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孝强

【摘要】在世界经济增长面临不稳定性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由于受到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资源环境制约等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影响，地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吴江，进入到近20年来的发展瓶颈期，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亟需以转型升级探索发展新动力、重塑比较优势。

【关键词】吴江；外贸；转型升级

一、吴江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势特点

（一）贸易规模不斷扩大

自我国加入WTO后，拥有多重优势地位的吴江，对外贸易和交流局面迅速打开。进出口总额从2002年到2016年的复合增长率达到13.5%。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从15.54亿美元、19.48亿美元增加到140.19亿美元、71.08亿美元。进出口规模扩大的同时，吴江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也迅速上升，最高时269.8%，最低为90.1%，远高于全国和江苏省同期平均水平的外贸依存度以及快速增长的进出口反映出，吴江与世界的贸易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同时，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刻画出吴江经济依然有着鲜明的开放型经济路径依赖，从侧面反映吴江对外贸易在国内和省内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二）进出口贸易结构持续改善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进出口贸易结构改善。2006年到2016年，加工贸易从2006年占全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81.6%，降至2016年的48.7%。出口降幅更加明显，从82.4%降到43.4%。加工贸易下降的同时，一般贸易进出口一路增加，占比由2006年13.4%升到2016年34%，二者之间差距持续缩小。加工贸易增值系数从2006年的101.3%上升到2016年的197.2%，反映出吴江加工贸易的生产附加值有了显著提升。二是出口商品结构的持续改善。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是出口结构是否合理和优化的重要指标。机电产品出口值占吴江总出口比重最高时达79.6%，最低时为69.8%，是外贸出口的基石。另一个主要出口品类是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确立领先低位的纺织服装业，占总出口份额从2006年7.6%，小步慢跑至2016年14.6%，也是吴江出口的主力。三是贸易企业结构改善。民营经济部门的进出口总额2006年至2016年的平均增幅高达22.2%，是外贸发展的最大亮点，其占外贸出口比重从2006年不到9%一路上涨到2016年32.5%，外资企业随之从91.1%降到67.5%，外资企业在对外贸易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使外贸结构失衡的境况改善，内外资企业发展更协调、外贸主体二元化局面更明确。

（三）出口市场多元化成效显著

吴江出口市场高度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最高时进出口总值占97.7%，2016年降至90.7%。其中，亚洲一直是吴江最大的出口目的地，2006年占出口的37.4%，2016年升至46.4%；欧洲在2010年超越北美洲，稳居吴江第二大出口市场，此后对欧出口份额维持在20%以上，最高时达29.8%。其他贸易伙伴中，对拉美出口增长最为迅猛，2006年出口2.1亿美元，2016年增至13.8亿美元，增长了6.5倍。吴江的出口市场分布和世界贸易脉络以及供需结构基本保持一致，较为合理，特别是对拉美、非洲等地区的出口稳步增长反映出对其市场潜力的挖掘力度在加大。

二、吴江对外贸易转型升级面临困境

（一）“稳增长”的压力增大，同城竞争加剧

近五年来，吴江的对外贸易进入低谷期，除2014年外，其余年度进出口增速都慢于全省和苏州平均增速，2015年、2016年还出现“两连跌”。在此背景下，外贸工作重心不得不由“调结构、促转型”偏向“稳增长”。与增速一同下跌的是吴江在苏州外贸版图内竞争力的下降。由于苏州各县区间产业和贸易结构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吴江在同城间贸易竞争和资源争夺的落后对出口产生了消极影响，比如与常熟竞争失利，错失列苏州出口第5位的达富电脑，反映到进出口上，吴江在全市进出口总额排名在2016年被常熟反超，落到全市第六位，在贸易差值上的差距也与昆山、工业园区等逐渐拉大。

（二）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下降，外部贸易环境复杂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目的地，在吴江的商品出口对象国中，北美贸易份额连续11年下降，从2006年的31.9%降至2016年的14.6%，下降一倍有余。在其他主要贸易对象进出口比例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美国进口最大的前两大产品同时也是吴江出口前两大商品一机电产品和纺织服装产品对美出口下降，已震荡传导至进出口数据。尤其是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复苏领头羊，从弱复苏渐次进入强势复苏并扩散至诸多新兴经济体。对美出口渠道不振，不仅会让吴江错失出口红利，还会进一步受到风险日益加剧的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三）制造业外资流入下挫，出口动力源不足

从投资角度看，外资在吴江以及吴江对外投资的变化对外贸呈现不利影响。一是成本驱动型的外资正在撤离，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外资企业近年来受我国劳动力成本大幅攀升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竞争影响，在吴江的生产加工企业开始青睐并转移至海外低成本地区：二是服务型的外资企业在吴江的投资额增加，从统计数据看，服务业占外商投资额的比例从2012年的12.7%迅速增长到2016年的68.6%，而2016年制造业的外商投资额比2012年下降39%，显示出外资企业在投资吴江服务业的意愿远强过制造业：三是本土民营企业向中西部和境外地区转移的步伐日趋加剧。据统计，2014-2016年吴江民营企业在海外设立的企业数接近2003-2013年近十年的数量，其中在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占68%。出口动力源的减少进一步制约了吴江进出口额的增加。

（四）出口驱动手段效果减弱，潜力挖掘受限

随着外向型经济管理体制被强调公开、透明、开放的新型管理体制取代，财政政策的使用被规范化和收紧，环保重要性提到新高度，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地区间招商引资政策差异性缩小，导致“土地换出口”、“政策换出口”等行之有效的出口导向政策遇到瓶颈，推动外贸发展的抓手日益减少。同时，自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进入升值通道，企业在进出口收汇等环节的损失风险加剧，人民币仅2017年同比升值7%。由于汇率原因，出口企业的产品出口价格提高、利润空间被压缩，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减少，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的积极性收到打压，严重制约了出口潜力的挖掘，不利于吴江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

（五）要素价格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

对外贸企业的走访中，企业普遍反映，除去能源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因素，由于吴江房价的快速上涨，带动了土地价格及场地租金的同步上涨，在经济回暖过程中，供需市场的繁荣，企业对厂房等需求大幅增加，导致企业在扩张产能时受到厂房租金和仓储成本大幅增加的限制。另一方面，企业在購买工业用地时由于到亩均税收、亩均产出、投资强度红线的存在，土地使用门槛被大幅抬高，且政府管理越来越严格。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同时，在本就面临用工成本自然增长，且“招工难、留工难、用工难”的情况下，倒逼企业不断提高工资水平，以留住员工和人才。生产成本的提高，让本来就薄利多销的出口企业更加陷入了困境。

三、吴江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一）以改善营商环境为主要举措，激发外贸新活力

一是深化改革政务环境。如把被动管理转变为主动服务，把传统的以贸易为中心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企业为中心的模式：分解各级“促转型、调结构”政策，为企业“量体裁衣”，做到“一企一策”促转型升级，提高部门工作的针对性和精准性。二是注重金融环境建设，在新一轮减税大潮面前，为企业营造更宽松的、与竞争城市相比更低水平的税赋环境，吸引新的企业迁入：为企业牵线搭桥融资租赁、保险、信托等企业，拓宽金融服务渠道，进一步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和覆盖面，提升金融对外贸转型升级的效用。三是打造便利的开放环境。学习自贸区经验，主动探索高效营商环境市场机制建设，尽快形成吴江的投资管理负面清单制度；海关、商检等部门结合创新发展试点工作，加快建设投资和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体系，尽快落实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跨境电商园区等外贸新业态的联动工作。

（二）以加工贸易创新发展为突破方向，提高外贸出口能力

现阶段加工贸易的出口竞争优势十分鲜明，仍担当着开放型经济的主导力量。对于它的发展，建议从3个方向突破：一是促进加工贸易企业在吴江增资扩产，扎根吴江，转为本土企业。制定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引导本土民营企业参与到加工贸易中，充分接受外资企业的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提高产业水平，形成内外资共享加工贸易的局面。二是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实现从OEM代工制造商向ODM原始设计商、OBM自主品牌制造商的身份转变，培育自主品牌、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构建自主营销渠道，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变代工企业为自主企业。三是分门别类，做好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对于具有竞争力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依赖高素质劳动力的加工贸易企业应留给更多时间，供其向全球价值链两端攀升，实现不停产就地转型升级。而对纯粹的劳动密集型、“两高一低”企业，要鼓励其适度向内陆、沿边或海外转移，以腾出空间，承接和发展高端产业或高端环节。

（三）以企业“走出去”为主线，带动增长方式转变

在全球价值链系统在加速重构、要素资源聚合难度降低的机遇期，支持更多像亨通集团一样的吴江企业走进国际市场，实现进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全面转变。重点面向政策引领下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择若干新兴市场重点开拓，如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在方式上，一是鼓励企业基于所在产业链进行全球组织布局，不失时机的采取并购、控股、联营和营销网络、建设海外产业园区等方式，贴近和占有海外市场。二是通过兼并收购以及设立境外研发机构，输出本土技术，购买国外技术，实现双向互哺。三是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和能源，以高质量、高水平的产品和管理能力，承建、承包及运营境外工程：和目的国进行产能合作，输出吴江纺织业、装备制造业等优势产能，吸引相关配套企业迁建，就地建立全新的全球产业链，把开拓国际市场延伸到进驻国际市场。

（四）以“择商选资”为重要抓手，积蓄外贸发展新动能

扩大利用外资规模的同时，把“招商引资”转变为“择商选资”。在资本内涵上，紧密围绕实体经济，把利用外资与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结合，吸引更多与电子信息、丝绸纺织、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关联度高的科研技术服务、金融业、信息传输等现代服务业资本，争取以“引资”带动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研发机构、全球智慧的流入，切实服务于制造业。在企业类型上，一方面，继续紧盯欧美等发达国家具有高附加值、高产业渗透率和扩散性、高收益和吴江产业互补度强的高新技术企业，以相对优势吸引其入驻：另一方面，强化对国内先进装备制造业中轨道交通、工业机器人、高端医疗器械等有出口优势、外贸潜力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大型项目的争取。力争通过“招大商，选优资”为对外贸易增加新的出口源头和增长点，提高开放型经济的增长动能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