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祖霞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隐语，南朝梁刘勰早在《文心雕龙·谐隐》中就提到“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1］15因其具有俚俗性，往往不被人们重视。自容肇祖（1924）、赵元任（1931）发表反切语类隐语文章后，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汉语隐语现象，其研究内容集中在定义与分类、结构形式、词典编写、文化内涵等方面；研究领域逐步扩大，涉及方言调查、民俗学、公安识别等多个方面。陈原（1983）、赵丽明（1993）、祝克懿（2003）、曹炜（2005）、郭熙（2006）、曲彦斌（2010）等都对隐语的界定有所探讨；李宇明（1995）、刘中富（2003）、郝志伦（2005）对隐语结构形式等进行分析；《中国隐语行话大辞典》等以现代汉语隐语为主要收录对象，少数辞书收录一些明清隐语；邵朝阳（2003）、邵燕梅（2012）运用田野调查等方法较全面考察了澳门博彩语、现代汉语商业隐语；孙一冰（1994）、贾临宇（2011）、欧阳国亮（2015、2016、2017）、李晓艳（2017）等分别探讨了方言中的隐语、其他语言中的隐语、犯罪类隐语以及隐语翻译等问题。从研究成果来看，学界比较关注现代汉语的隐语研究，未能对近代汉语中的隐语展开细致描写与深入分析。

明代笔记作品数量多，其中史料类笔记侧重于记载历史事件、佚闻逸事，“多就亲见、亲历和亲闻来记叙，内容较为切实，有许多第一手材料”［2］165-168，其语言文白相杂，词语资料丰富，有较高的语言学价值。目前相关语言研究主要在词语考释、专书词语研究等方面：杨继光（2008）等考释了部分词语；杨继光（2007）、郭培培（2011）等对《万历野获编》《客座赘语》等笔记的词语作了描写与分析；黄宜凤（2007）、唐七元（2012）、张君慧（2015）等则对其中的方言资料、训诂资料等进行了梳理；杨继光（2011）给《万历野获编》等书作了点校订补。从研究现状来看，明代史料笔记词语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有待加强，其中隐语类专题研究还不够充分。本文以《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出版）中的明代史料笔记为语料，对其中的隐语及其相关资料进行梳理与研究。

一、 明代史料笔记隐语的存在状况

（一）明代史料笔记中有关“隐语”的讨论

明代史料笔记中多次提及“隐语”，如《客座赘语》《庚巳编》《今言》《七修类稿》《贤弈编》等。《枣林杂俎》《四友斋丛说》等则提到“廋辞”“廋语”。如：

（1）廋辞，隐语也，世遂讹为庾辞。张王屋一日言，《汉书》中云“庾死狱中”。余曰：非“庾死”，乃“廋死”也。《论语》云：“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说文》廋字从广义，从叟声也，如庇、庥、庋、庀之类，皆从广，乃覆蔽隐匿之意。……因庾、廋字最相近，叟字臼字笔稍连，中间转笔稍直，便成庾字矣，故此二字易于讹舛。（《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六，第325页）

明人何良俊在其笔记《四友斋丛说》中指出“廋辞”就是“隐语”，讹为“庾辞”。他从字形结构、字义等方面，指出“廋”为正字，因其与“庾”字形相近，“廋”讹为“庾”。这一解释比较合理，但他所引用的材料存在误用的情况：“庾死狱中”应为“瘐”字。颜师古注：“瘐，病也。囚徒病，律名为瘐。”

（二）明代史料笔记隐语资料的存在状态

明代史料笔记虽以文言为主，但夹杂着不少隐语资料，这些资料主要出现在史料笔记的正文、作者的随文注释（正文的夹注）之中。其所隐内容，有的正文中已经指明，有的则需要我们分析后才能获知其所指。如：

（2）小娥梦父谓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复梦其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客座赘语》卷六，第186页）

（3）一小又一了，眼上一刀丁戊扰。……牛宿三宫称宰辅，君臣不顾徒伤嗟。（《枣林杂俎·仁集》，第127页）

例（2）是从前人文献中辗转引用而来的。谢小娥的父亲、丈夫被杀，托梦与她，凶手分别是“车中猴，门东草”“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得其解，时人亦不能辨，后来陇西李公佐“凭槛凝思”，才“乍然了悟”：凶手应是申兰、申春。“车”的繁体为“車”，“車中”为“申”字，“申”又属猴，用“猴”来强化“車中”所指，“車中猴”即“申”字；“门”“东”的繁体分别是“門”“東”，“草”又写成“艹”，“東”与“柬”形似，“门东草”合成“蘭”（简体“兰”）；作者指出“禾中走”是“穿田过”，即“申”字；“一”“日”“夫”组成“春”字。例（3）中“一小又一了”即“李”字，“眼上一刀”即“自”字，“丁戊”即“成”字，“牛宿”是星官名，属金，是牛，暗指李自成的手下牛金星。可以看出，这些隐语具有一定人为的隐蔽性特点。例（2）中作者在文中指明隐语所隐，例（3）的隐语则需要分析才能获悉。

在梳理的这些隐语资料之中，我们发现：一是其存在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大多数情况隐语资料是零星夹杂在笔记之中的，仅有极少数笔记的隐语资料略为集中，有的笔记未见隐语。二是存在形式多样。或在正文中，或在夹注中；或有解释，或没有解释。其中在正文或夹注中指明隐语所隐的形式比较多。可以看出，如果没有解释，“言此意彼”的隐语客观上给阅读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碍。故，扫除此类障碍，疏通文意，才有助于我们解读笔记作品，把握相关信息，充分发挥其在语言、历史等方面的研究价值。

二、 明代史料笔记隐语的类型

明代史料笔记中文字构成的隐语居多，其中又以“拆”字式隐语为主。把一个字拆开表意，这种方式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盛行。明代文献中有“一日夫（春）”“丁戊（成）”“贝者贝戎（赌贼）”“才丁（打）”“八刀（分）”“十八子（李）”“卯田（留）”等，这类隐语是根据字形直接拆分形成的，有的比较容易辨认，有的则曲折表意，不好理解，如上文提到的“车中猴”“禾中走”等，它们具有半隐蔽性的特点。

有的是通过“减”的方式重新组织出新隐语的，如：

（4）丰吏部南禺坊游妓馆，题曰“虫二”，谓风月无边也。（《枣林杂俎·和集》，第103页）

“风”的繁体为“風”，去掉“風”的外围，即为“虫”，去掉“月”的外围，即为“二”。《枣林杂俎》中解释“虫二”为“风月无边”，暗指发生在妓馆的男女风月之事。“虫二”是“减”字式隐语。明代史料笔记中“减”字式隐语还有“草头（苏）”“木脚（粱）”“草头古（苏胡）”等。如果没有解释，“虫二”在具体运用中就会“造成交际障碍”，从而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除了借助文字字形构成的隐语外，明代史料笔记中还有借助语音构成隐语的。如：

（5）三阁老闻之果大笑，乃戏曰：“我道是齐雅秀，乃是脐下臭。”盖因其姓名之声而讥之，应声曰：“我道是各位老爹是武职，原来是文官。”以文为闻也。三公曰：“母狗无礼！”又答曰：“我是母狗，各位老爹是公侯。”侯者猴也。（《戒庵老人漫笔》卷一，第11页）

“脐下”暗指下身，阁老借妓女姓名“齐雅秀”之音，讽刺其是个“脐下臭”。“文官”谐音“闻官”，妓女反讽对方是“闻官”。阁老用“母狗”来骂妓女无礼，妓女答以“公侯”，“侯”与“猴”音同，“公侯”即公猴。“母狗”“公猴”都是把人当作动物，即骂人如禽兽。妓女不好直接反驳阁老，只好借助隐语来表达。这类隐语使用同音字来达到曲折表意的目的，它们是临时仿造的，需要有一定的语言环境，具有临时性的特点。

明代史料笔记中还有借助比喻、拟物等修辞手法形成的隐语。这些为数不多的修辞类隐语往往会给人独特感，从而取得较好的表达效果。如：

（6）戏市倡曰千人捏，千人捏似蟹，大如钱，壳甚坚，壮夫极力捏之不死，俗言千人捏不死，因以为名。或以戏市倡云。（《戒庵老人漫笔》卷五，第197页）

明代杨慎早在《艺林伐山》中就详细地解释了“千人捏”，其后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以夹注的方式加以引用。《正字通·人部》：“倡，别作娼。”［3］48“市倡”即妓女，用“千人捏”来称呼妓女，暗指其淫乱，非常形象。类似的还有“孔方（铜钱）”等。

明代史料笔记中的隐语主要是通过“加、减、拆”等方式形成的，即利用汉字的可拆性形成的隐语是明代史料笔记的主要形式。汉字具有的“可离析性、视点的多维性和形象性特点”［4］49是文字式隐语产生的前提条件。此外，笔记中也有一些借助语音、修辞等方式形成的隐语。这些隐语大多具有隐秘性的特点，有的还有临时性的特点。

三、 明代史料笔记隐语的成因

隐语是语言交际过程中人为制造的，作为一种社会方言现象，其形成既与社会背景、文化系统、语言发展等客观因素有关，也与使用者的主观需要有关。明代史料笔记隐语形成的因素主要有：

（一）戏谑、讽刺的需要

语言具有经济性原则，“辞达而已矣”是其基本要求，但有时为了表达的需要，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人们又用曲折的话语去表达，这样可以达到娱乐、消遣的目的，从而增强语言的趣味。如“虫二”是文人给妓院题的词，实则暗含嘲讽之意。“文官（闻官）”“公侯（公猴）”等则是妓女巧妙地使用同音字来暗讽阁老。这些隐语具有鲜明的表现力，给人以幽默风趣、诙谐机智的快感，满足了人们消遣的心理。

（二）保密的需要

偷窃、拐骗等行为不想被他人获知，这就需要曲折表意。如《水东日记》卷一：“此即今京师小李之类。‘小李’云者，意为昔时此贼之首，犹健讼所云邓思贤耳。”“小李”指扒手。又如《菽园杂记》卷十四：“京师有依托官府赚人财货者，名撞太岁，吴中名卖厅角，江西名树背张风，盖穿窬之行也。”“树背张风”“撞太岁”“卖厅角”隐指古人依托官府，赚人财物的行为。《菽园杂记》卷七：“京师有妇女嫁外京人为妻妾者，初看时，以美者出拜，及临娶，以丑者换之，名曰戳包儿。有过门信宿，盗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拿殃儿。”“戳包儿”即调包的行骗行为，“拿殃儿”则指一种骗婚行为。从“树背张风”“撞太岁”“卖厅角”等可以看出，隐语往往又具有地域性的特点。

（三）避讳的需要

“在多数语言中，涉及死亡、性和生殖、排泄等内容的词语往往在禁忌语之列。”［5］60汉语亦然。首先，人们对死亡、疾病等有所顾忌，不愿直接表达时就会采用比较含蓄的方式。如《庚巳编·九仙梦验》中“撩膝（了膝）”，隐指其母最终因膝盖有病而死。其次，排泄物等也是人们不愿直接表达的，如《菽园杂记》卷十三：“轮回酒，人尿也。有人病者，时饮一瓯，以酒涤口，久之，有效。……服药误矣，吃小水好。”“轮回酒”“小水”均指尿。最后，性让人难以启齿，至于男风更是有悖伦常，人们更不愿明说，当不得不表达时人们会选用其他来代替。如《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妍媸，各以其类相结，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抚爱之如婿，弟后日生计及娶妻诸费，俱取办于契兄。……近乃有称‘契儿’者，则壮夫好淫，辄以多赀聚姿首韶秀者，与讲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诸少年于子舍，最为逆乱之尤。”晚明时期闽南地区男妓盛行，“契弟”“契兄”“契儿”系因此而出现。刘士义认为“契父与契儿之间的关系更倾向于家妓关系，强调一种淫赂维系。”［6］42类似的还有“弟兄（宫女的太监丈夫）”等。

四、 明代史料笔记隐语的发展

从明代史料笔记隐语产生的途径来看，少数是前代的沿用，如“一日夫（春）”“十八子”等，多数是明代新出现的，如“虫二”“拐老”等。《客座赘语》卷一：“其畧人之人，俗曰拐老。”“拐老”，即拐骗人口或财物的人，其构成是“动词+老”，“老”为词尾。“+老”在“汉语隐语行话中用得比较普遍”［7］276。明无名氏《墨娥小录·行院声嗽》中有“听老（耳）”“嗅老（鼻）”“摇老（舌）”“鸣老（鸡）”“缠老（蛇）”“蘸老（盐）”“扣老（拳）”等。“拐老”是仿造原有语言形式形成的，这是新隐语产生的最直接的途径。

从明代史料笔记隐语的发展来看，有的隐语在后代得到沿用，如“契弟”“虫二”“小李”“八刀”等。“契弟”在清代文献中仍指男同性恋中被当作女性的一方。如《红楼梦》第九回：“（薛蟠）因此也假来上学读书，……只图结交些契弟。”徐珂《清稗类抄·方言类》：“契弟，男子卖淫者也。”鲁迅在《致林语堂》提到“虫二”，即“不准人开一开口，则《论语》虽专谈虫二，恐亦难，盖虫二亦有谈得讨厌与否之别也。”这些在后代得到沿用的隐语毕竟是小部分，而大部分隐语没有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隐语是说话者权宜而作，“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1］15，这类临时性的隐语，一般情况下生命力不强，如“脐下臭”等；一些隐语则在方言接触中被淘汰，如“撞太岁”“卖厅角”“树背张风”所指相同，但源自不同方言，使用范围也不同。“撞太岁”在明代的《梼杌闲评》《型世言》《还魂记》《明珠缘》《五色石》《帝京景物略》等小说、戏曲、笔记中时有出现，并沿用至清代的《醉醒石》《续金瓶梅》等文献中，如清钱大昕《恒言录》：“依托官府赚人钱物曰撞太岁。”而“卖厅角”“树背张风”在其他文献几乎没有见到。

可见，隐语作为一种社会方言，虽然有其独特性，但其发展遵循着汉语词汇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五、 明代史料笔记隐语研究的价值

明代史料笔记隐语研究可为《汉语大词典》、隐语类词典等提供资料补充，对汉语隐语研究、近代汉语研究起着推动作用。

（一）明代史料笔记与汉语隐语研究

史料类笔记的写作体例大多以条目为主，这与其“随笔记录”的方式有关，也与其内容庞杂有关。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的序言中言及“足版所到，奚囊所余，星野山川之较，昆虫草木之微，皇宬国策、里语方言之赜，意得则书，懒则止，榻前杖底，每每追维故实，索笔而随之。”［8］7即明代文人们把日常生活、读书治学、交际游历等中的“所见所闻”随笔记录了下来。汉语中出现的一些新兴的、特殊的词语也成为文人们记录的对象之一，如“里语方言”、新产生的口语词、源自国内其他民族的外来词、源自其他国家的外来词、隐语、詈词等。有时，他们往往不满足于仅仅记录词语，还要对某一词语现象作出详细的解释。因此，这些新兴的词语、特殊的词语，常常以最快、最真实的方式出现在文人的笔记，尤其是史料类笔记中。而这些词语出现在同时代的其他文献，如古白话小说、戏曲等文献中时，往往是其已经被汉语所“接纳”的时候。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文人“惟时作杂记，聊以消闲”［9］474的目的，恰恰为近代汉语词语研究提供了真实的材料，也为汉语隐语的断代描写提供了鲜活的资料。

（二）明代史料笔记隐语与词典编写

隐语，从外在形式来看，主要以词为主，也有一些看上去是短语，但表达的却是一个概念，因此，隐语是一种带有“语”质的词语。有学者给它界定为“某些社会群体所使用的故意不让外人所知晓的秘密词语”［10］177。对隐语而言，隐秘性是其主要特点之一。为了达到保密、诙谐等目的，人们常常使用一些交际双方才懂的隐语，这样就促使一些隐语呈现出临时性的特点，即隐语的存在与使用往往限于某一部书或某一作者的作品中。多数情况下，这些隐语不会成为汉语的一般词汇，不需要被纳入《汉语大词典》等语文工具书之中。但当隐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成为人们阅读中的障碍时，就需要被收入一般词典中去。《汉语大词典》收录了“八刀”“撞太岁”“才丁”“十八子”“轮回酒”“小李”等，但漏略了“虫二”等。

隐语类词典是专类词典，它既是隐语研究的成果形式之一，也是隐语深入研究的“资料库”。明代史料笔记中的隐语，应是隐语类词典收编的对象之一。但学界多关注现代汉语隐语的研究与词典编写。如《俚语隐语行话词典》等中涉及少数明代隐语，《汉语隐语论纲》中涉及一些明代隐语，这两者的隐语资料大多源自当时的《金陵六院市语》等隐语行话的辑释专集以及《金瓶梅》等文学作品。因此，明代史料笔记隐语研究可为专类词典的编写提供丰富的资料，从而推动汉语隐语研究的深入开展。

综上，明代史料笔记中隐语资料的分布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其存在以正文指明隐语所隐的形式为多。与同时代的小说相比，明代史料笔记中的隐语类型不够丰富、数量不够多，这与笔记主要以文言为主的语言特点有关。明代史料笔记中隐语的形成主要与使用者的主观因素有关，表现在保密、避讳、讽刺等方面。隐语具有隐蔽性，人们在不愿或不能直接表达时选择隐语来曲折表意，但有时也会故意利用隐语的这一特点来达到娱乐、消遣的目的。明代史料笔记中隐语主要用于娱乐、消遣方面，这与笔记“惟时作杂记，聊以消闲”的写作目的一致。明代史料笔记的隐语还具有地域性、临时性等特点。结合其特点与形成、发展的情况来看：隐语虽然有其独特性，但其发展遵循着汉语词汇历史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