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彦

(华东师范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241)

政治制度的设计以及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已成为现代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话题。自古典政治哲学没落之后，对于公民德性之探讨就一直被置于一个边缘位置。在他们看来，即便是一群利欲熏心、心智败坏的人，只要给予一个设置精良的制度，也可以因势利导而建成一个良好的国家。同时，他们亦主张，国家不应去“推销”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而应该在各种生活方式之间保持“中立”；对于什么是好的、如何生活得好(living well)，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理解，国家不应介入其中，而应当将其交付给个人。由此，他们划定了政治或法律的恰当界限：对于个人德性之修养，或者说，对于他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这完全是个人之事，所以国家和法律不应介入其中。国家和法律的唯一任务就是要把制度设计好。只要有好的制度，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①在中国语境中，这种重制度而轻德性的弊病由来已久，从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这样一种制度至上论的话语就一直支配着我们的思考和行动。我们把我们现在所有的责任都归之于制度的不完备。似乎只要我们建立起了完备的制度，我们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一直在盛谈政治体制改革，期望经过此改革，我们即可达到最终的理想目标。然而，任何一个已败坏心灵的民族和国家是不可能建立起良好的政治秩序的，良好的政治秩序其最终的目的也在于造就一个有着良好心灵的民族，使其过上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