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鹏

多年前，我写诗，也写日记。当时，我有一个做报纸生活类副刊的编辑朋友，说他主持的副刊不发诗，但可发一些散文。那时，我不写散文，也没有这方面的稿件。“日记也行啊！”朋友知道我爱写日记，就把我的几则日记拿去，在副刊上发表了。日记内容像闰土说的那样，无非是：“……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的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要烂掉……”日记见报后，韩书记极为不满，非常生气，要求报社停发我的一切稿件，并对编发我日记的编辑朋友给予严肃处理。后来我才知道，那位编辑朋友由此下岗，再也没有什么版面了，甚至连脸面都没有了。从那以后，我也不写日记了，并把以前写的日记统统付之一炬，免得惹是生非。

“恶习难改”一点都不假。多年后，我进城打工时，手痒难耐，不由地又写起日记来了，好在这回写的都是一些“流水账”。心想，结算工资时也许能用得上。就是用不上，也可缓解一下生活的压力，在精神上，多少能起到一点自我安慰的作用。特别是我当保姆的那些日子，就是不写下来，也会令我终身难忘。但我还是写下来了，这就像狗行千里，一路上要不时地撒尿，留下些气味，以便找到回家的路。还有，像闰土说的那些话，我再也不会写进日记里去的，也算是吃一堑长一智吧。再说了，写这些日记也不是为了上版面，就是有幸发表了，也不会有人像韩书记那样去对号入座的，只能当作小说看看罢了。言归正传，晒晒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