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庆

一、图书版权引进情况

1990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2年，我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成为国际公认的版权公约组织的成员国。从此，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开始为中国版权贸易工作保驾护航。在法制越来越健全和法律制度环境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规模逐年扩大，图书版权贸易的渠道也越来越多、操作手段更加多样而丰富。因而，在我国加入《伯尔尼公约》之后的这十年间，在我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中，版权的引进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

首先，我国引进版的图书数量在此时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有了质的飞跃。国家版权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此阶段，我国引进的图书版权的数量在逐年增加。与之相对应的，输出的图书版权数量逐年减少。对比来看，1992年是道分水岭。1992年以前，我国图书版权引进数量一直小于版权输出数量；1992年之后，我国引进的图书版权的数量逐渐开始大于输出的数量。2002年，我国图书版权引进数量迈过了一万种大关的门槛。在我国加入WTO后，版权贸易的发展随之也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从此开辟了新征程。

我国加入WTO后，图书版权贸易开始向全球化的市场进发，呈现出大跨步发展的趋势。版权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也越来越凸显，社会价值也越来越巨大，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

2008—2013年，我国版权引进工作稳定发展阶段。版权引进总量从2008年的16969增加至2013年的18167种。其中，图书版权引进的数量从2008年的15776增加至2013年的16625种，发展迅速。其他种类如各种音像制品、电视和电台节目也有了持续而稳定的增长，而电子出版物、软件、电影版权引进的数量逐年下降。

从引进版权来源地看，我国图书版权引进地主要集中在欧美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近年来引进图书较多的国家和地区为日本及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美经济发达国家，占引进总量的近八成，美国更是占引进总量的50%以上。

从引进版权的图书内容上来看，引进类别越来越多样化。20世纪末，我国引进作品主要以文艺类、语言类、生活类图书为主，品种较为单一。到了21世纪，图书的版权引进开始发生了变化：图书品种持续增加，图书所涉及的领域和范围逐渐扩大，科技类、经管类、学术类图书开始占据重要位置。2009年之后，在大的图书分类上，社会科学类图书在我国图书版权引进中占据榜首，其次是自然科学类图书，再次是综合类图书。

版权贸易的引进能力是版权引进的主要影响因素，它与国家经济水平、文化背景差异及国民受教育水平等方面息息相关。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我国的对外贸易额显著增加，图书版权贸易也获得极大的发展。相比版权输出而言，版权引进的增加表现更明显。数据显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图书版权贸易表现出了正相关，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图书版权的引进更有利，越能满足人民求知欲望。此外，文化差异也对图书版权贸易产生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尤其是语言和观念上的差异，这对于图书版权贸易的影响极大。自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以来，中西方交流更加通畅，国人的求知欲增加，更想要了解国外知识文化，这也促进了这些年来版权引进的繁荣。文化背景差异越大，需跨越的文化距离也越大，越不利于贸易的产生。因此，某种程度上文化差异与图书版权引进成负相关。我国对亚洲地区的日本等地的版权引进案例较多也说明了这一点。此外，教育水平对图书版权贸易也产生重要影响。从宏观方面来讲，国民接受教育的程度及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民的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从微观方面来讲，教育水平影响着个人的生活习惯，进而影响个人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人口受教育程度对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受教育程度影响着消费结构，进而对图书版权贸易产生影响。调查显示，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引进版图书需求也越高；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低，对引进版图书的需求也越低。

图书版权引进对我国的文化和经济都有重要意义。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预测我国图书版权仍将处于引进大于输出的情况，这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在图书版权引进的内容上，图书版权引进品种越来越多样化，这也使图书版权贸易在我国科教兴国战略中发挥的作用更加显著：一方面，版权的引进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国内供给的不足，另一方面，版权的引进有利于拓展消费者的选择空间，有利于繁荣文化市场，是扩大对外交往的需要，可大力促进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版权引进既有利于我们向国外学习更先进的科学技术、运营模式及管理经验，又有利于刺激我国出版行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可以使我国出版行业的视野更开阔。图书版权引进还有利于我国出版行业的调整优化，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为推动经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二、图书版权输出情况

中国人第一部授权外国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作品是1924年德国的欧根•狄特利希出版社在辜鸿铭的授权下，由施密茨翻译的德文版的《中国人的精神》。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的现代意义版权输出许可贸易。1933年，林语堂在美国出版了《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在这本书上，林先生共收得了12.4万美元的版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版权贸易，是1953年5月我国与英国劳伦斯出版社就《毛泽东选集》英文版达成协议。1988年，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成立，这是内地第一家版权代理机构。1990年9月7日，我国著作权法颁布，并于1991年6月1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颁布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长达41年作品版权没有法律保护的历史。1996年，国家版权局第一次正式对图书版权贸易进行统计。国家版权局在1995年首次公布了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统计数据。从此以后，国家版权局每年都会对上一年度的版权贸易数据进行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以后，我国内地出版社才有了全面开展国际版权贸易的环境与法律依据，中国的对外版权贸易才走向正规化之路。

2008—2013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版权输出的种类持续增长，从2008年2455种增长到2013年的10401种，主要种类集中在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电视节目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录音制品、录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电视节目增长很快，输出地集中在美国和英国。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以往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品种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如中医药、传统国学、武术、绘画书法类版权等方面。近年来，除了传统的版权输出品种，在科技、文化、少儿、文学领域也有长足进步，尤其是科技类图书的输出所占比重不断增加，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体现了世界渴望了解中国的需求。广播和影视版权的输出也富有成效。广播和影视企业常常采取座谈会、专题会、对接会等形式帮助企业达成实现走出去目标。多家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企业通过租赁、收购、兼并、购买播出时段等方式在境外开展广播影视业务。版权输出的产品形态从过去单一的图书、期刊版权拓展到音像电子、数字版权等多种形态。

从输出目的国家和地区来看，美国和英国还是我国目前版权输出地集中度较高的地方。近年来，我国数字化在新闻出版业应用的总产值每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以网络游戏出版、手机出版、互联网出版等为标志的新型出版业态像一匹黑马，一批大部头、专业性强的出版物通过数字版权实现海外输出，也带动了纸质图书版权的输出。“十三五”以来，新闻出版“走出去”更加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利用最新的技术，载体正从以纸媒为主走向纸媒与数字媒体并举，走出去呈现更多元化额局面。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电子书海外销售收入已经超过500万美元。

尽管我国的版权输出数量增长显著，版权输出途径不断探索，但尚不能改变国际出版竞争中我国出版业总体仍处于弱势的局面。

三、对我国图书版权前景的展望

我国图书版权的输出与引进除了在品种总数量上，有较大的差距，在运营经验、商业模式、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也有较大的差距。一方面，由于文化背景、语言环境、阅读习惯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图书选题及内容要获得国外市场的认同并不容易，有“水土不服”的原因。即使有了一些作品之前已经获得了成功，但要判断一本国内市场热销的图书是向海外输出版权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还是很难判断。另一方面，稀缺的专业翻译人才和昂贵的翻译费用是中国图书版权输出所面临的一大障碍。一本文学类图书的翻译费动辄几十万元人民币，而且周期长达数年，这严重影响了国外出版社引进我过图书的积极性。国内出版社提供不了高水平的译者，也会影响到作品的海外宣传效果。更重要的是，有的出版社都没有专门的版权输出部门。有部门从事版权输出工作的，最长也就四五年时间，一般也就三五人。这些从业人员对于国外出版市场的了解、渠道的熟悉还不够深入，要建立彼此间的信任和畅通的合作需要时间。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国家规划进一步提出使新闻出版产品、服务、企业、资本“走出去”，扩展版权输出与对外合作出版的区域和范围，提高版权输出质量。为此，各大出版社只有坚持从各自的产品和市场出发，积极探索，用更加专业的眼光，才能将优秀的作品以更有效的方式推向海外。

[1]刘晓蕊.2013年中国引进版图书概览[J].出版广角，2014（3）：44-47.

[2]徐启建.中国出版开练“外向”功夫[N].中国教育，2006-09-07（5）.

[3]李建伟，王志刚.版权贸易基础[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