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环境系统变迁中的陕西省“三农”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2018-03-29郭艳妮

水土保持通报 2018年1期

张红，郭艳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杨凌 712100)

社会科学关于“三农”转型，自然科学对于生态环境和农业发展分别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讨[1—5]。概括而言，①近30 a来，社会科学对于“三农”问题的著述持续发酵，围绕“三农”问题的呈现、成因及对策展开了深入详实的探讨。随着农业、农村及其自然、社会环境形势的发展变化，“三农”研究也相应地切换主题：农业由改造传统农业转向产业融合；农村由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农民由生存伦理转向民主诉求。但是，其研究内容均缺乏适应生态—社会—环境系统变迁的“三农”融合发展探究。②近20 a来，自然科学对于环境问题日益重视，研究思路可归纳为：区域自然地理概况→区域开发过程→经济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环境变化对区域经济的制约→人地关系的演进特点及其历史教训[6]。自然科学关于环境概念的理解总体上仍局限于生态环境层面，且着重阐述自然环境与区域经济的相互影响[6]。但从“三农”发展历程看，变迁路径沿着家庭单元→乡村社区→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的脉络演进，“三农”越来越强烈地受到外在社会环境的影响，即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对于土地流转的促进和乡村振兴的反哺。鉴于生态—社会—环境系统变迁与“三农”发展的割裂式研究现状，亟需打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村社会学的边界，开展生态—社会—环境系统变迁中“三农”融合发展的农业农村政策研究。

本文的生态—社会—环境系统是指一种包含农民在内的农业与生态环境、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共生和循环关系。在实际应用中，将生态环境分解为耕地面积、农药/化肥/农膜使用量、水土流失面积三项指标，将社会环境分解为乡村/城镇人口、农业/工业生产总值、公共服务/农林水事务支出三项指标。本文对陕西省6大农业经济区6个典型县的基本农情进行实地调查(表1)，对陕西省2001—2014年“三农”发展状况的文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7]，旨在分析陕西省“三农”融合发展态势以及面临的生态—社会—环境系统变迁的影响，探究陕西省“三农”融合发展的路径，为建设“富裕陕西”、“和谐陕西”和“美丽陕西”服务。

1 陕西省生态-社会-环境系统变迁与“三农”融合发展的关系

陕西省横跨半干旱、半湿润和亚热带湿润三大气候区，生物类型多样，生态环境较脆弱。全省年均降水量670 mm且集中在6—10月，易造成汛期暴雨洪灾和非汛期干旱。陕西省坡地所占比例大，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59%，占全国土壤流失量的1/5。农业人口1 790.5万占全省总人口的47.4%；2014年，第一产业占全省生产总值1.77×1012元的8.8%[8]。该区社会发展进程总体滞后于经济建设，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不仅要强化和整合农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还应构筑“三农”融合发展的生态—社会—环境系统。从历时性视角看，陕西省生态—社会—环境系统与“三农”融合发展的互动关系可归为三个阶段。其中，1999年、2005年与2015年是三个重要拐点。1999年国家在陕北实施大规模退耕还林政策，极大地改善了区域环境。2005年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综合性的新农村建设，但政策设计并未在陕西省得到实质性实施。201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绿色化”发展理念。

(1) 第一阶段(1949—1998年)。陕西省因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叠加以及生态劣势积累，导致植被面积减少，水土流失，生态失衡及河湖水文状况恶化，农业生产选择轮作制以获取相对稳定的收成。畜禽粪便资源在一定程度也成为耕地土壤和环境潜在污染[9]。从这个角度讲，陕西省社会发展史也就是生态环境变迁史。以粮为纲的过度经营使陕西省农业一度出现“大跃进”和农业组织方式的失误，激进的做法并未解决生存问题。1978—1998年，以化肥、农药、农膜为代表的现代农业要素投入及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虽极大地释放了农业农村生产力，解决了温饱问题，但环境恶化随之突显：化学化促使农业面源污染；单作化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连作化使得土地生产力下降；专业化打破了种养业的有机循环；环境的荷尔蒙和粮食武器化；社会结构的断裂与不平衡发展等。另一方面，环境的不可持续反过来又对陕西省“三农”融合发展构成压力，并且导致漫长的生态修复过程。

(2) 第二阶段(1999—2014年)。陕西省6个样本县的水土流失面积经过多年综合治理呈现下降趋势但仍有动态性上升趋势；化肥农药使用量普遍提高；洛川县因苹果产业结构升级，农膜使用量下降，其余5县增幅较大，尤其是定边县增长近27倍；洛川县耕地面积逐年下降，与其1999年以来实施退耕还林政策有关。长武、凤翔、西乡、商南县耕地面积下降。与同期城镇人口、工业生产总值提高相比较，城镇化与工业化对县域生态—社会—环境发展影响显著。但榆林市定边县例外，逐年增加的耕地面积反映了该区多年的防风固沙、人进沙退取得明显成效。在公共服务/农林水事务支出方面，6县均持续增长，尤其是后者的增幅更大(表1)。

表1 陕西省不同农业区域生态-社会-环境系统的基本情况

注：表中包含2个数据的单元中，其上下行数据分别代表农药和化肥使用量。

该区的土壤有机质主要受退耕年限和植被类型的影响[10]。但在产量约束与增收激励下，地方政府“GDP至上”引致现代化陷阱：陕西省生态—社会—环境系统的恶性循环构成“三农”融合发展的瓶颈，即问题视角下的环境与“三农”，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仅是缺失潜力的问题“环境”与缺失优势的问题“三农”，而不是把目光投向二者之间良性循环的发展可能与态势；采取先发展经济，后保护环境的分割式做法，没有将二者有机联系起来做整体上的分析，最终带来的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3) 第三阶段(2015年至今)。陕西省的生态—社会—环境依然不容乐观，县级行政区划中28个为生态脆弱区和6个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11-12]。陕北的荒漠化面积高达2.99×106hm2，是全国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年均入黄泥沙量占黄河三门峡以上区域多年平均输沙量的一半；关中水土流失、水质污染及工业污染严重，二氧化硫与烟(粉)尘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极大地制约了“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陕南长江流域地区面积占长江流域总面积的4%，年输入长江泥沙量却占12%[13]。陕西省10个地市经济实力与环境承载力协调度总体差异大，西安市所处的关中地区发展好，陕北地区次之，陕南地区的安康市和商洛市经济实力较弱[14 ]。6个样本县社会环境的调查显示，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陷入低报酬的停滞困境，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始终维持在30%左右；青壮劳动力外流疏离了农村家庭关系、解构了社区秩序。与此同时，生产生态约束下的综合发展效应开始在陕西省显现，生态文明建设启动了生态系统修复与绿色农业发展，农民从生产生活中的获得感引发对乡村价值的重新认识。尤其是中共中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荒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退耕还林还草，目的是使农村成为更加美丽宜居的国民生产生活新空间”，进一步指明了今后生态—社会—环境系统与“三农”融合发展之间的关联性。

2 生态-社会-环境系统变迁中陕西省“三农”融合发展的路径阐释

在陕西省，生态—社会—环境系统变迁中的“三农”融合发展沿着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收入结构→阶层结构→社会结构的路径，呈现渐次发展态势。

2.1 农民消费结构的转型

连续15 a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导向显示出由农业现代化转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实发展与黄宗智的论断不谋而合：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经历着消费结构中粮食—蔬菜—肉蛋奶比例由8∶1∶1向5∶3∶2转型，未来将实现4∶3∶3的变革[15]。陕西省1990—2012年的城镇家庭人均农产品消费支出显示，消费结构中粮食所占比重有所波动但呈现下降趋势；肉禽及其制品、菜类等农产品消费快速攀升。其中，肉禽及其制品人均消费从1990年的109.15元提高到2012年的716.92元。菜类人均消费从83.50元提高到538.90元。从消费市场的发展趋势看，农业注定不再是简单的扩大再生产，农业与生态—社会—环境系统的关联性越来越密切。要保持农业发展的持续性，在经济作物供给侧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必须将其施加于生态环境的负荷减少到最低限度，处理好增长与发展的关系，增进农业在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净化大气和稳定社会等方面的功能。

2.2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市场上消费需求的转化，引起了大规模的从传统以粮食为主的种植业向菜果种植以及种养结合的饲养业转化。陕西省消费结构转型导致了多米诺骨牌效应：①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由粮食作物向资本和劳力双密集的经济作物转变，即从以粮为纲转为粮—菜—果并重。1999—2014年间，农业各项产值增长由高到低依次为：“水果—坚果—茶叶—香料”，增长了12.5倍，“蔬菜园艺作物”提高9.6倍，“谷物及其他”上升了3倍[16]。2014年，蔬菜园艺作物和水果坚果茶叶香料在农业总产值(1.87×1011元)中所占比例已达70.7%。产值相较于产量，对于农民收入提高的意义更大。随着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逐步提高，不仅要吃饱，还要吃的好，更要吃的健康。因而对于果蔬与肉蛋奶的品牌追捧、质量保证和档次定位的要求将持续上升。反过来，市场需求会倒逼农产品生产环境的优化。②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引发了产业链的延伸，进而促进农业內外部的产业融合。一是产前的农资供应、产中的种养环节与产后的加工储运有机衔接，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二是实现了农业与农村环境保护、乡村旅游、农耕体验、农村教育、文化产业等多业态的深度融合。产业调整和产业融合吸纳了更多的就业人口，随之而来的效应则是农民职业分化。

2.3 农民职业结构的分化

传统农业生产分工限于家庭内部的“男耕女织”，但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中，务农不仅成为一种职业，而且随着农业功能的不断拓展，职业分化呈现细化深化之势。目前，陕西省职业农民分化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6个样本县的调查显示，“生产经营型”农民不仅关注农业生产，更加关心农业经营，活动范围覆盖农业产业化的全链条，从业者具体包括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骨干等。“专业技能型”是链接农业科技与广大农民的二传手及示范者，伴随现代农业发展，其内部分化出农业工人、农民技术员等劳作者。在乡村，技术精英逐步取代政治精英上升到社会上层，说明现代社会分层中的职业素质取代传统道德素养成为评价农民的第一标准。“社会服务型”是联系市场、走向社会的桥梁和纽带。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其内部再次分化为农产品经纪人、农机手、植保员、防疫员、沼气工等具有服务能力的从业人员。由此可见，现代化背景下的陕西省职业农民既是农业生产经营者，也是食品安全的捍卫者、市场风险的承担者、美丽乡村的建设者。因此，他们的职业意识随之孕育出来，职业层次打通了向上流动的渠道。

2.4 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

农业变革与农民分化直接带来了农民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变化。1990—2014年，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上升(翻了15倍)。收入结构主要由工资收入、转移支付与农业收入三部分组成(表2)。其中，工资收入14 a来增长近20倍，转移支付增长14倍，农业收入增长5倍。这些变化的数据表明：打工经济从无到有对农民生活贡献最大；2005年是历史转折点，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一号文件产生的政策效应是国家由吸取型转化为反哺型，农业收入随之连年增长。实地调查发现：农业增收及美丽乡村建设引发大量外出务工者返乡就业创业；农民由一味追求经济理性开始向追求环保意识、品牌建设的社会理性过渡。另一方面，收入结构变化造成了良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农村阶层结构分化。

表2 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与纯收入结构[7]

2.5 阶层结构流变

黄宗智认为中国隐性的农业革命造成社会构成变革——农村“中农”的崛起。不断壮大的中间阶层使得阶层分化，由不合理的金字塔形趋向合理的橄榄形。促使陕西省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巨变的原因主要有两项：①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外出务工，近10 a来快速地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2009年，陕西省首次出现城市人口高于乡村居住人口的境况；2004年后，陕西省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口每5 a以90万人的速度向其他行业转移[7]；6大农业经济区的调查资料显示(表1)，县域乡村人口逐年下降，而城镇人口则表现出逐年上升态势。其后果一是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庭经济模式；二是减少了附着在土地上的人口，进而通过土地流转催生了农业规模化经营。②留守乡村从事粮食生产的劳作者改种经济作物或从事非农产业，导致第一产业从业者急剧下降，第二、三产业人口上升。在6个样本县的调查发现，处于塔尖的富裕农户占总户数的20%，一般固定资产多达千万，存款都在百万以上。他们大多从事建筑业、运输业、煤炭生意，早已在城镇买房定居；60%的农民从经济作物种植及乡村市场化发展中受益，形成了占主体地位的中间阶层，人均年收入4万元以上，跨入小康行列；还有15%的农户因各种原因丧失了发展机会，人均年收入3～4万元，处于中下阶层；其余的5%因病致贫或因残致贫，是精准扶贫的对象，处于农村中的下层。总体而言，流变的社会机制促使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结构出现[17]。

2.6 社会结构变革

一个现代农村社会结构的初显，预示着陕西省农村社会进步与农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变革时代：①职业分化必然导致同质性群体发生经济地位与社会声望的异质性分化，现代意义的社会阶层结构显现；②农业商品化及便利的交通通讯引致农产品流动。渭北苹果、秦岭北麓猕猴桃、陕南生态茶叶、陕北小杂粮等独具鲜明地理标识的特色农产品显示出由初级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国际市场的延伸趋势；③农民的流动不仅扩大了活动半径，而且成功地通过技术实现向上进阶：职业农民→农民技术员→初级农技师→高级农技师→技术输出；④农业市场化与社会化的日臻完善，促使村落边界从经济边界→行政边界→文化边界→社会边界；社会关系沿着血缘→地缘→业缘渐次打开；⑤在陕西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三农”融合发展路径以农业产业结构转型为起点，职业农民分化为节点，农村社会结构变革终成终点。社会结构的变革改善了“三农”融合发展的生态—社会—环境系统。

3 生态-社会-环境系统变迁中影响陕西省“三农”融合发展的因素分析

“三农”融合发展是一种选择的关联变迁，是外力作用和内源机制相互结合的变迁方式。变迁中既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也面临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强劲的发展动力(见表3)。

3.1 “三农”融合发展的压力

“三农”融合发展的压力既包括生态环境恶化与产品质量下降的困境，更源于广阔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

(1) “三农”割裂式发展形成相互牵制的循环圈。目前，陕西省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经营面临如下新情况。①农业方面：经济作物需求量的增大，必然使得农作物的复种指数提高，进而对化肥、农药的依赖性更大，不仅造成严重的农业污染，也带来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水土流失面积和风沙过渡区仍然是陕西省高度生态脆弱的重点[11]，农业基础薄弱且经济落后；农业就业比重偏高及劳动生产率低。②农民方面：6个样本县的调查显示，男性和女性务农的比例各占24.7%和75.3%，占比43.3%的务农者年龄在50岁以上，高达84.5%受访者的教育水平处于初中以下，农业劳动力综合素质呈现结构性下降。③农村方面：精英外流导致“空巢社会”显现；因缺乏乡村建设的资本、人力和有效的组织管理，农村中的二、三产业无法获得长足而充分的发展；“原子化”农民难以达成实质性合作，乡村治理深陷内生发展乏力的共同体困境。④“三农”方面：农业、农村与农民之间形成互构：小而散的土地规模构成了小农为主体的社会关系根基，数量庞大的小农群体对土地的依赖又对农业形成超稳定作用。在缺乏外力冲击下，农业农村无力彰显现代化效应。

表3 生态-社会-环境系统变迁中“三农”融合发展的压力、潜力和动力

(2) “三农”发展滞后于经济社会总进程，生态保育滞后于“三农”发展。①近年来，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效，2016年，人均生产总值54 047元，城镇化率达到53.92%，皆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根据陕西省“十三五”发展规划，到2020年，同步够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是，陕西省“三农”发展却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农业产值占GDP总量的比例20 a间下降了12.7%(表4)。6大农业经济区的6县调查显示(表1)，农业/工业生产总值14 a的变化幅度由高到低排列：商南、长武、西乡、凤翔、定边、洛川。其中，商南县的农业生产总值增长仅6.05倍，工业生产总值增长高达129.2倍。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陕西省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工业部门，工农收入、城乡差距逐渐扩大，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村的边缘地位进一步巩固与强化。②“三个陕西”建设中，“富裕陕西”主要指的是经济，“和谐陕西”侧重的是社会，“美丽陕西”则主要针对生态环境。总体而言，美丽陕西建设是短板。1994年陕西省一、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1.5%，43.2%和35.2%，表现为“三一二”的特点，20 a后仍然是如此格局，且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上升。产业结构连接生态环境与经济活动，制造业对陕西省GDP贡献最大，也反映出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最大。因此，陕西省的产业发展亟需生态化调整。另外，陕西省“三农”内部发展亦不均衡，农业改造提高了综合生产力，但没有解决滞后于农业的农村建设和农民发展问题。“三农”发展的三重滞后，不利于夯实共享发展基础，也不利于“三农”内生潜力释放与外在要素“能量交换”。

表4 陕西省三次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7] %

3.2 “三农”融合发展的潜力

虽然压力重重，但转型时期的陕西省“三农”早已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而是越来越多地卷入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经历着一个渐进的量变积累阶段。①农业潜力。连续15 a的中央一号文件反映出国家关于农业改革的目标越来越明确，思路越来越清晰：供给侧、调要素、可持续、重质量。实践中，陕西省现代农业包含的核心要素都发生了重要革新：农地制度的深入改革给生产力、生产关系调整带来巨大空间；产业结构调整潜力很大；农业技术的选择从片面追求经济价值向追求综合价值的生态—社会—环境转变。②农民潜力。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15年，陕西省新型职业农民的规模为10 000人，广泛活跃在农业生产经营第一线，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主力军。③农村潜力。继续推进的城乡一体化建设逐步实现了城乡在医疗、教育、住房、社保、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均等化；同步规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6大农业经济区6县的公共服务/农林水事支出变化表明(表1)，定边县的公共服务支出增幅最大达到2.75倍，凤翔县的农林水事支出幅度最大达57.6倍。根据陕西省“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制订)，未来5 a，陕西省在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强农村基础设施以及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方面已有重大布署，目的在于促使城乡之间在资源、文化上互相融合与互相认同。

与此同时，“三农”融合的生态—社会—环境系统也在发生变革。201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发展。“五化”协同对于陕西省而言内涵丰富。2016年来，陕西省采取植树造林、坡耕地改造、土地整治等方式，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 600 km2。11个市(区)和70个县启动了《陕西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年)，有力地推动了农业主导产业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生态—社会—环境效益；工农结合使得农业不再仅是农业社会的农业，而是朝向产业融合的方向发展；城镇化在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同时，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机遇；信息化发展为农产品远距离交易提供平台，农民成功实现产值翻番的目标。

针对“三农”融合发展的内源潜力和外在基础，唯有将农业治理、小农改造与农村转型放到生态—社会—环境系统变迁的背景中长远谋划，才能促使“三农”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影响更加广泛，相互作用更加直接。

3.3 “三农”融合发展的动力

①国家作用。生态—社会—环境系统变迁中的“三农”融合发展，有赖于国家主导的扶持性、服务型和设计性的计划变迁。一是政府不应仅从经济思维出发做出决策，即不是通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行掠夺性经营，而是坚守农业的多元价值和农村的多种功能，进一步完善系列创新性制度的重构。二是促使“三农”的生产政策、生态政策与社会政策有效衔接与合理分工。②市场力量。随着农产品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更应秉持永续发展理念，创造出一种相互联合与综合循环的生态—社会—环境系统。③组织角色。根植于陕西省乡村的合作组织由单一经济功能的专业合作社，转变为具备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综合农协：整合原子化的乡村人际关系和衰败的道德文化，重新凝练乡村社区精神。④职业农民。“三农”融合发展过程中最核心的要素则是“人”的变化。农民在为市场生产时，实现身份→职业，小农→公民的转变。⑤生态环境。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由片面强调“生产”转为“生产生态”并重。良好的水土保育与生态环境塑造了一个自律性、创造性和完整性的地理空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繁荣景象。

4 生态-社会-环境系统变迁中“三农”融合发展路径的思考与建议

4.1 “三农”融合发展路径的顶层设计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伴随农村社会的现代变迁、农民现代性的习得而渐进式地同时、同步实现。在分析总结“三农”融合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需要从顶层设计生态—社会—环境系统变迁中“三农”融合发展合力及张力的政策制度。

首先，从农业、农村、农民三位一体的政策构想出发，研究“三农”融合发展的政策理念，即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目前，农业需要的是农产品质量保障和农业多功能发挥；农村需要“看见山，望见水，留住乡愁”的持续发展；农民需要的是生存环境的改善和自在的生活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振兴乡村战略：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反映出今后国家设定的发展理念将由单一的生产目标转向综合化的生产、生态和生活全面发展。农村作为一个集生活消费、生产传承和生态保护于一体的生存空间，国家应在基础设施完善与公共服务供给两大方面继续加强农村建设，通过对农村“山水湖，田林路”的综合治理，使之成为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面对社会对食品安全、环境可持续及美丽宜居乡村的新要求，农业由单一的生产功能向生态、休闲、文化等多功能拓展日益重要；关注农民的权利需要与发展诉求，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发挥，也就践行了国家创造魅力乡村的政策目标。

4.2 “三农”融合发展路径的内涵式取向

关于“三农”融合发展的方向，需要探究的是压力、潜力和动力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如果来自内部，属于变迁现实本身内在的潜能和倾向；如果来自外部，则是对外在刺激和挑战的回应。本研究认为：“三农”融合发展的“三力”不仅来自内部，即“三农”自身拥有资源与能量的释放对于国家政策调整和市场运行走向的影响，而且更源于外部的生态—社会—环境系统。外力与内力之间逐步连通与顺畅，达至“选择”变迁。因此，“三农”融合发展方向必然经历一个由外部力量主导的嵌入式外延扩张到内外相辅的融入式内涵发展过程。只有以制度政策的形式建立生态—社会—环境系统的长效机制，充分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统筹兼顾农村软硬件建设，来自外部的力量才能演变为良性互动的变迁内力。

关于“三农”融合发展的过程，既有量变过程中“事件”的累积，也有累积到临界值的质变。这一过程历经同质到异质，简单到复杂，散乱到整合。如果将传统—现代看作是一个连续谱的话，量变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靠近”现代化，“三农”融合的历程既不是一蹴而就的即刻完成，也不是简单的三元割裂，需要经历断裂、延续、再造、创新的漫长演变，需要伴随生态—社会—环境系统的演变而发展。发展的愿景是农业转变为生态农业，农村转变为美丽乡村，农民转变为职业农民。

4.3 “三农”融合发展路径的协同视角

“三农”融合的变迁路径不仅是一个由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收入结构→阶层结构→社会结构转型的单向过程，也是一个生态—社会—环境系统互为因果的建构过程。不同地域因资源禀赋与原始积累的差异会呈现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也存在共性：生态—社会—环境调节下的“三农”协同发展。学者贝塔朗菲的系统理论有助于从系统论视角理解“三农”协同发展，从整体论出发推进“三农”建设。即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18]。“三农”作为一个系统，不仅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等要素的投入，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生态—社会—环境系统的影响。而且，伴随全球化及现代化趋势，生态—社会—环境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全面和深入。如此一来，要素组成与影响因素不是简单的堆积，也不是“条块分割”，而是有机构成的一个稳定且持续的系统。怎样确保系统的有效运转？发展目标定位于农业、农村与农民的三位一体，促进农业增产，农村富丽，农民增收。促使生产、生态、生活的可持续发展；“三农”协同的发展策略应伴随生态—社会—环境系统的变化而变化；发展措施上应推动农业产业融合，美化农村环境，培育职业农民；发展序列中农业依然是基础，但需统筹“三农”在生态—社会—环境系统变迁中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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