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顺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国学，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当代文化中的精华相融的学术精髓，从古至今延绵不断。

我国进入近代以来，国学教育传播有过多次热潮。20世纪初，即掀起一股国学热，晚清以后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成立“国学保存会”推广传播国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方文化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倡“中国文化复兴”力推国学复兴；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以为今用。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中国现代第一轮国学热序幕就此拉开，在新媒体推动之下，这一次的国学经典传播有着更加丰富的载体和形式。但在新媒体时代下，国学教育中研读经典原著的重要性被渐渐冷落，这值得引发思考。

一、大众传媒传播国学教育的利弊

利用大众传媒传播为载体传播文明与文化的方式早已有之。各国大学图书馆和传媒学院资料库，都藏有BBC制作于七十年代的长篇电视系列《世界文明》，是以大众传媒讲述艺术史的开山之作，受其影响，世界各地开始以影像的方式纪录研究本国传统文明与文化。

十多年前，国内名噪一时的电视节目《百家讲坛》曾风靡全国，成为我国通过大众媒介娱乐化传播国学教育的成功案例。其实，以电视为媒介的娱乐化教育形式，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出现。美国儿童节目《芝麻街》的播出，使四五岁的孩子可以名正言顺的在电视机前入迷地坐上很长时间，父母们也热切的希望电视能够多教孩子们一些有益的东西。对于《百家讲坛》的观众而言，虽然大多观众已是成年人。而对于看书，人们更倾向于专家们把晦涩的文言文，转化为有趣的故事说讲出来；把枯燥的原著变为更具有娱乐精神、诙谐幽默的电视节目。

这种以大众传媒为手段的国学教育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积极和高效的，它可以以很低的门槛吸引更多人的关注。但这种方式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其的优势下也存在很多弊端。诸如流于表面、以偏概全、曲解本意、过分注重娱乐性和观赏性等。

二、新媒体传播国学教育的利弊

《百家讲坛》如今早已被网络的喧嚣所冲淡，逐渐淡出国人的视野。2016年被称为直播元年，以多种互联网传播方式进行国学教育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也已经大量涌现。

这些新平台能够以弘扬国学为宗旨，集普及性、趣味性、时代性于一体。在社会上起到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其最大特点是超越了时空的局限，在任何方便的时间、地点都可以为各类人群提供内容丰富的文字、音频、影像等形式多样的国学内容，让高深的学术能够走入寻常百姓的视野和生活中，满足了人民大众多样化的精神需求。

但另外一面，新媒体因其自身独有的特点，较大众传媒更加放大了在国学教育传播上的弊端。新媒体的显著特点就是注重吸引眼球，是一种短平快、碎片化的传播理念。这就导致为了追求点击率和流量盲目追求轰动效应、戏说历史、娱乐大众。从而出现碎片化、肤浅化、快餐化的问题。

三、阅读国学原著的重要性

对于那些每天高强度工作后仍有学习国学的人而言，新媒体娱乐化教学确实可以寓教于乐。然而当把电视关掉，手机关掉，我们又能记得什么？学习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于“思考”。在媒体节目的教学中，让观众“思考问题”、“心生困惑”就意味着极低的点击率和流量。新媒体传播的敌人是：阐述、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任何用于演说的传统方式。简言之就是，越让观众动脑，就越失败。这就导致新媒体对国学教育传播的取向越来越碎片、肤浅、快餐。

西方著名媒体学家加弗里尔·萨洛蒙曾经说：“看照片只能辨认，看文字却需要理解”。其得出的结论是：“从电视上获得的意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段，不具备推论性；而从阅读中获得的意义往往和我们原来储存的知识相关，所以具有较强的推论性”。通过他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只有对文字的阅读，才能培养深层次的具有推论性的思维。

对于当下的国学热，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新媒体获取信息和阅读之间的问题，还要面对今人解读性的阅读和直接读原著的问题。

在国学热潮的推动下，很多专家的讲稿也被出版成书，如易中天的《品三国》，于丹的《〈庄子〉心得》等。这些书籍使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对原著的阅读，但也少了自己思考、领会、感悟的过程。因为读到的是作者归纳理解的东西，思路完全被解读者所左右。这并不是说作者解读的就不对，但传统经典的博大精深有时候并不是今人能非常精准、单一的解读明白的。

四、结语

因此，建议在以新媒体入门，对国学引起兴趣的广大读者，静下心来阅读经典原著。尽管国学原著是文言文、晦涩、难懂。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言简意赅、高度概括，其所蕴含的精深内容才更值得去研读、推敲。从而通过阅读原著的过程中获得“正讲”的国学，避免掺杂在新媒体中的部分“歪讲”、“俗讲”，甚至“邪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