话中女性强大的创造力和崇高的地位依然在不断的承传讲述中得到延续和渲染。

(二)感生神话中的女始祖：对女性生生不息生殖力的崇拜

感生神话是女子不与异性交合，而是通过与自然物、图腾等感应而孕育生子的神话叙事。中国上古神话中此类神话很多，如“五帝”均系母感外物而生。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同样有丰富的感生神话。主要分两种类型，一是在描述人类起源的初始问题时将之归于感生；二是叙述某民族和族群的起源或者族群中特殊个体的降生时将之归于感生。

第一种类型叙述人类起源问题中强调女始祖感生而孕，生下人祖。如苗族神话中蝴蝶妈妈与水泡恋爱婚配后生下12个蛋，再从蛋中孵化出人祖姜央及各兄弟；瑶族则有密洛陀受风怀孕并生下9个弟兄的说法。第二种类型的典型是九隆神话。徐嘉瑞较早对九隆神话进行研究，认为相关的文献记载“当以南中志及后汉书为正，此外皆后人伪托”。[注]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29页。九隆神话的主要母题有妇人捕鱼水中、触木而孕、产子十人、沉木化龙、龙舐幼子、九隆为王、十子娶妻等。妇人触沉木而孕无疑是典型的感生神话。此外，白族的《龙母神话》[注]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白族神话传说集成》，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84～87页。《小黄龙》[注]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白族神话传说集成》，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90～92页。中，分别有龙母食桃、鱼等物而受孕生子的表述。吞食之物不同，但作为感生神话的实质无异。云南彝族中流传着支格阿鲁的神话，说到雄鹰之血滴在阿鲁母亲的身上导致怀孕，也是关乎英雄出生的感生神话。

在第一种类型的感生神话中，女性感物而孕生下人祖，在人类起源的重大命题中扮演着至高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可与创世神话中的大母神相媲美。而在第二种类型的感生神话中，女始祖感生孕育了族群的英雄个体，体现的仍是伟大和不可替代。在这些被各民族所推崇的神圣叙事中，女子的无夫而孕、无性生殖被着力强化，表现了对女性在生殖这一重要领域地位的高度认可。

创世母神形象中同样体现了女性内在的生殖之力，但这种生殖力显得相对隐性。大母神创世的过程与女性生殖之间存在紧密关联，世界万物化育而生犹如生命在母体中的孕育。德国学者埃利希·诺伊曼构建的人类史前期普遍性的象征等式“女人=躯体=容器=世界”[注][德]埃利希·诺伊曼：《大母神——原型分析》，李以洪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8页。中，女性与世界的关联与创世母神神话中内隐的女性生殖力崇拜是暗合的，这在女神身体化生型的叙事中有更明显的表现。身体各部位化为世界万物，就是女神赋予万物生命的隐形表达，是女性身体生殖力量的延续和扩展。有时，这种女性生殖之力在神话中有更曲折的表现。云南少数民族人类起源神话中有葫芦型神话，此葫芦也是母体的象征。萧兵指出：“葫芦或瓜可能与妇女的腹部或子宫发生类似的联想。”[注]萧 兵：《楚辞与神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74页。李子贤也说过：“在我国的汉、傣等二十几个民族中，巨腹豪乳的妊娠期妇女，被外化为葫芦。巨腹豪乳的女神雕像，与葫芦的形状正好吻合。”[注]李子贤：《傣族葫芦神话溯源》，《民间文艺集刊》第3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61页。云南各民族中广泛流传的先民自葫芦出的神话叙事，便也成为女性生殖力的象征和表达。至于感生型神话，则将女性之于生殖的地位提升到了最大限度。无夫而孕强调的是生殖的神圣性和圣洁性，突出的是女性在生殖中的主导甚至唯一地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早期原始初民大多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人们最早和最直观地认识到的就是女性在生育当中的主体性，甚至将这种主体性上升为独立性和纯粹性，这是感生神话产生的重要心理基础。在女性感应生人的神圣叙事中，女性自身的生殖力和生命力以及在人类生殖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成为神话叙事内在的逻辑支撑。

(三)文化发明神话中的女英雄：对女性独特母性意识的高扬

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女神形象具有突出的“唯生殖性”，文化英雄也以男性居多，女性很少出现，这种看法可能不太全面。事实上，在云南少数民族的神话中，女神的神格比较多元，除了创世大母神和感生女始祖，还存在大量在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中功不可没的女性形象，她们是谷种起源、酒的起源、牲畜物种来源中的发明者和创始者。

云南的彝、纳西、普米、哈尼、独龙等民族中多存在天女带来型谷物起源神话，将谷物源起之功归于女性。李子贤认为，其原因“与这些民族的女性始祖崇拜有关。……将从天上带来谷物种子的天女柴红吉吉美、木姐珠视为女始祖”。[注]李子贤：《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3页。如此说来，这些文化发明中的女性英雄，其实也是与各民族心目中的女性始祖融而为一的，至少在这些女性英雄的身上还留有远古女始祖的文化讯息。晋宁石寨山出土青铜器上有妇女们列队将收获的粮食送入谷仓的图像；[注]汪宁生：《云南考古》，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9页。傣族的“谷魂奶奶”为女性形象；云南芒人收割时由妇女开镰，佤族吃新谷时由老年妇女先尝新。[注]李子贤：《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6页。这些都印证着女性与谷种的密切关联。

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不少酒的起源神话亦体现了此项文化创造与女性的关联。景颇族说酒是人类始祖宁贯杜的母亲之乳汁所化；[注]萧家成译著：《勒包斋娃》，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63页。佤族《司岗里》中，负责造酒的是达佤的四姑娘欧迫；[注]毕登程，隋嗄搜集整理：《司岗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哈尼阿培聪坡坡》中，酿出美酒的同样是女性遮努。[注]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译丛：《哈尼阿培聪坡坡》，朱小和演唱，史军超等翻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8页。那些由偶然原因促成酒被发现和发明的叙述，如生产劳作过程中剩饭自然发酵变成酒，其发现者也多是女性。

除了酒，云南少数民族中历法起源、火的发现等重大发明，也多与女性有关。《哈尼阿培聪坡坡》中，遮姒姑娘分年月、定属相。[注]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译丛：《哈尼阿培聪坡坡》，朱小和演唱，史军超等翻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8页。佤族《司岗里》中，女性不仅在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承担着教导男性之职。“妈侬、安木拐之后啊，女人仍然比男人能干。……出司岗里的时候啊，女人仍然比男人能干，男人即将用力举起田地，但最初的活计还是女人教。”[注]毕登程，隋嗄搜集整理：《司岗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页。在探索取火之法的过程中起主导和核心作用的也是女性牙东。

这些女性在各民族的文化起源和发明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构成了云南少数民族神话叙事中独特的女性形象景观。与创世神话和感生神话中女性是至高无上、独尊性的存在不同，文化发明神话中的女性其业绩和创造更加贴近人们的世俗生活。火、历法、谷种、酒的起源和发明，都紧贴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也是人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所以，这一类神话中的女性形象也显得更加生活化。这些生活化的女性形象，最终又成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中更为普通的女性形象和更为普遍的母性意识书写的基础。换句话说，云南少数民族后来产生的文学作品中对于女性那种自然而然的尊重、热爱以及深深的母性意识的抒发，均是建立在更为久远的神话传统中的女性意识之基础上的。如白族民间歌谣《报母恩》：“尿湿那块母亲睡，干处放你身。你不会吃嚼喂你，不会走路背母身；从小养大不容易，恩情比海深。”[注]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编：《白族民间歌谣集成》，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405页、第412页。这样细腻的描写，蕴含的是对女性形象和其中透露出的母性意识的深刻理解和体认。这种母性意识除了基于人类共同的对母亲这一形象和角色的理解，也与云南少数民族神话和早期叙事文本中关注女性的传统不无关系。尽管表现形式已有不同，但其内在流淌的对女性由衷尊重和赞美的情感却不曾改变。

总结起来，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女性，从原始大母神到感生始祖、再到文化发明型女神，身上的伟大光环逐渐褪去，开天辟地的壮举和圣洁受孕的神圣，被与世俗生活密切关联的文化创造所取代，为了族群的发展和日常生活而辛苦耕耘的形象愈加突出和丰满。及至后来，跳出神话的叙事文体，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有大量描写和叙述女性的文本，其中透露出深深的母性意识，也与早期神话中蕴藏的女性意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女性意识的传承价值

两性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基础的构成，性别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永恒话题。人类社会总体的线性发展中渗透着两性关系的交融、博弈、对抗、平衡、和谐等诸多因素。尽管有学者对人类历史上母权制的存在提出了质疑，但神话叙事中女性文化的积淀、折射却无法被否定。在人类社会的初期阶段，普遍经历过大母神时代，并有着普泛性的女性崇拜。然而，随着父系社会和男权制度的确立，女性崇拜的光环逐渐在男权的挤压下褪去色彩。在经历了漫长的男权社会统治期后，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西方社会又开始对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地位进行反思，对女性的反抗和声音进行关注，在新的社会语境下，一些强调女权和女性意识的观念不断生成。对女性声音和人类文化中女性意识的关注，是构建性别和谐的重要环节，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所体现的女性意识，为我们合理审视性别文化提供了特殊的资源，理应受到更多关注。

(一)独特的女性意识传承路径

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妇女解放和女权运动的伴生物。源自于西方现代社会中的女性主义和女性意识，多与女性文学、社会性别文化等相关联，基本是在西方工业社会文化体系下建立起来的话语表达。女性主义自身历经曲折发展，目前所倡导的主要是一种双性和谐新型性别文化的构建。但西方社会中的女性主义及相关意识，是现代化语境下经历了社会螺旋式发展和男女两性曲折反复博弈斗争后才萌生的思想观念，与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体现、传递、承袭的女性意识并非同一路径。

云南各少数民族也有对于性别和两性关系的关注与理解，这在神话叙事中得到比较充分的表现。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体现的女性意识有原初性、基质性、延续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云南少数民族的女性意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承传于文化系统当中并对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

这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此种女性意识建立于文化发展原初阶段，具有文化母体、文化基质的特征，对各民族文化的后期发展发挥着持续影响力。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女性意识，是一种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的叙事内容。换句话说，神话叙事为云南少数民族的性别文化奠定了最初的格局和基点。很多少数民族在语言层面还保留着此种原初意识。比如白族白语中称“老天”为“岛亥卯”，意为“大天母”，便是此种原初女性意识留存的例证。

另一方面是对女性的尊崇现象在云南少数民族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并且此种女性地位和女性意识在这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延续和传承，即使是在男权社会背景中女性地位降低的情况下，其在文化血液的流淌中仍未真正中断。在我国汉族文化和国外文化发展的初期阶段，都普遍存在过崇尚母权、尊崇女性的现象，但为何在云南少数民族中这一特点却得到更突出的表现和承传？这一现象的存在，与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形态有一定关系。与汉民族中父权制度和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不同，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较为后进，保留原初社会文化形态的时间较长，父权文化发育的充分程度相对较低。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处于原始的氏族公社制阶段，有的民族尽管已经发展到了奴隶社会或者封建社会阶段，但是总体而言，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混融性和民间文化的一体性还比较突出，社会分层和文化分层不太明显。有的民族在社会发展中母权的主导和女性的高位长期持续，如摩梭人的母系制大家庭就一直延续下来。有的民族受到汉族封建文化的影响，也产生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和相应的习俗，但在其文化的底层和母体中，却又仍然存在女性崇拜和女性主体的意识。有学者将女性历史划分为女神时代、女奴时代和女人时代三个阶段，[注]禹 燕：《女性人类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70页。云南的少数民族女神时代普遍得到充分发展，而女奴时代在有些民族中却表现不太充分，甚至是缺位的。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性别文化并非仅仅指向某种单一的线性发展路径。因而，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中原初的女性意识得以更充分地流淌于其文化血脉。总体而言，云南少数民族中这种原初的女性至上观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并未中断和消失。除了社会历史形态，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持续力的存在。“妇女地位的高低，并不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还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之外的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传统文化的力量。”[注]沈淑贞：《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人口学刊》1995年第5期。云南被誉为活着的神话王国，众多的少数民族拥有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神话系统。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些文化内涵从不同层面形塑、规约着各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特质。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不仅与仪式同构，并且长期以“活形态”的方式存在。神话中包含的女性意识在社会发展的原初阶段产生后，借助于神话的文学表述和仪式的神圣展演得到阐释和强化，有的还进入民俗生活领域被固化、实践和操演。如至今传承于西畴县汤果村壮族中的“女子太阳节”，都是由女性作为祭祀太阳神仪式的主导者和实践者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因而，长期处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层次的云南少数民族，却孕育了更为突出的女性文化和女性意识，并保有使之在更长时期中存续的社会文化语境，这也成为云南很多少数民族中女性的传统地位较之汉族社会相对要高的重要原因。

云南少数民族的性别观念是基于传统原初观念而孕育，并在神话中体现、在文化系统中得以承传的，因之具有了自身的独特之处，有别于西方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如果说西方社会经历的是一条女性崇拜——男权高压——双性和谐的性别文化发展轨迹，那么云南少数民族却早已在无意间跨越了这样的线性认识路径。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并不像西方社会一样，是历经男权压制后才产生了女性主义的觉醒，云南少数民族神话里的女性意识中本就包含了性别和谐的原初因素。云南民族对女性地位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认可，不是反思现实社会两性博弈发展经历后才获得的经验认识，而是从一开始就已具备，中间的过渡、转折和断裂不像西方社会和中国的汉族那么明显。对于通过现代化、后现代阵痛反思之后才获得这一经验的西方社会来说，云南少数民族的女性意识无疑是一种独特和可贵的人类知识积累。当工业社会从女权到男权再到女性主义的胶着对抗中幡然醒悟的时候，远在西南边疆的云南少数民族在通往构建两性和谐的性别文化这一当下共同目标时，走的却是如此不一样的道路。

(二)对和谐性别文化构建的启示

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对女性自然而然予以尊崇和认可的女性意识，曾经在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传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构成云南各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特质的一大基础。“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族群与文化的多元性孕育着少数民族妇女生活丰富性与多元性的因素。”[注]章立明：《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短板交叉点》，《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性别文化和性别意识的多元存在和多样表现，同样是人类文化多元性的重要构成。在当今社会普遍呼吁和认同延续、传承民族口头传统的契机下，蕴藏于神话叙事中的这种宝贵意识，应该得到人们的珍视和发扬。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内蕴的这种传统女性意识，在当下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中亦具有积极的传承价值和现实意义。

无论是在云南少数民族创世、感生还是文化发明类神话中，我们在流淌于其中的女性意识里都读到了一种对女性与自然之间亲近关系的叙述。女性创造出天地万物，或者在与自然的交感中孕育生命，又或是在日常生活中推进着某种文化创造，这些都是女性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经验的自然流露。而女性与自然之间此种和谐相处的经验，在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视角的观照下，已得到了积极的评价。[注]金少萍：《云南少数民族女性传统文化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26页。这对新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构建生态和谐具有重要借鉴作用。进而言之，其对性别和谐的构建同样富于启示意义。女性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中，也有和谐性别文化构建可以依循的文化因子。

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女性意识，还可在反思当下性别问题和两性关系时，为我们提供有别于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语境中生长而出的性别意识的别样视角。

众所周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性别问题被卷入这股浪潮的时候，两性如何构建新的和谐依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西方，伴随着女性主义构建双性和谐的呼声，种种女性被“物”化、被消费的现象仍或隐或显地存在。在我国，总体上女性的弱势和被框定也并没有完全得到改变。当下语境中，除了传统女性弱势局面的沿袭外，我们还要不同程度地面对全球化话语中外来文化对本土传统的冲击问题。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商品浪潮亦将消费女性、女性符号化、女性身体物质化等行为推到了云南少数民族面前，引起了他们心理上的极大震荡，从原初传统中女性的被尊崇到当下语境中女性被消费、误读、娱乐的现象，其间的冲击远比西方社会两性力量自始至终胶着缠绕、博弈对抗的相对稳步迟缓来得更加猛烈，这中间的转变和鸿沟，对于这些少数民族来说或许在心理上更加难以适应。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样的心理震荡又为回归传统和原初提供了坚实的心理接受基础。这样的震荡并非必然会导致传统女性意识的消解，反而可能会形成文化传统的一种反弹力量，促使人们更加珍视由原初文化中生长而出的尊重女性之观念。当我们把眼光投射回原初传统的时候，文化根基和文化底层中深厚、绵长的女性意识，就能为云南少数民族面对当今社会中的诸种性别问题提供更充分的应对底气，让云南少数民族在新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下构建性别和谐的时候更加顺理成章。法国现代女性主义研究的先驱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并非是天生的，而是被构建的“他者”。既然性别文化是社会构建的产物，我们在构建新的、理想的性别文化和性别关系的过程中，自然可以从各民族尊重女性的“传统”中去获取更多的支撑。从神话中的女性意识出发，重新审视女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唤起女性自身的文化自觉，对于新型和谐性别文化的构建将起到建设性的作用。

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和理性表达是构建新的双性和谐的基础和前提。在这个历程中，我们不仅要从西方的女性主义等理论中获取借鉴，也要反观传统，从文化本源和民族多元智慧中去寻找依据，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女性意识恰恰可以成为我们反观传统的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