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一

中国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传统社会向发达商业社会转型，商品经济规律在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不断渗透和扩张，商品意识、消费观念逐渐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话语。在文化层面，逐步形成了以高度商品化为标志，以大众闲暇为条件，以满足大众消费欲望来赢利的一种新兴文化。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这种文化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文化现象。在这么一种文化语境中，大学本科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古代文学史教学，尤其是与之相关的古典诗词教学，受到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鲜明地体现在学生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排斥、对经典诗词作品产生的隔膜感、对文学史上重要作家多层面的不认可、对文本中蕴含的崇高价值和古典美学的消解与嘲弄，以及教师面对新形势下诗词教学的边缘化的不适应和尴尬。如何在此文化背景下寻求古典诗词教学方式的创新和改革，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不仅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古代文学史教学至关重要，对如何在新的时代传承包括古典诗词在内或者说部分承载于古典诗词之中的民族优秀文化、构建文化自信也有着非凡的意义。

一、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诗词教学的困境

后现代文化，又称后工业社会文化，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国，70年代盛行于整个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到了20世纪80年代风靡世界，成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精神渗透哲学、美学、文艺学、社会学等理论研究领域和建筑、绘画、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电影、电视、广告等文化产品的制作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其在西方社会兴起的原因既包括战后西方资本主义获得了平稳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公众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也与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电子、信息、光纤通信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实质性的突破，电视、电传、电脑、激光唱片及现代广告等新兴大众传媒广为流传密切相关。此外，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资本逻辑、商品法则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中，文化生产与工商业联姻，形成所谓“文化工业”。后现代文化一改传统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化的精英立场，变成深受资本与商品逻辑支配的消费文化。其与大众传媒相联系，具有模式化、类型化和批量复制的特点。传统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化总体上是文化创造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进行深刻体验和反思后的创造，带有形而上价值的严肃的精神产品，后现代文化则是没有深刻体验、没有历史感的、仅仅反映瞬间体验的平面化产品。①姚登权：《后现代文化与消费主义》，《求索》，2004年第1期。而其影响，无论正面还是负面，在我国也开始逐步显现。

首先，后现代语境主导下的大众文化放弃了对终极问题的关心。在后现代文化视野中，人类一切庄严、神圣、崇高、理想的事物都成了游戏，世界呈现的是一幅支离破碎的画面，后现代文化则是高度空间化、视觉化、类象化、图像化、甚至是无主体的、拜物教的。其次，后现代主义介入了市场机制，走向了商业化。文化与商品亲密无间，结成同盟，文化产品变成了商品，商品化的逻辑贯穿于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再次，后现代主义全面进入了日常生活，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集中体现在后现代文化的阅读是非解释性的、消遣的、轻松的，并且是一次性的消费。

在这么一种后现代语境中，古典诗词的教学不可避免地遭遇困境。据笔者在唐宋文学史教学过程中的观察，学生大多喜欢宋词大过于喜欢唐诗，他们更喜欢“心无彩凤双飞翼”（李商隐《无题》）、“人生若只如初见”（纳兰性德《木兰词·拟古决绝词柬友》）这样的句子（当然也包括当代作家安意如《人生若只如初见》这样的诗词鉴赏类畅销读物），更喜欢听古人的趣闻掌故和八卦轶事，而对“人世几回伤往事”（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人事音书漫寂寥”（杜甫《阁夜》）、“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样的诗句以及诗句中蕴含的历史之思、兴衰之叹与宏大抱负比较无感。这种现象当然与时代的变迁有关，古人所遭遇的处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观念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更不用完全认可接受，因此产生某种程度的隔膜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的。不过当代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难以接受古典诗词乃至众多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却是后现代文化的浸染和侵袭。当今大学校园并非象牙塔，大学生受到社会文化包括后现代文化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这对他们接受古典诗词的状态影响尤深。古典诗词本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因，从字形结构看，“诗”字从言从寺，按照汉字形声字的造字规律，从“寺”之字，意义多与“规正”“法度”等义相关。“诗”字的造字本义应为规正人行、使之有法度的言辞，也就是说，“诗”字是在指代讽谏之辞的意义上产生出来的。①马银琴：《从〈诗经〉看“歌”与“诗”的分立与合流》，《文学评论丛刊》，第三卷第1期（2000年）。因此，古典诗歌（包括后来“以诗为词”的词作）本身就天然带有一种崇高的价值，承载着诗人对现实世界秩序的理解和建构。但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这种崇高的价值被消解、被戏谑，微信中大量戏说古代诗人轶事、戏解古典诗词的文章正是这种文化思潮的体现，而这种文章大量被阅读被转发的事实更说明后现代文化的深入肌理。本身，这些文章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商品，由其为媒介，古典诗词也就具有了文化商品的属性，成为一种消费品供特定人群消费，不可避免地要迎合大众趣味，追随流行时尚，顺从市场需求，甚至采用反审美的形式主义的表现方式。因此，作为消费品的古典诗词不仅其崇高价值被消解，而且往往遭遇被市场化包装、碎片化阅读、浅俗化图解、一次性消费的命运。

当代大学生普遍更崇拜资本英雄，更羡慕日进斗金的娱乐明星，他们大多不能理解古代诗人的宏伟抱负和高尚趣味，反而某种程度上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是现实生活的loser（失败者），也把“诗可以怨”（《论语·阳货》）的悠久传统理解为抱怨、传播负能量。这在我与许多学生的课下交流中也得到部分证实。“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本是中国人对古代经典作品特别是诗歌进行阐释的悠久传统，只有深入了解诗人所处之时世、所遭之境遇，理解他们的喜怒悲欢以及种种难以言明的曲折心愿与复杂心情，理解他们崇高的人格和超凡的人生境界，才能理解这些作品，也才能欣赏诗人是如何将种种情事以艺术的方式展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②欧阳修：《六一诗话》载梅尧臣语。。而如果丧失了对诗人人格和古典美学的基本认同，这种艺术欣赏是无法完成的。然而当下的现实却是这种不认同是多方位的，既有对诗人的人生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不认可，也有对表达方式的不认可。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被看成是不切实际，古诗讲究含蓄“意在言外”，也被当代人戏谑为“不是人话”。不仅于此，古代诗人细腻的情感也为当代许多大学生所嘲笑，被理解为女性化的性格特征，如果有个男生也像李商隐深情地写下“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李商隐《天涯》），十有八九会被认为很“娘”很“作”；如果还有位男生“只恐夜深花睡去”（苏轼《海棠》），拿着根蜡烛自拍发朋友圈呢？此外，中学阶段对古典诗词的填鸭式背诵教学和限于教学大纲的模式化解析，也让许多学生对古典诗词产生厌恶之感，这种先入为主的情感在进入大学阶段仍可能有所保留。而且当代学生更喜欢图像化的说解（配图最好是当今一线男星“小鲜肉”扮演的古代诗人），拒斥以疏解赏析文字为主的传授方式，更不用说像古人一样涵泳诗句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了。本质上这也是后现代文化弥漫的一个结果。

因此，当下古典诗词的教学必然面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学生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排斥、对经典作品产生的隔膜、对重要作家多层面的不认可、对文本中蕴含的崇高价值和古典美学的消解与嘲弄这么一种困境，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也时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这么说或许有以偏概全之处，因为也不乏有学生对古诗词还是抱着纯粹的热爱之情，但基于笔者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的观察，这些现象较大范围的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文学史课程中诗词教学的重要性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古典诗词的教学呢？既然它已“不适应”这个时代，我们将其束之高阁可好？答案是否定的，原因首先就在于诗词教学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文学史课程的重要性。文学史并不只是一个个作家或作家群体的名字、文学思潮和所谓名篇、作品选的连缀，它生长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文学史中的作家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有着自己独特的出身、遭际、交游、思想、情感和身处的时代，在中国“诗言志”传统的感召下，那些诗篇就是他们的呼号呐喊、当哭之长歌，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大序》），本质上讲都是其真实的心声。不仅于此，作品也是文学思想、理论、批评最生动的实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甚至可以忽略掉那些诗人的名字，忽略掉那些文学论争的内容，只在这些具体的文本中探寻文学史的历程。

其次，文学史某种意义上也是思想史和艺术史，它展现的是人的精神的发展、创造美的方式的发展。那么，探寻人的精神如何走向觉醒自由和解放，美如何被创造，创造的方式如何得到创新，文学经典就是最好的标本。一篇篇作品表现出来的独特思想、幽微情感、遣词造句的创新、意象的组合变化、叙述的节奏安排、诗体的演进轨迹以及“生产”它们的机制，就是文学史最生动也最直观的体现。

再者，我们以往的文学史教学存在一个弊病，就是用种种概念框定一个作家，结果学生并非真正理解这些作家，他们只记住了一个个概念和符号，比如李白就是豪放的，是浪漫主义的，杜甫就是忧国忧民的，是现实主义的；记住这些概念只为应付考试。而只有对经典文本深入阅读才能真正理解这些作家，理解这些作家在作品中所展示的生命；即便作家有意在作品中展现另外一个自己——类似西方经典叙事学中“隐含作者”的概念——但这也是其人格的一部分。理解作品是理解作家的必由之路。

跳出文学史教学来说，今天我们讲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从哪里来？毋庸赘言，这必须来自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深刻反思和深层认同。而古典诗词既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传统文化最形象、最优秀、影响最深远、传播最广泛的承载者之一，因为其书写生命书写心灵的特性，在传扬传统文化方面，甚至比一些器质性的文物更为深刻也更可感人，其价值和效果是其他一些传统文化载体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学习古典诗词对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构建文化自信，对抗全球性的后现代文化带来的“娱乐至死”价值观、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消费主义，也有着非凡的意义。

三、教学理念和方法的改革

因此，面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古典诗词教学的困境，我们不能退缩，而是要迎难而上。而首先要做的就是革新我们的教学理念。我们的文学史课程教学不能只是为灌输一个个所谓的知识点，只满足于学生记住“初唐四杰”“文章四友”“苏门四学士”“永嘉四灵”是哪些人并在答题纸上写出来。我们要试着让学生在浩瀚的文本中——对于唐宋文学史而言，主要也就是诗词——找寻历史演进的脉络，“重构”自己的文学史。并且通过具体的文本学习，引导学生既考查作家的经历交游，又深入其心灵世界，并了解文本被“生产”的机制——是个人的独吟，还是群体的创作；是宫廷的应制奉和，还是诗人间的联句竞赛，了解除了那些著名作家创作之外广泛存在的文学活动。这不仅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何为文学史，也可让那些有志于进一步深造的学生掌握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路和方法，为研究生阶段打下基础。而面对后现代文化语境普遍存在的现实，我们的教学理念也不能食古不化，一味与之对抗，而是要因势利导，让诗词教学部分迎合当下的某些时代需求，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具体在方法上，根据笔者这些年来的教学实践，初步探索出一些新的教学方式，现暂列一二，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是重拾经典，深入阅读，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这既包括作品的句词分析、体格分析，也包括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每个作品都产生于鲜活的历史之中，是彼时政治经济社会面貌的曲折展现，也是文学史上承前启后或大或小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对作品的讲析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比方说，前面举的李商隐的“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的例子，如果不了解诗人写作时的处境以及当时这一特殊群体表达情感的特殊方式，只是以今度古，那无疑诗人和这个诗篇都是可笑的。试想如果是这样，我们又怎能真的理解这首诗，理解诗人以及他创造的非凡的文学成就，又怎能认同这些我们民族文化最美妙的篇章呢？再比如说，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乐府诗题的来源，不了解之前的梁陈宫体诗和之后以兴象玲珑、气象高华为重要特征的盛唐诗篇，我们又怎能理解这一“横绝”的“孤篇”竟是“宫体诗的自赎”最完美的展现，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是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环？

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还可引导学生理解古人高尚的情怀、坦荡的心灵和活泼高雅的生活趣味，更进一步理解生命的伟大、自由的可贵，而不甘心于只作物质的奴仆、浅薄娱乐的观者和舞者。虽然“萧条异代不同时”，但我们与古人都是尘世间的“远行客”，都是人类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道路上蹒跚前行的同路人和探索者，我们在为自己的生命寻找一个诗意的栖居时都有着足够的真诚，那平平仄仄的声符、草长莺飞的江南、画船听雨的季节，那千树万树梨花开遍的塞外，那响起一声长笛散入满城春风的高楼，那闪烁着琥珀光芒的醉乡，那李白杜甫苏轼的月夜，不就是一个最充满诗意的自由的居所吗？我们也要让古人的抱负“对接”当下的理想，将古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嫁接”成一名当代大学生应有的对社会民生的关注。总而言之细读文本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的教学要适应时代，但并非一味迎合，有所改变有所坚持才是我们的初心。

二是我们的教学改革也并非一味地与当下后现代文化对抗。实际上，文学的娱乐功能是其属性之一，文学的大众传播、接受、消费同样也真切地发生在文学史上，构成文学史演进的一个层面，抑或说是内在动力之一。不仅更市民化的说话、戏曲、章回体小说是如此，就诗词而言，白居易《与元九书》自言有“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连唐玄宗李忱《吊白居易》诗中都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宋词更是如此，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侠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就是一个显例。诗词在当时已具备某种消费品的属性，有些创作特别是一些特殊的体裁也存在迎合市场的现象，这与我们说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文学的某些命运存在相似之处。既然这种文化也在历史上促进过文学的发展，参与过文学的传播，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一味拒斥呢？

针对后现代文化重娱乐、重视觉、重体验、重参与的特征，在文学史课程有限的课时里我设计增加了一些较为新颖的教学方式。

（1）诗词创作。适当给学生讲授一些关于古典诗词创作的常识，比如近体诗的格律、入声字的辨认、各种词牌的音情和与之适应的主题等等。这样既增加了课程的趣味性，也可使学生了解创作的甘苦，理解不同诗歌体裁如五言古诗、七言歌行、律诗绝句各自独特的美学特征，比直接生硬的传授效果要好得多。

（2）诗词编曲演唱。古代诗歌很多可以演唱，著名的“旗亭画壁”的故事就说明这一点，词更是配合演唱的音乐文学。我在课堂上让学生尝试谱曲（由于并非音乐专业的学生，并不要求写出乐谱，只需即兴歌唱），既可“还原”《阳关三叠》的宛转、《塞下曲》的苍凉，又可利用现有道具模仿“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和“关西大汉，铜琵琶，铁卓板，唱‘大江东去’”（俞文豹《吹剑录》），还能谱一些似乎不可歌的诗篇，想唱就唱，十分灵活。

（3）诗词接龙。这种方式既可要求学生摘取不同诗篇中的句子上下句顶针接续，如“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将进酒》）——“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杜甫《旅夜书怀》）——“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秋瑾《鹧鸪天》）——“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李端《听筝》）——“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王昌龄《从军行》）；也可就一首诗要求接上上句。利用这种方式，不仅学生的诗词阅读量大大增加，而且对一些以前视如畏途的长篇诗歌或组诗如杜甫的《秋兴》八首、“三吏三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慢慢地也能通篇背下来并产生亲近喜爱的情绪。更重要的是，这些诗歌微妙的美感在这种游戏中逐渐浸润学生的心灵。从知识的掌握来看，他们不知不觉中理解了不同诗人的风格以及形成这种风格的修辞手段、艺术手法，理解了各种诗体的美学特征；从人格培养上看，这也是一次好的人格教育和美学教育。这是之前概念化的教学方式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4）诗词故事或情景排演。古代诗歌中有一些情节较为完整的叙事诗，也有叙事成分较多的抒情诗，可以让学生试着排演这些诗所写的情节，体味故事中人物的情感。再者，由于古典诗词讲求含蓄，往往事在言外，又或者用一些跳跃的画面、意象、典故勾连起一件事情，比如说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如果遇到这类诗，可让学生合理地自行“脑补”情节、增设人物加以排演，这样不仅增加课堂的趣味性，而且学生对这些诗篇的印象往往很深，也能理解古典诗歌叙事的微妙之处。当然，以上这些方法还需进一步改进，在实践中验证其有效性。

总而言之，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古代文学史课程中的诗词教学确实会遇到一些困境，但我们要以一种积极的心态面对这种挑战，努力探索一些适应新时代的教学方式。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古典诗词这一中华文化的美丽花朵在新时代将绽放得更加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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