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翼飞

【摘要】本文将通过“产权—禀赋效应—交易费用”的概念模型来分析农民的“惜地”情结与土地流转抑制。众所周知，土地，在中国不同于传统的商品货物，农民赋予其特殊的情感寄托。实质上，土地变成了一种人格化财产，因而在传统产权与交易费用的模式下无法进行分析和解释，从而引入禀赋效应的概念。本文将分别研究禀赋效应与产权和交易费用之间的作用机制，解释为何在逐步明晰的产权制度下，反而会增加交易费用使得土地流转受到抑制。

【关键词】产权；禀赋效应；交易费用；土地流转抑制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代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正在发生两个重要的政策性转变，一是通过强权赋能不断提升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强度，二是通过加大支持力度推进农地的流转集中。自1984年中央一号文鼓励土地转包到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决议通过，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再到2008、2009年中央关于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这一系列政策都为土地的流转提供了制度的保证，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改善农业经营的规模，促进城镇化进程。

产权制度决定了什么能买，什么能卖，同时通过影响各类市场交易的成本来影响和决定事实上买卖什么，由谁买卖。因而，产权的清晰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也能提高市场的效率。然而现实的数据是，我国农户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但是与之相比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占比却一直处于滞后的状态。根据理论，若农户是理性人，面对逐步完善的产权制度，其应该通过流转来获利，但农地流转滞后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必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要素，是一种人格化的财产，因而有着极强的禀赋效应，引入禀赋效应，将成为产权与交易费用之间重要的一环。本文将重点回答两个问题：一、人地关系如何导致禀赋效应；二、禀赋效应又如何影响土地流转的交易费用。

二、土地产权与禀赋效应

（一）产权的界定

巴泽尔困境表明，在缺乏产权清晰界定并得到良好执行的产权制度时，人们必定争相攫取稀缺的经济资源和机会。产权的清晰界定划分了权利的边界，明确了买卖什么，由谁买卖，因而使市场产生了交易，提高了市场的效率。

在产权理论中，对于产权的界定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权利，即交易个人直接或间接地期望消费商品的能力，而经济权利往往是可以自我实现的：其二是法律权利，强化产权的法律权利比政府直接操办的效率更高。而在中国人情化社会之下，往往伴随着非人格化的交易，因此，我们引入了第三个要素，即社会认同，集体的信念与认知往往是扎根于人们内心且无法轻易改变的，它极具内在的驱动力。

可以理解的是，当某一产权满足上述一个或多个要素时，其所具有的产权强度、稳定性必然是不同的。而对于不同性质的产权，其效率也有所区别。

（二）我国的土地产权制度

我国土地制度的基本内核是家庭承包与土地均分。家庭承包制度下，土地的产权是由国家制度的安排且完全不经过市场。这意味着只要国家意志发生改变，产权制度也会有松动的可能，这样的产权制度是不稳定的。同时政府是由官僚机构组成，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形成的产权极有可能是歧视性的。而在土地均分政策下，将导致农民经济权利和产权效率的减弱。政策的不稳定性将导致农民预期行为的不稳定，除此之外，土地均分并未考虑偏好的差异性，丧失了效率。

而当前推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将市场交易引入，避免了国家直接分配的产权易于被改变的可能性，实则强化了产权的强度。另一方面，产权的流动性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并通过对行为的改变，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禀赋效应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同情，他指出一种现象：失去自己拥有物品所带来的痛苦，比获得一件同样物品所带来的喜悦更加强烈。此时的财产已不再是单纯的物体，而是一种人格财产。人格与财产的紧密相连使得丧失人格财产的痛苦无法通过替代品来弥补。

禀赋效应产生于交易，因而影响禀赋效应的因素往往与交易密切相关。第一，当人们的交易需求越高，引发的禀赋效应也就越明显；第二，物品的差异性越大，引发的禀赋效应也就越强；第三，人们持有一种物品的时间越长，禀赋效应越显著。

（四）禀赋效应与土地产权

我国农民赋予了土地一种情感和強烈的价值，因而在土地问题上，禀赋效应就尤为显著。

在众多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法律规定农地是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但超过60%的农民却并不认可。因此“国家所有”的认知增强了土地的禀赋效应。

其次，农民在土地的产权上具有长期持有的特征，大大强化了农户土地的人格化财产特征。在产权上的排他性与“垄断性”地位促使农民对于租金的追求，从而提高了其禀赋效应。

同时，土地体现的是农民的生存依赖性，以农为生，以农为业是当前农村地区的生存现状，单一的产权获利方式增强了其禀赋效应。

三、交易费用与禀赋效应

（一）交易费用理论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到：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确实是如上假设的，但在现实中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且若交易费用过大还会阻碍交易的进行。因而，在交易费用的约束下，不同的制度产生了不同的交易费用。通过交易费用框架，可以对各类制度的绩效进行分析。

在交易费用的范式中，对于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包括：交易的频率、不确定性及资产的专用性。

1.交易频率。交易频率往往受协议关系的稳定性的影响。当交易双方构建了专门的规制结构对协议进行管理则可以增加协议可信度与稳定度，交易的频率也会增加。因而交易的频率是在构建规制结构所花费的费用的基础上的。

2.不确定性。威廉姆森提出了两种不确定性：一是未来环境的不可预期性；二是行为的不确定性。

3.资产的专用性。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威廉姆森将资产的专用性概念引入对交易行为的分析，并将其划分为五类。当资产的专用性越强，其替代成本也就越高，再配置的交易费用也相应提高。

（二）交易费用与禀赋效应

由于土地的流转不同于传统商品交易的频繁特性，为其构建专门的规制结构显得不太可能，因而在此，我们并不讨论交易费用中有关交易频率对交易成本的影响问题。

1.针对人力资产的专用性

禀赋效应是受持有物品的时间长短的影响的，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若农民务农的年龄越大，务农的经验越多，即产生了累积性的人力资本，其对土地的依赖性也就越强，从而增强了他对土地的禀赋效应，影响交易费用。

2.针对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

我国现有土地政策的主要目的即是增强产权的强度，通过引入市场交易的方式，使得农民对于当前土地制度具有一个良好的预期，减少未来交易中对于制度改变这一因素的不确定性。然而，产权的增強实际上也扩大了农民对于土地的禀赋效应，抑制了土地的流转。

3.针对行为的不确定性

行为的不确定性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是对于流转后土地的用途，未来的价值的不确定性；其二是对于合约中有关租金、期限等合约形式的不确定性。这其中既有外部契约可行度的问题，也有内部农民的控制意愿的问题。这两类行为的不确定性越强，产生的禀赋效应也就越强。

四、基本结论与讨论

（一）产权的赋权与行使是对产权进行讨论的两个方面。国家通过可信承诺进行赋权确认了产权的法定性，社会的认同表明该赋权与人民的信念是相一致的。与此之外，赋权还影响着产权的强度，制度越稳定，产权强度也就越大。但产权强度对于产权的实施与交易的意义却并不是那么明了，与禀赋效应有着极大的关联。

（二）农民普遍存在的禀赋效应是农地流转抑制产生的重要原因。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土地本身的人格性财产特性使得农民的禀赋效应不断增长。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合约的明确化，使得农民在长期“垄断性”持有土地的基础上加重了对租金的索取。

（三）在交易费用理论中，科斯并未明确说明哪些因素决定着交易费用的大小。在威廉姆森的理论中较为则较为全面的探讨了有关交易因素以及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对交易费用的影响。但两人均未将权利主体的禀赋效用纳入考量之中。在禀赋效应的情况下，交易费用受产权强度影响，这之中的逻辑链条值得进一步思考。

（四）在制度绩效评价的框架下，交易费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禀赋效应引发的土地流转抑制，与最初的制度目标相违背，因此下一步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建立后续的制度来降低禀赋效应所引起的交易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