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涛

一

1972年的春天，有两个倒霉蛋呆立在那里。

一个大约有一米八，另一个也是。一个瘦、白，另一个壮、黑。瘦、白的那个似乎想说话，但一时又找不到话可说；壮、黑的那个好像更沉得住气，根本就不想说话。

那个春天的天气阴郁愁苦，灰色的云层看起来又腻又黏，像一块脏抹布，散发着霉味儿。地面上一些积雪化了，另一些还堆着。化了的地方一片泥泞，略高处拱出几块干地，看起来就像长了牛皮癣的皮肤，让人恶心。周围的行人稀稀拉拉，衣衫昏暗，面无表情，低着头寻找路面上可以下脚的地方，像几只迟疑的老鼠，时走时跳。

一切都暗合并增强了愁苦绝望的心境，那个1972年的春天。

姬书藤和哈皮当时正站在克孜勒苏办事处的土院子里，等候开往南疆的班车。等车的人不多，散落在院子里，彼此都不认识，谁也不敢先放下警惕。那个早晨的空气里饱含着一种凄凉和无奈，就像一头待宰的牛眼睛里看到的那样。命运一下子把人推到了一个挂满了蝙蝠的未知洞口，只说了一句“去吧，这就是你的人生”。

他俩站在这个人生的起点上，听天由命，有一种彻底失败后的沉静，谁也找不出可说的话，无话可说了。这两个看起来呆若木鸡的年轻人默默地站着，仿佛都在思考着什么，其实他俩的脑子里什么思考也没有，完全是一团乱麻，一片混乱，毫无头绪，失去了思考力和判断力，就像被宣判了死刑的人，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在回荡：这辈子算完了。

姬书藤和哈皮都是少年时随着父母到了新疆的，姬书藤是从北京来的，哈皮是从武汉来的。他俩十八九岁考上同一个大学，同班同桌同一个宿舍，一起打球、游泳、唱歌、朗诵诗，也曾无忧无虑生活充满阳光。然后经历了“文革”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虽然赢得一片迷茫，却有幸没有夭折在枪炮声里。之后到了部队农场再教育，熬过了一年囚徒似的苦役，终于苦役结束了，却被分配到南疆——一个比边远更边远、比艰苦更艰苦的地方。

正是在这个鬼起点上发生的事，全都莫名其妙，不可思议，荒诞无聊却又让人终身难忘，终身难忘却又谁也不愿意提起——因为提起这些破事除了让人沮丧之外毫无意义。

那天只有一个人前来送行，刘西骑了一辆二六型自行车兴致勃勃地出现在这个土院子里。刘西的爹是个老红军，农垦厅的厅长，人称刘聋子。这个1929年参加革命的刘聋子，是江西永新县的人，那时闹红，一伙子年轻人一起出来了，什么姜驼子啦，毛矮子啦，贺圆头啦，一帮子全出来了。谁知道他娘的这一下就走得远喽，跑到南泥湾种地也就算了，竟然跑到新疆来了！刘聋子说，早知道跑到新疆来种地，农垦厅长不是种地的吗？种荒地的，还不如在永新老家种地呢！

现在刘聋子的儿子刘西来了，他一来就大喊大叫，“这鬼地方怎么连口水也不给人喝啊？你，你去烧壶水去，顺便拿几个杯子来！”他指着屋门口立着的一个女人说。

那女人冷着脸，一声不吭进了屋，再出来时，没有拎水，带出来一个男人。“谁在这里闹事？”那男人凶道。

那女人指了一下。

“你是干什么的？跑到这里来撒野！”

“没有哇，要口水喝是撒野吗？”

“你是不是说了‘这鬼地方？”

“说了，怎么啦？这就是他妈的鬼地方！连口水都……”

话还没说完，那男人已经冲过去，一把揪住了刘的领子，紧紧卡住了刘的脖子。那男人看不太出年纪，动作很快，态度很凶，像三十多岁人的动作，但是又像五十岁人的面貌。

这下把刘西卡疼了，他先说了两遍“你放开！”，后面又说“你放不放开？”

不放，揪得更狠。

老红军刘聋子的儿子也不是吃素的，他身体壮实，喜欢滑冰，还喜欢在武斗的时期冲锋陷阵。此时他毫不犹豫，身体后仰，收腹，腾出一条右腿来，朝对方的小腹一脚猛踹。

姬书藤在旁边看着。他没想到刘西的一脚力道这么大，那男人不但松了手，而且跌翻

出去几米远，滚在地上捂着肚子大叫，看样子疼得要命。那女人一边跑过去扶他一边叫喊，“这是办事处主任哪，肚子上刚刚动过阑尾手术哪，踢死人了呐！”

这两个男女在地上撒泼耍赖了一阵，突然那男人爬起来，说了声“你等着”便直奔他那屋里去了。刘西不在乎，等着就等着，看他还有什么本事。

姬书藤说，“刘你快走吧，他可能抄家伙去了。”（他平常总把刘西简称刘。）

刘西说，抄家伙吓唬谁呀。不动。

姬书藤硬推刘西，“快走！”

刘西不情愿地走，边走边回头。

那男人出来了，手里提了斧子追过去。

姬书藤一看，这还了得，要出人命了！赶快跟上去。刘西跑到自行车处，回头看那男人提着斧子近了，一慌，车钥匙插不进去。那人到了跟前，抡起斧子，姬书藤从侧面冲上去，一把抓住。

这时刘西的锁开了，跳上车走了。

刘西走了，那男人揪住姬书藤不放了，“你们是一伙的，今天的班车不发了！”他是办事处主任，说不发就不发，这么僵持着一上午。姬书藤心想，这也不是个事儿，便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他过去给那男人说，主任啊，今天的事你应该感谢我，是我救了你呀。

那男人气哄哄地说，“你们是一伙儿的，我感谢你什么？”

“你心里清楚，不是我挡你一把，你今天要闹出人命来呢！你说你那斧子举起来了，倒是砍還是不砍？砍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还不是一般的学生，那是老红军、农垦厅长刘聋子的儿子，今天就倒在血泊中。你不砍，你吓唬吓唬他，那是你吗？你想想，今天是不是我救了你？我给你免了一场大祸，免了一场死罪！你不谢我就罢了，还不让发车跟我们作难，有你这么对待恩人的吗？你也是个不小的领导，老革命吧，咋能这么不通情理呢？”

那男人不吭声，歪着脑袋在想。

好说歹说，总算把那办事处主任的思想说通了，肚子不疼气也快消了，到了下午，终于同意发车了。哈皮在一旁叹气道：“没想到去谁都不想去的南疆，也这么难。”

“唉，有什么办法，”姬书藤说，“你说全中国还有比咱们俩去的地方更边远，更落后，更倒霉的地儿吗？喀什噶尔，克孜勒苏，不是沙漠就是山，咱们的命咋就这么苦啊……”哈皮无语。

下午五点，大轿车终于出发了。

二

第二天，车行在一个戈壁滩上，缓缓停在路边。司机喊了一句“下车放水”，车上的满共八九个乘客，便下了车去撒尿。那天倒是阳光灿烂，照得戈壁滩上的石头白光闪闪。那个大戈壁一望无际，没有一棵树，连个灌木丛也没有，无遮无碍。高天阔地，蓝天白云，痛痛快快地撒泡尿也是很舒服的事啊。哈皮说：“真想撒一泡洞庭湖那么大的尿，把这狗日的戈壁滩尿得长出原始森林来！”

姬书藤苦笑了一下，说那倒是解恨，可惜你没那个本事。尿完他目光一转，突然看到三十米开外一团奇异的白光，不是石头，那是一个女人的屁股。阳光下，那屁股像一大块羊脂玉，一块白鹅卵石，温润、纯净，银光闪闪，勾人魂魄。大戈壁正像它阔大、粗粝的底座，反衬出这块白玉的细腻温柔。上车时，他特别注意了一下那个大白屁股的主人，是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的农妇，相貌平常，看过去起码在四五十岁了。之后很多年，他见了各式各样的美女屁股，但是都没有那个黑衣老农妇的屁股印象深刻。那个无名者的屁股，在戈壁滩上散发着生命的气息。一个那么普通的老农妇，在她的黑衣服下面竟然暗藏着如此异光闪耀的羊脂玉！

“女人！”他开始品咂、回味这两个字，阴晦郁闷的心里闪进来一线亮光。地狱里只要有女人，那么地狱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有女人的地方就可以生存下去。他有些女性崇拜，原因不就是他正年轻吗？刚二十五岁；另外就是他家里只有兄弟没有姐妹，从小他就奇怪，每天从哪儿冒出来那些女孩啊？神秘得很，一到晚上全不见了，无影无踪。她们似乎永远是干净的、活泼的、有教养的，不屙不尿不放屁，不说粗话，不抠鼻屎，而且有相当一些还很聪明，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从小学到高中吧，他在她们面前有

自卑感。他老是不能确定他在她们眼里是个什么样子，有时候他頗感自信、洋洋得意，一不小心又跌入自卑的深渊。

但是他今天，这种由于一个素不相识的黑衣农妇的白屁股诱发的女性崇拜，很快就被眼前的这个年轻女子粉碎了。姬书藤和哈皮正跟随着这个女子走在满地碎石的戈壁滩上，不远处是一个客房。天尚未晚，阳光仍然白花花地溅在戈壁滩上，那女子提着一串钥匙在前头走着，骄傲地昂着头，好像是个公主。她穿了一件雪白的新衬衣，当然还穿了一条蓝裤子。这一套可能是过去她从来没有穿过的全新的装束，使她这个刚刚从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的村姑变得土洋土洋的，傲慢、无礼，还有一种故意做出来的厌烦，好像所有的男人都想调戏她。

她用钥匙串上的一个钥匙打开门，用下巴朝里努了一下。这时，姬书藤和哈皮的四只眼睛同时都发现了，她的身上，那件白衬衣上，至少有十几处血点，有暗红的，有新鲜殷红的，全是臭虫血。再看那间破土房子，半个顶棚塌下来，已经挨上地了。两张破床，蒿草已经高过了床沿。墙本来不白，墙上到处都是斑斑血迹，全是臭虫血！

“这怎么住啊，就是个臭虫窝嘛！”哈皮忍不住喊出来，“恶心死了！”

“嫌恶心别住么，戈壁滩上没臭虫。”那女子撇着嘴扔下这么一句，头也不回地走了。

“真把自己当公主啊，”姬书藤把话朝她扔过去，“一身臭虫血，真是臭美到家啦！”人家理都没理。

“不过也难怪，这么个鬼地方，人家年轻、不丑，又穿了白衬衣，看见她的男人眼睛里都冒血，那还不成了公主了？”哈皮似乎并不介意。

“那让你娶了她，你干不干？”

“行啊，让你呢？”

“我？我会杀了她！”

说着，俩人翻看了一下各自的枕巾被褥，太脏了。叹了一口气，发愁了。

“今天晚上咋睡觉嘛，没法睡。”

“哎，哈皮你知不知道，除了咱们两个，还有谁分到南疆了？”

有啊，哈皮说，我知道的就有茹仙古丽和司马义·艾合买提江分回了喀什。茹仙古丽你知道吧？

“八仙姑嘛，高个子，黧黑面孔，一看就是农村出来的维族姑娘，朴实得很。不过你要细看，黧黑面孔上的眉眼也漂亮着呢。我就故意叫她‘八仙姑，她不生气，只是笑。”

数学系的司马义·艾合买提江呢？你还有印象吧，当时是咱们天山公社的头头。

怎么不记得，个子不高，皮肤白白的，汉语说得南腔北调，有时候像河南话，有时候又有点像山东话，嗓音尖高，有组织能力，做事很投入。

对对对，就是他。哈皮说。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次造反派的“星火燎原”要把咱们天山公社赶出学校，弄来一群彪形大汉拳打脚踢，就像虎入羊群，保守派哪见过这阵势，纷纷四散。司马义当时试图稳住阵脚，在那儿高喊“不要跑！大家不要跑嘛……”结果大家还是乱得像羊群一样收拾不住。

这就叫“炸营”了，哈皮说，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要不怎么叫“保守派”，心里没有仇恨，连我这么壮的不是也跟着跑吗。

姬书藤说，后来在图书馆围住一个“星火燎原”的人辩论，那小子猖狂得要命，跳着脚口出狂言。我从他后面飞起一脚，不料这一脚准准踢在他的肛门上，半只脚都插进去了，隔着皮鞋都热乎乎的。那小子疼坏了，转了好几圈儿，哇哇乱叫。他也不知道究竟是谁踢的，回过头来，上去就给了司马义一个大耳光！司马义没解释，偷偷看了我一眼，白白替我挨了打。

哈皮说当时我也看见了，司马义这么做，确实够意思。我没想到他也分到南疆了。

姬书藤苦笑，人家是回家团圆，咱们是背井离乡，不一样呢。汉族就咱俩吧？

哈皮嗯了一声不说话了。

越是往西走越绝望，这才走出去多远，就已经荒凉得不成样子。两人和衣坐在破床上。这时姬书藤和哈皮都深深体会到东和西这两个方向所代表的深刻含义。东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西是没落荒凉的极地，向西一步就是离太阳的温暖、春天的生机远一步，宁往东行十里，不向西挪一寸。而他俩正向着西边的

尽头走着。这才刚刚开始，还有遥远的路程等着他们。

“克孜勒苏是什么意思？”姬书藤冷不丁地问。

哈皮说“红水”。他也没睡着。

“喀什噶尔呢？估计你也不知道。”

“好像是‘顽固不化的人。我也是听说的。”

姬书藤闷闷地想，“这两个地方，一个红泥汤子，一个顽固不化，现在正在远处、很远处，冷漠无情地、无动于衷地等着咱们，来不欢迎，走不拒绝，不知道等着咱们的究竟是什么？”

姬书藤这天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了，他弄不清班车走到哪里了，那些拗口的地名非常难记，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听过，他估计是靠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了，这个号称“死亡之海”的地方，完全名不虚传。一靠近它，天马上就变昏暗了，明明是上午，顷刻间就变成了黄昏。隔夜浓茶一样的天色里，预示着某种不安和不祥，就像一场大战之前的宁静和死寂。日发紫，有风赤如血。

大轿车小心翼翼地在这条砂石公路上爬行，像一只预感到危险的昆虫，它孤零零地，一边前进，一边有些迟疑，似乎有些拿不准进退。这时候担心的那个家伙来了，沙漠里的风暴好像是从云里降落下来的，它像掠食动物那样先是藏在云里，它推着云层慢慢靠近、移动，它把那些云染得渾黄，像打碎的蛋黄一样。然后，狂风从云端跳下来，一落地，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一片混沌，立即给你端上一幅世界末日景象！

姬书藤和哈皮坐在后边的座位上，眼睛盯着车窗外。被风暴吹动的流沙，像泛滥的山洪暴发，从汽车的车轮下面奔泻而去，黄沙滚滚滔滔，奔流不息，车就仿佛行驶在一片浑黄的急流上，骇人而又壮观。风暴给了它生命，短暂而疯狂。

姬书藤盯着看着，看着看着，洪水变成了无数只在风中奔跑的狐狸，漫无边际，狂奔乱窜。有时慌不择路，一头撞在车轮上；有时瞅准时机，飞快地从车轮底下钻过去……他完全没有想到，沙漠风暴有如此巨大的魔力，把几百米高的沙丘一掌打飞，变成眼前的万花筒。

极端低落的情绪这时反而开始好转，在这种强烈的刺激下，他感到了天地之间存在着的那股惊人的伟大力量，同时也朦胧地意识到自身命运的渺小、微不足道。

他对哈皮说，“你见过塔克拉玛干沙漠风暴这种疯狂劲儿吗？”

哈皮说，“没有，从没见过，比一万头雄狮猛扑过来还厉害！”

于是哈皮沉吟片刻，似乎有所领悟，他说，“古人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咱们俩现在不正是置身‘死亡之海了吗？这才是真正的死地呢。也许不是坏事，豁出去了，不是在沙漠中被埋葬，就是在绿洲中崛起！”

姬书藤看着哈皮，心里暗暗惊奇。这个平时言语不多的同窗，内心有一股顽强的韧劲。外表看起来朴实、粗壮，能吃苦，肯出力；其实内里是相当聪慧的，他打篮球是主要得分手，唱歌几乎达到了专业水平，还写得一手娟秀得不像男人的毛笔字。他的内心和外形反差太大，就像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组装在一起了。这次毕业分配到南疆的两地州，姬书藤几近崩溃，可是哈皮就挺得住，他受得了。

姬书藤还是觉得有些苦中作乐，哈皮的豪迈诗情让他振作了一下，很快就泄了气。这也是一种阿Q精神，哪有什么“崛起”呦，只有一种结局，那就是被这个沙漠彻底埋葬。无声无息，尸骨无存，就像从没有到这个世界来过一样……想到这里，姬书藤感到一股彻骨的心寒。这是他的人生最不可承受的，埋没，埋没才是最可怕的，比死亡更可怕；他宁可早死也不愿意要被埋没的长寿。

正想着，汽车又到了一个站，停下，司机说：“今天不走了。”

“师傅，”姬书藤问道，“今天咱们走了多少公里？”

“六十多公里。”

“怎么一天才走了六十公里呀？”

“那离喀什还有多远啊？”

“七百多公里吧。”

“啊？还有那么远啊！……”

唉，喀什噶尔，你是个什么鬼地方呦，躲在天边地角，躲那么远干什么？存心不想让人找到！姬书藤想象中，这个顽固不化的喀什噶尔

是个倔老头，留着长长的黑胡子，眼神固执无光，沉默不语，没有表情。他穿着一身袷袢，坐在一个台阶上，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他像一个浸泡在历史溶液中的标本，他不说话，但有呼吸，你永远猜不透他的心思……今后，姬书藤将和这样一个地方打交道，他心情复杂很不情愿，有一两分畏惧，两三分好奇，三五分沮丧，七八分茫然，十分失落和痛苦。他根本想不到，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古城里，将会有不少熟悉的人和事，构成他人生重要阶段的舞台和故事。

三

整整走了一个礼拜，一路颠簸熬人，屁股颠成八瓣，才终于到达了喀什噶尔。和姬书藤脑子里想象的相差不远，这个人口只有十来万的小城，是个地、市两级党政军机关所在地，城虽不大，水泥铺就的主要路段却十分宽敞，代表着十足的官方色彩。这条贯通全城的大道，有一点模仿北京长安街的意思，又宽又平，但是短。算是个短安街吧，马路上没有几辆汽车，显得大而无当，有些浪费。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已经相当豪阔了，与旧城区的那些狭窄的泥土小巷相比，简直是很不和谐，像是硬贴上去的。

喀什噶尔这座城，整体是土黄色的。这座离海很远离沙漠很近的小城，一年下不了几场雨，非常干燥；拥挤的居住区，全是用土坯和木材筑成，一片土黄色。街巷间、马路上永远落着一层黄土，只要一辆汽车开过去，空中就会弥漫起历久不散的黄尘。城边有座七里桥，桥下流泻的吐曼河水是浑红色的；它不像河水，像是日夜流淌的泥浆。那些旧城墙，染着岁月的沧桑，比黄土还黄；还有那些勉强像树的树，所有的枝叶上无一幸免地落着一层沙土，半绿半黄，看着苍老。古城，古得不能再古了，如果不是那条水泥铺就的“短安街”和几座新盖的百货大楼，那么你完全可以想象自己已经穿越了时空，走进了千年以前丝绸之路上的那座名城。

一切都不会有多大的变化。你看那些郊区进城的维吾尔族农民，光着双脚走在土路上，脖子上挂着一双靴子，肩头搭着褡裢。快进入这座城时，在路边的渠沟里冲洗一下脚，然后蹬上他的靴子迈步进城。你还看见一长串赶着毛驴车进城赶巴扎的外县农民，毛驴车上铺着毯子，坐着一家人，乐呵呵的满心欢喜。一辆车和一辆车连起来，只需最前面的一辆赶车就是了，完全像一列“毛驴列车”，悠然自得，潇洒风趣。

姬书藤猛然领悟，“啊，今天是星期天呀！难怪这么热闹。”哈皮已经去了临近的克孜勒苏自治州的首府阿图什报到。阿图什离喀什很近，只有四十多公里，这个地方不但出来大名鼎鼎的赛福鼎·艾则孜，历代还出了不少的大商人和文化学者，所以阿图什也让人不可小看。现在，只剩下姬书藤一个人在喀什城里闲逛，他没有目的，也没有负担，在乌斯唐布依街这个热闹地方，制铜壶的匠人正叮叮当当敲打着他节奏鲜明并不断变幻的摇滚乐，旁边紧挨着卖热瓦普、艾捷克和手鼓的乐器店铺却毫无声响，静候买主。姬书藤暗自发笑，这也是维吾尔人的一种幽默吧，该响的不响，不该响的乱响，仿佛这条街上到处都有阿凡提的影子。

正在这时，街对面有一对男女朝他走过来，这对男女非常特殊，鹤立鸡群，很容易被人注意到。他一眼就看出，那个身高近一米九的男子，是大学高他两级的王镰。王镰在学校时就非常引人注目，一是因为他高，又高又瘦，两条细长腿，给人感觉像踩着高跷，走起路来有几分长颈鹿的风度。还因为他显得很骄傲，很少主动跟人说话；他父亲好像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教授，听说他私下里写了一些谁也看不懂的诗。这就让他显得有些神秘、另类、与众不同，姬书藤很早就注意到他，但彼此并没有说过话。这也算一种认识，虽然从无交往，互相却有一点在意和吸引。

现在王镰正朝他走来，边走边说“是姬书藤吧？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姬书藤便迎上去，两人紧紧握手，一下就变成了熟人。他乡遇故人，环境一变，人和人的关系立即随之升降，现在他们两人都觉得对方对自己变得十分重要了。他们寒暄了几句，王镰介绍身边的那位女士：“我结婚了，这是我爱人鱼姗姗。”

姬书藤点头、握手致意，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这是个大美女。鱼姗姗也高，至少有一米七几，立在那里，就像一只白天鹅。高、白、洋气，

一口北京话，显得孤高冷傲。“瞧你们俩多么般配，祝贺你们！总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吧？”姬书藤的祝贺里藏着一个意思，王镰当然一听就明白，但不接话，只是轻轻地笑了一下。

他们三个人站在路边聊天的时间不长，就互相留下地址，相约以后常联系，走了。姬书藤看着王镰和鱼姗姗的背影，心想这一对北京人真是绝配！在学校时，他听到过王镰的恋爱传闻，说王镰曾经因为失恋自杀过，吃了一盒火柴头，最后被抢救过来。看来应该是为鱼姗姗干的这件少年轻狂事。现在好了，痴情人终成眷属了，白天鹅终于接纳了黑顶鹤，翩翩起舞，却落在了喀什噶尔。

这样的一对儿，本来应该是在北京的景山、北海、颐和园一带出没的，或者上海的外滩、淮海路、外白渡桥也很合适，那才是这种飞禽生存的环境。可是命运不是喜欢开玩笑吗？偏偏让王镰这种书香门第的高公子、鱼姗姗这种音乐世家的大小姐来到比王昭君还遥远的地方安了家，而且王镰竟然已经学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

见了他俩，姬书藤心里开始变得好受了一些，如果比自己更不该来这地方的人都来了，那自己也不算太悲惨。这么一想，他宽慰了不少。可是又一想，自己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他去过地区的大学生分配办公室，人家说“你分配到英吉沙县了，去报到吧”。姬书藤当时一听，脑袋里轰的一声，像是挨了迎头一炮弹，腿都软了，他坐在办公室走廊的台阶上，半晌缓不过神来，心中愤恨。“英吉沙是什么鬼地方？造小刀子的地方。我去那儿干什么？不去！不去！不去！”他这下明白了，就是这个看不上眼的喀什噶尔，也不是他容易待的地方。

喀什噶尔凭什么也这么难留？

真是運去黄金褪色，时来黑铁生光。

掉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姬书藤自认为自己是掉了毛的凤凰，还认为王镰、鱼姗姗是混得不如鸡的白天鹅、黑顶鹤。

你说这世界还怎么往下混？你觉得这时代混账透顶，是最坏的时代；可有的人认为这时代好极了，好得不得了，是人类历史上千载难逢的好时代！

姬书藤小时候并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他那个三八年参加革命只做到处长的父亲的级别，十三级以上算高干，可他父亲偏偏只到十四级就不动了。十四级就十四级吧，现在什么级也没了，打成了“叛徒”，开除了党籍，下放到农村当农民去了……这时候他才体验到过去的日子有多么好。谁偷走了他的幸福？他明白，但不敢往下想。

政治就是在你根本没注意的时候，在你背后使个绊子，看你摔了个狗吃屎，你回过头看，他正对着你微笑的那个人……

四

姬书藤属于缺点和优点都比较明显的那类，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他身上都像烙印或者族徽似的成为标志，因而一定程度的自恋必定是难免的，他孤芳自赏，有时也顾影自怜，对人挑剔苛求，对自己任性放纵，但他随和，并不强求一致。

他的优点基本是与生俱来的，也是造就个体优越感的要素：一外貌，二体格，三头脑。这三样东西同时赋予一个人，那种可能性很小，能够拥有其中一项已经很不错了，可是姬书藤一个人似乎占全了。这叫有命，但他没运。所谓“命运”就是这么回事，命者，生来就有，先天带来；运呢，社会环境，人生际遇。他对这三条也有这么个说词，他说：“样貌嘛，照镜子自觉不丑，但别人尤其是女性说是美男子，长相本来就是给别人看的，自己平常又看不着。体格嘛，当过一年专业运动员，协调性、灵活性总比一般人好些，但也不是强壮的样子，看起来还是瘦长书生。头脑嘛，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一般，老师总夸聪明，聪明不见效，等于不聪明。”

现在，在分配工作这件让姬书藤头疼的问题上，当过省乒乓球专业运动员那段经历，帮上了忙。他完全没有料到几年前获得过的那个大学生男子单打冠军，在这个关键时候派上了用场！地区体委一个姓吴的干部找到他，“到我们地区体委来当教练吧，我们正缺这方面的人。”

“分办把我分到英吉沙了呀，我还没去报到。”

“不要去了。分办的事我去解决。”

“真的？那太好啦！”

“没有问题。”老吴肯定地说。

老吴是个江苏人，朴素得像勤杂工。体委隔着一条马路对面就是地委，地委旁边是军分区，军分区再过去一点是报社，这几个地方后来就构成了姬书藤的基本生态环境，当然当时他并不知道。当时怎么可能知道呢？明天将要发生的事，今天不能保证知道；下一刻发生的事，现在也没办法预知。人们看起来一个个都活得胸有成竹很有把握，实际上谁不是随波逐流瞎子摸象？瞎摸乱撞，人生乱象。混沌世界，一片汪洋。扁舟一叶，蓑衣无浆。任其漂浮，运在何方？

有一天，体育场的露天篮球赛刚刚结束，看完球赛的人们正纷纷往出走，老吴和姬书藤立在大门口说话，这时，人群中走过来一个人。这人远远地快步走过来，朝老吴半张着嘴呵呵地笑着，欠身、握手、问候。老吴转身向这人介绍认识姬书藤，那人也同样张着嘴呵呵地笑着，欠身、握手、问好。那人穿一身灰布中山装，中等个子，黄瘦面皮，一对眼珠转动灵活，不过，眼睛后面似乎还有一双眼睛。

那人走后，老吴介绍说：“地委组织部成秘书，成志敏。”

姬书藤点点头。

老吴又问：“你看这个人怎么样？”

姬书藤想都不想，脱口而出：“一看就是个机关油子。”

老吴说：“你可不要小看他。人家可是正牌的大学生，人民大学毕业的。”

“不过他看起来像农民。”姬书藤还是不以为然。

老吴笑起来，他看姬书藤的眼神忽然变得像一个老师在看小学的顽童。老吴看出来了，眼前这个身高一米八，风度翩翩的大学毕业生，其实什么也不懂，对他正在跨入的社会一无所知。但他却那么自信、相当骄傲，以后他很可能免不了要吃些苦头的……这有什么办法，谁都是这么过来的，谁能提前告诉别人？酸甜苦辣，自己尝过才能知道。

姬书藤对在地区体委当一个业余体校的乒乓球教练，并不是真心满意。他认为体育只不过是类似动物幼小时期的游戏，算不得正经谋生的职业，更算不上值得投入毕生心力的事業。顽童小技，壮夫不屑与为。他的心里很早就有一个结，就是父亲的那个离高级干部只差一级的十四级，他的目标是在自己身上实现更上一层楼或是几层楼，这才能把这个遗憾解开。本来这也算不上是多么大的亏欠，可是偏偏很在意，一级之差，让他没当上高干子女。姬书藤自己也能模糊地感觉到，他骨子里有很强的贵族意识，非常强，好像与生俱来，怎么也扑不灭。他甚至有时会生发奇想，“我是不是投错胎了？”这样的念头闪过之后，他会感到惭愧、羞耻，会觉得对不起父母，好像差点儿当了叛徒。

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会希望从血缘深处找到自我肯定的依据，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充实自信，去迎接面对社会的各种挑战。这种隐秘的念头谁也不会告诉别人，所以姬书藤以为这是自己独有的内心生活。这类的内心生活或者说是白日梦，是姬书藤大学时候的私密习惯，就像梦遗和手淫一样，是一种想象中的生活方式。自从一路上长达七天的风尘颠簸、屡遭挫折，这种习惯已经在坚硬的现实面前自动消退了。它可能自觉无趣，现实就戳在眼前，想象还有什么意思？“再见吧，我的朋友，现在用不着了！”“我已经从对未来充满热望和想象的年龄走进了过分真实的生活，原来的未来已经来了！虽然眼前的一切都很不如意，自己的身份是一个分配边远土城的落魄书生，而且家道败落遭人冷眼，这个社会是如此的势利眼……”姬书藤暗地里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拳头，他想起一句不知哪个外国名人的话：“社会打不垮你，就会跪在你面前！”

他喜欢这句话。这是他的座右铭。

五

这是个星期天。

王镰早早地从床上爬起来，他回头看了一眼鱼姗姗，好像正处在似睡非睡之间，嘴角边还留着一丝笑意，有一种满足感。这时候你要叫她起床肯定叫不醒，但是你要是不小心碰出什么动静，她肯定会马上反应，“王镰！小点声儿，人家正睡得香呢……”所以王镰很小心，他轻手轻脚洗漱完毕，便去卧室外间的那个小半间房子里准备早餐。

王镰和鱼姗姗在喀什的这所民汉合校的中学任教已经两年多了，一切都还平静。如果一辈子就这么生活下去，虽非初愿，也不是痛苦到完全不能适应。喀什噶尔，离两个人的家毕竟太遥远了，父母亲人，已如天地之隔，真是“活人死分别”。想想，自己什么大错儿也没犯，只因为那个“家庭出身”和“小资产阶级情调”，就被一脚踢出北京城，跑到更遥远的喀什噶尔。这两脚踢的，把傻瓜也能踢聪明，把醉汉也能踢醒，何况王镰这么绝顶聪明的人了。他原来的那点儿“小资产阶级情调”，早被踢到太平洋里去了。当初他第一次见到鱼姗姗，眼前一亮，心头乱撞，简直不敢相信上天会给自己送来这么一个量身定做的大美人！

才子佳人，天作之合。身高、容貌、家庭、学历、气质、出身，全都合适匹配，就连俩人的那一口北京话，也是那么的琴瑟相谐。不光他俩自己觉得合适，就是素不相识的旁观者走在大街上，也会不由得心下赞叹“这真是一对儿！”热恋那阵子，王镰还庆幸自己亏是到了新疆这个人少的地儿，两个人才这么容易互相找见、一见钟情；要换了北京，人海茫茫，要不见不着，要不等见着了也早被别人抢先了。他不由得从心底感谢命运这么安排，“新疆真好！真的，新疆真的挺好！”他常这么说。

这会儿，鱼姗姗起来梳洗毕，王镰的早餐也备好了。两个人吃罢饭，鱼姗姗去洗碗，王镰坐在饭桌前吸支烟。

“你觉得姬书藤这人怎么样？”

“什么意思啊，怎么忽然想那儿去了啊？”

“说说看，印象如何？”

“没太多印象，就是长得漂亮，一股英气。”鱼姗姗说道。

“那我呢？我是什么气？”王镰问。

“你嘛……有学者气。”

“学者气是什么气？”

“智气。”

“英气与智气可交乎？可也。”王镰仿佛自言自语，也像告诉鱼姗姗，“看来我们在喀什噶尔也应该有一个朋友。”

六

哈皮本来也不叫哈皮，人家的正经名字叫柳司理，据称是柳宗元的后代——很后很后的一代。刚进大学的时候，因为他长得又黑又壮，走路摇摇晃晃，再加上来自阿勒泰山区（他的父亲是那里的一个公社书记），阿勒泰山林里常有哈熊出没嘛，姬书藤就给人家起了个外号“哈熊”。随后大家发现柳司理胖乎乎的很是憨厚可爱，“哈熊”就演化成了“哈逼”；“哈逼”太露骨，再发展下去，就成了“哈皮”。最后这个外号跟定了他，像他的影子一样，他的正经名字柳司理反而被人们淡忘了。

大约过了不到半年的时光，哈皮出现在喀什噶尔街头，他专程从阿图什坐班车过来看姬书藤。两人一见面，高兴坏了，又是拥抱，又是拍拍打打，恨不得拳打脚踢。

“怎么样？快说说。”哈皮两只小眼睛闪着喜悦的光芒，像两滴阳光下的露珠，略显肥厚的嘴唇在话音中颤抖。

“分到英吉沙了，幸亏会打个乒乓球，暂时在体委帮忙当教练，能不能留下还八字没一撇。你呢？你怎么样？”

哈皮一听姬书藤这个状况，便收起眼睛里那两滴露珠的光芒，声调变得平静了一些，说道：“我入党了。”

“啊？！……”姬书藤大吃一惊，“可是你连团也没入啊？”

“就是，就是，”哈皮说阿图什不像喀什，是个小州，去的大学生少，“我一报到就留在州委机关了，还说我是个人才，培养我入党，还当上了州委机关的团委书记，副科级。”

“没看出来呀哈皮，你小子也真太走运了吧！刚参加工作不到半年，又是入党又是提拔，你還让不让我们活了？快说说，你小子到底是怎么整的？”

哈皮垂下眼皮，他说，我知道我没有你姬书藤有才，你才华横溢，在学校时，我可以说有些崇拜你。但是你个性太张扬了是不是？性子直，又口无遮拦，想什么就说什么，到了社会上恐怕还是要注意点儿。我呢，这半年来有一些体会，像咱们这种刚参加工作的小干部，做人做事吧，听话不说话，跑腿不挡路，清楚装糊涂。我总结了一个“三要”： 一要眼里看得出高低，二要手里掂得出轻重，三要脚下知道进退。

姬书藤一听，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呀！怎么一转眼的工夫，哈皮竟然像是变了一个人，原来班里最不关心政治的人，总结出如此老练的官场哲学，姬书藤一连说了几次“哈皮你太可怕了！”“从前我们可能都小瞧你了，以为你政治上幼稚，是咱们全班最不可能当官的，现在一看，错啦，说不定你才是最适合当官的！”

哈皮苦笑了一下，转移话题。

“你认不认识有个叫孙紫荆的？”

“孙紫荆？认识呀，你怎么知道？”

“她现在就在阿图什，和我在一个机关团委，她说起过你。”

“她怎么也跑到阿图什去了？小时候在北京我们两家住一个院子，她妈妈是个华侨，抗战初期到延安参加八路军，五五年授衔中校。孙紫荆生在香港，所以叫紫荆。后来两家一起调到新疆，她父亲叫孙辰，是阿勒泰地委秘书长，她母亲叫何启，是地委宣传部长。开始两家有来往，以后没音讯了。噢，对了，你们都在阿勒泰，原来不认识吗？”

哈皮摇摇头，说原来不认识。

两人这么聊了一通，哈皮提议：咱们上街转转去，喀什噶尔这个大城我还没有仔细看过呢，比阿图什繁华多了。姬书藤就带着他先去看艾提尕尔大清真寺，到了眼前一看，确实气象不凡，肃穆神秘，有一种特殊的气场氛围。这两个人又不懂宗教，只知道是座中亚闻名的大寺，看见几个头缠白布、面蓄长须的毛拉，心中也生出一些敬畏。

从艾提尕尔清真寺转过去，就是一条有名的商业街，叫乌斯唐布依街，热闹得很。叮叮当当的是敲铜壶卖茶饮的，大声吆喝的是卖烤包子的、卖烤肉的，卖凉皮子的旁边是卖新鲜水果的，水果上面飞舞着蜜蜂、蝴蝶，还有卖花帽的，卖英吉沙小刀的，卖艾德列斯绸料的……真是喧哗热烈，色彩缤纷！哈皮对姬书藤说，“你看像不像《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的街道？”“像，不过咱们可不像德国兵。”哈皮又说，“你看这条街道上的人，像不像咱们脑袋里想象中的古代人？”姬书藤说，“像，我想的唐朝人可能就是这样儿。”

两人说着笑着，渐渐走出街尾，来到临近一大片旧城区的街道。正走着，迎面摇晃过来一个低头汉。刚要侧身避让，不料那大汉猛地上前，一把当胸拽住了姬书藤的领子。姬书藤也没慌，他闻见那人一身酒气，就说“你是不是喝多了？”语气平和，并无责怪。

大汉垂着头，嘟囔了一句“我喝酒了”。

“喝酒没关系，回家睡一觉就好了。”

那大汉松开了手，退到路边。

姬书藤和哈皮向前走出去十几米，那个大汉又追上来，又拽住了姬书藤的脖领子。姬书藤心想，这下可能要开打了，绕不过去了。他扫了一眼那大汉，有四十岁上下，壮实，但没有自己高，如果打架自己吃不了亏。何况那厮喝醉了，醉汉脚软，不经打。但是自己决不先动手，那大汉是个维吾尔族人。

“揪！打哇挤旁子曲，哇民哈局！”那大汉抬起头来看着姬书藤，醉眼迷蒙中，却有一种诚意。

姬书藤听懂了，大汉说的是“走！到我的房子去，我们喝酒！”哈皮当然也听懂了，他用眼神给姬书藤示意，“别去！”姬书藤这时明白了，肯定是自己头一次被拽住的时候，对醉汉态度友善，没有厌恶，也没有歧视，感动了人家，这才又追上来请你去家里。“去就去，别拂了人家的一番心意！”姬书藤对哈皮说，“也是难得的巧遇，咱们也去见识见识。”哈皮一看，说，“行，咱们把他送回去算了。”

两个人跟着一个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醉汉，走进旧城区深处。

七

所谓旧城区，就是早在解放以前——以前的以前，一百年、一千年以前就存在的维吾尔族聚居区，屋似蜂房，路如蛛网，土木建筑，一片浑黄。看起来一家和一家挤挤挨挨，几乎是无缝对接；空中搭桥，房上有房，甚至房顶上有走廊、有花圃、有厕所。这些房屋连成一片，似乎没有尽头。岁月沧桑给它们蒙上了一层古旧的面纱，几分昏暗，几分神秘，对不熟悉的人还隐藏着几分恐惧。你明明走进了一个拥挤的居住区，却很少人影，听不到人声，临街的门都紧闭着，仿佛独自走进了一片空旷沉寂的山林。

那醉汉兀自在前面走，脚步有些踉跄。到

了一扇木门前，拍了两下门，一推，门开了。

姬书藤和哈皮走到门口，刚想进去，眼前的场景就让他俩惊呆了。

这是个小院，庭院萧瑟落寞，院子里有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维吾尔族老婆婆。看那老婆婆的样子，少说也有八九十岁，面皮苍白，皱纹纵横，消瘦枯槁，一看就是久不见阳光的人。奇的是她的那双眼睛，似笑非笑，闪着绿光。更奇的是她的院子里活动着至少有五十只猫，有的蜷卧在她脚下、怀里、椅子上，有的散乱在院子里。人怪，猫也怪，人像传说中会施法术的女巫，猫像一群被她变成猫形的流浪儿。在这个光线阴暗的小院里，也许好久没有来过什么人，各种毛色品种的、胖瘦大小不齐的猫有种敌意，到处闪动着绿莹莹的猫眼。

那醉汉立在门口愣了一阵子，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和老婆婆说话，反正那老婆婆没搭理他，好像他根本就不存在。醉汉转身出门，说，“走错了，不是我的房子。”

姬书藤和哈皮没话，只好再跟着醉汉走。走了一阵，又到了一个门前，醉汉敲门，门开了，这次好像没错。

这个院子可是比那个老婆婆的院子宽敞了不少，迎面是一排带走廊的房间，走廊是雕花木栏，房子的外墙涂成令人舒畅的天蓝色，通向走廊有六七级木质台阶。当院摆了不少盆花，尤以四大盆高大茂盛的夹竹桃引人注目，大朵大朵粉红色的花竞相绽放。两个人都没有想到，从外边看相当简陋的土路柴门，里面竟然有如此宽敞洁净的一个世外桃源！特别是这座世外桃源的主人，不是陶渊明这样的高士，更不是王右军这样的雅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维吾尔人，一个昏头昏脑、走路跌跌撞撞找不到自己家门的醉汉！

及至让进屋里，摆设倒也一般，正是寻常人家的样子。待穿过这间屋子进到一间内室，又不一般了——地下铺着地毯，墙上挂着壁毯。一个很精致的钢丝床，手工钩织的枕套、床套，整整齐齐地叠在床上，然后一个绿色的毛毯，盖住枕头以下。

“啊呀，这床也太漂亮啦！就是每天这么收拾有点麻烦吧？”姬书藤叹道。

“没有关系，这个床、这个房子是给人看的，从来不睡人。摆样子的。”醉汉到家里稍微清醒了一些。

哈皮说：“这是个爱美的民族。”

“哇地名字嘛阿不都克里木，这个嘛，哇地耐人，那些嘛，哇地巴郎子。”

“又‘哇地了，我的！”哈皮纠正道。

“好，我的耐人，我的娃娃。”

“爱人，不是耐人。”

“爱人。”醉汉笑了，“去拿酒来！”

他的爱人垂了一下眼皮歪了一下头，摊开手掌說：“对不起，我们家的酒已经被阿不都克里木同志喝光了。”

“她说什么？”姬书藤问。

哈皮把意思给姬书藤翻译了一下。哈皮懂哈萨克语，他从小在阿勒泰长大，和哈萨克小孩一起玩，学了不少的生活用语。哈语和维语基本相通，类似汉语中两个省份的北方方言。

“没有酒怎么行？”阿不都克里木打发儿子去邻居家借酒，然后翻箱倒柜，先找到一包方块糖，撕开，往姬书藤和哈皮的嘴里各塞了一块儿；过一会又找来一罐蜂蜜，拿个小勺亲手给这两个家伙喂。一边喂一边对他的“耐人”叫道：“快去！美丽的茹仙古丽，快去上街，还就斯买些子羊肉、黄萝卜，做些子抓饭嘛！”

这时，他儿子提了一瓶酒回来了，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前几次借的酒还没有还呢，又借，我丢人得很……”

阿不都克里木哈哈大笑，拍拍儿子的脑袋，“没有问题！一定还！”

弄了一个凉菜，凉拌洋葱、西红柿、甜辣椒。还有几个小苹果也凑数，阿不都克里木用一个小刀，削一片递给一个人，下酒。姬书藤那时还不会喝酒，哈皮有点酒量但从来不喝，这下没办法了，硬着头皮喝一点。但是维吾尔人有个好习惯，你能喝就喝，不能喝主人替你喝，敬酒不劝酒。这么一来，大部分酒还是让阿不都克里木灌下去了，哈皮和姬书藤还是保持在清醒状态。

阿不都克里木后来又醉了，他热情洋溢，醉话连篇，一会儿和哈皮拥抱一番，一会跑过来亲吻一下姬书藤的额头。“你，”他指着哈皮，“好身体！身体屁壮（肥壮）得很！”“还有

你——”他指着姬书藤说，“你的鼻子嘛直直的，不像汉族人的鼻子。汉族人的鼻子不好看，太矮得很……”姬、哈二人只好随声附和，点头称是。阿不都克里木论完了鼻子，忽然话锋一转，论起了民族关系，他舌头已经发硬，但是情绪达到高潮，他很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个酒鬼，而真正是一位高瞻远瞩的统帅。他站起来，挥动着手臂，脸上的表情相当丰富，随着他讲话的内容快速转换。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大意就是这几句，“维族人嘛，汉族人嘛，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嘛，要相互帮助，相互爱护，对不对？我们现在全世界，敌人有呢，美帝、苏修，……敌人多得很！我们自己不团结，行吗？不行！”他用手掌从空中劈下去。“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一定要团结，敌人来了，把他——枪毙！”他端平两只伸出食指的手，“嘭、嘭！”开了两枪。

这时候姬书藤和哈皮看出来了，阿不都克里木并不是普通的酒鬼，是个有文化的人。他和他的“耐人”，那位“美丽的茹仙古丽”，看样子都应该上过中专，但是他们没问。

就这样，从中午一直折腾到天黑了，阿不都克里木如同火山爆发一样源源不断的热情和精力令人惊叹。他不知疲倦，激情充沛，自我表现的欲望之强烈让姬书藤自愧弗如。他的演说看来没有能够完全表达他内心的柔情，他摘下挂在墙上的乐器，自弹自唱起来：

爱情是什么，

哎……我问你爱情是什么？

不是融化的冰山，

不是燃烧的烈火，

让我来告诉你，

让我来告诉你，

爱情是什么？

哎……是两个青年的春天

姬书藤还是头一次听到对爱情有这样一种说法儿，真是耳目一新，新鲜极了。这让他开始感觉到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拥有的那种非常深厚并且独特的文化。他想，“你可以小看某一个人，但是永远不可以小看一个民族。”这天晚上，喀什噶尔随便派出一个醉汉，就给他上了一堂大课，他从此不会忘记阿不都克里木的那支歌：“爱情是什么？是两个青年的春天。”他从没有听过比这更好的、更纯洁美妙的说法。

终于，吃了小半碗抓饭之后，阿不都克里木倚在木椅上睡着了。他确实也该累了。

姬书藤和哈皮起身告辞。他们走在乌斯唐布依的土路街面上，夜空显得很低，星光在雾样的尘埃和尘埃一样的云层中闪闪烁烁。

八

姬书藤的分配问题拖了这么久，这一天老吴对他说：“你的事分办终于同意了，去分办办个手续吧，对了，分办在专署的大院里办公。”

姬书藤便兴冲冲地跑到专署去了，一切都还顺利，他终于正式成为喀什地区体委的干部了，不用再去英吉沙县了。他走出专署大院的时候，从大门外正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一眼就看出来了，此人绝非等闲之辈，不是专员就是副专员，毫无疑问，是个大干部，专员公署的主人。

那人缓步走来，气宇不凡。他穿一袭灰黑色的呢子大衣，个子不高，但很敦实。留着一个刺猬一样的平头。头发像钢针，耸立直竖。一张国字脸，面部线条硬朗，一看就是那种经历过战争风云的老干部；尤其是他的那两道蓬勃超长的浓眉，活脱脱就是个个子稍矮了一些的鲁智深！

“真是奇人异相啊，”姬书藤心下不由暗暗赞叹，“这样的人不当领导谁当？”两个人擦肩走过十几米，姬书藤满怀敬意，忍不住立住，扭回头看。他完全没有料到，那人也停住，正转回身看着他。他有一种预感，将会有故事，将会对自己的命运产生影响。

他回去以后就把这个事给老吴说了，他想知道那个人是谁。老吴一听他的描述，就说了，啊，你说的那个人，我一听就知道是谁了。告诉你吧，那人肯定是屈铭。屈铭不是专员，也不是副专员，但他的资格比专员还老，原来的级别比专员还高。这个人现在挂着羊大曼

公社的副社长，实际上什么事也不让他管，专署给他一间办公室住着。哎呀，他的故事说来话长。这个人，你还是少去接触为好。

“为什么呀？我看他像个老干部。”

“老干部不假，”老吴说，“三八式呢”。

“三八式怎么才当一个公社的副社长呢？这不是太不正常了吗？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犯了什么错误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从行政十二级降到十七级，下放到喀什来了，挂了个副社长的名分，整天看看书，写点东西。对了，他家里书多，堆得到处都是，听说屈铭还是个作家。”

听老吴这么一说，反而愈加勾引出姬书藤对屈铭的兴趣。如果真是专员或副专员，他可能也会心怀敬意，但决不会去主动接近，幸亏不是；何况对于落魄的人，在不危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大部分人都多有同情；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老吴说到的“家里书多，还是作家”。在姬书藤心目中，作家和科学家才是值得尊敬的，那都是一些罕见的人物。喀什噶尔这样偏远的小城，哪里能配得上这类人物呢？这下可好，这个降了五级的大人物贬谪人间，和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一样，呼吸着喀什噶尔土城里芬芳的尘埃，他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接连几天，屈铭的样子总是在他的脑海里回荡不去，这个人的身世和遭际对他很有吸引力，像一个活着的谜语。他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念叨着“屈铭，屈铭，屈铭”，他感觉这个人和他有缘分，肯定会有。

姬书藤奇怪的是，为什么屈铭那天会转回身来看他呢？这让他有些不解。他知道自己走在大街上会经常让一些年轻女孩偷眼看他，但是男人，从来没有；男人对他的外貌熟视无睹，最丑的好朋友也不肯当面承认他的形象。那屈铭为什么会特别注目一个素不相识的普通年轻人呢？为此，只要是和专署有关的事，他就表现得积极，取个文件啦，送个材料呀，他都乐得跑一趟。这次，他果然在大院里碰到了屈铭，屈铭还是站住，盯着他看，笑眯眯的样子。这回他胆子大了些，主动走过去问好。

“您是屈铭先生吧？您好！”

屈铭笑着点点头，互相寒暄了一番，屈铭竟邀姬书藤到家里坐坐，这当然正中下怀，姬书藤高高兴兴跟着屈铭进了一间大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被一个布帘隔开，小半间是卧室，大半间是工作室兼书房。一个大办公桌和座椅占据中心位置，一侧窗下有一对旧沙发和茶几，靠墙全是书柜和书架，叠满了书。地面上也堆着一摞一摞的书，书柜顶上还码着快到屋顶的旧报纸、旧刊物，纸页都已经发黄了。

姬书藤一看，“嗨，这才是有文化的人待的地方！”虽然只是一间办公室，不像个家，但仍然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并无仓促寒酸之象，竟然有几分殿堂之感。姬书藤想，房子是人住的，房子的气象就是主人的气象。再好的房子里住着一个狭促庸俗的小人，那房子也会让人憋闷；相反，居茅屋，饮清流，若住着一位高人雅士，也让人难忘那一圃菊花。

屈铭泡了一杯茶，轻轻放在茶几上。

两人坐下，姬书藤先开口。

“听说您是作家？”

“呵呵，我当然是了，成天坐在家里，不是作家还能是什么。”

“还听说您很早就参加革命……”

“噢，那个，我是三八年到了延安，十五六岁，爱好文学，就想上鲁艺。小孩子啥也不懂，给毛主席写信要求上鲁艺学习，毛主席同意了，我就进了鲁艺。”

“啊？毛主席批准的？太了不起了！”

“这没有什么，这没有什么……那个时候，毛主席也很普通，很容易见到。我们那个班，李季呀，老杜呀，贺敬之、郭小川，这些都是小同学。李季你应该知道吧？”

“李季当然知道，《王贵和李香香》嘛，以后还写了《剑歌》。老杜是谁？”

“豆鹏程哟，呵呵……”

他把“杜”念成“豆”。

聊了一会儿，屈铭问了些姬书藤的情况，突然说：“你姓姬，还有一个姓姬的人，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

“谁？”

“也是一个老同志，一野六军的姬承先。”

“姬承先是我父亲呀，您认识他？”

“那当然认识，我说你怎么很像他，我第一

眼见到你就觉得像姬承先。你父亲现在还好吧？”

姬书藤叹了一口气，说不太好，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打成叛徒，开除党籍，下去当农民去了。

“他叛什么徒嘛，我给你说，打西府陇东战役，我们打了败仗，二军、六军满山遍野地溃败，骡子上驮的银元撒在地上都来不及拣，彭德怀都差一点当了俘虏。”

“我当时也在那里，看见姬承先挽着裤腿，左右手一手提着一支驳壳枪，从一条小河边上跑过来，看见我就喊‘屈铭！你还在那兒愣什么愣？快跑！敌人马上过来啦！”

“你父亲那时是六军的一个营长。”

姬书藤说：“这个还是头一次听说，他可没跟我们讲过。我们不是从来都是把敌人打得满山跑吗？难道我们也打过败仗？”

“打仗嘛，总有败的时候。”

“屈叔叔，”姬书藤改了称呼，“您当时是哪个军的？”

“我是新华社驻一野特派记者。”

姬书藤一点儿也没想到，屈铭先生竟然是父亲的老战友，这下好了，他觉得自己像一个秘密联络员找到地下党组织那样，在喀什噶尔这个地方有了据点。这是一个和他气味相投的地方，可以读书，可以聊天，还可以了解到很多正面宣传之外的真实情况。

看样子屈铭也欢迎他常来坐坐，别人都对他避而远之，这个年轻人倒很热情，何况又是姬承先的儿子。他们两个人，一个25岁，一个50岁，差了整整一半，完全是两代人。就像屈铭说的，“呵呵，我们是忘年交嘛。”

实际上，屈铭先生还有一个忘年交，这个人比姬书藤还小一岁，名叫程墙。如果屈铭与姬书藤的交往是一种文学关系的话，那他与程墙的关系就更多了一层政治关系。程墙是个“盲流”，小学文化，在老家因为出身问题（他爷爷是地主），混不下去了，经常饿肚子，跑到新疆找饭吃来了。流落到了屈铭的羊大曼公社，给人家打土坯。（男人三大累嘛，挖河泥，脱土坯，日皮。）一身汗，两腿泥，打土坯是很累的活儿啊。中午休息，别人躺在树荫下睡觉，程墙找副社长屈铭借书，立在门外，读完一本，再借一本，“如饥似渴啊，把我的书基本上读完了。”这是屈铭说的。

之后，爆发了“文革”，程墙这种人肯定“造反”了。一场“革命”下来，程墙摇身一变，成了喀什地区有名的造反派头目。他经常披一件棉军大衣，出现在战火纷飞的两派武斗现场，那个劲头看起来就很像是解放战争中的一位纵队司令。

在“造反”这件事上，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降了五级的屈铭，和地主的孙子、盲流分子程墙完全达成默契，互相心领神会。程墙在台前冲锋陷阵、叱咤风云，屈铭在幕后不露声色，出谋划策。这两个忘年交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什么呢？

穷则思变，贱则谋贵。

饥则掠食，富则夺色。

姬书藤也不满现状，实际上是不满现实。但他隐隐感觉到，他的不满与程墙完全不一样。程墙看样子是要砸烂这个“旧世界”，而他怀念和依恋的，恰恰是程墙正在拼命砸烂的那个“旧世界”。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姬书藤多次在屈铭的那间屋子里见到了程墙。程墙是个中等个儿，圆盘脸，皮肤白，还有一点儿说不清楚的女气。他看起来完全不像个吃苦挨饿的人，但是一看就是从农村出来的，身上有土气，细看有贵气。程墙话不多，观察别人胜于审视自己。性格沉静内向，像一座尚未喷发的火山，但你可以感到他内部的熔岩已经滚烫沸腾。

姬书藤第一次见到程墙的时候，程墙很客气，姿态摆得很低，明显是小学生见了大学生的样子。第二次见到的时候，程墙带了一本自己写的油印小册子，双手呈上“请指教”。姬书藤接过来一看，封面上赫然四个字“铁血日记”，副标题是“一个战地指挥员的真实记录”。姬书藤对武斗不以为然，更对程墙这种“打江山”的姿态反感，便流露出一些不屑的言语。程墙倒也没说什么，但那表情里已是拉开了距离。之后的接触使这种距离日趋明显，彼此表面上敷衍，实际上两个人都明白对方是什么人，心底都有了敌意。

有一次，姬书藤想挑拨屈铭和程墙的关

系，说了些程墙的坏话。屈铭听着，面部表情冷淡，并未反驳。等姬书藤说完了，屈铭停顿了片刻，呷了一口茶，说道：“你们两个人，互相都看不起。你看不起他是个小学程度，乡村出来的，造反起家的。他对你这个大学生也不以为然，他看你也是个公子哥儿小聪明……呵呵，年轻人互相不服气。”

這么一说，姬书藤也就明白了，他知道了，在屈铭那里，程墙的分量显然要比自己重，而且重得多。因此，他原来那种对屈铭的崇拜心理，也有了些许降温、减弱。谁会无条件地崇拜谁呢？只有你代表着我的利益、象征着我的未来、圆满着我的想象，我才会崇拜你，而且只是暂时的。崇拜别人的核心还是自己。与其说我崇拜你，不如说我崇拜的是一个有待在时间中逐步显影的自己。

九

“公子哥儿小聪明……？”姬书藤回味着这句从屈铭嘴里听来的程墙对自己的评语，他承认这个评语可能是大部分人的看法。比如他的好朋友哈皮——柳司理同志就说过他“哥儿郎两眼贼灼灼”，哈皮当时在迷着欧阳山的《三家巷》，借着书中描写主人公周炳的话，拍着姬书藤的脖子说，“哈哈，也长了一副‘雄马般的脖颈！”还有一次在河边洗衣服，一位别的系的女生竟然惊奇地说，“啊？没想到你还会洗衣服！”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别人眼里，你确实是个公子哥儿。程墙的看法并不错。

过去，别人有时候叫他“姬公子”，他并不忌讳，他觉得如果真正能够当一个公子，挺好，只是自己还不够那个标准。不当公子难道当衙内、当恶少吗？可是现在，他已经一点儿公子的感觉也没有了，只觉得自己是一个落魄秀才、无用书生。他的生活因为这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这个变化实质上是颠覆。命运如果是一条河流的话，因此而明显改道了，仿佛从原来气候湿润、森林密布的草原河谷，一下流进了一望无边的沙漠荒原。他当然不甘心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沙漠里，他不是一个容易认输的人，更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人生。在这座混沌的喀什噶尔古城，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虽然他的奋斗，看起来像是挣扎。

他知道官是当不成了，父亲的开除党籍已经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当一辈子业余体校的乒乓球教练，也只是权宜之计，不是他的心愿；一个从高中时就养成的爱好这时突兀地站出来了，他是可以写东西的呀，他的写作能力一直是受到语文老师、政治老师的欣赏和表扬的，他准备靠这一手突出绝境。

一次偶然的机会，地区体委搞了一个对喀什地区十二个县市青少年身体素质状况的调研，姬书藤发现了问题。他发现青少年中赌博成风、吸食大麻的情况相当严重，于是写了一个调查报告。不料地区体委转发后，引起地委重视，还惊动了团中央。过后不久，时任地区团委书记的玉素音·艾麦提就找到了姬书藤，征求他的意见，想调他到团委当秘书。姬书藤一点儿没有犹豫，年轻人到团委应该是正路啊，哈皮都当了机关团委书记了，我当然也该到地委大院里去见识见识。这下，姬书藤变成了地委团委的干部。

地委大院虽然和体委只隔着一条马路，里面的气象可就大不一样了。体委院子不小可是人少，平常不训练的时候，空空荡荡，就那么几个干部、教练晃来晃去。地委院子也大，人也多，进进出出，忙而不乱，人皆正色，官多七品，一看那水池子就深得多。这个院子据说以前是一个大巴依（大地主）的庄园，林木萧森，曲径蜿蜒。前面是好几栋回廊相连的高大平房，后面有个很大的果园，种着杏树，蟠桃，苹果树，无花果树，核桃树，一到春季那花开得色彩缤纷、荡人心魄！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喀什噶尔的最高首脑机关，是喀什噶尔的中南海嘛。姬书藤开始还是兴奋了几天，像一条鱼，从一个小玻璃鱼缸里换到了一个水池里，新鲜活泼了一阵。随后发现里面各种鱼表情、举止深奥，和体委的鱼大不相同，他这个秘书，就是一条最小的鱼。哪年哪月才能长成地委书记那么伟大的鱼啊！有一次他在院子里偶然遇到地委书记缓步行来，高大魁梧，面貌庄严，光是那两个肩膀都比常人宽出去几寸。抗日战争的老干部，进军新疆的团政委，威名赫赫，相貌堂堂。人家走路的姿势就像京戏里的宰相，虽然穿着中山装，但给人的感觉完全是身着蟒袍玉带。姬书藤让到路边，

本想借此机会表达一下敬意，结果人家连眼珠也没转一下，看也没看他一眼，就走过去了，好像他根本就不存在。

在地委院子里，他还碰见了一个人，就是老吴在体委大门口曾经给他介绍过的成志敏，地委组织部秘书。成志敏正拿着一沓材料匆匆走过，看见姬书藤，冷冷地朝他点了一下头，算是打招呼。姬书藤想起自己说的成志敏是“机关油子”的话，“老吴会不会告诉成志敏呢？”他本以为老吴不会这么无聊吧，但是掂量刚才那个冷冷的点头，似乎含有深意。他估计老吴是把这话传给成志敏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他有些懊恼，干吗说那种话呢？又不认识人家，真是自找没趣。现在好了，全地委只有这么一个见过一面的人，还让自己无缘无故地得罪了。

姬书藤当然明白，虽然都是“秘书”，成志敏那个组织部的秘书比自己这个团委的秘书强得多了。人家是要害部门，你是群众团体。不过，到了地委机关，姬书藤的婚姻问题便提上了日程，他已经25岁了，老大不小了，再不结婚自己也难以忍受这种青春期的煎熬。

现在，姬书藤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它，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结婚，一劳永逸，永绝内患。你想想，如果不结婚，哪个女士会脱下裤子白让你舒服呢？没有，一个都没有。那时候的人们信奉的是爱情，可是他想，世界上哪里会有那么多的爱情呢？自从有过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罕见的两对情种之后，爱情的火种就已经灭绝了，成了神话和传说。他甚至设想过这两对情种的另外一种结局——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感动了双方家族，两家幡然醒悟、弃仇修好并举办了盛大的婚礼。三年后他们有了两个孩子，五年后他们开始吵架，并且动手打了对方耳光，七年后的罗密欧和一个年轻的罗粉私奔，携款而去不知所终……梁山伯和祝英台也差不了多少，最后他们俩人把戏演成了陈世美和秦香莲。

十

在喀什噶尔的日子一晃已经三年多了，姬书藤深陷在平庸却也平静、无欲却也无望的生活中，享受了肉体的初欢，饱尝了精神的闲散。他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结了婚，住在一个地区公安处前政治处主任住过的房子里（前主任就是在房前的那棵槐树上吊自杀的）。这一切来得似乎都顺理成章、命中注定，让他想不出还能有什么别的可能。他的新婚一年多的妻子叫庄延，西北政法学院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现为公安处政治处主任，比他小两岁。因为生在延安，所以叫庄延。庄延的父亲是個老红军，江西老俵，现任喀什军分区司令员，还是喀什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1955年授衔大校。庄延生在这样一个喀什地区最有权势的家庭，按说应该有不少的骄娇二气，但她完全没有。原因是她父亲庄元兴新中国成立以后和她的母亲离了婚，又娶了一个文工团的女演员，她成了“后娘养的”。庄延很倔，死活不改口，二十多年没有叫过一声“妈”，只叫“姨”。庄元兴为此小时候也打过她，打也不改口，庄元兴没办法，只好由她。

有一次地区机关在露天影院开大会，庄延一转头，恰好看见姬书藤走进会场，呀！庄延后来说“以前只知道‘风流倜傥这个词，见了他才知道什么是活生生的‘风流倜傥！喀什噶尔什么时候冒出个这种人物呀？”从那以后，庄延便存心打听了姬书藤的情况，还没见面，一切都已经被她了如指掌。等到两人的关系后来发展到谈婚论嫁，她才征询庄元兴的意见，庄元兴一听姬承先被开除了党籍，坚决不同意。庄延撂下一句话：“爸，你要是坚决不同意，我听你的，但是我这一辈子绝对不会结婚了。”知女莫如父，庄元兴知道庄延这么说肯定这么做，她可不是吓唬你，只好默认了。

庄延的样子很像父亲，她虽然生在延安长在新疆，面相还是南方人的样子。大眼睛，小鼻子，嘴唇很性感，唯一的不足是个子不到一米六。姬书藤曾经开玩笑说，“我喜欢骑大洋马，没想到找了一匹你这样的滇马，个子矮，身体棒，性子暴！”庄延一听，不高兴了，“滇马怎么啦？不好吗？能吃苦，能负重，能走山路，还能生好养。你娶个大洋马试试，吃精料，每天还要十几个鸡蛋，你一个月75块的工资，能养得起吗？”

“不是跟你开玩笑嘛，我还是喜欢小巧玲珑的，那些高个子女人的大长腿，一晚上还摸

不到头儿，还是庄延好，庄延最好！”姬书藤赶快认输，以后连“矮”也不敢随便说。他住在庄延安排的这个家里，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窝。这是一个套间平房，一间大一间小，地面铺着青色的砖。小的那间狭长，只够摆一张单人床。后面有一个自家的小院，可以堆放一些杂物。再后面是铁网高墙，一墙之隔就是公安处的监狱。“咱们已经是和犯人离得最近的人啦！”姬书藤看着近在眼前的高墙，心里想象着犯人的生活和心理，但想象不出来。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由和囚禁并不是相距万里，原来只是一墙之隔、一念之差。

公安处这个大院的外观，具有一个专政机关应该有的全部因素。历史上它就是屯兵之地、杀戮之场，阴风怪响常在月黑之夜游窜生非，人们已经见怪不惊、习以为常。它的大门两边是高大颓废的土城墙，还有箭楼和瞭望塔，昔日攻城守城之战中厮杀搏命的混乱场景，不用想象就仿佛历历在目。演员们退场，布景还在。

大门之外几十米，就是喀什噶尔那个有名的“大涝坝”。所谓“大涝坝”，就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水坑。它不是湖，也不是池塘，是个深十几米的大水坑。夏天的雨，冬天的雪，都储存在里面，供应着过去半城居民的饮水。

水是喀什噶尔的软肋，你看见这个大水池，就知道这里的人有多可怜。半池浑水养活着半城人。阿不都克里木和养了一院子猫的老婆婆那片居住区的人，全是靠这个大涝坝活着的。你无法想象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而且还养了那么多花，还活得那么乐观，还有歌声和爱情……

每天都是这样，姬书藤从这儿骑个自行车去地委上班，出了城墙下的大门，从大涝坝一侧狭窄的土路上骑过去，穿过阿不都克里木街巷旁的道路，再穿过乌斯唐布依永远叮当作响的街道，来到大街水泥铺就的宽敞路面，轻车直下，就到了他上班的地委大院。每天如此，日子并无什么两样，他试着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寄给北京和上海的刊物，结果均遭退稿。他觉得自己好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脸颊上火辣辣的，“經研究，不拟刊用。”他把退稿藏进办公桌抽屉里层，不想让庄延知道自己的失败。

但是这一天他一进办公室，发现这个变化太大了，他始料未及，完全没有想到。玉素音·艾麦提升任师范学院院长，接任团委书记的竟然是成志敏！姬书藤脸上又挨了一记更响亮的耳光，他掩饰不住自己尴尬的表情，和成志敏握了握手。成志敏也似笑非笑，装出彼此很熟悉的样子，“啊啊，姬书藤嘛，几年前就认识，大才子嘛。”

过了不到两小时，成志敏就把姬书藤叫到自己办公室单独谈话，新书记一点没绕弯子，单刀直入——

成志敏：我来当这个团委书记是组织安排的，说老实话，我并不合适，其实你当更合适一些。

姬书藤：啊？您这是说的哪儿的话？我也说老实话，团委书记我连想也没想过。我连党都没入呢，怎么可能当团委书记？

成志敏：我看了看，团委的这几个干部里，你是最有能耐的，我也知道我领导不了你。这么着你看怎么样？宣传部、党办这几个部门，你愿意上哪儿？我推荐，保证没问题。

姬书藤一听，这是下逐客令了。显然，老吴把“机关油子”的话传给他了。姬书藤没想到，顺口一句闲话三年后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但是，成志敏的这番话，这么露骨，这么直截了当、刺刀见红，他上任才不到两个小时啊，就按捺不住地向姬书藤发出最后通牒，他也过于高估了姬书藤的政治水平了。

姬书藤怔了片刻，马上意识到这种挑战式的单独谈话，背后藏的是成志敏对自己的不放心，“我领导不了你”才是要害。他是把自己看成了对手、看成潜存的威胁了。他想了想，对成志敏表态了：“我离开团委可以，没什么了不起，也不劳你的大驾推荐。但是，有句话要说清楚，‘你领导不了我，这话是你说的，我可是从来没说过，也没这么想过。”

“你怎么就领导不了我了？你是组织正式任命的团委书记，又不是自己跑来当的。何况，论年龄你长我几岁，论学历你是人大政治经济系毕业，我是新大只学了一年，论条件你是中共党员，我还没入党。论哪条你都比我强，你怎么领导不了我？”

“说句不好听的话，组织就是让一个昨天

还在赶大车的文盲来当这个团委书记，我也得听他的，也是他领导我，不是我领导他！”

成志敏听姬书藤这么说，笑了，他笑的时候嘴有点歪。他摆了摆手说，“你这么一说，反倒是显得我小心眼儿了，咱们也是担心用不起你这个大才子不是吗？好啦，还是留下来一起干吧。但是有一条，咱们说在明处，以后不许捣乱！”

“我又当不了官，我捣什么乱……”姬书藤嘟囔了一句。

“当官不当官先不说，你总得入党吧，好好工作着，争取先把组织问题解决了。”

姬书藤听成志敏提到组织问题，心里紧了一下，好似一堆灰烬里面有一颗火星爆了一声。他当然想入党了，他的家庭从小就让他理所当然地觉得共产党是自己的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嘛。父母都是老党员，他母亲常说“你三个月的时候就参加支部会了”，他怎么可以不入党呢？可是自从姬承先被开除了党籍，他原来的那份理所当然的信心凉了，没指望了，他知道自己入党，难度很大。但是，不入党是没有出路的，不入党是没法在党的地委机关往下混的。庄延是党员，姬书藤怎么可以当一个“党外人士李鼎铭”呢？他要努力争取入党，哪怕明知道这是成志敏穿在牛鼻子上的一根绳子。

“你写了入党申请书没有？”成志敏问道。

“没有。”

“那就赶紧写呀，你是不是还等着八抬大轿来请你呀？”

十一

自从成志敏来当了这个团委书记，团委的这四五个人有事干了。开团代会，准备材料，下乡配合中心工作，健全基层团组织，团委变得好像一只散养的小毛驴忽然套进了车里，目标明确，干劲十足，四个小蹄子嘚嘚嘚嘚地跑的挺欢势。这当然都是成志敏一手促成的，难怪他在组织部当秘书的时候，地委书记在大会上就公开表扬说，“咱们地委出了人才啦，我看组织部的小成就是，他的发言很有水平！”地委书记当时一脸“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的欣慰样子。老书记历来以水平高、要求严著称，这么表扬一个人还是头一回。

不久，成志敏就从组织部的大秘书成了共青团的小书记。

经过这几个月的工作磨合、逐步了解，姬书藤也不得不承认，成志敏绝不仅仅是一个“机关油子”，人家确实是个能人、干才。他是河北农村赵庄的第一个大学生，按他的话说是“背着铺盖窝着伞到北京上大学，跟难民似的，铺张报纸，就能在马路边上睡一觉”，能吃苦，肯学习。这种农村长大的、几十年一出的人精，又经过了北京高等学府的四年修炼，眼界已开，雄心初立。既能审时度势，又能委曲求全，既有农村的生活经验，又懂城市的规矩和弱点，在社会这个浑浊不清的泥潭里，他们像泥鳅一样灵活，善于保护自己，也善于猎取食物。他们适应泥潭也喜欢浑浊的水域。不管怎么说，姬书藤看出来了，像成志敏这么完美的政治泥鳅，日后必定是人生的赢家。

姬书藤比较熟悉的，大部分是些干部子弟。这些人小时候不是虎头虎脑的就是清俊秀朗的，都很聪明可爱，望之皆如人中龙凤。有个小家伙才小学三年级，就可以历数十大元帅、十个大将、六十几位上将的姓名、职务、军衔。人奇之，问道：“那你长大能当什么将？”答曰：“至少上将。”这些小孩聪明、健壮、自信，有优越感，都是些共和国的宝贝呢。及至长到十六七岁，愈加高俊不凡，体育文艺，多有天赋，似乎父辈的革命生涯真有什么血脉遗传。但是之后到了社会上，大部分不能适应。他们赢在起跑线上，百米冲刺遥遥领先、神气十足；但人生却是一场比马拉松还要长的长跑，许多人三十岁以后渐趋平庸，锐气消磨，不复有任何竞争力……姬书藤自己就是这类人中的一员，但他老本不够多，现在又都输光了，如果不能自救，结局肯定惨败。他是绝对不能接受任何败局的，这是他和大多数同类人不同的地方。现在，他要向成志敏学习，放弃偏见，谁赢向谁学。

成志敏第一次给他的任务，是团代会上的工作报告，三天交稿。第四天，马上要开会了，姬书藤的报告稿还剩几节没写完，成志敏接过稿子脸色大变，“这……这干的是什么活？！”姬书藤不好意思，赶忙说，“没关系，你在台上讲，

我在下面写，一页一页往上递，误不了事。”

成志敏一看，也没别的办法了，扑腾扑腾上台去了。姬书藤果然坐在下面，写一页递一页，把这件事对付过去了。

会后，成志敏对姬书藤说：“以后可不敢再这么整了，这叫什么事儿啊，太悬！”

过了一段时间，姬书藤跟着成志敏下乡，搞农村团组织建设，两个人是坐班车去的，班车上乱哄哄的，都是些维族农民，有的带着鸡，有的牵着羊，味道不好闻。姬书藤皱了皱眉头，对成志敏说：“你现在可是县级干部了呵，相当于县委书记了呵，完全可以让地委派小车了。”

成志敏看了他一眼，說：“还真把自个儿当回事儿啊？你以为咱们这共青团是什么？就是战争年代扛了个红缨枪在村口站岗放哨的。坐个班车啊，不委屈，挺好，不是说要密切联系群众吗？这车上全是群众。”

成志敏这么一说，让姬书藤觉得他不简单。此人志在千里，绝非燕雀之辈，必有鸿鹄志向。一般燕雀人物，有小获即洋洋自得、难以把持；成志敏三十岁出头已经到了正县级，却全不在意、处事低调，说明此人胸中早有更大目标。如果放在自己身上，姬书藤设身处地一想，他估计自己做不到，他可能早就喜形于色恨不得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么一比，姬书藤觉悟到，自己比成志敏差得远了，不服气人家，行吗？

班车到了县上，姬书藤完全没有想到，县委办公室跑出来接待他们的人，竟然是司马义。

“啊哈，继续疼！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太好得很！”他把姬书藤叫成继续疼。司马义非常热情，他对成志敏说，“成书记，继续疼是老同学了嘛，还是一个群众组织天山公社的人嘛，我还为他挨了一耳光。哈哈，太高兴得很，让我今天好好地陪一陪你们，县委给我的任务嘛。”

成志敏笑眯眯地看着司马义说，“挨了一耳光又是怎么回事？”看样子成志敏一见面就对司马义产生了好感。司马义就把姬书藤踢人自己挨了一耳光的事说了一下，说完，三个人哈哈大笑。成志敏对司马义开玩笑说，“你为啥不说不是我踢的，是他踢的？”成志敏指着姬书藤。司马义说，那当然不能说了，他是我们自己人嘛。

成志敏说，你这个人够义气，有水平。维族学生能替汉族同学挨耳光，说明心里把政治观点看得比民族立场重要。你现在在县委办公室搞什么工作？

“我当翻译，”司马义说，“咱们马上去一个叫伯什克拉木的乡，那是我的老家。”成志敏说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农民，真正的农民。”司马义看起来非常自豪地说。司马义就找了一个维族农民赶了一辆毛驴车送他们，他自己骑了个自行车跟着。姬书藤还是头一回坐毛驴车，哈哈，比坐小汽车还舒服！小毛驴拉着三个人，在乡间土路上跑得很轻快。路两边是高大的白杨林，林带后面是水渠、小木板桥，桥后面是一户户的柴门农家小院，还有果园……他没有想到，这个紧挨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疆农村，会有这么幽雅别致。“真不愧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呀！”他赞叹起来，然后拍了拍赶毛驴车的那个农民。

大队的这个会议室兼礼堂，其实是一个大地窝子。挖下去两米，上面搭了个顶棚。里面还挺宽敞，坐满了几十个人。司马义陪着他们从斜坡走下去，地窝子里乱哄哄的，浓烈的莫合烟味弥漫，人声嘈杂。成志敏开始给这些青年农民上团课，他讲十几句话，停下，司马义翻一阵，底下仍然是乱哄哄的，烟味弥漫。成志敏很有耐心，他不管人们听了没有，听懂了没有，就这么一段一段地讲，讲完了翻。

姬书藤坐在下面，透过弥漫的烟雾，观察这些有的戴着羊皮筒高帽子的、有的留着浓密络腮胡子的听众，其中大部分人看不出年龄。那些人没有几个认真听讲的，大部分都在就近交流些什么别的事情。也难怪，姬书藤也听不出什么意思，无非是证明了，今天我讲了，你们来听了。

散会时已近中午，大队安排他俩来到一个尚未结果的果园里，树荫下铺了块地毯；不远处有个灶台，一个农妇正在给他们准备午饭。坐在地毯上，人一下子就放松了，两个人就闲聊起来。

说话间，午饭备好了，农妇端上来一人一

盘面、一盘拌面的菜，三个人吃得挺香。这维吾尔人的农家饭，看起来简单吃起来非常过瘾，成志敏一边吃一边说了一句，“嗨，不错啊，鸡腿粗的拉面！”吃完了拉面再喝半碗面汤，然后在树荫下的地毯上睡个午觉，感觉也是神仙过的日子。

十二

1975年冬天的一场罕见的大雪似乎在预示着什么，有一种神秘的、不祥的意味。积雪从乌斯唐布依纵横交错的土耳其式小巷庭院中被清除到街道上时，已经堆至电线杆顶端了。这一场大雪使温暖干燥的南疆古城颇感振奋，也隐隐有一些惊恐不适。街道上堆满了雪，步行都已经很难通过，两个对面行来的陌生人，都要互相扶着对方，才能侧身互换位置。所有的积雪都要运进那个大涝坝。据说这个大涝坝每年都淹死几个人，主要是儿童，也有妇女，偶尔会有失足落水的醉汉。还听说有一年水干见底，整个涝坝里一共只有四条鱼，每条都有成人那么大，小鱼一条也没有。这不是很古怪么？为什么是四条不是五条或者更多？为什么一条小鱼也没有？四条大鱼吃什么？它们是怎么凭空长那么大的？

这些传闻使这个本来平平常常的大深坑显得有了神秘、怪诞的意味儿，它像一个仰天张开的大嘴，总像是在耐心地等着什么掉进来。

现在这个马车夫就正在这个久已干涸的大涝坝的边缘上倒他的马车。他驾驶的是一驾四套马的大车，一匹辕马，三匹稍子马。马匹个个精壮。他的大车上装满了从街巷里拉出来的雪，正在大涝坝的沿上，他打算让马车倒得更完美一点，这样他就可以直接把积雪卸入大涝坝里，坑边上不留一点残迹。看得出，他是那种认真的人，喜欢把活干得比别人漂亮。

姬书藤当时第一眼看过去就觉得那个人可能要犯一个可怕的错误。那个维吾尔马车夫，他戴了一顶羔皮直筒帽，上唇留了一些短髭，两腮长着一层带卷儿的络腮胡子。他像个性直、性急的人，但实际上应该属于那种做任何事情都十分投入、丝毫也不肯马虎将就的人。

他在倒车。他总想倒得近一点。

他的那匹经验丰富的辕马看起来比较谨慎，车倒到离坑边不到一米时，辕马就坚持不退了。但是马车夫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他喜欢完美，他不停地吆喝那几匹马，并且扯着辕马的辔头，坚持让车倒得里涝坝沿更近一些。他倒来倒去，不肯将就。

姬书藤预感到将会有不同寻常的后果发生，他站在近处不走了，等着看那后果。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马车倒得恰到好处，一大车雪顺顺当当卸进坑里，另一种是连车带马全掉下去。当时姬书藤甚至有些希望马车夫倒不好把车掉下去，那可是一般生活中难得遇到的刺激场面。他本来仅仅是路过这里，但是被这个马车夫行为中所含的悬念吸引住了，他立在那儿，非常专注。

唉，这个马车夫，这个戴着直筒羔皮帽子的人，终于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了，他没让姬书藤久等。

正如姬书藤想见的那样，他的意志和马的领会之间发生了关键处的一点误差。马车后倒得过了头，车轮移动到边沿，马车夫想使马儿向前，结果马儿们却猛地一倒，车倾斜了。四匹马的力量想再把这辆悬空的重车拉上来已不可能。

眼看着那辆载满积雪的重车拽着四匹马坠落下去，四匹马的姿势令人哀怜，它们朝天仰面，伸直脖颈，像一些不会飞的大鸟，任凭自己向深渊栽翻下去。

马车夫睁大惊慌失措的眼睛，他使尽全力，发出惊叫，也没法扭转这一瞬间的颠覆。他，犯下了终生难忘的错误。

马车和马在两秒间通过自由落体运动直达坝底，马车撞碎了但马车不知疼痛，四匹马却像柔弱无助的、覆巢之下的小雏鸟那样，挣扎，抽搐，等待死亡。这时，马车夫用双手抱住脑袋，蹲在涝坝沿上，他方寸已乱，感到大祸临头。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姬书藤料想的那样，但他凭什么理由去事先制止呢？他走过去好远了，还在不断地停下，回头望着那里，他一路上都在想着这件事，但是想不出事先制止的可能性。

当他走到阿不都克里木住的街巷时，远远

地，他一眼就认出有个穿黑袷袢的人，正是阿不都克里木。他正在往一个毛驴车上铲雪，低着头，故意不朝这边看。姬书藤知道他早就看见自己了，但他还是假装没看见。姬书藤也装作没认出来的样子，从旁边走过去了。他一边走一边想着那天和醉汉阿不都克里木在一起的情景，那么亲热，那么开心，那么心底透亮毫无隔阂，比多年的朋友还信赖。可是时过境迁，一转脸便成路人，就像根本不认识，从来没有那回事了。只是在特定的场合和心境下，彼此配合着演了一出戏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那是什么呢？“民族”这个忌讳如深的词忽然从脑海里蹦出来，就像一只巨鲸的鳍和尾在海面上闪现了一下，翻起水浪，但巨鲸的面目还藏在深处。

他想着这个问题，生活在这座古城里的人没有人能回避。数千年乃至更为漫长的时间里，不同民族、不同种群在完全不同的文明进程中生存，虽然有着人类共同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但在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很多细节上，差别很大。包括手势，包括对敲门声的话语表达，都完全不同。汉族人说敲门是“当当当”，同样是敲门，维族人说就成了“托克托克”。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不同民族哪怕有99%的共同点，哪怕只有零点几的差异，在特定的形势下，就会演变成百分之百的矛盾冲突。这大概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一个古老得不能再古老了的新课题，哪个圣贤能够为这个世界开出根治的药方呢？姬书藤想了一遍那些伟人和政治家，好像没有谁行。

雪后的一直阴郁的天空使人心情压抑，走在厚厚的雪地上脚下发出吱吱的像是踩住老鼠的声音也显得滑稽，这一切都有些不够真实，一座干燥的土城在雪的包围下回到洪荒年代，像一处陌生的星球、一段混沌的梦境。

那辆马车撞得四分五裂，那些马匹来不及挣脱羁绊，也来不及长出翅膀凌空飞腾而去，那个双手抱住自己脑袋的马车夫从此摆脱不了一个终生的噩梦。这一切，都是因为这场罕见的暴雪。

街边的电线杆从厚的雪堆里露出一点儿尖，仿佛沉船最后的桅杆。喀什噶尔正在沉没。

“让我们在雪中起舞吧

只要雪还没化

就在踏上去吱嘎作响的皑皑白雪中

留下足迹

足迹会保留着，保留着

直到冰雪消融，他预测

到那时，东方和西方

又将赤裸面对，冰火不容。”

一个长得毫无风采、看起来就像屠宰场厂老搬运工的雅利安人写下的句子，从遥远的黑森林里发射出来，穿透了时空和语言的障碍，剑一般直中靶心，射在了东方土曼河畔的这位无名小卒心上。姬书藤认为这就是专门为他写的，比情书还专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别无替代，一点不错。在这个混沌的尘埃世界里，只有雨和雪可以稍微洗滌一下，偶尔也可能 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撞，碰撞出暖人的一线阳光，让生活继续运行下去。人和人可以离得很远、非常远，心却可以很近，近得就像一起搏动；人和人可以离得很近，心却可能相距万里，难以相通。

但是不管怎样，生活还在继续。

哈皮从阿图什寄来了信，他和孙紫荆准备结婚了，春节时打算一起到喀什噶尔来看看老朋友、老同学。另外，还写了他到了州党委办公室当政法秘书，一切尚好勿念云云。

姬书藤也想念他俩了，真想和老同学聚一聚。还有王镰、鱼姗姗，乘着过春节，大家在一起欢乐欢乐多好。他一路想着这事，准备回去和庄延商量商量，然后赶快给哈皮回信。

十三

喀什军分区司令员庄元兴家的大年初一热闹起来了，这几年他们家很少这么热闹过。庄元兴的两个孩子都是前妻生的，女儿庄延留在身边，在喀什公安处工作，儿子庄明在野战五师当兵。平时家里只有庄元兴和他的夫人洪雁，还有个公务员苏子艾出出进进。他们家少有闲杂人来往，来的基本上都是分区的干部，汇报工作，交待事项，然后敬礼，向后转，走了。他们家像个办公室。

洪雁四十岁多一点，比庄元兴小十岁。身体已经发胖，皮肤仍然很白，走路慢而无声，轻

得就像水在地板上溢过来。她一直没有生育，对姬书藤和庄延还是挺好。这个新中国成立前参军的六军文工团的演员，被彭德怀一声令下，退役回家当了家属。

庄元兴今年喜事临门，军管时期结束，他的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已经不当了。但是内部已有消息，命令很快宣布，他马上要升任军区副参谋长了。所以庄延说起想请几个同学一起到家里过节热闹热闹，他马上就答应了。

庄延说：“我们家地方太小了，几个人就满了。”

庄元兴说：“都是什么人呐？”

庄延说：“两对，都是姬书藤大学的同学。一对在阿图什，男的叫柳司理，是州党办的政法秘书；女的叫孙紫荆，是州医院的医生。还有一对，男的叫王镰，女的叫鱼姗姗，都是喀什二中的老师。”

庄元兴说：“那好嘛，欢迎！”

柳司理和孙紫荆离得远反而来得早，带了一条西噶尔水库的大草鱼，足有十斤重。

过了半个多小时，王镰和鱼姗姗也到了，说路过街上巴扎，顺手买了两只活的小公鸡，可以炒个辣子鸡。

话没落音，有人喊“报告”，开门一看，原来是隔壁王政委家的公务员，双手捧着个陶罐，说是政委让送过来的红烧狗肉。政委亲手做的，请庄司令品尝品尝。庄元兴夹起一块尝了尝，“味道不错么，这下有的吃了，手艺不错哩！”

庄元兴和王政委两家住着一幢平房，各占一半，左右为邻。庄元兴家是四间房，一间客厅，三间住人的房间，都是地板，另有一间厨房，一个小餐厅，一间有浴室的卫生间，那就已经显得很宽敞了。

庄延和孙紫荆去弄鱼，公务员小苏去杀鸡，鱼姗姗和洪雁在饭桌上挑大米——那米里混着稗子和小碎石子，洪雁每次做米饭都要仔细一粒一粒挑一遍才行。

剩下王镰和柳司理坐在客厅里陪庄元兴聊天，姬书藤坐一阵出去看看又回来，加入大家的聊天。

过了好一会儿，庄延跑进客厅，叫大家开饭。

挨着厨房有一个小餐厅，摆着方桌，八个人正好。“酒！”庄延忽然想起来，正要去找，只见庄元兴笑呵呵地掂着一瓶古城老窖走来，“年轻人也可以喝一点，无酒不成席哟。”

席间，宾主欢洽，气氛热烈。

酒过三巡，柳司理举杯站起来说：“我是远道来的，这杯酒敬庄叔叔和阿姨，我想说的是，庄司令员您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说完一饮而尽。

王镰一看也坐不住了，也起来敬道：“今天我特别高兴，喜获金佛，永远珍藏。祝我们在佛光之下幸福安康！”

姬书藤看大家都高兴，饭桌上的气氛这么热烈，心里乐滋滋的。便对哈皮说，“你是不是该给大家露上一手了？”

“行啊，”哈皮很痛快，他站起来，“我给大家唱支歌吧。唱个《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作者是吕远。”说完，他清清嗓子，就唱起来：

走上这呀，啊…啊…啊，

高高的兴安岭呀，啊啊啊…啊

我遥望南方啊，啊啊啊…哎

哎哎——哎

脚下是茫茫的草原哎

我闻见江南的花啊香哎…

清啊清的昆都仑河昆都仑河哟

我在那里饮过马哟

连绵的大青山大青山哟

我在那里放过牛羊哟

亲爱的汉族兄弟汉族兄弟哟

和我们一起建设哟

在那些野草滩上野草滩上啊

盖起了多少厂房哟

啊哈嗬伊，啊哈嘿……哟

哈皮的歌声雄浑高亢，如同鹰在云中高翔。它滑翔、盘旋、翻转、升高，一点不费力气。大家静静地听着，各自在自己的想象中沉醉，连庄元兴也惊奇地睁大眼睛。

“看不出来呢，人家还有这本事！”他说。

最后，酒足饭饱，各自散了，姬书藤送完了客，跑到厨房想去洗碗，结果洪雁已经在洗了。他便立在旁边陪她说说话。

“今天怎么样，高兴吧？”

“挺好。”

“你看我这两个同学怎么样？”

“都不错，以后都能有出息。”

“现在就剩下我了，连党也入不了。”

“你将来也会有出息。”

她说得非常肯定，似乎毫无疑问。

姬书藤心想，“以后”是个什么样子她怎么能看出来呢？“将来”是怎么回事，难道她能预知吗？洪雁不过比自己大十几岁，却好像一个过来人，见人见事就成了两代人的眼光。她是爱读些文艺书的，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修养还是不同于一般家属。她如果不是发福变胖，可以想见年轻时还是相当有风采的。

姬书藤有一次曾经很冒昧地对洪雁说，“我怎么看也觉得你有什么地方不像中国人。”

“不像中国人像哪国人？”她反问。

“有点儿像韩国人？”姬书藤因为知道她是丹东人。

“我爷爷是日本人。不要出去乱讲，你知道就行了……”洪雁这么说的时候，表情很平静，“你是头一个看出来的，过去从没有人这么问过。”她对姬书藤的眼光暗自称奇，这人有时候能一眼看到根上，无论如何也不是凡俗之辈。现在是有些坎坷，日后不会久居人下，说不定会是庄家最出息的呢。洪雁这么想过，所以对姬书藤另眼看待。

“啊？日本人……”姬书藤大吃一惊，“这我可没想到！”

“我爷爷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洪雁说。

那总还是有一股日本人的血脉在她的身体里潜藏着，从她走路时的轻如水流，到她脸和颈部的白若冰雪，还有她精细到有洁癖似的生活习惯以及表情手势，都隐隐约约顽强地表现着。姬书藤知道洪雁的这个来历之后，虽然没有想到，却也没有什么难以接受的，甚至还有很强的新鲜感和传奇意味儿。

十四

庄延是个营造温馨家庭生活的高手。一切家里日常生活的所需，全部都是由她承擔。柴米油盐，生火做饭，养鸡种花，买菜买粮，全是她的事。有几次公安处的人看见她手里提着菜，肩上扛着一袋面往回走，忍不住会说：“庄主任啊，这些活儿让姬书藤去干嘛，他那么大的个子啥活儿不干，让你扛面袋子，我们都不愿意。”

她笑一下，“没事儿，我扛得动呢。”

有人当面说她，“你是个小姐身子丫环命。”

“我算什么小姐，别胡说。”

“你父亲都是军一级干部了，你不是小姐谁是？”

“我可不愿意当什么小姐，你们最好也不要把我当小姐看。好不好？”

庄延这方面的表现确实让周围的同事们佩服，挑不出毛病。一个九级高干的女儿，肩上扛的常常是米袋子，面袋子，从来不扛“我爸是庄元兴”这种招牌。她这么做好像也不是装的，而是自然而然，出于天性，她似乎从不觉得因为家庭出身就高人一等。更为奇怪的是，她出身在这样的家庭却对当官看得很淡，一点儿往上爬的心思都没有。入党入得容易，水到渠成。当个科级政治处主任，也不是她想当，倒像是别人送给她的礼物。

庄延不是没有工作能力的女人，她会办事，能察人，思虑缜密，决事果断。在这点上绝对是狠狠地遗传了庄元兴，姬书藤的评价是“将军的脑子女儿身”。他完全无条件地承认庄延这方面远比自己强，她太适合当官了，按她的人品、才干，包括相貌——顺眼不扎眼容易被人接受，当一个省的纪检书记应该毫无问题的。但是，庄延缺乏进取心，没有原动力，她一点儿都不想改变命运，也丝毫不羡慕任何高官的生活。这样挺好，现在正好，她脸上写着的就是这种表情。

庄延的全部生活就是围绕着姬书藤，似乎嫁了（可能在她的感觉里是娶了）姬书藤已经是她生命中最大的成就。庄延甚至有一种“骗”来了姬书藤的感觉，她总觉得如果不是姬承先被打成叛徒、开除党籍，姬书藤未必能看得上她。乘人之危，看黄萝卜跌价，这难道还不算“骗”吗？所以庄延特别珍惜这个“骗”来的成果，对姬书藤百依百顺。庄延以前不会做饭，结婚以后才学着做。有一次王镰和鱼姗姗来，她做的抓饭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儿，颜色、

味道都不对，结果是忘了放黄萝卜！

以后人家用了些心思，很快厨艺大进。抓饭有时候做得比维族人做的还香，拌面、炒面、薄皮包子、粉汤、手抓肉、辣子鸡这些新疆饭，样样都行。可惜的是那时候缺油少肉，什么都定量，凭票供应，学会了厨艺也很少有机会发挥。

日子就这样慢悠悠地流淌推进着，不咸不淡，不喜不怒，既无滋味，也无灾难。日子呀，慢慢流，流得快了早到头。春来桃杏过高墙，桃红杏白开得稠；墙外公安墙内囚，可叹有人不自由。日子呀，慢慢流，流到何时是尽头？鸟有翅欲飞，鱼入水要游，人在世间逞风流，不肯埋没在荒丘，谁愿白首泪空流？大人寰，小宇宙。

姬书藤喜欢这么独坐冥想，脑子里暗自吟哦着这样一类不着边际的诗句，他经常这么干，从来也不打算写下来。这样也算是一种抒发、一种休息，渐渐养成习惯，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娱乐。他不需要别人参与，他在内心自成一个世界，为此，他经常瞧不起现实。在他眼里，现实是苍白的、僵化的，没有活力，缺乏生机。在通向完美时，人毫无创造力，一个个呆若木鸡，完全像行尸走肉；但是在通往邪恶时，这些人变得活蹦乱跳，花样百出，欣喜若狂。

往往在这时候，庄延不会去打扰他，她干着自己的事，偶尔注视他一下。看他像老僧入定，眼神空茫，仿佛深陷于现实之外的另一空间里；过一阵子，脸上的表情活泛了点，像是大白天的梦游人，口中念念有词，但含混不清；有时会独自大笑，跌回现在当下。庄延心里有数，知道他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方面他完全清醒地活在现实中，另一方面他持续地活在一个别人无从窥视的虚拟环境中，那是他用想象构建而成的，有人物，有情节，有随时变幻的惊悚、恐怖、血腥、打斗和正义、真理、爱情、英雄故事……這些东西往往会一瞬间坍塌，全面崩溃，他又会另起炉灶，重新开始。庄延理解他这套，她会给鱼姗姗说：“他就是这种人，别人是活一辈子，他偏想同时活几辈子。他一直在寻找另一个想象中的他。”

鱼姗姗笑道：“我也是这种人，整天不务正业，活在自己营造的幻象里。”

庄延道：“你们两个都自恋。”

“你不自恋么？我的庄大小姐！”

“人家说我是丫环命，丫环哪有工夫自恋？姬书藤说我是他的殖民地，还是他的根据地，还说‘结婚真好，想搞就搞；不用花钱，日夜缠绵。你看看，我是不是丫环命？不过，我乐意这样，他只要一直爱我、白头偕老，我就心甘情愿。”庄延说的是心里话，她有些动情，眼睛湿润起来。

“你不能这么宠着他，男人都是孩子，宠不出忠臣，惯不出孝子。”鱼姗姗对庄延的为妻之道不以为然，“你这个司令员的女儿倒是有一肚子的村姑情怀！”

说完，两个人哈哈大笑了一阵。

过了一会儿，鱼姗姗俯下身在庄延的耳朵边上悄声告诉她，“我怀孕了。”

“真的啊？那太好了！”

“当然真的，我还会骗你不成？哼！那些人还说我不会生孩子！”鱼姗姗气哼哼地说。

“你怎么可能不会生孩子，”庄延笑道：“你们两个像一对种马，肯定生个漂亮孩子！”

“去你的，你和姬书藤才是种马呢！”

其实鱼姗姗心里乐滋滋的，说是种马，也就是种人，血统高贵，品质优良。这样的恭维太合鱼姗姗的心理了，她有很强的血统意识，这种意识就如同她的个子那么高。她喜欢卓尔不群、高高在上，有一种天生的藐众感。在喀什噶尔这个偏僻的小城里，也只有庄延这种“土酋长的女儿”（也是她的代用语）配得上和她当朋友，余皆难入美人眼。

鱼姗姗得的是天生贵族病，她是白天鹅，天鹅哪有不高傲的？但实际上，虚荣的人往往简单，高傲的人未必强大。鱼姗姗是一个蛋壳里的生物，外壳固然光洁严密，一旦碎了，也是一地汤汁，不好收拾。她虽然不久就要生孩子了，但自己尚未完成孵化，什么时候她自己能啄破这个蛋壳，她才算一只独立飞翔的天鹅。

也许快了，也许永远不能，一辈子生活在壳里……人嘛，总要生活在一个东西里，有的人生活在蛋壳里，有的人生活在巢窠里，有的人生活在窝洞里；有的人生活在树上，跳来跳去；还有人生活在水里，离开水一分钟都不能

活；有人生活在油彩里，只有化了妆她才能更像自己；有人生活在毛发里，只有长发和大胡子才能遮掩他的满脸窘态；有人生活在赤裸裸一丝不挂里，光屁股打狼，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有人生活在梦里，谁也别想把他唤醒。

不管怎么说，人都生活在衣服里。

衣饰是人最后的包装和防线，去了包装，才见真货。人是害怕以真货示人的，敢于示人的，大概货真价实吧。

十五

快下班的时候，王镰很罕见地跑到姬书藤办公室来了，他看出姬书藤有些惊讶，便解释说：“正好路过，也没有什么事儿，过来看看你。”

反正快下班了，两个人对面坐着，总觉得聊的话题对不上茬儿。你说三国吧，他老往西游引；你刚要说西游，他又扯到红楼梦了。姬书藤心里有些纳闷，弄不清今天到底怎么回事？王镰呢，看姬书藤怎么也引不到正道上，闷了一会儿，只好叹了一口气直说了：“我入党了。”

“啊？你入党啦？”姬书藤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王镰是专门给自己报喜来了，竟然完全没有想到，真是太愚了。听到这个消息，他的本能的反应不是替他高兴，而是极大的震撼，就像一颗炮弹意外地落在自己的房顶上，弹坑里首先冒出的是一股妒忌的酸水。他怎么能不妒忌呢？在他的印象里，王镰是离共产党员这个称号最远的人。他们家就没有和共产党沾边儿的人，他爸爸是国民党，他妈妈是无党无派的资产阶级小姐，他自己也是个一贯自由散漫、清高孤傲、鄙视各种政治活动的人，一句话，他长得就不像共产党员。现在，连王镰这样的“原极右青年”都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了，让姬书藤情何以堪啊！

姬书藤一直以为自己起码比王镰离党要近得多，在党的一级领导机关工作怎么也比一个在中学里教书的入党容易吧？结果倒好，人家王镰进步快，倒先入了，自己还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入。哈皮入党并没有引起他太多的嫉妒心理，因为哈皮家庭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姬书藤心目中属于该入的；王镰就不同了，王镰从一个全校有名的、破罐子破摔的、执意不准备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右翼分子，竟然在喀什噶尔洗心革面、摇身一变，通过几年埋头苦干、顺从听话，成了党吸收的新鲜血液……这确实是太不可思议了！从王镰脸上，姬书藤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一个人“觉悟”之后的神态。

想到这里，他的妒忌心渐渐沉落，已成事实了，还妒忌什么。他对王镰说了些祝贺的话，但他自己也感觉到脸上有难以掩饰的尴尬。

打破这尴尬的，是成志敏。他正好推门进来，姬书藤一介绍，成志敏马上笑着说，“啊，知道，姬书藤经常说起你。”

姬书藤又说：“成书记，王镰入党啦。”

“那好哇。”成志敏又专门和王镰握了握手，坐下来。他对王镰的情况知道得不少，都是从姬书藤嘴里听来的，这是头一次见面，他看到的王镰不像姬书藤说的那样，是个非常懂规矩的样子。一个入了党的人，肯定会少了那些桀骜不驯的东西。

成志敏看了一眼王镰，然后对姬书藤说：“你姬书藤也该加把劲儿了，成天上班的时候省脑子，啥都不往心里去，你问他啥他都是行啊行啊的。不上心，省脑子呢。每天晚上回家下真功夫，写那个呵呵的破诗、烂小说，拿着公家的工资干私活。”

“你说说，要是讨论你入党，咱们这个支部工、青、妇二十几号人，能有多少人举手通过？”

姬书藤想了想，肯定地说，“绝对超过半数。”

“那不行。”

“超过半数不是就通过了吗？”

“你这种标准太低，让我说，必须全票通过，一个不举手的都不能有。”

“那……谁能做到啊？”

“怎么不能？下点功夫，做做工作呀。少写点你那些破诗、烂小说，抽出点时间来，谁对你有看法，登门拜访，虚心求教，堅决改正。一个一个地拜，直到大伙儿全都满意！”

“啊？这么麻烦？……”

“嫌麻烦那就别入了呗。”

王镰插话说：“成书记说的是真经。”

姬书藤问道：“王镰你是这么干的吗？”

王镰说：“当然。可我没有成书记这样的指路人，走了不少弯路。”

这时，王镰的情绪被调动出来了，他也不甘寂寞了，咳嗽了一声，振振有词地说出一番话来。

“天底下有这么多人，这么多愿望和要求，这么多利益和矛盾，哪能由一点书生意气来解决呢？任何一个个人的、集团的、地域的、种族的、宗教的立场，都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大目标、大立场，而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是安定中图发展，发展中求生存。”

“这才是高论啊，”成志敏鼓起掌来，“讲得好，讲得对，这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呢！”之后过了好几天，成志敏说起王镰来还是赞不绝口，他说你那个同学王镰是个人才，有学问可又不是书呆子，这种人还不太多见。大学里的那些有些学问的人，咱们也见过一些，缺乏实际经验的多，生活面窄，那些学问也用不到实处。王镰不一样，所以说知识分子还是要投入到实际生活中去历练，我看他今后会有出息。

姬书藤心里又泛上来一股酸水，悻悻地说，你要说谁有出息那还能错得了吗，你是组织部出来的，当然知人善任了。不过，他在中学那么一个小池子里，还能出息到哪儿去呢？顶到头当个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水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要忘了，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以后是怎么回事儿，谁也说不准。”成志敏如是说。

十六

1976年就这么来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平平常常的年份，竟会如此的不同寻常。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一年是灾难年。所有的灾难，仿佛事先商量好了似的，全都排着队来了。山呼海啸，天崩地裂，共工怒触不周山，后羿连射三日，精卫填海，夸父弃杖成林……神州动荡，就像一艘大船眼看着就要在大海上沉没。

经历了十年之久的表面狂热业已降温，那个暗藏的、巨大的悲剧性的东西开始逐渐显露出来。政治舞台上混乱滑稽，像一个魔方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扭来扭去，不断出现新的组合。“文革”遗留的残余政治势力，有的自生自灭，有的被无情抛弃，有的反而获得了新的活力，像在野党一样让政界人物不能忽视。就连远离北京万里之遥的小小边城喀什噶尔，都不甘寂寞，异常活跃，其中一个兴风作浪的人物就是程墙。一个京城来的大领导路过喀什，短期停留中，竟点名召见了程墙。

程墙可不是一般的庸常等闲之辈，这个手眼通天的人物正在惊涛骇浪的政治风雨中独驾小舟。他心劲沉稳，决心孤注一掷，不是在冒险中沉没灭顶，就是际会风云直上巅峰。

对于这个在现实中备遭困厄凄凉的年轻人来说，他的书没有白读。所有有用的知识都被这个饥饿的人吞吃下去，而且消化得一滴不剩，全部运用到现实斗争中。

屈铭这时候像一个冷静的场外指导，他一声不响地在场外观看。他的脸上没有更多表情，他的短发支棱着的平头像是被横空削去了一些那样，平而硬，显得面部更紧凑、更紧张。

专区的那张对开小报《喀什日报》上，开始发表批判屈铭的整版文章，标题很长，耸人听闻，好像屈铭是一个率领百万徒众来进攻喀什的恶魔。屈铭已经不再是“披着老干部的外衣”了，而是赤裸裸地上阵较量了。

看样子当时中国的两种政治力量，已经发展到白热化、明朗化的程度，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从中央到地方各有一脉相承。最后的决战渐渐逼近，在喀什的这些风波无不与此关联。

平素并不关注政治的姬书藤此时也嗅到了风暴将临的气味儿，黑云压城城欲摧，青海长云暗雪山，政治气候自会告诉每一只蝴蝶的翅膀。他并不清楚这场风暴对他是好事还是坏事，但他兴奋、期待，渴望改变。

就这样，姬书藤独自在台灯下坐着，深夜之灯，如火如虫，窗帘之外，云浓雾重，一腔心事，诉与谁听？正无法排遣，忽然“欧阳子方夜讀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冒出来，中学时背诵过的，此时轻诵有如古人神谕：“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錝錝，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杖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

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乎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色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奋发。……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夫秋，刑官也。”

背诵到这里，姬书藤心里轻松了许多。瞧瞧，古人该有多么大的智慧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人家一眼就望出去几千年，早已领悟、洞察了世间的规律。今天发生的和明天将要发生的事物，不是都讲透了吗？

现在，1976年来了。

它是个终结者，手里提着长柄的镰刀，从地平线的尽头开始，一路收割，錝錝，铮铮，金铁皆鸣。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凄凄切切，呼号奋发。它来收割这个时代。它割得飞快，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它一边割一边说，“这一切早该结束了。”

它是个猎鹿人，身后背着长弓腰间系着箭囊，它前进一阵，会停下来，注目四野林间，有五色神鹿跃起，则引弓发箭，箭出必中。其囊中有三支箭，它知道将有三只神鹿完成使命，由它箭的引导告别人间。它说，“他们是该走了。”

十七

姬书藤刚刚从外县回来，累得要命。

他被借调到地区“普及大寨县办公室”，作为工作人员，这次跟着地委书记一口气跑了六个县，喀什噶尔所辖一共十二个县市，这下让他一次扫荡了六个。真是威风凛凛，风尘仆仆，疲于奔命，却谁也弄不清和人家大寨有什么关系。

先是郭凤莲来了，开了大会。郭凤莲是陈永贵的接班人，大寨党支部书记，中央委员。别看人家年纪不大，见的世面大，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什么样的领导没打过交道，往台上一站，那个从容大方、谦虚得体，一下就比主持大会的地委副书记高出去一大截子。地委副书记可是红军时期的老干部，结结巴巴、不知所措的紧张样子，硬是让郭凤莲一个农村丫头给比下去了。真是革命几十年，不如见过大世面。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大寨就成了一面旗帜，一个典型，全中国都轰轰隆隆地学，各地赴大寨参观学习的团队络绎不绝，连大寨人吃饭都是旁边站满了人围着看。姬书藤记得当时有一首歌颂大寨的诗，里面有一句让他印象深刻：“中国农业的瞭望台呵，就在虎头山上！”

这会儿，姬书藤躺在自己家的床上，脑子里像过电影似的闪过这一路上的见闻。九天时间，跑了六个县，也算是一次走马观花的高速旅行。他总算看到了一点在喀什市内看不到的东西，一个轮廓渐次呈现出来。

驶出地委大院的时候是两台车，一台苏式嘎斯69，一台北京越野吉普，沿途走下来，车就越来越多，所到各县的县委书记都跟上来，一路黄尘滚滚，十里不绝。最先到达的英吉沙县，就是以制造刀子闻名的地方，也是最初姬书藤分配到的县。这个县除了会造刀子，别的乏善可陈；所谓县城，就像一个孤悬路边的小镇，和它一比，喀什俨然成了一个大城市。这个不到十万人的小县，拥有一个老资格的三八式县委书记，他的主要功绩就是动员全县人民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修了个大水库。但是那个水库，在一半季节里根本看不到波光粼粼的景象。

再走远些，就是人口四十余万的大县莎车。这个县就像它名字里的“莎”字一样，黄沙已经掩埋到公路旁的白杨林带下。它的县城门口，黄沙堆积得比民房还高，如同包围在四周的黄色城墙。这些暂时凝固在这里的黄色波涛，正随时听候沙漠风暴的召唤，抬眼望过去，惊心动魄！沙漠已经很近，你已经可以看见它伸进来的骆驼脑袋，听见它喘息的声音……它知道占领这个地方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它并不急于进城。

地委书记率领的检查团车队驶进莎车县城的时候，就像刚刚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沙尘腾空，笼罩全城，黄色的蘑菇云历久不散。车上就有人说了，“莎车人民也辛苦，一天要吃二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但是进了县委大院，沙漠围城的危机感就不那么明显了，反倒觉得格外清幽宁静。这个过去是莎车行署的大院，

更早是一个大巴依（地主）的庄园，林木馥郁，屋宇精致。

人类和沙漠在这里共处着，看样子谁也消灭不了谁。亿万年前，人和巨型食草恐龙可能也是这么相处的，它们不吃人，人也吃不了它们。莎车县委的干部对地委这些“上面来的人”，有一种恭顺但并不服气的特殊态度，这大概与莎车曾经是行署有关。当然，莎车是不能小看的，它的县城虽然并无特色，广阔的农村却显得深厚丰裕。这个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至少还有二十万头小毛驴。

昆仑山下的最后一块绿洲是叶城，它更远了，但没有因为更远而变得更穷、更荒凉。它直接饮用了昆仑山融化的雪水，那水清澈甘甜，还没有变成浑浊的红水。这里的铁提公社有一位刚刚升起的政治新星，这个人就是司马义·艾合买提江，他从伯什克拉木调来，当了这里的公社书记。姬书藤专门去看他，车到了公社大院门口，一个小伙子跑过来，为他们打开那两扇大柴门；进了办公室，那个小伙子端茶倒水，很是殷勤。他注意到那小伙子，白白净净，圆圆的脸，看样子大约十六七岁的样子。他当时用一种领导的口吻关心人家，“小伙子，你多大了？”

“二十七啦。”

“二十七？不像呀，你上过学吗？”

“报告领导，上过。”

“在哪儿上的呀？几年级？”

“北大地球物理系。”

操，自己把自己给骗了！姬书藤想起这件事就想笑，什么时候学会小看人了？因为你身处上级机关所以看人就小几号吗？北大地球物理系，你跑这来开大门干什么？这他妈是你该干的事儿吗？这是叶城县铁提公社，谁把你这个江浙神童弄到这儿来的？荒唐，罪过，哭笑不得！我们国家能有多少这样的宝贝，竟然舍得放到这里给一个公社书记当跑堂的？

“这还算好的，铁提公社毕竟还在地球上，”司马义在一旁笑道，“青岛海洋大学的一位分配到喀什，分办的人一看，海洋大学？我们这儿没海啊，怎么办？想了一下，这样吧，分到岳普湖去吧。那人一想，没海，有湖也行。去了一看，沙漠、戈壁滩，哪有湖呵？就是县名叫岳普湖！”

一见司马义，姬书藤顺口冒出一连串的问候语：“提勒克木？奥不旦吐鲁木？亚克西吐通孜木？”弄得司马义大吃一惊，咳，继续疼，你的维族话现在厉害得很嘛！姬书藤说，我就会这么几句，还不行。司马义说，你可不要这么说，因为我到处宣传你的维语学得快，半年就精通了，太聪明得很。尤其是喝醉了酒以后，什么话都会说，没有不会的。姬书藤笑道，那倒是，就是喝醉以后把汉族话忘了。哈哈！

两人大笑，一通拥抱，亲热得不行。姬书藤表示了一番祝贺，说维族干部当社长的多，当书记的可是很少见呢。司马义说，“组织信任嘛。”那时候姬书藤还看不出司马义有多大的气象，只是觉得他人好不隔心，特别容易被人接受。而且他很会看人，对文化的尊重远远胜过一般的汉族干部。比如对姬书藤，就因为知道他诗写得好，所以格外看重。直至二十多年以后，司马义当上了自治區政府主席，在一个茶话会上见到了姬书藤，远远地跑过来，又是握手又是拥抱，竟然说“老人家，我到处打听你、找你呀！”

姬书藤说，“我怎么变成‘老人家了，你好像应该比我大一岁呀？”

司马义说，“尊重嘛，表示尊重嘛。”

叶尔羌河畔的麦盖提县是个离塔克拉玛干沙漠更近的地方，但是因为它守着这条浊流滚滚的大河，反而使它在沙漠和水流之间找到了生机。这个地方的一切都被高大的沙丘映衬得金黄，就像埃及的金字塔下活动着人们。本来空旷的天地间，因为众多的沙丘而显得拥挤；这些世代生活在沙漠深处的人古风犹存，在叶尔羌河畔的胡杨林下，烤鱼之宴使检查团瞬间回到千年以前的远古洪荒年代。

你看着那浊流滚滚的大河从沙漠的腹地夺路而去，你觉得这条河肯定比沙漠更荒凉，它肯定寸草不生，来不及长出任何东西。可是这些古老的麦盖提人变戏法似的，从河里捕捞出活蹦乱跳的大鱼！鱼有多大？有人的小腿那般粗细。从中劈开，用红柳枝穿上，洒上盐、孜然、辣子面，木炭炙烤，托盘呈上，那种滋味，真是香透脑片骨！

检查团的领导们盘腿坐在胡杨林间的空

地上，地上铺着华丽的和田地毯。村民捧着托盘，俯首躬身，膝语蛇行，如侍帝王。这些伟大的礼仪是谁教给他们的？这种令人噙泪的文明是什么时候养成的？姬书藤忽然心生愧疚，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盛宴和虔诚的礼节，对不起这些在篝火边跳刀郎舞、在果园里画农民画的沙漠人。我们为人家做了什么值得人家这样隆重接待？

去伽师和巴楚的路上，离城十里就有村民排成排用水泼洒路面，珍贵的沙漠之水，就这样一盆一盆毫不吝啬地泼洒在公路上以免车尘。伽师县的水是远近闻名的，这里的水质恶劣，据说长期饮用可致不孕。这里的汉族干部都不安心，他们说，这辈子如果东行百里能调到阿克苏，那就算心满意足、到了天堂啦。

巴楚是一片盐碱滩，种地难。先要挖一条条排碱沟，把地里的盐碱冲掉，等于先给土地洗澡。这不把人麻烦死了？好在有一弊必有一利，盐碱滩适合放羊。巴楚的羊肉也是远近闻名，羊吃了盐碱地里的草，羊膻味全无，肉味甘甜。那肉变成一团一团，拳头大小，吃起来和别处的羊完全不一样。这个县的位置恰好在通往喀什噶尔交通要道的一侧，巴楚是个门户。这个要道在它这里有一个显著的地标：三岔口。三岔口在大路一侧留下一个几百米高的断崖，崖后缓坡可上，崖壁陡峭凶险，令人望而生畏。这个断崖就像巴楚县的一张难看的脸，日日夜夜，戳在路边，冷漠呆板，寸草不生。每一次看到它都会觉得有可怕的事将要发生。

半个喀什地区就这样被姬书藤以学大寨的名义给转过来了，这已经比内地的一些省份都大了。但他并没有觉得有多大，也没有觉得大而无当，无非是少了些古诗里的青山绿水、池塘竹林，实际上一切都还在，只不过是绿变成了黄——青山变成了沙丘，绿水变成了浑黄的河流，竹林变成了金色的胡杨林，春江水暖鸭先知变成了碱滩草绿羊儿肥。沙漠似乎也变得不像从前想象的那么可怕了，你亲近了它，就会发现它的可爱。沙漠更像是太阳的嫡子，被它父亲的基因染成一片金黄，它不用晒太阳就是黄的，一晒太阳就成了金的，闪闪发光。它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谦虚和自卑，它一直重复的一句话是“瞧，我才是金子！”它根本不明白自己在人类的心目中意味着荒凉、恐怖、毫无价值，恰恰相反，它始终为自己蕴藏的巨大财富而骄傲，耐心地等着有一天被人们理解和发现。

沙漠就是这样，外表是母性的，所有的沙丘都呈现为乳房状，期待着哺育和喂养。但它的性格却是雄性的，暴躁、干燥、躁动，具有进攻性和扩张性，丝毫也不肯安分。它是大地上唯一不停移动的山脉，它是固态的海——沙漠之海！

“人类真正认识它还需要一些时间呢。”姬书藤想到这儿，从床上爬起来，点燃了一支香烟。他最感到奇怪和不解的是，这种风沙弥漫地方的人，眼睛应该很小才对，可是相反，他观察过了，这里的人眼睛很大，就像是在鼻梁這座山脉两边躺着的两个湖，清澈而又明亮。就像与风沙为伴的骆驼，偏偏长了一双大眼睛。

啊，喀什噶尔，姬书藤自言自语地感叹道，“我也许一眼就能看透乌鲁木齐的五脏六腑，却永远也读不懂喀什噶尔那双迷蒙的眼睛……那是从沙漠里变出来的活蹦乱跳的大鱼，是冬天光着脚穿着一双塑料凉鞋的农村小姑娘转眼变成身姿窈窕的美丽公主……是荒诞？是魔幻？是不可思议的嘲讽和幽默还是什么别的？”

这里有最荒凉的，这里有最奇妙的，这里有最险恶的，这里有最善意的；这里是死亡之海，这里是生命之源。为什么我的眼睛里常含泪水？因为这鬼地方风吹沙子飞。

十八

这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人，似乎他们不管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和国度，他们都会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团糟。他们总是颠沛流离，屡遭打击，但是他们永不屈服、天性顽强；他们在绝境中往往能得到友情和无私的帮助，看起来柳暗花明获得转机，但是不久，这一切很快又被搞得乱七八糟，使之陷入更难摆脱的困窘。

谁也弄不清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什么原因，别人说不清，他们自己也不是完全明白。总之他们是搞糟了。他们本来拥有向好的方向努力的跳板和能量，结果像一只昆虫被蜘蛛

网缠住了，越是挣扎就越是难以摆脱困境。人的社会里也有蜘蛛网，谁撞在上面谁倒霉就是了，问题是为什么老是被你撞上？

是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笨呢？不是，完全不是，他们的智能往往高于常人。不仅是智能，他们还拥有一些其他的优点，譬如坚韧顽强、目标明确、酷爱学习新的知识、永不气馁等等。这些品质中的任何一个放在别人身上都会大放异彩，唯独给了他们，导致人生的彻底失败。

屈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人不管有多少好的品质和优点，只要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足以让他前功尽弃，败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

这个致命的弱点是什么呢？

——至死不渝地爱上了他不该爱上的东西。

一个人，从他从娘肚子里爬出来的那一刻起，属于他的那一条人生之路就已经等在那里，他的成长过程就是寻找那条路，不断地去领悟、理解那条路；那条路当然不会是直的，有拐弯儿，有岔路，有山挡着，有河拦着，还有悬崖陡壁。但是不管怎样，你必须找到自己的那条路，走自己的路才是人生。很多人被自己年轻时的热情误导到别的路上，但他们及时醒悟，迷途知返，三十而立，事业有成。屈铭不是，屈铭一生都在走不是自己的路，从一开始就错了，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原来的路在哪儿。他的全部错误的根源就是爱上了文学——一个他不该爱上的东西。

难道不是吗？因为爱文学，屈铭小小年纪胆大包天，竟敢给毛主席写信要求上鲁艺，而且被弄成了。这次成功让他欣喜若狂，野心倍增，以为从此走上了坦途——殊不知这正是他的陷阱，文学是蜘蛛网，但屈铭不是蜘蛛。

还是因为文学，屈铭和他的农村媳妇离了婚——不能算什么离婚，只能算他抛弃了人家。他抛弃的不仅仅是一个农村姑娘，还有和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乡、家园、土地、河流、乡亲和全部血肉相连的记忆……这种罪过，虽然是因为革命的骤然成功所造成的——一个穷小子忽然变成了十二级高干、省文联的军管会副主任，但文学也在其中起了不小的潜作用。他读过的那些外国文学影响了他。

离婚，不管是对于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一次脱臼。只要有过一次脱臼，以后就容易再脱臼。但是这种脱臼，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永难愈合的痛苦——别看他表面上装得很轻松。

对于屈铭的私生活，姬书藤是一点一点逐步了解的。屈铭很少谈到他的私生活，他和姬书藤聊的除了文学就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各类人物，他从不议论现实。

“屈叔叔，你是不是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你是因为什么言论被打成右派还降了好几级？”姬书藤这么问过他。

“我不是右派。”屈铭非常肯定地说。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连降五级，他就不说了，讳莫如深。于是他转移话题，说，“那个时候，几个年轻诗人到了北京，很受宠，成天小卧车接来接去，风光得很喽。我们这些老延安鲁艺的，扔在旁边没人理，所谓文学界也是很势利的。”但是姬书藤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这正是文坛的可爱处，不讲资历，不管地位，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风光。文坛不是熬出来的，而是闯出来的，正是凭着这一条，吸引着无数的青年人凭一支笔改变命运，妄图一举成名，一觉醒来名满天下……

屈铭有一本厚厚的诗稿，曾经给姬书藤看过，姬书藤嗅到屈铭的诗里有一股味道，有血光杀气，有装腔作势，很不自然。这就比不了魏巍早期以红杨树的笔名出版的那些战地诗篇《黎明风景》，更比不了蔡其矫那种超越时代的短诗。从屈铭的诗稿里，姬书藤读出了他的致命的弱点——完全缺乏诗的天赋。但是，屈铭对文学的那份死不回头的痴爱之心，却是那些拥有天赋的人所望尘莫及的。如果你告诉他“你更适合当官”，他会认为你在侮辱他，恨不得马上跳起来和你决斗。可是实际上恰恰正是这样，他更适合当官，他不怒自威，沉稳干练，敏于分析判断，经得起各种挫折打击；如果有什么不适合的地方，那就是他太爱文学。

有一次姬书藤和他开玩笑，问他：“假如一边放着诗人，一边放着地委书记，你选哪个？”

“当然是诗人啰，呵呵……要是你哩？”

“我选地委书记。”姬书藤毫不犹豫。

“哈哈，姬承先的儿子想当官，那也正常，

那也正常。”

姬书藤并未感到被揶揄，他解释道：“写诗不能当饭吃，即使像曹雪芹以举家食粥、冻无寒衣留下一部传世大作《红楼梦》，我也不干。太苦了，谁受得了哇？你死了，后世把你说得再伟大，你也不知道了。我还是在乎活着的时候好一点。可惜的是我没有当地委书记的条件，只好去写成志敏说的‘破诗烂小说。”

屈铭说：“也许给你一些条件和时间，经过一些历练，你可以成为一个地委书记；但是我怀疑你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

“我不怀疑。”姬书藤道。

“为什么那么自信？”屈銘伸了伸脖子。

“因为对我来说，现在什么都缺，天时、地利、人和，对我来说，三样儿都缺。我唯一不缺的就是天赋，而成为一个诗人最需要的就是这一条。我对自己的天赋有着绝对的、可怕的、不可思议的自信，虽然现在还不能证明，但我是天才，对此我清楚极了，丝毫也不怀疑。”

“任何人也休想说服我，让我承认我不是天才。”说到这里，姬书藤格外激动，他面红耳赤，两眼放光，咄咄逼人，仿佛和一个看不见的人吵架。

屈铭听了他的激奋之词，沉默片刻。他从没有见过一个人如此疯狂地肯定自己，他阅人多矣，结识过不少当世著名的人物，但还没有见过这样自我膨胀的。如果不是喝醉酒说出这样一番话来，那就不是头脑在说，而是血液在呐喊。屈铭一时语塞，仿佛被一股气浪顶住，不知说什么好，下意识地冒出来一句：“你今年多大了？”

姬书藤答道：“我二十九了。”

“三十而立呀，你是不是个天才，咱们可以拭目以待。”

屈铭好像把一个荡过来的大沙袋又打了回去，难题一下又撞回到姬书藤那边。姬书藤苦笑，他知道三十岁立不起来，只好自我解嘲，用伟大的失败者项羽的诗来遮挡那撞过来的沙袋。他低声念道：

“因为力拔山兮所以气盖世，

可惜时不利兮竟然骓不逝。

尽管骓不逝兮依旧可奈何，

我的虞兮虞兮咱们奈若何。”

念完，姬书藤叹道：“非不能也，时不利兮。说到底，这不是我们的时代。你看看那几个小丑一样的文人，就像鲁迅在《故事新编》的《补天》里写的‘女娲两腿中间的小丈夫。”

屈铭听着，这个沙袋又朝他撞回来了，这次可是分量不轻，也出乎他的意料。他没有想到姬书藤对当下的时局有这样的认识。他只好说：“对于这些，我当然不好说什么话了。”

谈话谈到这个时候，姬书藤才壮起胆来对屈铭说：“我这里有一篇最近写的东西，不长，先生愿不愿意看一下？”

“好啊，拿来看看。”

屈铭接过姬书藤递上的几页稿纸，展开一看，标题是两个字：西行。

向西的路才是遥远的路、至难的路，同时也是唯一向上的路、升高的路。

遥远啊，因此你将背离故土，背离你所熟悉的语言，背离红枣和蟋蟀、荷花和蝉、水牛隆起的黑背与横笛，还有四合院和四合院里跳猴皮筋的小姑娘。向西，一直向西。

而西方是日落的地方，是雪的囤积地，向西去的路是暮云低垂如挽幛的路。

至难啊，离去者没有部卒与扈从，没有节旌，也没有回归的承诺，只有一群小狗似的儿子，最小的只有一岁，头上缠着绷带，好像一生下来就是伤兵。

于是向西行。

天空中一直有黑翅的恶鸟在叫，不祥的、骚乱的阴影便一直追随在头顶上。人的心始终蜷缩在胸膛里，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踏在一个什么虚空上。或许，一不小心就会从地球的边缘掉下去。

真正的迁徙只有一次，就是心中默念着祖先的白骨，越行越远，且永无回归之望。

野兽似的被神的力量驱赶，像一窝入秋时令远迁的狐狸，大狐小狐，团团在秋风之下，颤颤在旷野之中。至痛的绝离往往表现为平静的认命，但创痛的杀伤力是持久的，缓慢滋生的，伴随着生命的成长而日渐显示其创伤的持久与不可挽救。

这正是命运对人生无可改变的蛮横。

然而这正是升高的路，是受伤害者亲近神

的出路，是绝境之下求生的门槛。在新的土地上成为后人的始祖，留下名姓和种族，直至千年之后，下一轮的命运重新改变，一切又成为新的创痛。

在苦笑中笑。

屈铭反复看了两遍，他抬起头来，一句一顿地说道：“以前光听你说，这才见到你写。你已经和这个时代的文风拉开了距离。我想要说的意思是，谁的距离拉得越大，谁就有可能接近历史。懂我的意思吧？”

“懂。”姬书藤点着头说。

“另外，就是永远不要有小文人心态。什么是小文人心态？不要崇拜什么人，可以敬佩，可以学习，不要崇拜，五体投地。崇拜使人变小。也不要看不见自己，作品是自己的孩子，老鼠就看不出自己的孩子丑。狗屎文章，洋洋得意，永远没出息。这两条，也许对你将来有用处。”

“还有什么呢？那就是，好的写作状态不会无条件地一直伴随着你，灵感如电石火光，稍纵即逝。所以你要知道珍惜呢，谁都有江郎才尽的时候，有才华的人，往往不懂得珍惜……”

姬书藤看着屈铭，心里冒上来四个字，“苦口婆心”。他把自己半辈子的思考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了，无非是认为你值得。就像一个老郎中传了他的秘方，一个老匠人传了他的手艺，世上的不少技艺就是这么传递下来的，也可能是这么失传的。

他尊敬他，同时也可怜他。怎么搞的？这么明白的一个人，竟然蹉跎一生。官丢了也就罢了，作品也没有留下什么。奇人奇貌，望之不是凡品，却把一生虚抛虚掷在荒野边城，上帝忘了他，自己却不能也忘了自己啊。

后来有一天在庄延家里，姬书藤跟庄元兴说起地委批判屈铭的情况，他完全没有料到，庄元兴竟然也认识屈铭。庄元兴说，屈铭谁不认识，二、六军的干部好多都晓得他哩。他原来是文联的筹委会副主任嘛，52年三反时因为经济问题被撤职降级，后被开除党籍。他就跑到和田，黄诚在那里当地委书记，他们是河南老乡嘛，黄管他，给他介绍了第二个老婆。屈铭带着这个老婆又回来乌鲁木齐，住在军区的招待所里。

那个时候，正好牛林从内地调回来，到军区当副参谋长，也暂时住在招待所里。他们就成了邻居，经常在一起打麻将，他们战争年代就认识，这一来混得更熟了，结果牛林和屈铭老婆勾搭上了，两个人正在搞，被屈铭抓住。牛林逃走了，屈铭老婆跳楼自杀了，轰动一时的事啊。这件事，搞得军区副政委、独臂将军左齐知道后，左齐让他去西安投靠杜鹏程，杜鹏程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在天津工作的张女士为妻。

姬书藤说：“可是他现在的夫人不姓张呀？现在这位叫叶秋，是卫校的会计，这个我见过，认识。”

庄元兴说，这个不是那个了，姓张的那个一直在天津，也怀了屈铭的孩子。这个叶秋是云南人，也因为怀了屈铭的孩子，两人才双双到了喀什羊大曼求生。

“真够复杂的！”姬书藤说，“这叫什么活法，听着都让人头痛。”

庄元兴说，屈铭这个人，就是乱弹琴！表面上看，他是参加了革命，实质上思想意识没有改造好，他还是那一套。肯定是要栽跟头的。

姬书藤说：“他长得像个武将……”

庄元兴说，武个屁，他一天兵也没带过，让他打仗没有不败的，他是个文人嘛。

“那文人有没有可能成为武将？”姬书藤问道。

当然有喽，庄元兴说，打上几十仗，不死，就成武将了嘛。毛主席不就是大文人吗，蒋介石不是学军事的吗，结果打来打去，武人硬是让文人打败了嘛。文人有了实践经验，那可不得了。那些人有文化，脑袋灵活，善于总结；不像我们打了一辈子仗，靠的是经验、服从命令听指挥，主要是有决心，不小打小闹的。

姬书藤想，屈铭如果一开始就不去上鲁艺，而是年轻气盛去上战场，一仗一仗打下来，从抗日战争一直打到全国解放，没准儿也是一员虎将，说不定比庄元兴的地位还高。可惜他选错了路，弄了个文不成，武不就，落魄江湖载酒行。

不过又一想，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也许没

等到胜利，一颗流弹找上他那颗精彩的头颅呢？不管怎么说，现在他活着。

十九

程墙是喀什噶尔最先知道这一消息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他老婆小巩是地委的机要员，所以他和地委主要领导几乎同时获得这一消息。

那天晚上，街上到处放起鞭炮，响声不断，此起彼伏，比过年还热闹。程墙知道，想必北京城比这儿热闹一百倍，粉碎“四人帮”，大得人心，举国若狂。只有他，独自一口一口地嘬着苦酒，小巩怀着孕，不能陪他喝酒。他倒不觉得悲凉，也没有丝毫后悔，人嘛，一辈子不是起，就是落，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从明天开始，随时就等着公安局的人登门拜访了。

二十

叶秋是喀什地区卫校的会计，昆明人。四十多岁，身材略微有些发胖，但仍然可以看出年轻时的魅力。她嫁给屈铭的时候，并不知晓屈铭前面已经结过三次婚，她只知道一次，就是老家农村的那个。当时屈铭什么也不是，落魄得很，只是个名不符实的“老干部”，一个没有出版过作品的“作家”。但是她确实爱上他了，为了屈铭她放弃了昆明的工作，舍弃了家人，跑到了这个千里万里之外的荒漠古城求生，她是那种相信爱情的女人，而且她还相信这一切困境都是暂时的，屈铭是个人物，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迟早会得到纠正。

她热爱生活——再苦都热爱。一般来说，凡是自认为拥有爱情并为之付出代价的女人，都会因此激发出生命中的活力，决不会马马虎虎过日子。她们家的砖地，每天都是她趴在地上用湿毛巾蘸着肥皂粉，一块一块擦洗出来的，天长日久，净明瓦亮。进她们家，没人敢穿着鞋子轻易往上下脚。屈铭就是个爱干净的人，书案整洁，窗明几净，每天擦拭，已经养成习惯。他说过“战争年代，只有一块木板搁在膝盖上写东西，那我也要把它洗净擦干”。

那天上午，天气很晴朗，屈铭有几封信件要寄，叶秋骑车去办，正好也可以捎带着买菜。她到邮局发完了信，走出来，站在大邮局的高台阶上，一抬眼就看见几辆卡车拉着一些人挂着黑牌子游街。叶秋正好一眼就看到程墙，隔着马路，看得清清楚楚。程墙低着头，不时偷眼看看有没有熟人，一下看到叶秋。他就缓缓站直身子，然后缓缓低头，反复这样。

叶秋明白，程墙这是给自己鞠躬。

姬书藤每天上下班都骑着自行车路过大邮局，但是他没有碰到程墙游街的卡车，他碰到的是另一种场景。他家和监狱只有一墙之隔，监狱的大门离他家大约有六七米。那天下午，还不到吃饭时间，他在外面散步，透点新鲜空气，正好看见两队囚犯下工回来，肩上扛着铁锨，队边有几个管教。那两队囚犯从他面前走过时，他看着这些人，一个个身穿囚衣，下身穿着杂七杂八自己的裤子，神情麻木，隐约透着一些满不在乎的步态。

他看着这些人，既产生不了憎恨，也没有明显的同情心。忽然，队中的一个人对着他笑了一下，好像是打招呼那样的笑。他没有反应过来，囚犯的队伍已经过去了。大约过了五秒钟，他才猛然醒悟过来了，“啊？那不是程墙吗？他什么时候进了这里了？穿了囚衣，完全认不出来了！”程墙冲着自己主动的这一笑，有许多话语已经尽在其中了，什么都不用说了，那笑里有一种坦然无悔，有一种担当，还有一种腼腆、羞涩……姬书藤不由地跟过去，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儿，惊讶，震撼，意外，还有一股悲凉、哀伤，唯独没有幸灾乐祸。

他恨过他，敌视过他，程墙的存在有时也让他感到如同芒刺在背，很不舒服。但是如今程墙成了囚犯，他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

二十一

没过多久，一对年轻夫妇住在了庄延斜对面的平房，两家相隔不到五米。妻子是大学生，叫陈小柠，刚结了婚，丈夫是大学同班的工农兵学员，是个现役军人，从野战师调到军分区的独立连当指导员。独立连正好和公安处在一个院子里，上班都不用出這个院子。

这一对年轻的夫妇表面上看起来也不是那种完美的组合。陈小柠白皙，她的丈夫史俊才黝黑；陈小柠是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城市人，

史俊才是河北农村的；陈小柠心直口快锋芒毕露，史俊才少言寡语谁也不知道他想什么；乍一看，是陈小柠强史俊才弱，史俊才似乎配不上陈小柠。以后渐渐才让周围的人明白，陈小柠有过人的识人眼光，绝不是一般虚荣的城市女孩所能具备的。

他俩都比姬书藤小个五六岁，那个年代，军人吃香，小城市的女孩以嫁给军人为荣。政治上可靠，生活上略好，肯定比大学生“臭老九”强。不过陈小柠显然不属于此类，她的性格固然有虚荣张扬的一面，脑子却远胜一般女性。这人对数字有特殊的领悟、记忆能力，就像里面安装了一台计算机。你哪年哪月哪日上午说了什么话，人家随口就能说出来，哪怕过了五年十年，日期一点儿不会错。至于各种电话号码，更是小菜一碟，从不用小本本记，全在脑袋里。

这么一个聪明精干的女人，她究竟看上史俊才的啥了？姬书藤略微有点纳闷。当然，人家看上谁，和你姬书藤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何况史俊才不丑，只是貌不惊人、体不出众，细看过去也还是眉目顺贴的。这个年轻的指导员整天腰扎武装带、斜背个黄挎包蹦跶蹦跶的，看起来好像挺忙。有一次他挽着一只袖子，姬书藤看见他胳膊的汗毛黑蒙蒙密匝匝的一层，便说：“你的毛咋那么长？大热天戴了一个毛手套？”

“好汉毛长么。”史俊才答道。

“不会吧，应该是马瘦毛长。”在姬书藤眼里，史俊才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汉，所以他的“毛长”只能是属于“马瘦毛长”。他这么一说，史俊才一愣，眼睛里闪出一刹那间的恼怒，但是仅仅只有几分之一秒，随即消失。史俊才垂下眼皮，面有愠色没说什么。几十年后，史俊才位高权重，奇迹般地成为四总部的领导人，在一次招待部下的宴会上指着姬书藤对大家说：“我们是老邻居也是老朋友，当年他老欺负我，说我是‘马瘦毛长……”

姬书藤脸上笑着，心想“他还记着呐”，当时随口说出一句话，竟然让他几十年都没有忘掉。可以想见当时史俊才眼里闪出的那一粒恼怒的火星是多么强烈，而迅速地熄灭它又需要有多么强大的自制力。也只有过了许多年之后，姬书藤才真正明白了陈小柠的眼力，也才懂了她对王浑“除了长得漂亮，他还有什么？”这种轻蔑评价后面的底气。

庄延和陈小柠住的这个院子，是个由四排房子组成的一个长方形，东西两排短些，相隔大约三十米；南北两排长些，相隔大约二十米；中间有个自来水龙头，家家在这个水龙头上取水，靠近监狱的围墙的方向，有一个公用旱厕。

这个院里住着有三十多家人，从14级的公安处长，到23级的一般干部，都在这儿。处长住的是三间，庄延住的是一间半，陈小柠刚来不久，住的是一间。

人们往往以为公安局的人有多厉害，其实不然，这个院子里住着的人各自生活、相安无事。整个院子显得沉闷、单调、过于严肃。各家之间很少往来。庄延的隔壁住着一个法医，是个浙江人。法医不知为什么，腿瘸，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所以叫“地不平”。他老婆不知为什么，上眼皮永远耷拉着，睁不开，好像没睡醒，故谓之“天不明”。更为奇怪的是，人家两个生的儿子，五岁了，酷似其父其母。酷似到什么程度呢？这儿子对父母的遗传照单全收，地也不平，天也不明。但是这两口子确实是好人，后来姬书藤的女儿长到一岁多，每天自己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隔壁去串门，每次去，必在人家正堂中间屙一撅屎。她把人家家当厕所，从不在自己家屙，人家不生气，每天笑眯眯迎来送往，自己打扫。姬书藤过意不去，人家说，“没关系，小孩子嘛。她屙的都是干的，好打扫。”

再过去的一家夫妇也是一对老实人，但绝对是笨人。他那个老婆是个农村的那种笨婆娘，勤劳朴实，不长脑子。她把一大锅热汤面从灶火上端下来，就摆在地上，她一转身去干别的，两岁的大儿子一下就把两只手扑进去了。姬书藤听见尖利刺耳的叫聲，以为兔子让狼咬住了，跑过去一看，那孩子的嫩胳膊全是乒乓球那么大的泡，惨不忍睹啊。赶快送医院吧，他两口子倒厮打起来了。

这就罢了，二儿子长大两岁，又照样遭了一回，兔子又让狼咬住了。这次把孩子烫得更厉害，连头带手全扑进锅里了！两个儿子，手脸上全都留下蠢笨父母造成的终生烙印。老

实人老实到这种程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笨死了。他们缺乏任何预见能力，即便是身边显而易见的一些小事，也没有预先判断后果的能力。

在那个废除文化的时代，没有电视，没有书籍，也没有任何饭店、酒馆、茶座和咖啡厅，姬书藤想不起那么多的时光是如何打发的，在这个长方形的、紧挨着监狱的院子里，日子像无声的水，寂寞地流着，没有一点浪花溅起，非常单调。只有四个季节的变化微微掀起一点内心的感怀，人们已经淡忘了生活中还有什么乐趣。

那天可能是个星期天，阳光在树影间闪动，跳来跳去，微风似乎是它的腿。姬书藤伏在靠窗的桌子上读一本孙景瑞写的小说《粮食采购队》，这时候很静，他点燃一支烟，凝神静吸。隐隐约约他听到一丝一缕的歌声，从打开的半掩窗户飘过来，像蜘蛛吐的丝一样。从窗户看过去，陈小柠家的门半掩着，她正坐在小板凳上织什么。她一边织，一边若有所思地轻轻吟唱着。看起来她完全沉浸其中，像少女怀春或是少妇初孕，整个人宛如一朵飘浮着的云，全然超脱了眼前的这个世界。“渔家姑娘在海边，织呀么织渔网……”她唱得非常轻，轻得若有若无，似断似续，像是漫不经心的自言自语。但是她的声音，真是好听。轻盈、明亮，竹片敲着青花瓷，细雨打着檐上瓦，一条声音的小溪就这样潺潺地流过来，直入心灵，无从设防。

姬书藤完全没有想到，陈小柠还有这么柔美绵和的一面。陈小柠给他的印象一直是精明强干，这印象甚至压过了她的外貌。那天听了她独自唱歌，才觉得触摸到了一点陈小柠的内心，她的内心世界也丰富着呢，在她看起来精干要强的表面之下，暗藏着一颗柔弱易感而且哀婉的内心，虽然她唱的都是当时一些破电影里的插曲，但她这么吟唱，就出了韵味。姬书藤觉得这才是唱歌，那些站在麦克风前面对大众的高声大唱，是唱嗓子，是训练有素的表演；而她这种独自吟唱，才是唱心。

当然，姬书藤的这番感受和想法，陈小柠一点儿也不知道，她根本不知道有人在听。“哎呀妈妈，请你不要对我生气……”她换了几支歌，还在轻轻地唱着。他悄悄探身从窗户里望出去，看见陈小柠穿着一条兰花裙子坐在那里，露出两条结实匀称的腿。

陈小柠的腿不肥不瘦，白皙颀长，像两条透明的美物，光洁的肌肤上面，隐隐可见淡蓝色的细细血脉，让姬书藤生出上去摸一摸的欲望。阳光啊，正在上面跳来跳去！

这天中午，她的轻吟低唱，她的腿，迷住了姬书藤，给他单调乏味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亮色。他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这个暗自独窥的小小场景，已经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记忆中，到老都难以磨灭。但是陈小柠不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告诉她。

二十二

成志敏有一个儿子，已经三岁了。那天姬书藤刚到办公室，成志敏就拉住他说，别进去，走，陪我到医院去一趟！

“到医院干什么？”姬书藤问道。

成志敏说，菊香又生了。菊香是成志敏的老婆，姓赵，和成志敏一个村的。那个村就叫赵庄，以姓赵的人为主，菊香的爹是那个村的支部书记，说一不二。成姓是个外来户，成志敏的爹是个屠户，以杀猪为生。

菊香长得不好看，长脸，瘦高，说着一口河北话，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这两个男人进了菊香的房间，护士把那个孩子抱过来让他们仔细地看了一阵。又是个儿子，那孩子湿漉漉的，两条细细的小腿在半空中垂吊着，眼睛闭着，小脑袋上覆盖着几缕黏糊糊的头毛，那轻巧可怜的身体活像一只小青蛙。看起来会让人暗地里有些发愁，这孩子能不能长大？

菊香躺在床上，神态安详，面带微笑，她看起来没把生个孩子当个什么大不了的事。她产后的样子似乎比平常好看了一些，有一种燕赵版的圣母玛利亚的感觉，“医生说了，孩子各方面都正常，没啥毛病。”她轻声吐出这么几句话，算是给成志敏一个交代。成志敏看了自己的这个小儿子，也没有表现出格外兴奋的样子，这也完全出乎姬书藤的预料。看样子除了政治斗争和获得新的权力能够让他兴奋起来，进而激发强大的生命活力，其他的一切都显得不够重要，都“就那么回事儿”，都不足以让他

的眼睛里闪射出亮光。

姬书藤想，“成志敏这种人才是真正的政治动物。”他对来自任何一个方面的不利于自己的信息都敏感得出奇，有一次姬书藤不小心顺嘴透漏了地委一个干部对他的看法，他马上听出弦外之音，高度紧张戒备，坚持追问“这话是谁说的？”搞得姬书藤后悔不已，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几句话的后面藏着那么复杂的机关。在姬书藤看来，地委是个上班、领工资的地方，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不起微澜；但是在成志敏眼里就完全不一样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布满漩涡、暗流，各种力量纠缠、较量，貌合神离，争斗不息。你不是在这边，就是在那边，不是跟这个人，就是跟那个人，中立就等于自动出局。所以，对哪个人笑一下还是仅仅点一下头，或者假装没看见，这都是有讲究的。就像成志敏说姬书藤的话，“哪儿能像你呀？纯粹按自个儿的心情，或者看顺眼不顺眼，这里的名堂多着呐。”

姬书藤说，你这么活着不累吗？

“累？嫌累就别上班呗，在家躺着倒是不累，那能进步吗？毛主席不是早就说了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嘛，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成志敏笑着反驳道。

姬书藤说，你看你吧，有时候大冬天后脑壳子的头发梢上汗涔涔的，都滴出水了。我问你咋搞的，你说“这不是用脑子呢吗”。我说“有这么用脑子的吗？又不是拧湿毛巾！”你说“拧湿毛巾倒不至于，但起码是石磨上磨豆子”。

成志敏笑了，“是那么回事儿，用脑子也费力呢。”

姬书藤又说，你说你吧，这么奋斗又是图什么呢？你不爱钱，这我知道，就看你们家的摆设，估计和赵菊香那个河北农村家里的摆设差不多；你也不好色，你自己说过“一个礼拜也就一两次，有时候半路上就下来了，没多大意思。”既不爱钱，又不好色，你说你成天这么费脑子图什么？

“图什么？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呀。”成志敏故作正色地说。

姬書藤说，我觉得你图的是一种节节攀升时的乐趣，一种自我实现的成就感。一个登山运动员，你说他登那个珠穆朗玛峰图什么？那个山顶上什么也没有，登山的过程又累又危险，有可能送了命，还可能冻掉脚趾，但他拼着命也要往上爬。我这么说你能接受吧？

“穷则思变。”成志敏肯定地说。

“穷？”姬书藤有些明白了，成志敏不管现在当了团委书记，还是以后可能当更大的领导，在赵菊香那里都没什么了不起的。在赵菊香说起来就是，“他们老成家，那算个啥呀？别看他整天屁颠屁颠的，像个人儿似的，多大个官呀？”

赵菊香这么说，成志敏一点儿也不敢发火，眼皮耷拉着，一声不吭。他好像永远被赵菊香捏住短处，知根知底，一辈子翻不了身。从姬书藤认识成志敏这个组织部秘书，到几十年后成志敏成为封疆大吏，他从没见过成志敏厉害过赵菊香。只有说起成志敏当年考上人民大学，赵菊香才露出菊花般的笑脸，称赞道：“那可是俺们赵庄几十年来头一个！”

过去姬书藤看不起农村出来的人，但是赵菊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偏见。这个人瘦瘦高高、朴朴素素，看起来貌不出众才不过人，但是她太大气，实实在在，低成了土，高成了山，一点儿虚荣心都没有。她好像总能站在道德和智慧的制高点上，让成志敏这么精明的人心服口服。人家不靠美貌，也不靠年轻，照样稳稳地拢住自己的男人。比如说成志敏抽烟，菊香就会大度地说，“抽呗，一个大老爷们嘴上不叼一支香烟，好像有点儿那个啥是呗？”成志敏就算是手眼通天的孙猴子，赵菊香也是稳坐云端的观世音。

因为有了赵菊香，成志敏平时在机关里所拥有的那些严肃、庄重的形象全部褪色了，就像过水掉色的衣服似的，把成志敏又还原成赵庄河边光着腚游泳的小屁孩。这就是一个人的底色，十七八岁以前染成什么样儿就是什么样儿，以后穿什么衣裳也遮盖不了，一辈子也别想脱胎换骨、改头换面。赵菊香厉害就厉害在这儿，她就是赵庄派出来的党代表、政治委员，代表着那块平原上的土地、河流、村落、乡音，跟着成志敏，盯着成志敏，从屋里到炕头，从厨房到茅房，你成志敏就是走到天边上，当上多大的官，看你小子敢不敢整容换心、敢不

敢当赵庄的叛徒！

成志敏当然深知她的厉害。他在外边不管打多少胜仗，回到家里在赵菊香那儿永远牛不起来。你赢了，那算啥，赢了是应该的，谁叫你是赵庄几十年来头一个大学生呢？你受挫了，那有啥呢，世上哪有不受挫的人呢？赵菊香呀赵菊香，你整个儿就是一赵庄，随便从哪个兜儿里一掏，都是一把赵庄的土！

成志敏心思太重，脸色不好。晚上失眠，白天吸烟，面有乌色。他的个头看起来好像还没有赵菊香高，体格偏瘦，一辈子也没有胖起来，望之似乎不是福相。但是这人贼精神，白天跑跑颠颠，晚上熬夜，从不见有疲惫之态。什么哀怨、伤感、颓废消沉等等的这些消极情绪统统和他无缘，他的神经大概就像拉满的弓弦那样，绷得紧紧的，随时准备着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和挑战。当然老这么绷着也不行，他爱打扑克，双抠。不过，他打扑克比打仗还全身心投入，揣测、谋划、算计，虚张声势，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围点打援，寸土必争，志在必得……他把那些官场智慧和人生经验全用上了。对他来说，打扑克不是休息，而是演习操练。他经常会在一场深夜大战之后大叫一声，“休息！不打了，这他妈比上班还累人！”

姬书藤和成志敏的关系处得和别人也不一样，在办公室，他们是上下级，别的时间可以完全随便，凡是工作相关，姬书藤必称“成书记”，除此之外，则称“老成”。这固然说明成志敏有“尊重人才”的一面，同时也和姬书藤一贯的为人处世姿态有关，他不迷信领导，也不真心崇拜谁，这一点成志敏心里有数。工作时，你是领导，叫你“书记”；下了班，大家平等，马上拉平，“老成”。姬书藤还有一个特殊的本事，就是对领导，用下流话破坏他摆出来的庄严感。比如“你今天早晨屙屎了没有？每天一泡屎对健康可重要了”。你要说“屙了”，屙了你也是普通人，还装什么神圣？“没屙”，没屙你连一般人也不如，连屎都屙不出来，便秘啊。小干部对领导光说奉承话是不行的，那是最低的生存策略。恭维的结果是愈发让他看不起，不能平等，就渐沦为奴，就算得一点好处，那也是给狗扔个骨头。

姬书藤也用这一套对付过成志敏，但不是很灵，成志敏比他还看得开，根本不在乎。姬书藤说，老成啊，我看人家菊香比你个子高，那要是上了床，很可能错位呢。成志敏反应多快，“那怕啥呀，只要中间对得准，管它两头齐不齐！不管咋说，我有俩儿子了，你可是连一个也没影呢！”不管是来正的还是玩邪的，姬书藤都弄不过成志敏，但是他对成志敏是有保留的，甚至比不上对赵菊香那么心服口服。当然他也知道，成志敏对他也有保留。

在姬书藤看来，成志敏有一个明显的缺点，那就是在小事情上争强好胜、嘴不饶人。他那个一笑起来就有点歪的嘴，出言颇毒。有一次参加一个活动，分区的一个副司令，和成志敏打完招呼，开玩笑说，“你这个团委书记，年纪轻轻的，脸怎么乌乌的，像个抽大烟的？”这下把成志敏惹恼了，马上反唇相讥。他脸上笑着，用手拍了拍副司令的肚子，说“你这个大司令啊，这将军肚也够大了，像不像老母猪怀了崽呀？”姬书藤在旁边看到，心下就不以为然，心想，成志敏大概没有读过《留侯论》，“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从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成志敏修养上的缺欠。那个副司令言语间固然有些轻视，你又何必锱铢必较呢？这种事要是放在人家赵菊香身上，决不会在乎，很可能淡然一笑之。她可能会说，“那个嘴巴子上赢人有啥意思啊？”

赵菊香文化程度不高，初中毕业，识文断字，等于随着成志敏安排了一个养路总段的工作。她要是走在街上，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刚进城的农村妇女；但是只要稍微一接触了解，就会发现，这人绝不是可以轻视的女人。一个做人做到完全本色、宁可亏己决不亏人的人，就有了土地那样的质朴的力量。凭着这个，成志敏再能也能不过她。

但是，有一件事成志敏做得让姬书藤打心眼里佩服，心服口服。他设想假如这事轮上自己，他绝对做不出来。

成志敏1965年从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当助教，恰好碰上“文化大革命”，什么事也干不成。几年后，到了后两届大学生去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的时

候，他这个助教竟然主动提出要求和这批毕业生一起去接受“再教育”。这在当时，可以说鲜有此例，惊人之举。放着在首府一所大学里的助教不当，偏要去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麦盖提农场受苦受累受管制。谁知这人是怎么想的？拿自己的前途赌博啊？所以说，真正的政治动物，一定都天然地带有赌性。不赌岂能博？欲博岂能不赌？若不是“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谁能做出这种破釜沉舟的决定？

这种自己主动往火坑（火坑有些过，泥坑更恰当些）里跳的要求，当然被批准了。成志敏一转眼又成了麦盖提县解放军某部农场学生连的班长，抡起坎土曼，在大沙漠里战天斗地去了。整整一年，汗雨浇沙，成志敏入了党，汗没白流。到了分配的关键时刻，他理所当然回乌鲁木齐的原单位，结果他又做出一件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的事。

他那个班上有个暨南大学的何富林，谈好的对象在另一个农场，分配到了乌鲁木齐，可是何本人却被分配到喀什，這对儿牛郎织女，中间隔着一千六百公里！惨了，这不是活生生要被拆散吗？成志敏主动提出，自己和何富林交换分配方向，何去乌鲁木齐，自己去喀什。这更是一次把自己置之死地的人生豪赌。

这样，才有了姬书藤以后看到的“机关油子”——地委组织部秘书成志敏。

有一次说起部队农场再教育的经历，成志敏才说起这件事，他说得很随意，平和，没有丝毫夸耀自炫的痕迹。但是姬书藤听了以后，大为震动。因为他太知道部队农场是怎么回事儿了，那个所谓的“再教育”，其实就是一座大学生们的“炼狱”，其严酷的程度和劳改犯差不多。成志敏当时能够那样做，真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说燕赵有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成志敏此可为一例。

成志敏这么一换，就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了喀什，这一撂，就是二十多年。赵菊香跟到了这个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地方，“天涯地角，这地方咋跟外国似的？”他的两个儿子也都生在这里。兴许他这一辈子也走不出浩瀚无边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死了就埋在这儿算了，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呀，你说是不是？”成志敏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却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悲凉。

“可这儿不是黄土，是沙子。沙子埋不住人。”姬书藤故意跟他抬杠，逗他。

“行了！别说了！”成志敏挥手在空中扫了一下，好像要扫掉什么潜藏在空气中的影子、什么不快的预感。

姬书藤心里完全明白，成志敏是害怕埋在喀什噶尔，叶落归根，故土难离，几乎是所有的中原游子无法摆脱的归宿。就像鲑鱼回游一样，出于本能，用不着谁来教它。成志敏做梦都想埋在赵庄的河边上，身边是柳树的根须织成的网，鼻子尖上是故乡的泥土散发的清香，千年大梦，沉沉睡去，再不醒来。

姬书藤何尝不是呢？他的梦在太行山，他是从那里降生的，最后还应该回到那里，明月夜，短松岗。“我们在太行山上……”看来这辈子是回不去了，他和历史的脐带已经一刀两断。

二十三

第一个感觉到危险正在向自己逼近的人是庄延。她在心里揣摩了许久，好几次想说，但欲言又止，终于忍不住了，她对姬书藤说：“我怎么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呢？”

“有什么不对劲的？”姬书藤问道。

“……刚才，在院子里和方局长打招呼的时候，我怎么觉得，他看你的眼神不对劲……”

“我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对劲？”

“当时方局长看你的眼神，和看一个犯人的眼神一样。”

“啊？可能他不喜欢我，看我不顺眼吧？”

“绝对不是。”

“那会是什么？我又没招惹他，莫非他还想把我这个地委的人关起来？”

“不知道，反正不对劲儿。”

对庄延的预警，姬书藤完全没有往心里去。自从“四人帮”被粉碎，他觉得天清气朗，整个形势越来越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化着。而且他相信，这只是开头儿，后面会越变越好，在压抑了十年之后，自己的“天时”就要来了！人虽然不是植物，却同样需要合适的气候，人的气候就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形态。你左

右不了它，它绝对影响你。你的生存，你的成长，甚至你的生死存亡，都直接在它的掌控之下。一个人的兴衰浮沉，哪里完全是靠得自己有没有本事啊？所谓本事，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决定人生命运的，往往是你左右不了的东西——政治气候。这个气候和自然界的气候并不一样，很不一样了，同样的天空下，对有的人是盛夏，对另外一些人可能是严冬；对有的人是天堂，对另外一些人可能是地狱。“文革”十年，对姬书藤来说，就是一个漫长的、看起来没有终点的冬天，他像一只蛰伏在沙土深处的昆虫，痛苦难挨，没有指望。现在，他终于听到惊蛰的雷声隐隐从天边滚动而来……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难道会是真的么？春天真的不会遗漏我们吗？他想冲出去，钻出土层，到田野去，到山巅上去，迎接、拥抱这伟大的春天。

他的身体，他的生命，像彈簧一样被整整压制了十个年头。现在，他觉得可以释放积蓄的能量啦！惊蛰啊，惊蛰啊，他喜欢这个词，也惊异于古人发现并创造的二十四节气，那是对天时何等敏锐、准确的把握啊，清明、谷雨、小满、芒种、白露、霜降、大雪、小寒……给季节命名，为时序画像，每个字都是一句意味隽永、含义无穷的诗，让世世代代的人咀嚼、品味不尽。姬书藤沉浸其中，对自己的未来开始有了一些谨慎的期许和很有分寸的幻想。他首先想到，父亲的那段历史问题是不是有可能得到澄清？“叛徒”？他怎么叛徒了？姬承先四二年是被日本人俘虏过，但那不是在战场上，而是他得伤寒病住院的时候。他当时的身份不是连长，而是病号；他身上穿的不是军装，也没有背驳壳枪，而是穿的病号服。

日本人包围了医院，严刑拷打了姬承先。吊起来用木棒打，大冬天用一桶一桶的凉水浇醒，再打。姬承先咬死没有暴露身份，只说是小学教员。最后打昏在地上，连有些日本兵都看不过去，偷偷给他塞饼干。他是知道兵工厂和三八六旅情况的，这些都没有受到损失，他怎么是叛徒？后来，日本人让他做苦力，他说服了另外一个苦力，乘机偷了一只王八盒子，逃了出来。

这明明是个英雄行为，结果成了“历史问题”，结论是“有叛变嫌疑，不宜重用”。这个往档案里一装，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外交官当不成了，发配到了新疆，当了个图书馆的馆长。再后来，干脆打成叛徒、开除党籍，下放农村，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还活着。

你怎么就这么倒霉呢？我的爹呀，你看起来不像是应该倒霉的人呀，身高一米八，仪表堂堂，眉宇间有英气，往人群里一站，那显然也是玉树临风、飘然不群。但是你一辈子都走的是下坡路，而且出溜到底。这到底是为什么啊？父亲的命运让姬书藤百思不得其解。他不能不思考，因为姬承先的命运直接影响了姬书藤的命运——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段，他被耽误了十年，这十年决定一生呢。但这能怪父亲吗？当然不能，父亲是个好父亲，要怪只能怪这个时代，这个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十年浩劫！如果姬承先的问题能够得到澄清，他只要能恢复党籍就谢天谢地啦——这个三八年参加革命、四二年入党的决死队员一生蹉跎，但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失去党籍，那对他来说，和生命一样重要。姬书藤能够感觉到，父亲和母亲在那个遥远的北疆农村的寒冷土坯房里，日日夜夜忍受煎熬，承受委屈，咀嚼痛苦，无数次徘徊在自杀的边缘。如果没有这个儿子让他俩牵肠挂肚，可能早就和这个无情无义的人间世界诀别了。

多少年了？对，差不多六年了，一个抗日战争都快打完了，还是时阴时晴、乍暖还寒。略有希望的时候，比绝望更难将息。这段时间，姬书藤想了很多，从家庭想到社会，从社会想到自己，唯独没有想到一个将要直接面对的危险已经逼近。庄延上午对公安局方局长一个眼神的判断，终于在晚上十一点钟被完全证实。

正是晚上11点钟左右，正准备铺床睡觉了，门上轻轻地响了两声。谁呀？没人回应。过了一会儿，又轻轻敲了两声。

庄延刚一开门，闪进来一个人，啊？竟然是陈小柠。庄延一愣，心里有些纳闷，陈小柠今天的样子怎么这么奇怪？做贼似的，鬼鬼祟祟的，一反常态？她敲门的声音那么轻，生怕别人听到似的，一进门，赶紧把门关上，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她进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姬书

藤你怎么了？”

姬书藤一看她那种神色，也吓一跳，嘴里含含糊糊地说，“怎么了，我没怎么啊？”

庄延让陈小柠坐下，慢慢说。陈小柠喘了几口气，平静了一下，说，“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程墙的人？”

姬书藤点了一点头，认识。

她又问，“你是不是和他议论过什么？”

姬书藤说，“是议论过。我说的都是对的呀，从那时就看出‘四人帮……”

陈小柠打断他，“你是不是还说了毛主席什么话？”

姬书藤想了想，“说了，但没说什么过激的话啊。”

陈小柠叹了一口气，摇着头说：“你跟程墙说那些干什么呀？真是没事找事！我告诉你，现在正在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你已经被地委列为重点清查对象。我被抽调到清查领导小组帮助工作，所以我说的情况绝对是真的。本来我是不该给你说的，这可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好了，我不多说了，你想想该咋办吧。”

走到门口，她又回转身补充了一句，“说毛主席的话你可要想清楚了，到底说了没有？我走了。”

陈小柠走了，姬书藤傻眼了。看来，程墙到底还是把自己出卖了，在程墙可以交代的人和事里，大概交代姬书藤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最让他没有心理障碍的了。姬书藤甚至都能想象出他受审时的样子，他的表情和眼神都仿佛历历在目。他可能开始还装得吞吞吐吐，但他心里有数，他不会交代和屈铭的关系，也不会交代他的那些“战友”，但是他首先告发的，一定会是姬书藤。在他自己快要淹死之前，把一个对手顺便拉下水，岂不正是程墙这种人十分乐意的么？姬书藤清清楚楚记得程墙当时说的那句话，“难道你还怕我去告发你吗？”这下好了，“难道”来了。自己成了清查重点了，怎么办？

庄延看着姬书藤呆若木鸡的样子，倒是没有埋怨、责怪他，她问姬书藤：“当时是不是只有你和那个程墙？还有没有别的人？”

“没有。”姬书藤说。

“肯定没有？”

“肯定没有。”

“那就好了，没有旁证，就是诬陷。你根本就没说过什么话，那可不能承认，那是大问题。”庄延说。

姬书藤哼了一下，他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只好听庄延的。

庄延看着他那副六神无主、垂头丧气的样子，忽然感到原来那个风流倜傥、豪情盖世的姬书藤无影无踪，眼前分明是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小学六年级学生。她真是恨铁不成钢，忍不住伸出一根食指在姬书藤脑门上狠狠戳了一把：“你这张惹祸的烂嘴呀！……”

姬书藤经常吹嘘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乐观主义者”，庄延说他，那是你没碰上真让你悲观的事儿，你活到三十岁，遇到的最大的事儿就是你爸被开除了党籍不是吗？人活一辈子比那更痛苦的事儿还多着呢，你乐观？是因为你没碰上！现在，他实在是乐观不起来了，愁得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又想不出办法，像一只被巨蟒吸住的田鼠，挣不脱，逃不掉。他感觉到那个巨大的危险越来越逼近自己，一开口就毫不费力地吞掉自己，吞掉之后，留不下一点儿痕迹，无声无息，一切照样运行，你就像没有存在过一样。

这太可怕了。这种恐怖仅仅是因为陈小柠的一个警示造成的，真正的危局还在后面，还没有展开。我能对付得了么？他完全束手无策，暗暗盼望明天不要降临，时间最好停住算了。姬书藤就这么胡思乱想着，最后，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二十四

姬书藤骑上他的那辆凤凰18型锰钢自行车去上班的时候，自己已经觉得别扭，很不合适了。这车太新、太锃亮、太招眼了，这完全是那种春风得意的公子哥儿骑的车，可眼下自己正在受审查，更适合骑一辆很旧很破的烂车。衣着也是，倒霉的人要有倒霉的样子，太鲜亮了更易招来别人的忌恨。他这么想着，心里苦笑了一下，早干吗去了？事到临头才想起来低调伪装？平常那么傲气凌人，现在再装也晚了。

路过报社的时候，他看到马路上围着一些人，是发生了一起车祸，地上躺着一个人。姬书藤凑过去看，那人穿着空军的蓝裤子，是个年轻干部，已经死了。那张原本可能清秀的脸上沾着血迹，变得扭曲，痛苦和惊惧的刹那使之难看。生死之隔，只需一瞬，一个好端端的人立即变成难看的尸体。这个无名的尸体刚才还在马路上从容地走着，有他的想法和念头，突然，什么都没了。姬书藤看不下去，转身离开。他觉得奇怪，这条马路上几年来平平静静，从未碰到过这种事，怎么偏偏就在今天让他目睹了这个场景？暗示？隐喻？不祥？他忽然觉得躺在马路上的那个人变成了自己，正遭遇到人生的一场车祸，一辆巨大的重载卡车正从背后撞过来……他也一样，很容易从一个活人变成一具尸体。这让他完全明白了，自己不是超人，也不是命运的宠儿，在灾难面前和任何人一样，毫无防范能力，单薄得像一张纸，一戳就透。

他进了地委大院，那里的空气显然已经变得不适合他这种动物生存。他觉得空气稀薄，氧气不够，自己像个另类，找不到同伙。在坐满了人的会议室里，他孤零零地仿佛坐在帕米尔高原的旷野上，山风从耳畔掠过，那是张森在宣布什么。他听到自己的名字，像一串扔向空中然后掉在地面上叮当作响的钥匙，清脆而又明确。他没觉得冷，也没觉得暖和，他的知觉变得有些麻木。而且他的思维集中不到这件事上，像是有意躲避，总是去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

大会结束之后，他随着人们走出去，回到团委的办公室。这时，成志敏来了。成志敏的脸像铁一样黑硬，目光像冬天的树枝一样刺过来，如同打量一个怪物。

“这回咱们团委可是挂上号了。”他说。

姬书藤不说话，低着头。

“你说你尽认识些什么乌龟王八蛋么。”

姬书藤还是不说话，抬眼望了一下成志敏。

“说毛主席的那话，你到底是说了没有？说了就是说了，没说就是没说，这可不能含糊。”

姬书藤听出成志敏的话里似乎有一种暗示，便说道，“没说过，连想也没想过。”

“噢，你别在我这儿说没说过，到了别人那儿又说说过了，这可要对组织忠诚，不能含糊。”

“在哪儿也是没说过，我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姬书藤一下看到了出口，这句话才是关键，是生死之门。他咬定了要把这个谎坚定地撒下去，绝不松口。庄延的交代没错，陈小柠转身补充的那句也是话里有话，现在成志敏也是最担心这个，那就照这三个人的意思办，坚决不能松口。生死存亡啊，撒谎算什么？姬书藤原来不认为说那句话有什么了不得，现在明白，那是大罪。看来自己还是太书生气了，书生意气，害死人呐。

“没说过就对了，”成志敏脸色缓和了些，舒了一口气说，“可不敢乱说啊，那可是能讓人掉脑袋的事儿啊。”

过了一会儿，成志敏问姬书藤，你和那个程墙是怎么回事儿？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儿去的？

姬书藤就把和程墙认识的来龙去脉讲了，特别是那天在程墙家里的对话。“我是反‘四人帮的啊，现在反倒成了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啦！你说冤不冤枉？”

“你知不知道那天屋里有几个人？”成志敏问道。

“只有我和程墙两个人，没有别人。”

“不对，还有一个人。”成志敏很肯定。

“啊？不会吧？……”

“程墙的老婆，咱们地委的机要员小巩。她当时在厨房里，一直没出来。”

这个情况姬书藤可是一点不知道。他听成志敏一说，就像当头浇了一桶凉水，蒙了。明明是两个人呀，怎么搞得像变魔术似的又冒出一个他老婆来了？这下完蛋了，两个人可以说是诬陷，三个人可就有了旁证了。姬书藤感到绝望了，情况刚有好转，忽然急转直下，逼到死角，没有退路了。

姬書藤看着成志敏，看他笑眯眯地点了一支烟，像是嘲笑。

姬书藤这下完全乱了阵脚，想不出任何办法了，他方寸已乱，感到无力回天、末日将临。他不由自主口中喃喃自语，“我怎么不知道还

有一个人呢……怎么回事？”

这时候，成志敏掐了烟头，看着姬书藤那副像是被狼夹子打住了的狼狈样子，现出一副猎人那样胸有成竹的神态。他说，“这下子没辙了吧？有人作证了，你姬书藤还有什么办法？你不是说我是‘机关油子吗？你不是最清高、最看不起别人的吗？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机关油子的用场！”

姬书藤无话可说，他没想到套在这儿等着。他以为成志敏会帮他，谁知一句闲话让他记恨这么深，几年都没忘。

成志敏又点了一支烟，又说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怕成那样儿，掉不了脑袋，放在今天，估计也就是关上几年监狱，拍把拍把土又出来了。工作肯定是没了，也不怕，有庄延养活你，庄延不至于和你离了婚吧？对了，你姬书藤不是还能写点什么诗歌小说吗，挣稿费也能养活自己，饿不死。”

成志敏轻松描绘的这幅前景，正是姬书藤最害怕的，他根本不敢想象到了这种地步怎么活下去。想到这儿，后悔、冤枉、委屈、愁苦等等的情绪一下子全部翻上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唉，惨啊，眼泪止不住就流下来了。他该怎么回去面对庄延啊，又该怎么应对苦守在土屋茅舍间的父母啊，男儿三十功未立，却因一语入牢门，这算什么事儿啊？姬书藤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成志敏抽着烟，看着。冷冷地说了一句，“哭什么？没出息。”哭能解决问题吗？哭能让人同情你吗？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小巩作证怎么啦？小巩是什么人？是反革命分子程墙的家属，我们是相信反革命分子家属的话还是相信自己同志的话？没说过反对毛主席的话就好办，真说了谁也办不了。你回去老老实实给咱们写检查去，从思想深处挖，越深越好。把你那些缺点毛病都写上，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啦，无组织无纪律啦，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啦，都写上。特别要写对毛主席的深厚阶级感情，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学习体会，这么着兴许大伙儿能原谅你。最后还得看组织怎么处理，要相信组织，组织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姬书藤现在除了老老实实听成志敏的，按成志敏的意思办，别无出路。他看不出还有谁能帮得了他，人们对他的态度全都变得谨慎了，好像他身上带着病菌，会传染。有的人表面上还客气地点点头，心里面幸灾乐祸；有的呢心里面有些同情，表面上却格外冷淡。只有成志敏是他的直接领导，也是有能力帮他摆脱困局的人，而且成志敏也不希望他领导的部门出这种问题。

虽然成志敏和他完全不是一类人，成志敏是纯种的政治动物，他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对待事物、思考问题的方式截然不同。但是有时候往往是不同类型的人才会产生碰撞，互相吸引，相同类型的人开始容易投合，相处久了反而产生排斥、腻味。他看得出来成志敏虽然从整体上是瞧不起文学这一行的，除了政治，他哪一行也瞧不起。但是在具体的事物上，他反而对姬书藤的某种文学视角、独特的创造性思维颇为惊奇、赞赏。成志敏是非常敏锐的，他的思维像一只随时准备捕猎的螳螂，贪婪地得决不轻易放过眼前飞过的任何一只昆虫。他才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昆虫呢，能吃就行。

这是一段难熬的日子，姬书藤像是换了个人。他整天胡子拉碴、愁眉不展，一副刚哭过的表情。身上的那套衣服两个月都没换过，一双胶鞋开始散发出劳改犯的味道。他的这种外表首先获得了机关里一部分年轻女性的同情，她们已经悄悄议论说“看把人家姬书藤整成什么样子了，那么英俊潇洒的一个人，现在像个劳改犯”。陈小柠有一次在院子里碰上，说“姬书藤你干吗要把自己弄成这副样子？虎死不倒威嘛，把腰杆子挺起来，别像个老头似的。”“我不是不想死吗。”姬书藤苦笑了一下。看到周围没人，陈小柠悄悄对姬书藤说了一个情况，她说：“我告诉你，程墙在监狱里什么都不说，揭发你的人，是程墙的老婆。你知道就行了，别给别人讲。”说完，陈小柠扭头就走了。

听了陈小柠说的这个情况，姬书藤对程墙肃然起敬。“难道我还会告发你吗？”程墙说到做到，真不愧是条汉子，君子一诺，重于生命。他已经到了这种压力下了，仍不肯出卖敌人，可敬可佩。想不到程墙竟有古人之风，看来自己是错怪他了。这么一对比，姬书藤自觉羞愧，难怪程墙对他一直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呢，原因就藏在这儿。一块硬铁看一件彩陶时，就是这样，“我是没有你精致、不如你漂亮，但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易碎。”但是在陶的眼里看不出易碎不易碎，它只能注意到外形，待到它认识到时，已经碎了。

姬书藤因此而对程墙刮目相看了。人有过己处，人知己不知，时候未到；已有过人处，己知人不知，时候亦未到。他设想了一下，假如让成志敏处在程墙现在这种地步，他会怎样？他想了想，估计也会和程墙差不多吧？纯粹的政治动物也有一些共同性，一是绝对善于伪装，能伸能屈；二是必须隐藏自己的目标，秘不示人；三是相信人生就是冒险，就是赌博，抢占制高点就必须有付出大代价的准备。在这些方面，成志敏和程墙都有相似之处，虽然他们的立场、方向截然相反。所以，心机不深不能从政，赤子童心不能从政，文人墨客不能从政，艺人歌者不能从政。但是，一切经受过磨难考验、经历过历练磨合的人，却都可以从政，不管他曾经是什么人。

这时候姬书藤终于明白自己是不适合从政的人了，虽然他也常有雄立一方、善治天下的豪情涌起，却无良策，又不肯循规蹈矩，书生之见，总不能为世用。他认识到，所谓政治，听起来高贵极了，其实是一件再俗不过的行当了。政治者，管理众人之事也，众人之事不正是人间俗事吗？什么事不俗？音乐，美术，文学，这三样好像不俗，但是音乐变成了语录歌，美术变成了领袖画像，文学变成了《金光大道》，这不是俗到家了吗，比剃头匠，铁匠，饭馆跑堂儿的更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