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南屏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相比于此前的时代，晚清出版市场的出版速度与书籍流通的广度都大有提升。这要部分归功于石印、铅印等新式印刷技术的大量运用，使得大小出版商短周期、低成本地出版书籍成为可能，也使得广大读书人能够负担相对低廉的购书费用。更快的出版速度、更低的书籍售价，也势必带来更为广泛的书籍传播。至清末，时人口中的“新书”、“新报”成为“新学”的具体承载物。在为清末读书人群体提供更多新知识、新思想的同时，新书、新报也在读书人群体中塑造、引领了一种新的知识风尚与身份认同，在清末科举改制与教育体制变革的制度性推力配合之下，开启了近代中国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的整体转向。①关于“印刷文化”的概念，参见Roger Chartier, “General Introduction: Print Culture,” ed.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e of Print: Power and the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2.已有的研究对于诸如上海“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以及晚清民国时期由上海向全国的书籍传播，作出了较为深入的探讨。②参见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Vancouver: UBC Press, 2004. 另可参见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然而，这些研究对于清末科举改制以及此后的废科举专重学堂等官方政策与近代中国印刷文化的互动尚缺乏系统的论述。本文从清末中国新书、新报出版与流通的角度，试图分析清末的科举改制及随后以废科举专重学堂为表征的教育体制变革对于近代中国印刷文化的影响。

一、 制造“新党”与“志士”

甲午中日之战对于中国读书人群体的刺激之大，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堪称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